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地区旅游扶贫开发与文化失忆的冲突机理分析

王 瑀，蒲 姝

(1.成都职业技术学院 科研处，成都 610041；2.成都纺织高等专科学校 经济管理系，成都 611731)

民族地区旅游扶贫开发与文化失忆的冲突机理分析

王 瑀1*，蒲 姝2

(1.成都职业技术学院 科研处，成都 610041；2.成都纺织高等专科学校 经济管理系，成都 611731)

依托文化特色发展旅游业来改变落后面貌是民族地区旅游扶贫的本质。为了既能通过旅游业来改变民族地区的落后面貌，又可以保留民族地区独有社会文化特色，从旅游地生命周期的理论视角分析民族地区旅游扶贫对民族文化的影响，将有助于民族地区在旅游扶贫与文化保护之间找到一种平衡。

民族地区；旅游扶贫；文化失忆

我国部分民族地区由于地理、历史、社会文化等各方面的因素，经济发展缓慢，人民生活贫困，落后与愚昧丛生且循环往复，严重束缚了民族地区的发展。民族地区大都不开放，与外界联系甚少，也较少受到外界干扰，居民过着传统的农耕生活，因此其原始的自然风光与沿袭多年的社会风俗保存较好，客观上为民族地区发展旅游业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通过发展旅游业来改变民族地区的落后面貌逐渐成为大多数人的共识，旅游扶贫的概念也应运而生。

旅游扶贫是指依靠贫困地区特有的旅游资源,以市场为导向,在政府和社会力量的扶持下,通过发展旅游业,使贫困地区的经济走上可持续的良性发展道路,实现贫困人口的脱贫致富[1]。

在民族地区发展旅游业的过程中，大量游客涌入所裹挟的外来文化不断刺激民族地区固有的社会文化，二者相互碰撞、冲击，先进的外来文化使旅游地的固有文化逐渐消失，与外来文化融合共生；而文化差异性是旅游目的地得以长久生存并区别于其他目的地的根基，没有了文化的差异性，旅游者旅游动机的外在诱因也将不复存在，民族地区发展旅游业的基础和特色也将消失，旅游扶贫的目的也将难以实现。如何在二者之间找到一种平衡，实现既能通过旅游业来改变民族地区的落后面貌，又可以保留民族地区独有的社会文化是我们必须考虑的问题。因此，有必要对民族地区旅游扶贫开发与文化失忆的冲突机理进行深入分析。

一、民族地区文化的记忆与失忆

文化在发展过程中受到自然地理因素制约, 人们生存环境导致文化产生相对化趋势,使文化出现自身疆域。文化的发展离不开人类传统文化记忆,因为文化的发展需要传承。[2]民族地区在长期发展过程中所形成的独有文化在各方面的表现就成为民族文化记忆的隐性或显性载体。民族文化在代代传承中固化在民族地区人们头脑中的思想和理念就是一种文化的隐性记忆，这种记忆更加不容易改变，不容易受外界影响。民族地区外在的行为、着装、语言等是民族文化外在的显性载体，是文化的显性记忆。因此民族文化失忆就是指人们显性和隐性文化载体的缺失，对自身的文化在内心和外在上都不再认同。

二、民族地区旅游扶贫对民族文化的影响

(一)旅游地生命周期理论

加拿大旅游学家R.W.Butler认为旅游地生命周期是用于描绘目的地变化的模型。目的地演化表现为明显的周期性，呈“S”型曲线，共分为6个阶段：探查、参与、发展、巩固、停滞和衰落或复苏阶段[3]。旅游地生命周期始于一小部分具有冒险精神、不喜欢商业化旅游地的旅游者的“早期探险”(exploration)；在“参与”(involvement)阶段，当地人们积极参与向消费者提供休闲设施以及随后的广告宣传，使旅游者数量进一步增加；在“发展”(development)阶段，旅游者数量增加更快，旅游经营实施控制的权力也大部分从当地人手中转到外来公司手中；在“巩固”(consolidation)阶段，旅游者总人数增长的速度放慢；到“停滞”(stagnation)阶段，旅游者人数达到高峰，旅游地本身也不再让旅游者感到是一个特别时髦的去处了；而到了“衰退”(decline)阶段，旅游者被新的度假地所吸引。

尽管很多学者质疑Butler的生命周期理论，但对其基本的阶段划分还是肯定的。因此，以旅游地生命周期理论作为分析的视角是可行的，在一定程度上也是科学的。

(二)旅游扶贫的生命周期与民族地区旅游地生命周期的内在一致性

民族地区的旅游扶贫与民族地区旅游业的发展紧密结合，是民族地区旅游业实现良性发展的必然。民族地区旅游业的发展关系着旅游扶贫的发展，其发展的每一个环节无不与旅游扶贫工作相关，其旅游生命周期轨迹无疑也是民族地区旅游扶贫的过程。反之，民族地区的相关政策、法规、制度等在一定程度上也会影响到民族地旅游生命周期的发展轨迹。从这个意义上讲，旅游地生命周期理论与旅游扶贫的生命周期相互影响、互相制约，具有内在一致性。

(三)民族地区旅游扶贫与文化失忆的冲突机理分析

民族地区旅游扶贫与旅游地生命周期的内在一致性决定了从生命周期的理论视角去分析民族地区旅游扶贫与文化失忆的冲突机理具有逻辑上的可行性与理论、实践的必要性。鉴于民族地区文化原真性强的特点，旅游扶贫与文化失忆的冲突在参与、发展、巩固阶段发酵最为明显。

1.早期探险

即民族地区旅游扶贫的初期、引入期。此时，政府、社区和当地居民等主体对发展旅游持一种观望、怀疑态度，既寄希望旅游能改变他们的生活，又怀疑旅游业的发展对自己的生产、生活是否是一种冲击。这个阶段旅游业的引入对民族文化几乎没有影响，甚至在某些方面还会促使当地居民进一步保护自身传统文化(“在没得到之前恐失去现有”的一种被动地保护)。20世纪60年代以前，位于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的九寨沟，藏民过着自给自足的生活，藏区的文化保存较好，仅吸引了少数的科考、探险旅游者。1982年九寨沟被设置为国家级风景名胜区，游人越来越多，原住民对游客的态度由最初的漠视甚至敌视，转变为接纳和欢迎。

2.参与

即民族地区旅游扶贫的成长期。民族地区的各利益主体在尝到旅游业发展给他们带来的好处之后，对旅游业的态度明显好转，对待游客也不再有敌意；但民族地区利益主体的“参与”仅仅是表面的，是基于利益所得的保守的参与。

这一阶段民族地区旅游扶贫与文化失忆的冲突主要体现为一种保护性的失忆，是在认可外来文化的同时对自身文化“茫然”保护而产生的失忆。原住民在看到旅游扶贫带来的若干好处之后，其自身各种内在的和外显的文化要素愿意与外来者分享，也逐渐认可外来旅游者所裹挟的文化，但内心依然认可自身的传统文化，或者说认为是自己文化的“与众不同”带来了众多的旅游者。因此，在认可旅游者所携带外来文化的基础上，对自身文化的“保护”较之第一阶段有所加强，但此时的保护是一种缺乏创新生命力的保护，是在外来文化和自身文化之间的一种协调(甚或偏向于外来文化)，此时文化失忆现象已有萌芽。如湘西永顺县原是一个典型 “老、少、边、穷”的山区农业县，电影《芙蓉镇》播出以后，当地居民逐渐认可外来旅游观光者，意识到是电影的影响或者是自身的土家族风情吸引了游客，进而开始做些与旅游有关的小本生意，依托自身资源特色，相继开发了猛洞河漂流与不二门公园，吸引了众多游客。

3.发展

即民族地区旅游扶贫的发展期。这个阶段民族地区旅游业快速发展，民族地区各利益主体的利益逐步最大化，并且全身心投入到发展旅游当中，意识到自身传统文化能带来巨大利益。

此时民族地区旅游扶贫与文化失忆的冲突主要体现在外来文化与自身文化争夺“话语权”的层面，即经历上一阶段的相互“凝视”之后，二者争夺民族地区旅游发展“话语权”的冲突升级。民族地区主体在一定程度上有保护自身文化的意愿，但由于利益的驱使，终究抵挡不了旅游者所带来的外在文化的刺激，这种刺激一方面来源于外来文化与民族地传统文化的巨大落差，更重要的是因为旅游者在某种程度上代表的是一种“先进文化”。因此，民族地传统文化的“话语权”在这个时候逐渐旁落，为了迎合旅游者的需要，抛弃或“改革”民族固有的文化，民族地区文化进入到失忆的初期。湖北保康县通过旅游扶贫，经济得到了巨大发展，人民的生活明显改善，外来旅游者的如潮涌入，在当地居民的眼里是大量的利益，民族文化的保护在利益驱使下退避，仅有的保护措施也是为了能更好地满足旅游者的“感性化”需求，民族文化的创新力基本缺失。

4.巩固

即民族地区旅游扶贫的成熟期。这个阶段，民族地区的旅游者人数增长缓慢，各主体的利益受限，进退维谷，甚至开始自我怀疑。

此时民族地旅游扶贫与文化失忆的冲突渐趋缓和，主要体现为旅游者所携带的外来文化进一步占据主导权，民族地区自身文化优势丧失，逐渐被融合，因此，此时的冲突是一种“同化”、“融合”。民族传统文化在一味地迎合外来文化的过程中逐渐丧失自我，在传统、特色与现代、大众之间徘徊，民族文化中特色的因子已然不在，整体失去吸引力，融合于外来文化，文化失忆的现象明显。广西甘河白裤瑶新村旅游扶贫过程中，由于盲目满足旅游者，在获取短暂的利益后，自身的特色文化资源丧失，或者说挖掘能力有限，进而采取了与普通地区无异的政府、企业、民众三方参与的旅游项目化运作模式[4]。

5.停滞

即民族地区旅游扶贫的停滞期。此时，民族地区旅游扶贫赖以存在的特色基础基本丧失，对客源市场不再有吸引力，旅游扶贫遇到瓶颈，新的产业业态没有萌发，民族地区经济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停滞不前，传统文化的优势荡然无存，民族文化完全失忆，民族地尽管在旅游发展过程中得到一定实惠，但赖以可持续发展的基础已不复存在。丽江大研古镇原本是纳西族文化的集中展示地，但由于丽江初期的规划和管理无效，游客蜂拥而至，对大研古镇的纳西族文化过度消费，大研古镇纳西族真正的传统文化精髓已不复存在，目前呈现在游客眼前的是“加工”过的民族文化，对于大研古镇来讲，纳西族的传统文化已经失忆[5]。因此，束河古镇和白沙古镇的纳西族文化应当有效保护，避免像大研古镇一样被游客过度消费。

6.衰退

即民族地区旅游扶贫的衰退期。民族传统文化荡然无存，民族地区的差异性特色完全消失。贵州有部分苗族聚居区，由于旅游者的进入，其所裹挟的外来文化对自身文化造成了较大冲击，民族传统文化没有了生存的土壤，逐渐被外来文化所吞噬，如青年男女传统的“游方”(恋爱)活动内涵已完全消失，与汉族聚居区没有差别，对旅游者逐渐失去了原有的吸引力。

三、结语

从旅游地生命周期的视角来讨论民族地区旅游扶贫与文化失忆的冲突机理具有逻辑上的可行性。在旅游地生命周期的各个阶段，民族地区旅游业发展与文化失忆在客观上存在冲突。但要注意到的是在每一个阶段，每一个文化失忆的环节，我们是可以采取措施延长生命周期阶段或是避免文化失忆现象发生的，也就是说可以实现旅游业的持续发展与民族地传统文化的协调共生，二者之间表面上看是有所冲突，但实际上是互为表里，可以相容同存的。

[1] 李柏槐.四川旅游扶贫开发模式研究[J].成都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07(6)：86-89.

[2] 陈青.民族传统体育的文化失忆[J].体育文化导刊，2006(7)：31-33.

[3] BUTLER R W.The concept of a tourist area cycle of evoiution：Implications for management of resources[J].Canadian Geographer,1980,124(1)：5-12.

[4] 陈景辉，成艳彬.少数民族贫困地区旅游扶贫的比较分析及创新思考[J].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05(11)：98-100.

[5] 杨振之.前台、帷幕、后台:民族文化保护与旅游开发的新模式探索[J].民族研究，2006(2)：39-46.

AnalysisofConflictMechanismbetweenTourismDevelopmentinEthnicMinorityAreasandCulturalAmnesia

WANGYu1*，PUShu2

(1.Scientific Research Department, Chengdu Polytechnic, Chengdu 610041,China；2.Department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Chengdu Textile College, Chengdu 611731,China)

The essence of Pro-poor tourism is the development of tourism culture based on the national characteristics of the region so as to change the backwardness of ethnic areas. In order to achieve both sides through the tourism industry to change the backwardness of the ethnic areas and to be able to retain the unique social and cultural objective, this paper,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ourism area life cycle, analyzes the national tourism poverty impact on national culture, which helps to find a balance between tourism and culture protection.

minority concentrated region; pro-poor tourism; cultural amnesia

2013-02-21

2012年度四川省教育厅人文社会科学(旅游研究)课题“真实性视角下民族地区旅游扶贫开发与文化失忆的对策研究——以四川省为例”(LYM12-26)

王瑀(1981- )，男(汉族)，山西晋中人，讲师，硕士，研究方向：旅游管理,电子邮箱：64272758@qq.com。

蒲姝(1964- )，女(汉族)，四川南充人，教授，学士，研究方向：旅游管理。

F590

A

2095-5383(2013)03-0028-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