孙中山与梅屋庄吉友谊的渊源（上）

○步平

缘起

从2011年2月到2012年1月，我5次到日本的长崎。之所以如此集中地访问长崎，是与在2011年纪念辛亥革命百周年之际向长崎赠送孙中山与梅屋庄吉夫妇的铜像有关。

提到孙中山，多数中国人的头脑中大概会浮现出身着大衣、左手叉腰，右手指向前方，既庄重又潇洒的那一形象，这一形象其实就是来自出生在长崎的日本人梅屋庄吉为他制作的铜像。中山先生去世后，梅屋庄吉为了表达对友人的怀念和弘扬孙中山的精神，委托日本当时制作铜像最有名的筱原雕金店制作孙中山的铜像。第一座铜像完成后送到南京，安放在当时的中央军官学校。铜像高2.5米，重1吨。1929年10月14日举行了揭幕典礼，国民政府主席蒋介石也参加了。梅屋庄吉在宣读亲笔书写的祝词时表示，制作铜像的意愿绝非单纯的纪念，而是“希望为建设永远的三民主义的国家，为实现统一和平共同努力”。现在，这座铜像保存在南京中山陵藏经楼前的石阶上供人们瞻仰，另外的三座分别在广州的黄埔军校旧址、中山大学和澳门的国父纪念馆。

赠送给长崎的孙中山与梅屋庄吉夫妇铜像

东京松本楼中的梅屋庄吉小型展览

与孙中山有过交往的日本人在千人以上，而梅屋庄吉是相当重要的一位。一方面，他曾倾其所有，无私地支持孙中山的革命事业，另一方面，夫人德子还促成了孙中山与宋庆龄的婚姻。所以，在讨论纪念辛亥革命百周年活动时，是不是能制作梅屋庄吉的铜像送到日本呢？这是2010年讨论筹备纪念活动时的设想。

本来，我开始想将铜像送给梅屋庄吉的后人在东京日比谷公园中开办的饭店——松本楼。2006年我曾到这家饭店用餐，当时的主人——梅屋庄吉的外孙小坂将介绍孙中山与梅屋庄吉友谊的画册送给我，还领我参观了设在门厅的小型展览。那里介绍孙中山在日本的革命活动，还展示了宋庆龄弹奏过的一架钢琴。2008年，胡锦涛总书记访日的时候，还专门到这家饭店用餐，并参观了展览。当我将赠送铜像事告诉了接任饭店主人的梅屋庄吉重外孙女小坂文乃时，她建议把铜像送给梅屋庄吉的家乡长崎县的长崎市，而且主动同县知事中村法道联系。于是，就有了我对长崎的一年5次的访问。

在访问之际，日本朋友向我赠送了一套介绍长崎的系列丛书——《旅游的长崎学》（《旅する长崎学》）。刚刚看到这套书时还有些奇怪：把旅游地作为“学”来对待的，这还是第一次。但结合一年来的各种体验，确实感到了解长崎果然是一门学问。这个系列中的几篇感想，其实就是结合访问长崎的体验读《长崎学》的体会。

孙中山与梅屋庄吉

2011年2月17日，我、汪婉和小坂文乃三人乘飞机从东京羽田机场前往长崎。为了能够当天往返，我们选择的是早上7点半的飞机。

上飞机后，小坂女士拿出不久前刚刚出版的她的一本书给我，书名为《出演革命的日本人》（《革命をプロデュースした日本人》）。书的开头讲了她小的时候几次从祖母（梅屋庄吉的女儿国方千势）那里听来的梅屋庄吉与孙中山的故事。所以，我们的谈话也就从孙中山与梅屋庄吉的友谊谈起。

孙中山与梅屋庄吉于1895年在香港第一次见面。当时，29岁的孙中山正在为革命事业而奔波，27岁的梅屋庄吉则在香港开照相馆。令人惊异的是：两人的这一次见面竟奠定了长达20年亲密兄弟般的跨国友谊。孙中山去世后，梅屋庄吉在香山碧云寺孙中山的衣冠冢前回忆30年前两人在香港见面的情形时说，两人畅谈天下大事，“关于亲善、东洋的兴盛、人类的平等的认识完全相同”，“现在见到先生的遗骸，好像嘴唇还在动的样子，不相信先生已经不在了”。

“中日亲善”、“东亚繁荣”、“人类平等”是从两国到东亚再到世界的三个逐步递进但又有些理想化的目标，两人就是在这样的目标下成为了朋友。当然，作为革命家的孙中山不仅只有理想。他认为要实现那一目标需要在中国建立人民自治的共和制度，而推翻障碍共和制建立的清政府则是首要任务：为了中国革命的未来，只有打倒腐败的清朝，否则没有革命的成功。梅屋庄吉深受感动，决定以财政支援，表态说：你来组织军队，我来提供财政支持。

孙中山与梅屋庄吉在香港会面后不久，决定组织广州起义。而梅屋庄吉的表态可以说是一诺千金，从此便努力为孙中山的革命活动筹措资金，为孙中山往来各地提供旅费，倾其所有、完全无私地支持孙中山。1905年，梅屋庄吉联合日本志士——同样是孙中山朋友的宫崎滔天、萱野长知等在东京有乐町设立中国同盟会后援事务所，不断向革命党人提供支援，为办《民报》筹助经费，为1911年广州起义提供武器。作为当时办各种企业的梅屋庄吉来说，固然比较富有；但是也有遇到困难、经济拮据的时候，不过只要孙中山的革命事业有需要，梅屋庄吉即使到处拆借，也要提供支援。

孙中山去世后，梅屋庄吉一如既往地保持着对孙中山领导的事业的忠诚。1928年，中日关系恶化，梅屋庄吉批评对中国采取强硬外交政策的政友会的田中义一内阁，而支持采取国际协调与不干涉内政政策的立宪民政党。也就是在这时，他将铸好的孙中山铜像送到中国，受到当时国民政府的热烈欢迎。1931年，他开始策划制作电影《大孙文》，把宣传孙中山作为自己的最大事业。虽然因九一八事变而导致电影计划搁浅，但他在武昌起义时派人在中国拍摄的反映革命活动的影片，至今仍是最重要的历史影像资料。

梅屋庄吉1934年去世。他的后人虽然一直与中国保持着友好往来，但都保持着低调。孙中山的名字在日本几乎尽人皆知，辛亥革命的影响在日本也相当大，但是在长崎，真正知道梅屋庄吉的人却寥寥无几。在辛亥百年到来之际，作为其重外孙女的小坂文乃觉得应当为其先人做些什么，所以几次到长崎讲演，介绍孙中山与梅屋庄吉的友谊，写了这本书，同时筹备在日本和中国的展览，还筹划拍摄反映孙中山与梅屋庄吉友谊的新的电视片。这样，我们的铜像计划与小坂的努力可以说虽是“殊途”，但“同归”在梅屋庄吉的家乡长崎。

不知不觉，飞机开始下降，长崎到了。走出机场时，看到了来接机的我国驻长崎总领事李文亮和长崎县政府顾问藤泉。自从提出在长崎安放梅屋庄吉铜像的建议后，李总领事就开始同长崎县政府各方面联络。而长崎县政府在纪念辛亥百年之际将举办以孙中山与梅屋庄吉友谊为主题的展览，负责人则是藤泉。此前，我们通过电话和电子邮件多次联络，这一次的主要目的是考察长崎市，特别是确定铜像的具体事宜和在长崎市安置铜像的地点。

长崎鸟瞰

2011年在长崎灯会上制做的孙中山与梅屋庄吉的彩灯

刚一见面，李总领事就让我们观察长崎机场大厅的特点。大家环顾四周，发现大厅的上方悬挂着一串串大红灯笼，上面写着“长崎灯会”四个汉字，十二生肖动物形象的彩灯则夹在中间，似乎还有红楼梦、西游记等故事中的人物彩灯。李总领事问：看到这些灯笼，是不是觉得有些中国春节的气氛？这样一说，确实提醒了我们：长崎机场大厅的装饰中真的有许多中国元素。但春节在中国已经过去了，而日本不是没有农历春节了么？李总领事笑了，说：华人对长崎的影响的确是机场装饰具有中国元素的原因之一，但还有其他的原因。通过接下来的考察，自然就会明白。于是一行人登车，前往长崎市内。

这天雨下得不小，间或也有停的时候。为了让我们对长崎有一个比较全面和直观的了解，汽车没有直接进入市区，而是开上一座名为稻佐山的高地，以便居高临下地观察长崎的地形。汽车停在半山的停车场，我们打着雨伞沿着石阶向山顶攀登，周围都是生长了数十年的树木，虽然是冬季，但仍然枝繁叶茂，与中国北方的风景迥然不同。山顶有为俯瞰长崎市容而修建的展望台，站在这里，可将长崎市尽收眼底，一览无余。据说在这里观夜景更为惬意，可惜这一次没有时间了。

从展望台上，可以360度地观察周围。雨中的长崎，更给人一种朦胧的感觉。其实，长崎县本身就可以看作是一座深入大海中的半岛，而长崎市则位于其西侧，所以西面就是蔚蓝色的海洋。航行着的大型船舶像星星一样点缀在海面上。这里也是日本距离中国大陆最近的地方。南面是深入长崎市的海湾，在海湾的入口处，高高地横着巨大的跨海大桥——长崎女神大桥，将海湾两岸联结起来。大桥的西端架在半山上，那里是著名的三菱造船厂，停泊着许多船只，能够看到巨大的船坞和林立的塔吊。1910年，清政府在这里定购了一艘军舰，建成好开到中国的时候，中华民国已经建立。于是，这艘名为“永丰”号的军舰就被编入北洋政府海军，参与了民国时期的许多重大事件，也曾与孙中山共患难，后被命名为“中山舰”。

李总领事让我们注意展望台正东面，隔着狭长的海湾可以看到建筑十分密集的长崎市中心地区。不过，沿海边的建筑与里面的建筑风格明显有区别。他介绍说：沿海都是通过围海造地新建的地区，所以建筑也是新式的，像停泊游轮的港口、造型十分现代的美术馆等。稍微向里面一些，则是现在长崎人生活工作的地区，建筑虽然更传统一些，但也多是近代开港以来建设的，其中不乏西洋式的建筑。他指着偏东北的一座山告诉我们，那座山把长崎市分成两部分。山的北面就是当年原子弹爆炸的地方，中国领事馆也在那里。藤泉是在长崎出生的，他把家庭所在地指给我们看，还特别告诉我们：对面停泊游船的港口和后面的中华街，将是我们今天重点考察的地方。

安放梅屋庄吉铜像的港口

重新上车，开到了港口区。由于没有到港的船只，所以港口显得十分寂静。藤泉告诉我们：长崎到上海之间的航路即将开通了，现在港口和长崎都正在为此而紧张地忙碌着。我们先来到刚刚修建的为游客下船办理入关手续的海关大厦，大厦的主体建筑已经竣工，表面保持着钢筋混凝土的原始颜色，内部装修尚未开始，但顶棚上设计的几个巨大圆形天窗十分显眼。据说白天室内可以充分利用自然光而不必使用灯光照明。海关大厦紧靠水边，地势较市区地面低，一层建筑其顶部恰好与市区地面差不多。大厦的顶部被覆盖了一层土，上面种植了草坪，与周围的地面浑然一体。从市区可以毫无障碍地直接看到停靠在岸边的游船，而从海上看，海关大厦则掩映在绿树和草坪下。海关大厦的后面有一片空地，一些机械正在那里施工。藤泉说：这里将要建设港口公园，将山里的树木移植到这里，地面将是绿色的草坪。他说这一地方是将来安放梅屋庄吉铜像的备选地点之一。虽然还在下雨，我们还是下车到工地周围观察了一下。这里正位于海关大厦的出口，将来长崎—上海航路一旦开通，从这里上下船的游客，必然要经过这里，如果有时间，也可能在港口公园休息。我们可以想象：如果游客们看到了铜像，一定会对中日友好和孙中山与梅屋庄吉友谊有更深的印象，这里的确是很好的地点。

李总领事解释说：长崎—上海航线真是命运多舛。早在1923年，长崎与上海两地就已实现海上通航。往返于这条中日间最短航线的是“长崎丸”和“上海丸”，这是当时最受欢迎的两艘客货班轮。那时的两国之间的民间往来主要通过这一航线，而日本关于中国的许多知识信息也通过长崎、上海间的交流获得。但是，两船先后毁于中日战争的硝烟。1994年，这条航线曾一度复航，但由于当时中国人尚无余力出海旅游，复航不足3年后再度停航。现在经过论证，决定再次复航，2011年11月试航，2012年3月正式开航。

在已是飞机时代的今天，人们对轮船航线的意义似乎已经淡漠了。但是在20世纪20年代长崎—上海航线开通的时候，其意义不容忽视。长崎有“去东京喝酒太远，而去上海，穿拖鞋也可以”的谚语。被称为“长崎大正文艺复兴”关键人物的永见德太郎曾记述过20年代航线开通时的情况，认为航线拉近了两国的距离，以致当时的长崎人把“上海”编入了“日本”的概念里，所以他的文章题目就是《长崎县上海》。

作为近代史研究者，我对长崎—上海航线的复航抱着极大的热情，所以想到我们赠送的梅屋庄吉铜像今后如果能安放在港口公园，见证中日的友谊，更感到十分兴奋。但我觉得还有一点是人们似乎没有注意到的，在20年代航线开通的时候，传递给长崎人的关于上海的信息并不都是正面的。当时，长崎人以及日本人认为上海是个自由港，是不需要护照的地方，是万国人种博览会。提到上海，有许多人想到的是妓女、鸦片、赌博乃至犯罪。所以有的日本人说：在内地太没意思了，到上海去赚一票。当年长崎对上海的这种印象，固然有观察者自身的偏见与角度的问题，但也不能不承认旧中国的上海确实也是藏污纳垢的地方。今天，尽管上海以及中国都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但是在不断开放的新形势下，如何建立上海乃至中国的正面形象，不仍然是我们面临的任务吗？

梅屋庄吉旧居

2012年在长崎历史文化博物馆中展出的铜像

离开港口，汽车开往市中心，来到中心区的中岛川。这是一条并不宽的河，但是蜿蜒从市区穿过，于是关注细节的日本人就在河上做起了文章：河边有供人们散步的小路，河中有供人们渡过的石块，彩色的鲤鱼在河里游来游去，使这里也成为长崎市的重要观光地。而梅屋庄吉的家，原来就在这条河的边上。

小坂女士在她的书中介绍了梅屋庄吉的家庭。梅屋庄吉出生于1868年，正是持续了260年的江户幕府结束、明治维新开始的时候。梅屋庄吉的父亲经营着一家商店，使用两条船来往于港口与商店之间。由于紧靠河边，小时候的梅屋庄吉经常到河边玩耍，5岁的时候不小心掉到河里，救上来的时候已经停止了呼吸。正当大人们十分悲痛地举行了葬礼，准备绝望地钉上棺木盖子的时候，小庄吉竟然苏醒过来。这就是梅屋庄吉小的时候被称为“猫魂”的缘故。

1882年，期待“雄飞海外”的14岁的梅屋庄吉第一次离开日本前往中国大陆，而在他的日记里，记载上海留给他最深刻的印象，是西方人在当地的傲慢和中国人在欧美人面前的屈辱态度。因此，反映在年幼的梅屋庄吉头脑中的第一认识不是藐视亚洲各国的“脱亚论”，而是努力与中、朝、菲律宾等联合抵抗西方的“兴亚论”。其实，这一时期的中国与日本都面临西方列强打开国门的压力，争取民族独立与民族解放的民族主义意识有相近之处。当时的日本刚刚完成明治维新，尚未成为强国，所以民族主义意识中的民族解放的成分更强烈。这是他能够与孙中山一见如故的基本原因。

从那以后，梅屋庄吉离开了长崎到中国南方各地和新加坡闯荡，后来在香港开办了照相馆，与同为长崎出生的德子结婚成家，才算基本稳定下来。就是在香港，他与孙中山相遇，从此开始了与孙中山的友谊，而德子夫人也促成了孙中山与宋庆龄的结合。

我们本来想看一看梅屋庄吉的旧居，但藤泉告诉我们说：现在那一地方的变化相当大，修起了有轨电车道，老房子已经完全没有了。他指着西浜町电车站说：那里就是梅屋庄吉老房子的大致地点。是啊，梅屋庄吉离开长崎已经是150多年前的事情了，这些年来的变化当然是不可预料的。

李总领事让我们向河对面看，原来，在梅屋庄吉旧居的对面，竖立着比真人还要高大的孙中山与梅屋庄吉的灯像。这是为了纪念辛亥革命百周年而专门设立的。藤泉还解释说：由于梅屋庄吉很早就离开了长崎，其实长崎人也并不了解梅屋庄吉的情况。但是，孙中山在日本是几乎尽人皆知的伟大历史人物。所以，当人们了解到梅屋庄吉曾经与孙中山有那样的友谊时，长崎人也感到十分荣幸与自豪。因此，长崎非常重视梅屋庄吉铜像的事。县知事中村法道本来想宴请诸位，但由于到东京去开会，所以由副知事来宴请，同时讨论铜像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