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放经济下地方财政竞争与中央最优政策——兼论我国区域发展战略的实施与调整

唐沿源，景德镇陶瓷学院工商学院，江西景德镇 333403

开放经济下地方财政竞争与中央最优政策
——兼论我国区域发展战略的实施与调整

唐沿源，景德镇陶瓷学院工商学院，江西景德镇 333403

我国区域政策经历了从改革开放初的“东部优先”，到20世纪末和本世纪初的“东部优先”与“西部开发”、“东北振兴”、“中部崛起”相配合的协调互动发展战略的过程。对不同时期政策效率的解释是一个重要的理论和现实问题。文章分析了开放经济下，异质性地区间对外资的竞争和中央最优政策选择问题。基于两阶段斯塔克尔伯格博弈模型，文章对中央的地区差别性和相同性政策的效率进行了比较，最后对其在我国区域发展战略上的意义进行了探讨。

中央财政;地方竞争;区域战略

一、引言

一个理论和实践上的问题是，中央财政是否应当在地区间采取有差别的政策?根据税收超额负担的原理，答案似乎是否定的。因为如果中央在各地区采取不同政策，社会资源在利益驱使下，就会向政策优惠地区流动，从而，自由市场机制被扭曲、额外成本增加、经济效率受到损害。但是，另一些事实却给出了不同回答。

从实践上看，不少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为了促进经济发展，都采取了在特定区域实施特殊政策的措施。如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实施了建立经济特区、技术开发区、沿海开放城市等政策。埃及、巴西、俄罗斯、印度等及不少发达国家也都采取过类似“特殊经济带”政策［1］。这类政策的普遍性，从另一方面体现其有效性。

那么，其有效性来源于何处?具体来说，中央财政在什么情况下应实行地区差别性政策，什么情况下则不应该?这对我国财政及区域发展战略实践又有何指导意义?

由于自然和历史的原因，我国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差距明显，为此，国家在不同时期采取了不同的区域政策。具体可划分为三个阶段，其经济影响也存在较大差异。

一是建国初到改革开放前，国家实施了区域均衡发展政策。当时，为解决内地与沿海的差距，投资大量向内地倾斜。如“一五”到“四五”期间，内地与沿海的累计投资比为1∶0.74，工业投资在内地的比重接近60%［2］5。但结果却是内地与沿海差距不仅没缩小，反而略有扩大。二是从改革开放到20世纪末，按照邓小平“两个大局”战略思想所实施的“东部优先”政策。这一时期，国家在东部相继建立了一批经济特区、技术开发区和沿海开放城市等，实施特殊优惠政策。这一明显地区倾斜性政策，成为其后我国地区差距扩大的一个因素①如Demurger et al.［3］发现优惠性的投资和贸易政策对我国省份间增长率差异有直接影响。，但更重要的却带来了经济高速增长。我国实际人均GDP(1980－2000年年均增长8.47%)②本文数据凡未特别注明的，相对数均为可比价格，绝对数为当年价格，且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4］或根据其中数据计算而得。以上，远高于同期国际平均水平，并使我国经济总量跻身世界前列。三是20世纪末期开始实施的“东部优先”与“西部开发”、“东北振兴”、“中部崛起”等共同推进的区域协调互动发展政策阶段。这一时期，国家逐步加大了对中西部的支持力度，以促进地区均衡、协调发展。从效果看，我国区域差距从2004、2005年已明显下降。人均GDP从2000年的7 858元增长到2010年的29 992元，年均增长超过9.85%;经济总量在世界排名持续上升，到2010年已成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

以上分析表明，我国改革开放前的区域均衡政策虽使地区差距有所控制，但却存在较大效率成本;改革开放初的“东部优先”政策，虽伴随地区差距扩大的问题，但却促进了经济效率的改善和经济总量的快速增长;而20世纪末期开始实施的区域协调互动政策，则同时有利于缩小地区差距和改善经济效率。

那么，什么原因导致了国家区域政策在不同时期经济后果的异同?对其进行回答，是本文主要目的之一。具体而言，在开放经济和分级财政体制下，地方政府为本地利益而竞争，这些竞争从社会的角度看并不是最有效的，中央的干预则能给以纠正，从而避免效率损失。而中央的最优政策在一定条件下为地区差别的，在另一些条件下则不是。在区域政策上，分别对应地区倾斜政策和均衡发展政策。

后文将从文献综述，模型设定，模型分析与求解，对前述结论在区域政策上的含义进行探讨及结论这几部分展开论述。

二、文献述评

当前，对政府间财政关系问题的研究可分为两类:一是横向关系，主要指地区间财政竞争或协调问题，且多以Tiebout［5］的开创性研究为起点;二是纵向关系，主要指不同级政府的集权分权问题，可参见如Oates［6］，武靖州、孙磊［7］等综述。然而，现有文献的不足在于，对二者结合起来的研究还相对欠缺，即中央政策影响下的地区间财政关系，或地方财政竞争对中央、地方纵向关系的影响的问题。而这对我国区域发展战略具有更大现实意义。Bolton和Whinston［8］，Parcero［1］，才国伟和舒元［9］等在开放经济条件下对这一问题进行了分析。本文中，我们将在借鉴的基础上，进行拓展。主要有如下考虑。

首先，Parcero［1］分析了两个同质地区间争夺一种类型资本和两种类型资本两种情形的问题，才国伟、舒元［9］分析了两个不同地区间争夺一种单一类型资本的问题。而本文将分析两个不同地区间分别争夺一种类型资本和两种类型资本两种情形的问题。与Parcero［1］相比，本文放松了地区同质性假设，同时方法更具体。与才和舒［9］相比，本文不仅对其分析过程和结论做了更合理修正，而且增加了分析资本具有两种类型和中央不具有完全信息的情形。

其次，在分析两个不同地区争夺一种类型资本的问题时，现有文献［9］也存在较大不足。①这与现实相符，如美国等传统分权程度较高的国家，其联邦政府权力从较长时期看也是不断加强的。对社会效用函数的定义，该文缺少了一个重要部分:中央税收收入。这一点尽管在其注释中有所说明，但理由并不充分。首先，中央政府或社会效用函数中如不包括中央税收变量，那么中央税收政策就是无成本的，其可以无限减少税收或增大补贴(负税收)，实现收入在中央和地方间的转移，以最大化后者的收入(最大化地方收入是其目标)，如此，模型将无解。因为目标函数是无限的，无所谓最大值。其次，中央税收是模型的一个关键变量，将其舍去，就事实上改变了模型结构，解会存在重大偏差。②该文献指明开放经济，但分析的却是封闭经济，因其忽略了一个重要约束条件，即资本在一个东道国的纯收益少于国外时，就会流向国外。如缺失该条件，那么本国的两个地方政府就可无限制地竞争，而不必担心资本外逃。这与现实不合。如该文献的一个重要结论是，中央应实行地区差别性税收，并且只要这种差别足够大和方向合理，本国福利就会最大化。问题在于，这一条件即使得到满足，但如果中央在两地区的税收都非常高，以致外资在两地区的税后利润都小于国外时，其会流向国外，本国收益变为零。③在以上因素作用下，文献结论与政策含义也会出现较大改变。

三、模型的设定

如前所述，本文主要沿用Bolton和Whinston［8］，Parcero［1］，以及才国伟、舒元［9］的模型框架并加以改进。与才和舒［9］相比，本文增加了开放经济条件，同时在社会福利函数中包含了中央税收变量。

设有两地区(j=1，2)、一个中央政府和一单位FDI (用i代表)。外资给两地区带来的外部收益分别为ei1和ei2，其自身利润为ri1和ri2。设外资的国外税后利润为0，因而，ri1和ri2也表示外资在本国的税(及地方补贴)前利润与国外税后利润之差。两地方政府为吸引外资而竞争，方式是对其补贴，分别记为si1和si2。中央对FDI征税，分别为g1和g2。

模型博弈过程为一个中央领导下的两阶段斯塔克尔伯格博弈①这与现实相符，如美国等传统分权程度较高的国家，其联邦政府权力从较长时期看也是不断加强的。。首先，中央决定在两地区的税收;其次，地方在中央政策下，各自制定本地区对外资的补贴;再次，外资在中央和两地区政策下，进行利润最大化抉择。

由以上设定，可得各方行为满足如下特征。

首先，外资利润最大化决策。其有三种选择:东道国地区1，2和国外，而最终将选择税(补贴)后利润最高的地区。可得，当si1+ri1－g1＞si2+ri2－g2，且si1+ri1－g1≥0，选择地区1;当si1+ri1－g1≤si2+ri2－g2，且si2+ri2－g2≥0，选择地区2;当si1+ri1－g1＜0，且si2+ri2－g2＜0，流向国外。由此决定外资行为，p(f)。

其次，地方政府行为。地方政府是在中央和其它地区政策既定、同时考虑到外资行为特征下，决定对外资的补贴额，以最大化本地区利益。可以得出，地方政府的最终收益包括两种可能:若成功吸引外资，则收益为外资带给本地区的外部收益减去对外资的补贴;若未吸引到外资，也就不需补贴，收益为0。

具体的，设两地区的收益分别为Ri1和Ri2，则

再次，中央政府的问题。中央政府的问题是在考虑地方政府和外资的行为反应下，决定在两地区的税收g1和g2，以最大化本国总福利。而本国总福利为两地区收益与中央税收之和，即

四、模型的求解

为分析和表述的方便，令g(=g2－g1)代表中央在两地区的税收之差;ri(=ri1－ri2)代表外资在两地区的税前利润之差。下面使用逆序法进行分析。

(一)关于地方政府

由于地方政府最坏的情况是未吸引到FDI，收益为0。因而，其对FDI的出价应以FDI给本地区带来的外部收益为限，即，对任意j=1，2，sij≤eij。同时，若要赢得竞争，其补贴也不能过低。进一步的，令h(si2)=si2+ri2－g2，表示FDI在地区2的税后利润;f(si1，si2)=(si2+ri2－g2)－(si1+ri1－g1)=si2－si1－gi－g，表示FDI在地区2和地区1的税后利润之差。

因此，关于FDI的竞争，可分两步考察。①当在h1位置，即ei1+ri+g≥g2－ri2时，国外竞争不构成地区2的约束，因此，其国内竞争最优策略为最终策略，即 地区间竞价过程与最终均衡的达成，可参见才国伟和舒元［9］的相关分析。限于篇幅，此不赘述。东道国内两地区间的竞争。其结果取决于f(si1，si2)与0的比较，如果前者大于后者，则地区2比地区1有优势;反之，则地区1更有优势。由于具有一定对称性，且不失一般性，我们设地区2更有优势，即始终满足f(si1，si2)≥0。②当在h2位置，即ei1+ri+g＜g2－ri12≤ei2时，国外竞争虽对地区2构成约束，但仍在其竞争实力内。或者地区2比外国更有优势，但要获胜则需付出额外成本。此时地区2在均衡时的策略国内竞争获胜的地区还需与国外竞争。由于假设国外税后利润为0，因而，这意味着比较h(si2)与0的大小。

综上述，若f(si1，si2)≥0且h(si2)≥0，FDI选择地区2;若f(si1，si2)≥0但h(si2)≤0，FDI流向国外。

下面依次进行考察。首先，国内竞争。图1表现了外资行为和地方策略互动过程。如图1所示，地方利益最大化和相互竞价行为导致各自的补贴在(ei1，ei2)范围内，沿着f(si1，si2)=0曲线向右上方移动①当在h1位置，即ei1+ri+g≥g2－ri2时，国外竞争不构成地区2的约束，因此，其国内竞争最优策略为最终策略，即 地区间竞价过程与最终均衡的达成，可参见才国伟和舒元［9］的相关分析。限于篇幅，此不赘述。，并最终使竞争力较弱的地区(地区1)将其所得的所有外部收益都补贴给FDI为止。

如图1所示，f(si1，si2)=0曲线可能在l1、l2、l3和l4四种位置。其中，l3和l4的位置代表地区1更有优势，由于前面说过的原因，我们不考虑这种情况。l1和l2的位置则表明地区2更有优势，并且，若在l2位置，地区2不需提供任何补贴即能获胜;在l1位置，仅需提供A点对应的补贴即可。

图1 本国两地区间的相对竞争优势

其次，国内竞争获胜地区(地区2)面临国外竞争。由于国内竞争结果包括两种可能(l1和l2)，因此需分别讨论。

(1)当0＜si2(=ei1+ri+g)≤ei2，即f(si1，si2)=0曲线在图1中l1位置时，地区2面临的国外竞争，如图2所示。

图2 国内竞争与国外竞争双重约束下的地方行为

(2)当si2(=ei1+ri+g)≤0，即f(si1，si2)=0在图1中l2位置时，地区2面临的国外竞争也有三种可能，如图3所示，曲线h(si2)=0存在h1、h2和h3三种位置。

图3 巨大优势地区与国外竞争约束

该情形下的分析与前一种情形类似，不同之处仅在于，当h(si2)=0在图3中h1和h2位置时，地区2不仅比地区1有巨大优势，而且比国外也有巨大优势，以致其不仅不需对外资补贴，而且还可征税＜0)而不用担心资本外逃。由于在放宽地方有巨大优势，从而也可征税的假设后，该情形与前种情形相同，故具体分析过程略。

(二)关于中央政府

对于中央政府的问题，我们按其具有和不具有完全信息两种情况分析。

1.单一类型资本和中央具有完全信息

该情形下，中央面临的问题是在上述外资流动和地方政府行为约束下，选择g1、g2，以最大化国内总福利，即且，g =g2－g1≤(ei2+ri2)－(ei1+ri1)。

为了说明中央的最优政策与其地区差别性与否的关系，接下来，我们依次分析其在两地区实行相同与不同政策时的最优选择，并进行比较。

首先，中央在两地区实行相同政策。此时，g2=g1或g=0，问题(A)变为，

其图形如图4中曲线ABCDG所示，可以看出，中央的最优选择是使g2=g1在区间［ei1+ri1，ei2+ri2］内，而国内总福利为ei2+ri2。

其次，中央在两地区实行不同政策。可以表明，由于没有政策相同的约束，只要满足g1≥ei1+ri1和g2≤ei2+ ri2，社会福利就能达到最大值，ei2+ri2。证明如下。

图4 中央采取地区相同性政策时的国内总福利

外资在东道国投资产生两种租金，分别为对当地的外部收益(e)及其自身获得的利润(r)。由于外资在国外的税后利润为0，因而东道国最好的结果是将外资产生的租金完全截留为本国所有。但地区间对外资的争夺，使它们竞相提供补贴，租金不断向外资所有者转移，本国福利受损。而能防止此种不利后果的途径，惟有减弱或消除地区间的这种恶性竞争。由于外资在优势地区的租值高于劣势地区［(ei2+ri2)－(ei1+ri1)≥0］，因此要使国内总福利最大化，减少竞争的方式就是进一步减弱劣势地区的竞争力，使其放弃竞争，使优势地区不需额外支出就能成功吸引外资。

具体的，中央通过在地区1征收至少ei1+ri1的税收(或g1≥ei1+ri1)，地区1在其限额内(≤ei1)的任何补贴，都无法使外资获得正利润，从而无法吸引到外资而放弃竞争。对地区2，中央征税只要不超过地区2相对于外国的最低竞争力(或g2≤ei2+ri2)，地区2在其限额内(≤ei2)便总能找到某个补贴额()，使其对外资的补贴高于该值(si2≥)时，外资的税后利润非负，从而成功吸引外资。而地区2的最优策略则是，在满足能吸引到外资的条件下，使外资税(或补贴)后利润为0，即补贴定为。

可以看出，在该策略下，本国福利总能实现最大化，或为外资在地区2产生的总租值，ei2+ri2。而外资的税(或补贴)后利润等于其国外水平，为0。进一步的，中央税收(g2)的大小只是表明总租值在中央和地区2之间的分割。其可以非常小甚至为负，这反映了中央对地区2的补贴;也可以非常高，以致所有租值都归中央所有，地区2的收益为0。

综上述，我们得到如下结论。

引理1 在只有一种类型资本和中央具有完全信息情况下，中央的地区差别性政策并不比地区相同性政策绝对占优①这一结论与才和舒［9］的结论有较大差异。其原因在文献综述部分已作说明，此不赘述。。

2.两种类型资本和中央不具有完全信息

现假设存在两种类型的资本i=h，l。两类资本在两地区的利润分别为rh1，rl1，rh2，rl1，在两地区产生的外部收益分别为eh1，el1，eh2，el2。不失一般性，设el1+rl1＜eh1+ rh1，el2+rl2＜eh2+rh2，即资本h比l有更高质量，无论在地区1还是2都产生更多租值。中央只有有限信息，其不清楚资本的具体类型，但知道属于各类型的概率。设其认为是l的概率为p，是h的概率为1－p。地方政府有完全信息。下面分两种情形讨论。

情形1:当低质量资本(l)在优势地区(地区2)的租值，高于高质量资本(h)在劣势地区(地区1)的租值，即eh1+rh1≤el2+rlh时。

首先，中央的地区相同性政策。如图5所示，其可选的税收包括以下几种，即，g1=g2属于ⅰ(0，el1+rl1)、ⅱ(el1+ rl1，eh1+rh1)、ⅲ(eh1+rh1，el2+rl2)、ⅳ(ei2+ri2，eh2+rh2)或ⅴ(eh2+rh2，+∞)。可以表明，在区域ⅰ或ⅴ内的国内社会总福利严格小于在其它三个区域的值。因此，中央最优税收应定在这三个区域中。分析如下。

图5 地区差异大于资本差异下的中央政策选择

综上得

可以看出，只要p≠1或0，即只要中央不具有完全信息，其最优的地区相同性税收就为g1=g2∈(eh1+rh1，el2+rh2)，而国内总福利的期望值为p·(el2+rl2)+(1－p) ·(eh2+rh2)。同时可以发现，该期望值也是其所能达到的最大可能值。因为该式表明，若是低质量资本，国内总福利为el2+rl2;若是高质量资本，国内总福利为eh2+rh2，分别为该类资本可能产生的最大租值。

其次，中央的地区差别性政策。由于中央最优的地区相同性政策能实现社会福利最大化，因而只需分析其地区差别性政策是否也能达到这一目的，若能达到，则两种政策无区别;如不能，则后者不及前者。以下分析表明答案是肯定的。

要使国内总福利最大化，中央税收只要能把劣势地区排除出竞争，同时使优势地区有能力通过对外资的补贴以成功吸引外资即可。可以发现，要实现这一目标，中央只要在地区1的税收高于eh1+rh1，则无论是高质量资本还是低质量资本，地区1都不会参与竞争;同时，只要在地区2的税收低于el2+rl2，则无论是高质量资本还是低质量资本，地区2都有激励参与并赢得对国外的竞争。可以看出，满足上述条件的地区差别性政策总能使国内社会总福利达到最大期望值，p·(el2+rl2)+(1－p)·(eh2+rh2)。

由此，我们得到如下结论。

引理2 当低质量资本在优势地区的租值高于高质量资本在劣势地区的租值，或地区差异大于资本差异，且中央不具有完全信息时，中央的地区差别性政策并不比地区相同性政策绝对占优。

情形2:当低质量资本(l)在优势地区(地区2)的租值低于高质量资本(h)在劣势地区(地区1)的租值，即eh1+ rh1＞el2+rl2时。

图6 资本差异大于地区差异下的中央政策选择

首先，中央的地区相同性政策。如图6所示，其可选的税收范围为∞)。同样可以表明，在区域ⅰ或ⅴ内的国内社会总福利严格小于在其它三个区域的值。因而，我们主要分析这三个区域的情况，如下所述。

其次，中央的地区差别性政策。由情形1的分析可知，中央最优的地区差别性政策为 g1≥+rh1，g2≤+。，因此，其在劣势地区的税收高于优势地区的税收，且差距不小于国内总福利达到其最大期望值，=p·。可以看出，只要p不等于1或0，该值总是大于式(B)所示的地区相同性政策下的最优结果，即。由此，我们得到以下结论。

引理3 当低质量资本在优势地区的租值低于高质量资本在劣势地区的租值，或地区差异小于资本差异，且中央不具有完全信息时，中央的地区差别性政策绝对占优于地区相同性政策。

(三)小结

综上述，在完全信息下，中央最优的地区差别性和相同性政策的效率相同。在不完全信息下，两种政策效率比较的结果依条件而不同，即在于对资本质量差异与地区优劣势差异的比较，如果前者小于后者，则两种政策的效率相同;反之，则地区差别性政策就更有效。

那么，其原因何在?正如前文已指出，分级财政体制下，地方政府为本地利益竞相向外资补贴，本国福利受损。只要存在这种恶性竞争，本国福利就会减少，因而要使福利最大化，中央政策的最优目标就是完全消除地区竞争，并使外资投向效率最高的地区(前文假设地区2)。要达到这一目的，中央只要在劣势地区(地区1)的税收足够高，在优势地区(地区2)的税收足够低，从而在削弱劣势地区的竞争力使之放弃竞争时，又相应保护优势地区的一定竞争力，使其有能力赢得对国外的竞争。这一手段正体现了地区差别性的特征。因此，关键是地区相同性政策是否也能达到上述目的。

在完全信息下，中央了解资本在两地区的租值，其只需要在两地区同时实施它们之间范围内的任何税收，就能将劣势地区排除出竞争，即完全信息的条件为中央政策选择提供了确定性，其并不需要额外的手段(差别性政策)以对两地区加以区分。

当信息不完全且地区差异大于资本差异时，由于后者不能抵消前者，净效应是地区差异。因此，中央只要在两地区同时实施高质量资本在劣势地区和低质量资本在优势地区所产生租值之间范围内的税收，就能将两地区区别开来。因此，在这种情况下，中央最优的地区相同性和差别性政策的效果也相同。

当信息不完全且资本差异大于地区差异时，前者能完全抵消后者，净效应是资本差异。中央任何的地区相同性政策都无法将两地区区别开来，本国若要成功吸引外资，两地区间总存在一定程度的竞争。因此，这种情况下，地区相同性政策不及地区差别性政策有效。

以上表明，中央是否应采取地区差别性政策，主要取决于两个因素:一是其是否有完全信息，二是在不具有完全信息的情况下，还需对地区差异与资本差异进行比较。只有在中央不具有完全信息，且资本差异大于地区差异下，其地区差别性政策才是更有效的。其它情况下，二者的效率相同。

五、对我国区域发展战略的实施与调整的启示

我们用前述结论对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区域发展战略的实施与调整进行分析，相比改革开放初期，20世纪末期时，我国经济社会发生三方面变化:①中央政府信息不完全程度降低;②地区差异变大;③资本差异变小。这已说明我国区域政策实施和调整的有效性。

1.中央政府信息不完全程度降低

改革开放初期，国内对市场特别是全球性市场了解不足，不仅中央政府限于技术或制度因素无法掌握完全信息，地方政府也是如此。各地竞相引进外资，发展经济，但这带有很大盲目性。20世纪末时，这一问题已大大缓解。

首先，制度建设日益完善，有利于提高行政效能，降低制度成本，促进信息传递。特别是1992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目标的确立、1994年分税制改革及其后公共财政体制框架的提出，促进了制度建立和完善的步伐。如表1所示，中央财力比重在这一时期不断上升，有利于增强其公共服务保障能力和相关信息的获取。

其次，现代信息技术的发展及基础设施的完善和使用，信息获取成本大大降低。表1中，铁路网、公路网密度及电话普及率等基础设施指标都有较快发展，有利于加快物流和信息的传递。

再次，实际FDI到位率总体呈上升趋势①如1998年以前其均值为48.87%，之后则达59.14%以上。据《中国统计年鉴》［4］中数据计算而得。，表明政府引进外资的信息成本不断降低。

表1 中央财力及相关基础设施状况

2.地区差异变大

地区差异主要是由于不同地区或经济体在市场化程度、基础设施状况、制度建设、社会习俗、政府效能、产业结构等方面的差异，使得外资经济效应不同。相比改革初期，这种差异在20世纪末时更大。

首先，改革初期，由于长期的计划经济和地区均衡发展政策，各地社会经济环境相近，从而对外资吸收和利用效率也相近。改革开放后，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转型，各地区、部门和社会阶层间各自独立利益显现。区域上，实行了地区倾斜特征的政策。这些都使得地区间各方面的差异在扩大。

以经济差距为例②如罗长远、赵红军［11］，何洁［12］，潘文卿［13］等都表明外资效应与经济发展水平相关，因此经济差距的变化，反映了外资效应差距的变化。。1980年，东部人均GDP是西部的2.42倍③据《新中国六十年统计资料汇编》［14］相关数据计算而得。下同。，是中部的2.38倍，而2000年则分别为3.09倍和2.69倍。以泰尔指数衡量的地带间差距，1980年为0.0454，对总地区差距的贡献为29.59%，2000年则达0.0938和56.89%，分别为前者的近两倍。

其次，现有关于外资质量的研究也证明了这一点。表2是利用主成分分析法所得各地区利用质量指数的统计结果。从表中可以看出，无论是绝对指标还是相对指标，1999－2003年期间的变异系数值都小于2004－2008年期间的值，这反映了地区差异随时间变大的事实。

表2 FDI质量指数的地区差异

3.资本差异变小

资本差异主要是指除地区因素外，包括如资本来源、使用方式、投入行业等方面的不同所导致的外资经济效应的差异。同样可以表明，20世纪末时，我国外资资本差异相比改革初期已大大减小。

首先，从引资目的和政策调整看。改革开放初期，国家引进外资主要是弥补资金缺口，更注重其数量规模。随着经济增长，资金短缺问题缓解，国家引资便更注重质量和效益。如“十一五”规划提出了“继续积极有效利用外资，切实提高利用外资质量”的要求。政策的调整在提高外资总体质量的同时，也有利于缩小外资质量差异。

其次，从经济发展阶段看。改革初期，世界各地资金涌向国内，资本质量良莠不齐;而刚与国际接轨，许多产业尚待发展，不同部门和行业投资回报率差异明显。经过多年发展，到20世纪末，国内市场与国际接轨加速，特别是逐步融入全球经济一体化，资本流通及其利润平均化趋势明显，资本“差异”渐趋消失或减弱。

图7 独立核算工业企业分行业总资产贡献率的差异

如，吕铁、周叔莲［15］表明从1979－1996年间，我国三次产业的资源再配置效应①资源再配置效应是反应产业结构向均衡方向变动的指标。其值为正，表明产业结构向均衡方向变动，从而各产业差距缩小;反之，则差距扩大。年均增长率为0.30%，这表明各产业间生产率差距不断缩小。图7是关于我国按行业分的独立核算工业企业总资产贡献率的变异系数的变动趋势，可以看出，其总体趋势不断减小。由于总资产贡献率是反应资金产出能力或效益的一个综合指标，因此，这反映了行业间资本差异不断缩小的趋势。

表3 高技术产业不同行业FDI质量特征的差异

又以高技术产业FDI为例②1996－2008年期间引入高技术产业的占制造业实际利用外资的40%［16］3。而截至2010年的合同外资金额中，制造业所占比重达58.3%(《中国外资统计2011》［17］)。。如表3所示，在所有质量特征指标中，除两个指标(平均规模和FDI本地化程度)外，2008年的都小于1996年的，因而，这也表明FDI质量差异总体趋于缩小。

综上述，我国改革开放初期，资本差异较大，而地区差异较小，因而当时实施的具有明显地区倾斜特征的“东部优先”政策就是适时及与效率要求相符的。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到20世纪末时，地区差异变大，资本差异缩小，明显地区倾斜性的政策在效率上就并不必然占优，只会导致大的地区差距和社会公平问题。因此，从其调整到“东部优先”与“西部开发”、“东北振兴”、“中部崛起”相结合的区域协调互动政策，就不仅是缩小地区差距、促进均衡发展的需要，也是符合效率目标内在要求的。

六、结语

本文在开放经济、同时存在地方横向竞争和中央纵向调节的背景下，对中央政策的地区差别性与否的效率问题，及其在我国区域发展战略上的意义进行了探讨，我们得到以下结论。

(1)当异质性地区竞争一种类型资本时，中央最优的地区差别性和相同性政策，都能实现国内社会总福利的最大值。二者在效率上无差别。

(2)当存在两种类型资本和中央不具有完全信息时，如果地区差异大于资本差异，那么，中央最优的地区差别性和相同性政策都能实现国内社会总福利的最大期望值。二者在效率上无差别。

(3)当存在两种类型资本和中央不具有完全信息时，如果地区差异小于资本差异，那么，中央最优的地区差别性政策能实现国内社会总福利的最大期望值，而地区相同性政策则不能。因而，前者占优于后者。

以上结论对我国区域发展战略的实施和调整具有重要解释意义。特别的，我国改革开放初期的情况符合地区差别性政策更有效的条件。而20世纪末时，经济社会环境的变化使具有明显地区倾斜特征的政策并不必然占优。因而，向区域协调互动发展政策的转变，既促进了地区均衡发展的需要，也与效率要求相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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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hool of Business，Jing De Zhen Ceramic Institute(Xianghu Campus)，Jing De Zhen City，Jiangxi Province333403，China)

Local Government Competition and Central Government Optimal Policy in an Open Economy——Also on the Implementation and Adjustment of Regional Policy in China

TANG Yan-yun

Since the reform and opening up，China's regional policy has experienced from“East First”to“East First”along with“Estern Development”，“Northeast Revitalization”and“Middle Rise”.How to explain and prove the efficiencyies of these policies is an important theoretical problem.This paper analyses the optimal policy choice of central government in the background of an open economy.Based on a two-stage Stackelberg-game，it compares the relative efficiencies between regional-harmony and-differential policies of the central government.Lastly the paper investigates its implications for to China's regional policy.

central fiscal policy;local government competition;regional policy

F812.7

A

1671-7023(2012)03-0062-9

唐沿源(1982－)，男，重庆梁平人，博士，景德镇陶瓷学院工商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为财政理论与政策。

2012-02-13

责任编辑胡章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