唤醒祭文的抒情气质

凌佳梦

(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江苏 南京 210097)

古代祭文的抒情气质自古而今便是不可置否的事实。祭文不拘一格的语言形式，或祈求福祥、或驱逐邪魅、或哀悼亡灵的实际意义等不妨为随祭文抒情性氤氲而生的外在张力。任何一篇好的祭文，其散发的由内而外的抒情性都应是这种应用文体的内核所在。古往今来，中国传统的祭祀活动蔚为壮观地发展着，祭祀文化脉脉传承、经久不衰背后所产生的文化附属品——祭文亦在祭祀活动中不断闪现。然而随着时代的革新，祭文的抒情性有所异化。诚然，祭文这种文体不应佚失，其抒情气质更需要返璞归真。

一、祭文以及抒情气质概述

传统的丧葬、祭祀活动大抵可以分为丧礼、葬礼和祭礼这三部分。丧礼是指死者临终直至落葬之前的一系列仪式行为。葬礼是指各种不同的葬法以及落葬时的仪式行为。祭礼是指入葬后的仪式行为。丧礼中伴有吊辞，后演变为吊文；祭礼过程中宣读祭文。最初的祭文类似祝文，甚至为数多人归入祝文一类，多为祭祀天地山川、告祭自然神灵的祝祷性文字，最初的《祭天文》《祭地文》便是很好的例证。萧统《文选》将“祭文”附论于“祝文”一类，明代徐师曾于《文体明辨序说》中这样描述：“古之祭祀，止于告飨而已。中世以还，兼赞言行，以寓哀伤之意，盖祝文之变也。”①

值得强调的是，祭文以一种具有独立地位的应用文体入世。两汉以后，由多为颂人格神的祝文衍生出悼亡祭文，可以这样说，真正意义上的独立祭文出现于汉代，汉代以前的祭文同祝文之间界囿未泯。而祭文昌盛于唐宋时期，韩愈、白居易、欧阳修等均为祭文大家。当然，毋庸置疑，汉代甚至唐宋以后祭文的存在格局仍为祭山川神灵文与祭亲友古人文并存共生。韩愈《祭鳄鱼文》、白居易《祭龙文》等作为祭山川灵物文颇受青睐。然祭文还是以“祭奠亲友、以寓哀伤”为主。也正是这种形式的祭文不曾泯灭，延传至今，古今有所衔接。本文所探讨的祭文的抒情气质亦多是基于悼亡祭文的基础之上。

二、祭文抒情气质的成因及存在基础

古代祭文的抒情气质根深蒂固，早已成为祭文的生命根结。不过，祭文的抒情特质并非是与生俱来的，而是在日后的锤炼中慢慢渗透，逐步扎稳根基，成为祭文这种文体存在延续的必要性的线索。

(一)信仰

信仰可谓之为祭文抒情气质的源头。丧葬、祭祀礼仪的举行为生命画上了最终的句点，得到古人甚至很多今人的高度重视。《礼记·祭统》开篇即道：“凡治人之道，莫急于礼；礼有五经，莫重于祭。”②由最高统治者逐渐向下层、向平民蔓化的祭祀礼仪不仅无形中成为社会“规制”，更是在古人“万物有灵论”、儒佛道等传统道德准则等有利因素的强化下夯实根基，绵延千古。有形的祭祀活动转化为无形的祭祀文化，更是成为普罗众生的道德、宗教信仰。祭文抒情性确是道德文化、宗教文化的产物，更是信仰的产物。不论是道德、宗教还是其他都可以视作信仰的催生剂。什么是信仰？社会劳动实践为人们提供了总结经验、获取知识的可能性，同时也形成了大众现有知识圈外无知的怪圈。孔子《礼记·学记》曰：“学然后知不足。”③希腊哲学家苏格拉底也说：“智慧意味着自知无知。”在现存经验、知识与未知、好奇的矛盾冲撞下，古人的信仰产生并深化。信仰不是迷信，而是灵魂式的、积极的信任，于古人而言，是在有限的认识水平下对未知的鬼神、天地灵物的信任，是对福祉的渴盼。

信仰是精神世界的依托，很大部分是情绪化的产物。道德、宗教信仰催生的是情绪化的文体，譬如祭文。祭文中的信仰是“万物有灵论”的发展，是对亡灵诚挚的祷告、美好的祈福，是对故人的哀缅、对现人的祝愿……在林林总总的祭文中，我们看到了以作者为代表的众生的情绪，对神灵、天地的敬畏，对逝者或遗憾、或缅怀、或表敬仰、或抒愤懑的抒情。欧阳修《祭石曼卿文》中，文首即曰：“呜呼曼卿！生而为英，死而为灵。其同乎万物生死，而复归于无物者，暂聚之形；不与万物共尽，而卓然不朽者，后世之名。”④生前既是英杰，死后必是神灵的感慨是对石曼卿的肯定，也是对神明的信仰和祈求，甚至包含欧阳修对自己乃至众人的勉励。从中，不难窥见欧阳修对灵魂、对神灵的深切的信任以及其有此种信仰带动的抒情情绪。

祭文源于情绪化的信仰，祭文需要这种信仰。徐师曾于《文体明辨·祭文》中道：“祭文之楷，宜恭宜哀。”⑤《法苑珠林》卷九四曰：“生无信仰心，恒被他笑具。”倘若积极的情绪化的信仰不复存在，那么文辞再美，内容再丰富也都称不上好的祭文，祭文也就失去了其最初的意义。可见，尽管由于时代的变迁、人们认识水平提高等因素的影响，“灭神论”等主张顺势而起，但由不同的信仰引发的抒情气质于祭文而言不可或缺。

(二)生死观念

“人生自古谁无死？”古人信仰神灵，祈求自欺欺人式的永生，但更多的人觉醒，直面死亡，获得了自己的生命意识。这一点在祭文中可见一斑。陶渊明《自祭文》固然有“人生实难，死如之何？”这等大彻大悟的哀伤，然其“乐天委分，以至百年”“不封不熟，日月遂过”⑥的超脱又与魏晋的名士之风相契合，“哀而不伤”的祭文抒情气质一览无余。

生命意识的觉醒是一种人生境界，古人通过祭文抒发重视生命的情怀，也彰显了由开始面对死亡到敢于直面死亡的生死观变化轨迹。于祭文之中，古人对待生死的态度逐渐转正、明朗，“灵丹妙药”“起死回生”等荒谬的观点已在芸芸众生的心目中日益削弱。死亡虽然是免费的，却也是无法挽回的。祭文的抒情气质中，真正的祈福情绪、勇士情怀升腾。生死非儿戏，轻视生命、玩弄生命的人必将得到生命的“反馈”，在祭文客观体现生死的情况下，呆板僵滞的风格必定不会入流。至此，祭文抒情性存在的必要性也能得到解释，面对生死，报以真心。

(三)伦理道德

至于“利人的伦理道德”，祭文向来被世人称颂为“活教材”，祭文不单单是祭祀活动的附属品，更是道德规范的风向标。正是由于祭文丰富的文本内容，加之其歌颂逝者的应用功能，使得祭文字字珠玑，拥有掷地有声的道德力量。祭文宣读的受众，从祭文中看到道德典范，攫取精神力量也是一大要义。而祭文的抒情性更是强化了其道德规范功能，使受众更加容易带着感伤和感动投入到祭文的接受和品读中，更加不由自主地汲取其中的道德精华。

《大戴礼记·盛德》云：“凡不孝，生于不仁爱也；不仁爱，生于丧祭之礼不明。”⑦繁缛的丧葬、祭祀过程等作为儒教之仪，本就是一门体现仁爱道义的道德学问。顾炎武《日知录》：“父不祭子，夫不祭妻，不但名分有所不当，而以尊临卑，则死者之神亦必不安。故其当祭，则有代之者矣。”⑧“三纲五常”的道德伦理规范、佛释道的为人处事准则等派生出祭文，也成为祭文的成因之一。

同时，祭文的内容亦从正、侧面诠释了道德伦理，而祭文的抒情性更是让其浮出表面，真正融入受众的心灵，甚至规范受众的日常言行。古人总是抱以“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的心态，于是，祭文中逝者的闪光点必将成为标榜甚至效仿的对象。王平甫“好学不倦，垂老愈专，自信独立，在约弥厉”⑨的勤勉奋发；苏轼亡兄端明“启手无言，时惟我思”⑩的重情重义；元稹亡妻“他人以我为拙，夫人以我为尊；置天涯于濩落，夫人以我为适道；捐昼夜于朋宴，恕我者夫人”的贤良淑德，夫妻之间的伉俪情深……诸如此类，纯正、恳切的抒情性文辞中，可以见得真情，也可以见得道德伦理，不管是对祭文宣读时的受众还是后世而言，都具有参考价值。

(四)文本内容

祭文的抒情气质的成因除宗教信仰、生死观及伦理道德之外，祭文本身的内容又是一大重要因素，其丰富壮观的内容孕育了祭文这片神奇的土壤，也不露痕迹地造就了祭文由内而外的抒情氛围。对待古之祭文，作为今人，应当抱以感恩。正是这种文体的存在，我们得以更加深入、更加方便地了解到古代帝王将相、文人骚客甚至普通布衣的生平、秉性，得以了解包括丧葬、祭祀文化在内的民族文化的多元性，得以探究祭文中展示的朝代的更替、语言文字的发展……但是，如若没有真情实意，只是一味矫揉造作，祭文于当世、于今时都没有存在、借鉴的价值，祭文不是虚伪的文学，而是缘情人学、至情应用文学。所以，祭文内容真实的前提是具有真实的抒情，抒情的真实。祭文内容的抒情气质主要表现在祭文集中体现生死观和祭文深刻反映“利人的伦理道德”这两个方面。

祭文的文本内容多以叙述逝者生平，抒发作者哀情为主。李商隐《祭小侄女寄寄文》中“尔生四年，方复本族。既复数月，奄然归无”，寥寥数字道尽四岁小侄女寄寄平生；“于鞠育而未深，结悲伤而何极！”“尔之栖栖，吾有罪矣”等又直抒遗憾、自责之情。《论语》提出“慎终追远”，“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从侧面反映出古人对生、死的同等重视程度，哪怕是一个不谙世事的四岁小姑娘也引得“汝伯祭汝，汝父哭汝，哀哀寄寄，汝知之耶！”那般的凄怆哀婉！祭文的力量转化为了膜拜生死的象征符号，数代人沿袭了祭文的传统，超度生命，谱写真情。

概括言之，祭文以及祭文的抒情气质源于并服务于信仰、生死观念、道德伦理和其文本内容。当祭文作者驰骋笔触，泛滥在情感的海洋中时，也完成了一次缘情学、生命学、美学和应用学之间的交织，沉淀。祭文流传至今，发展沿革，离不开抒情气质，离不开抒情气质背后的信仰、生死观和道德伦理的铺垫。然而令人担忧的是，祭文的生存现状虽差强人意，其抒情气质的焕发却不容乐观，甚至日渐脱离祭文的躯壳。

三、近现代祭文及其抒情气质的发展现状

以革命战争年代和新中国诞生初期的祭先烈文为例，祭文仍保留文首的年月日、祭祀对象和文尾“尚飨”等古代祭文的格式特征，然而这个时期的祭文的写作者范围扩大，悼亡祭文的作者由最初的亲友等执笔扩大到亲属、战友、部队领导甚至是素昧平生的记者；祭文对象由古时多为祭个体转化为祭个体和群体兼存。另外，祭文更多意义上成为了一种现代悼文，从歌功颂德深入到勉励士气，学习所长，写作初衷由古时的多为主动为之转变为受命或被动为之。总之，这个时期，祭先烈文的抒情气质必然是存在的，但不如古时祭文的直抒胸臆来得强烈，颂扬和鼓励的意味较抒情性而言更浓一筹。1950年，一位记者执笔写作了祭奠为贵州人民的解放事业死难的先烈们的祭文，文章以“公元一九五〇年元月八日，贵阳市党政军民各界谨致祭于革命先烈之灵”开篇，以“敬爱的烈士们！愿你们安息吧！尚飨”收尾，文章全篇以“歌功颂德—阐明革命现状—表明革命决心”为线索，缅怀革命战士，抒发革命情怀。此种抒情实则为宏观、间接、现实的抒情，与古时祭文直接、细腻的抒情应当区分开来。

众所周知，丧葬、祭祀礼仪的过程颇为繁琐，并且随着社会的进步，许多程序已经不合时宜。祭文保留至今确有需要，但祭文沟通天地神明、阴阳两界的职能逐渐弱化，其抒情气质古今相异，如今的抒情特质演变为一种诗歌化的即兴的口头表演形式，甚至为大众所喜闻乐见。古时祭祀典礼宣读祭文这一环节中，祭文应当采用纵列竖读的书写模式，印在浅黄色宣纸上并且端正摆放在祭桌上以示虔诚，而今也多以“小抄”形式出现，对逝者生平的记述或多或少存在编纂、夸大之辞。宣读祭文似乎成了悲剧故事的即兴表演，赢取同情和眼泪，而主祭人对于常规的“过场”更是习以为常，生动的演绎背后多是麻木的心情。甚至有些地区、城市已经取缔了宣读祭文这一环节。这也是当今祭文的抒情气质变味、愈演愈淡，祭文留存甚少的原因。

言由心生，不是我们没有信仰，不是我们无视死亡，亦不是我们忽视道德规范的作用，而是我们在悸动的时代跳不出心灵浮躁的围墙，我们不再那么虔诚。祭文的抒情气质并非单纯的巧语，不是习俗性质的演绎，而是浓情的自然流淌，生者对逝者的坦白。我们期待传统祭祀文化的代代传承，祭文发挥应有的价值，我们也期待祭文真正抒情气质的回归。这是对民俗心理、文化传扬的考验，也是对信仰的执着，对生命的尊重，对传统美德的嗣续。

注释：

①⑤徐师曾：《文体明辨序说》，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年，第154页，第154页。

②孔子：《礼记·祭统》(卷二十三)，学苑音像出版社，第157页。

③孔子：《礼记·学记》(卷十六)，学苑音像出版社，第116页。

④刘扬忠编选：《欧阳修集·卷三》，凤凰出版社，2006年，第517页。

⑥陶渊明：《陶渊明集》，逯钦立校注，中华书局，1979年，第196页。

⑦黄怀信：《大戴礼记汇校集注》，三秦出版社，2004年，第886页。

⑧顾炎武著，黄汝成集释：《日知录集释·卷之六》，花山文艺出版社，1990年，第272页。

⑨曾巩：《曾巩集·卷下》，见《祭王平甫文》，中华书局，1984年，第122页。

⑩苏辙：《苏辙集·卷四》，见《祭亡兄端明文》，中华书局，1990年，第1068页。

[参考文献]

[1]徐师曾.文体明辨序说[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

[2]吴讷.文章辨体序说[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

[3]褚斌杰.中国古代文体概论[M].增订版.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