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汉学视野中的阿城

谢 淼

(湖南师范大学文学院 湖南 长沙 410081)

德国学者顾彬(Wolfgang Kubin)对中国当代文学抛出的种种严厉批判，与他长年以来对中国文学执着坚持的实际情形反差颇大，又或许多少有被媒体断章取义之嫌，然而，那些犀利的话语，也基本上反映了中国当代文学在德国汉学视野中的尴尬地位。在这种整体性的批判背景之下，阿城和他的创作却是在汉学视域里获得了广泛关注与肯定的、难能可贵的异类。

作为中国对象本身的知青阿城，作为中国故事叙述者的作家阿城，以及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播者阿城，或者更多的是以上几种身份合而为一的文化象征者阿城，拥有被德国汉学界多样解读和不断诠释的种种内涵。阿城既个人化又具代表性的生命经历与体验、他的小说中超前的现代意识和浓厚的道禅神韵，暗合了欧洲读者对于现实中国与传统中国的多重阅读期待，也集中了中国当代作品受到海外汉学褒扬的诸多典型因素。因此，分析阿城在德国汉学视野中的译介与接受也就具备了样本意义。

一、“右派”家庭、知青记忆与同名电影

与共和国同龄的阿城，从“右派”之子到知识青年，从“寻根”作家到移居海外的自由人，其命运在他的同辈知识分子中并不显得离奇。阿城小说进入德国汉学视野之初的1980年代，正是与世隔绝近三十年的神秘中国重新敞开国门之时，阿城的典型经历与蕴含其中的中国知识分子集体记忆，勾勒出了中国自1950年代以来的诸多社会事件与历史发展脉络。研究阿城及其创作，也因此成为德国汉学接近他们的研究对象“中国”的便捷途径，他们同时深信，通过这条途径所获取的信息远比中国官方报刊上的言论更加切实生动。

德国汉学对于中国当代历次政治运动格外关注，阿城的“右派”家庭背景无疑属于这种关注的范畴。无论是汉雅娜(Helmut Martin)关于《棋王》的评论里，还是在马汉茂(Helmut Martin)的阿城专访中，都提到了阿城的父亲、电影评论家钟惦棐的“右派”背景，“阿城是被多次发配到劳改所的电影人钟惦棐的儿子”〔1〕(P645)，“家庭出身带来的负罪感使得阿城的童年生活色调灰暗，习惯于沉默寡言”〔2〕(S126)。从阿城的个人成长角度而言，因为受到父亲牵连，从小诸事不顺，命运的曲折和无奈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他的个人风格和处世方式，这些研究可以看作对于阿城小说创作“知人论世”的一种方法。然而汉学学者更为看重的，是钟惦棐1957年被打成“右派”的原委和建国以后中国知识分子的不幸遭遇，以及这些政治运动背后的国家意识形态控制。“我们在这一时期(指1950年代)文本中观察到的不是黄金岁月，而是日益严重的思想驯化……五十多万知识分子被派到乡下劳动，每个单位都必须找出‘右派分子’……1979年实行改革政策之后的掌权人都受过政治磨难……政治和艺术之间的旧矛盾就在新的形式下重新展开”。〔3〕(P279)“右派”是汉学研究的一个敏感话题，在汉学学者的批评实践中，那些与“右派”、发配边疆或流亡国外等事件有着诸多关联的作家，显然比在作协体制下安然生存的作家们更容易获得同情理解。究其原因，一方面是由于德国学者的地域和视野限制，海外汉学对于“右派”作家和流亡作家在原始资料和翻译研究方面具有优势，对于后续研究者有着较强的先入为主的引导作用。另一方面，当代中国在西德的形象总是摆荡在恶魔与神话的戏剧性变迁之间，西方主流意识形态的影响，不可避免地发生在这些成长于日耳曼学术传统和德国文化体系中的汉学学者们身上，尤其体现在他们对于中国当代作品翻译研究的选择与取舍上。

中国的“文革”时期正是西德汉学体系重建繁荣和1968年大学生抗议运动影响全德的阶段。西德汉学作为在这场学生运动中将中国推向神话乌托邦地位的主流力量，同样也是事后对现实中国进行冷静回归和反思的先驱和媒介。于是，1970年代之后的知青文学所展现的“中国真实而残酷的生存图景”，成为德国汉学界着意搜寻和分析的民间文本。尽管阿城在中国批评界常常被划作了“寻根”一派，但无论是从小说主人公的身份还是从作者用笔最多的故事情节，无论从当时的文学客观语境还是从写作主体的可能意愿来看，《棋王》都是一篇标准的知青小说。阿城的知青身份，是多数德国研究者探讨阿城时必论的话题，阿城下乡的辗转经历也被多次详细描述。“这位出身于北京的知青在农村度过了相当一部分年轻时光(1968-1979)，先是在陕西和内蒙古，然后主要在云南(1969-1979)，在云南时先在西双版纳山区，然后在昆明(自1970年起)。”〔4〕(S239)更有学者一针见血地指出阿城以及其他“寻根”作品中“知青文学”的特质:“这个时期的中国作家也在寻求着精神的源泉以及意识形态以外的、自己那具有乡村特点的神秘表现形式，并随后产生了大量关于乡愁的神话。这一文学流派的本质作用在于，这些作家在他们无忧无虑地被剥夺了自我的、‘遗失’了的青少年时代中，重又找回到了自我……其他‘寻根’作家，像韩少功，或曾引起激烈争论的、去过西藏旅游的摄影家马建，都会把他们以前的经历融入边缘的文化和叙述的传统中去。”〔1〕(P645)

阿城在海外汉学界的影响，多少还和他在1990年代以后常年旅居美国有关，“近水楼台”的优势，存在于研究者和被研究者双方的立场和视角。这期间不得不提到陈凯歌电影的传播作用，同样曾是知青的导演陈凯歌早在1988年戛纳电影节上便奉献了一部根据阿城的同名小说改编的电影《孩子王》。故事描写的是云南贫穷边远小镇上一位教师的经历，这个理想主义者的“文革”经历给予了西方评论界以深刻印象。他的人格力量深受赞誉，“他不顾所有当局干部的反对，忍受着物质和精神上的贫困，通过自己的努力，向他的学生们传授着自信和尊严，从心灵上帮助他们。”〔1〕(P646)这部电影也使得阿城在西方汉学界崭露头角，并且引发了汉学学者对于阿城其他作品尤其是他最重要的作品《棋王》的关注。从阿城以及莫言、苏童等作家在国外被接受的过程看来，由陈凯歌、张艺谋执导的走向国际的电影即便不是这些小说原作获得赞誉的最重要的原因，也至少为这些小说的海外接受提供了一个关键的契机。尽管德国汉学了解中国文学并不依赖于电影作品，但影像资料毕竟为他们提供了选择的机缘。更重要的是，电影是德国普通民众了解中国的一个重要途径，民众的兴趣和需求又或多或少地影响了专业学者翻译和研究的选择。自李安执导的《色·戒》放映以来，德国大学汉学系中国文学课程里讲授张爱玲小说的比例立竿见影般的有所增大，便是一个明证。

二、传统技法中的现代意识

作为一个得到了德国学者广泛肯定与赞赏的作品，《棋王》恰恰是一个几乎没有任何西方叙事技巧的小说，其行文也未必符合西方读者的阅读习惯，事实上，它被翻译成德文的过程并不顺利。然而，小说的中国传统技法和蕴含于其中的现代意识的反差与融合，恰恰是《棋王》在海外获得成功的原因之一。不同于西方文学传统的中国小说技法，呼应着不同于中国同时期其他小说的超前意识，异民族文化陌生感，又呼应着与西方相通的现代精神。

《棋王》蕴含着非常鲜明的中国民间小说传统，里面的诸多故事情节都可以与其民间来源一一对接。例如王一生向拾荒老人学棋的情节，来源于民间传说中各种拜师学艺的故事，王一生的象棋大战，有着历史演义和英雄传奇中以一胜多的影子，而他“棋人合一”的至高境界也是中国传统文化“天人合一”境界的变体。阿城小说唤醒中国读者回归到久违的传统，复苏了人们心中潜藏着的传统审美心理积淀，同时，它也引领着德国读者进入到一个与西方小说完全相异的情景中，小说中的传奇色彩更引发了他们对于传统中国文化的惊叹与神往。“对于贫乏环境下幸福生活的可能性，王一生做了示范……王一生以对下棋的投入和忘我，完成了自我和棋艺的合一，并展现了一种困顿时代的精神力量”〔3〕(P342)。

惊叹与神往之余，德国汉学学者对王一生的“吃”和“棋”的痴迷给予了多样阐释。有的人看重的是小说对于“文革”时期知青生活里“饥饿”经验的真实表述，“来自物质的饥饿使王一生充满对‘吃’的热情，来自精神的饥饿(比如小说中提到由于家庭出生的原因，王一生从小性格孤僻而形成的精神寂寞)使他陷入了由‘棋’所带来的精神自由自得状态的沉醉”〔1〕(P646)。阿城对“吃”的令人惊诧的细致描写和对“棋”近乎精神信仰的膜拜，表现的是下乡岁月的物质困顿和前路渺茫带给城市知识青年的严重恐惧。有的人强调小说所展现的人类在困苦中对抗这种“饥饿”的力量——这种不同于浮士德进取型人格理想的“无为”的生存心态和斗争意志。《棋王》倡导的是与世无争的境界，“下棋是他(王一生)的一切，除此之外只需要吃得好，生活乐趣立刻臻于完满，无欲无求便自能体会到生存之乐”。〔5〕(S13)王一生作为一个中国传统审美人格的象征和百折不挠意志的代表，体现的是道禅精神和老庄哲学的“灵性的胜利”。有的人发掘了阿城小说不同于同时期其他小说的特质，“阿城和韩少功不同，放弃了对文革时期农村知青生活的可怕描写”〔3〕(P343)，“其格调迥异于同写知青的张承志、梁晓声等作家狂热的理想主义和浪漫激情”〔6〕(S238)。阿城对于知青生活的抒写，发掘了知青在无可奈何的历史情境下转而自我安慰的心理状况。他花费大量的笔墨讲述王一生、“我”和脚卵的家庭背景，那种字面上的豁达超脱和字背后的愤懑隐忍，是主人公王一生或者作者阿城遭受长期的精神压抑之后的生存之道。顾彬还指出阿城在《棋王》中“颠覆性”的创造，在那个日常生活叙述被人鄙视、更难以被写入文学的年代里，阿城在其小说中特立独行地展现了对于“吃”的日常性的挖掘。

《棋王》尽管处处流露着民间传奇的痕迹，但并没有被当作一个传统小说来解读，相反它被认为是一个以现代意识、现代观念统摄民间题材的小说。“阿城写王一生对于‘吃’和‘棋’的执着，是按照一种现代性的思维逻辑去塑造‘人’，并完成对‘人’的阐释，是一种现代性的唯物主义思维。”〔7〕(P19)《棋王》中传统技法的“异”，激发了德国汉学界对于“文革”真实生活和中国式生存哲学的探索，而小说中现代意识的“同”，则交汇出了东方智慧与西方精神的共鸣。这种探索与共鸣的对照交织，融通了德国学者对于传统中国与现实中国的领悟。

三、道家精神的跨文化魅力

中国批评界曾经常把“寻根文学”包括阿城的《棋王》系列小说看成“受到拉美魔幻现实主义影响”的作品，这无疑夸大了拉美文学对“寻根文学”的影响，尤其不适用于解释阿城的创作。且不论阿城在写作方法上是否借鉴和多大程度上借鉴了拉美魔幻现实主义，单就其创作时间而言，也可以大致推断这种西方影响因素之弱。顾彬把这场文化“寻根热”的转折点定在1984年，因为这一年马尔克斯小说《百年孤独》中文版的出版导致中国作家创作观念发生了颠覆性的变化。《棋王》刚好也在这一年经李陀推荐发表在《上海文学》之上。关于小说的写作年代，一说是发表之前阿城给李陀讲了这个故事，李陀认为很好，就要他写下来发表，那么写作年代大致应该是在1984年稍前;一说是“文革”时期阿城在云南就已经写好，具体时间约为1976年。根据阿城后来的访谈录，后者更可信，小说应该是写于1970年代，1980年代阿城和李陀说这个故事的时候作品已经完成了，因为在此之前《棋王》还曾经被《北京文学》退稿，原因是描写了知青生活中的阴暗面。事实上，原稿中“吃好了比什么都强”的结尾，在《上海文学》上发表时也已经被删改成了现在的样子。由此看来，《棋王》的创作肯定早于1984年，那时拉美文学作品的中文版大都尚未出版，因此它们对阿城创作产生深刻影响的说法，实在太过牵强。

过度关注“寻根”拉美文学背景，便容易忽视“寻根文学”的中国文化传统，而阿城小说中的这种中国文化传统正是德国汉学最为津津乐道的话题。他们认为王一生体现了“中国精神的传统力量……为了不屈服于宏大姿态言说的乌托邦，为了在困厄中也不沉溺于绝望……依靠回复到人们从道家和禅宗实践中早已熟知的入定态度，获得了灵性的胜利”。〔5〕(S238)在贫苦又迷茫的年代里，作品中那些年轻鲜活的生命依然生气勃勃、也善于苦中作乐，蕴含在小说中的无为而为的入定态度和乐观豁达的精神力量，令深陷后现代工业社会异化之途的德国人心驰神往，想入非非。对中国文化传统的看重，甚至把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不同的部分，当作是拯救西方弊病之良药，这并不是第一次。对道家的推崇早在“一战”以后的德国思想界就风靡一时，此后对老庄哲学群贤毕至的壮观景象更是此起彼伏，“每每在西方自身遭遇深重精神困顿之时，这种对于来自中国“他者”的庄禅智慧的热衷与推崇，总是显得格外炽烈”〔8〕(P80)，1980 年代以来，“道”再一次被当作了拯救西方精神危机的灵丹妙药。

德国人眼中道家文化的积极部分主要体现在其对人与自然和谐关系的构建中。在自然观里，中国的天人合一(天人感应)思想就得到了无比的推崇，在大多数德国人的理解中，中国的天人合一思想避免了人与自然的差异，使自然在人面前得到了充分的尊重，从而使人与自然处于一种和谐的关系中。德国现代化发展进程势不可挡，对自然关联的失落也就不可逆转，富有忧患意识的德国汉学学者首先在中华文化的天人感应思想中见到了医治那种失落的希望，因而对此大张旗鼓地进行宣传。在行为方式上，道家的自然无为态度也得到了空前的推崇。德国汉学渴望从中国当代文学中摄取的，是与日耳曼文化相异的因素，通过对中德文化差异部分的诠释，获得一种对于自身文化互补互参的东方途径，汉学不仅仅是对象，更是方法。为了解决德国的问题，他们找到了中国，或者说，在认识中国的路上，他们发现了给予德国问题以希望的曙光，比如道家思想的处世智慧。总之，他们意在通过对中国文学的研究从外部了解中国，经由中国再返回自我和思考自我。

值得一提的是，阿城的小说语言呈现的也是道家淡泊超脱的神韵，同时又不乏中国民间语言的幽默，浅近晓白中蕴含深意。在德国汉学赞誉颇多的其他一些中国当代作品，如陆文夫的《美食家》、冯骥才的《神鞭》、邓友梅的《烟壶》等小说中，我们不难发现类似的语言特征。

通过前面的分析，阿城小说对于中国当代文学在德国被接受的代表性意义至少有三点。一是题材。“右派”、“文革”、“知青”、“流亡”……一切引起了中国社会巨大震动的政治运动或政治转向，都是汉学家关注的焦点。不可否认，意识形态无论对中国的文学创作，还是对德国的汉学研究都存在着深刻影响，尽管影响的方面有所不同。二是气度。德国文学自身的传统，使得在这个学术传统里成长的汉学家更加看重文学创作的气度与深度，而不是夸张的情节或者诡谲的语言。阿城小说采用的形式是中国民间传奇的手法，表现的内核是现代意识和现代观念，反差的张力铸就了作品的气度。三是中国文化传统。贯穿于阿城小说的庄禅哲学与淡泊、超脱、“天人合一”的生存境界，为德国汉学提供了来自“他者”的异域视野与文化启示，西方精神世界期望借此收获一种东方式的生存智慧，缓解他们在自身文化体系内难以挣脱的精神困境，这种带着目的性的追求与向往也足以解释他们对于这类作品的分外热衷。

〔1〕汉雅娜(Christiane Hammer).处于现代化痴迷之中的文化交流——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文学及在其中的作者和德语图书市场政策的作用〔A〕.德国汉学:历史，发展，人物与视角〔M〕.郑州:大象出版社，2005.

〔2〕马汉茂(Helmut Martin).Bittere Träume.Selbstdarstellungen chinesescher Schriftsteller(《苦涩的梦:中国作家的自述》)〔M〕.Bonn:Bouvier，1993.

〔3〕顾彬(Wolfgang Kubin).20世纪中国文学史〔M〕.范劲等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

〔4〕Liang Yong.Zhiqing-Literatur:über die aufs Land verschickten Jugendichen(《知青文学:关于发送到农村的青年人》)〔A〕.马汉茂编.Cologne-Workshop 1984 on Contemporary Chinese Literature(《1984年关于中国当代文学的科隆研讨会》)〔C〕.Köln:Deutsche Welle，1986.

〔5〕Karl Rospenk.A cheng(VR China).Anspruchslose Daseinsfreude(《阿城(中华人民共和国):无欲无求的生存之趣》)〔J〕.in:Frankfurter Allgemeine Zeitung 05/07/1994.

〔6〕Xiaobing Wang-Riese.Zwischen Moderne und Tradition.Leben und Werk des zeitgenössischen Schriftstellers，Zhang Chengzhi(现代和传统之间:当代作家张承志的生平和作品)〔M〕.Peter Lang，Frankfurt，2004.

〔7〕陈晓明.论《棋王》——唯物论意义或寻根的歧义〔J〕.文艺争鸣.2007.(4).

〔8〕卜松山(Karl-Heinz Pohl).时代精神的玩偶——对西方接受道家思想的述评〔A〕.刘慧儒、张国刚等译.与中国作跨文化对话〔M〕.北京:中华书局，2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