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科学的自主性——迈向历史认识论

梁文博

（南京大学 哲学系，南京 210046）

科学的自主性一直被视为科学社会学与科学哲学的重要议题。如何保持科学研究的自主运行，使其免受意识形态的干扰，对于科学的发展至关重要。科学社会学家默顿（R.K.Merton）曾试图从科学的建制和科学共同体的气质规范方面保证科学的自主性［1］；隐藏在其背后的是逻辑实证主义的科学观，即只要保证了科学的社会结构，科学家就能够自主地发现自然的真理。然而，自《科学革命的结构》发表之后，实证主义科学观受到巨大挑战，社会意识形态因素被视为参与科学知识建构的重要因素，科学的自主性被削弱，科学的边界被极大地消解。时至今日，历史认识论的研究在HPS界逐渐兴起，这些研究为理解科学的自主性提供了全新的视角。

一、从自然规范到社会规范

维也纳学派试图用“逻辑”的方式为科学寻找到理性的基础，从而将科学的自主性交付于独立于人的世界。通过将发现的语境与辩护的语境相区分，他们试图发现一种方法论的规则，以保证科学的客观性。然而，在这里，科学知识的增长依附于一种非历史的结构或形而上学的预设，发现真理的过程被在符合论的意义上予以理解。换言之，科学知识的扩展在决定论的意义上得以实现，而这种实现源自于自然的规范性。

在英美哲学界，波普用他的证伪模型将历史的自主演化模式引入到科学理论发展的过程之中。通过一种进化论式的方式，科学得以不断地发展。然而，波普在科学之外预设了一个超历史的“世界3”，他将科学发展的过程看作是对于这样一个真理的接近过程，他的模型是目的论的。作为波普的后继者，拉卡托斯开辟了一条路。即通过重建走过的道路，为科学找到进化和发展的标准。他对科学史的理性重建，就是试图把这种发展的观点建立在科学近二三百年的历史上。拉卡托斯将科学史划分为内史和外史。内史是理性的历史，通过进步的研究纲领战胜退化的纲领而发展。进步的研究纲领保证了科学的客观性与合理性。但拉卡托斯是失败的，他的历史是规范性的，他把不符合其理论的案例都归结为外部因素的影响。实际上，和波普一样，他的理论同样是目的论的。根源在于，他在科学自身的演化发展之外预设了一个大写的理性，以此来保证科学的发展方向。

自库恩开始，社会与文化的因素开始真正进入人们的视野，地方性成为影响科学知识内容的重要因素。各种非理性因素共同参与到科学实践之中。科学的发展不再被认为是建立在纯粹理性的基础之上，而是被库恩视为共同体的一种信仰，一种对于范式的遵循。范式的规范性保证了科学的自主发展。然而，库恩并没有过多地探寻这种信仰建立和维持的机制。这一常规科学的“结构”被过多地忽略了。

库恩的研究将科学的自主性由自然转交给了科学家共同体，进而，社会规范性取代了自然而成为决定科学发展的基础。这直接开创了一个新的研究取向，即强纲领（Strong Program）科学知识社会学（SSK）。这一领域的研究将社会因素作为科学发展的主要动力，用利益模型取代了真理的符合论模式。科学的自主性，在这里实为共同体的利益驱动型。作为强纲领SSK的代表人物，大卫·布鲁尔（David Bloor）在维特根斯坦后期哲学的基础上，奠定了科学知识社会学的理论基础。依据维特根斯坦的“语言游戏”学说，科学的合理性、客观性都是社会团体长期约定而成的社会文化规范的产物。布鲁尔由此提出四个方法论原则［2］7-8，主张要用自然与社会同等地解释科学中的成功与失败。巴斯学派的柯林斯揭示了观察与实验的社会属性［3］。他指出实验结果与仪器的判定以及实验的复制，都需要通过社会的谈判与协商来解决。这些社会建构主义者最终用利益模型来解释科学争论的解决与科学实践中出现的问题，无疑是一种简单化的还原。要发掘科学的全貌，需要我们走向科学实践。

二、后人类主义

对实验与物质力量的关注促使科学论走向后人类主义（post-humanism）。后人类主义摆脱了自然与社会的两极困境，而试图将两者对称性地予以考虑，主要代表人物是拉图尔（Latour,B.）、皮克林（Pickering,A.）等人。后人类主义的哲学，很大程度上源自于科学哲学中的新经验主义。新经验主义兴起于上世纪八十年代，主要学术观点在于强调科学实验相对于理论的重要性。新经验主义的代表人物哈金（Ian Hacking）试图通过实验中理论实体的操作性来理解客体的稳定性，以此解决实在论问题（即实验实在论）。哈金将科学实践视为建构公共表象的过程，他指出，实在“是人类的二阶创造。人类最初的特殊发明是表象”［4］108-109。人们总是习惯于建立公共的表象，然后在此基础上才形成了实在。而如果我们从表象走向干预，则可以发现实验家们确立理论实体实在性的过程：由观察到操作，这也就是理论实体客观化的过程。换言之，科学对象的确立，是通过创造条件来操作理论实体，从而建构公共的表象而实现的。

对实验的关注继续引发了对科学实践中各种异质性因素的关注，科学开始被理解为“实践与文化”（《皮克林论文集》），实践中的各种因素均被视为“力量者”（agency），科学论的研究走向后人类主义。科学对象、科学仪器等物质文化因素被作为参与科学知识建构的重要因素予以理解。科学的稳定性被视为是一种多种因素之间互动调节的结构的产物，“一种阻抗与适应的辩证法”［5］22。结构化的行为在皮克林那里被称为“铸模”（modeling），然而它却充满了瞬时的突现性，是一个完全偶然的过程。

后人类主义对于科学实践的异质性和瞬时性的强调，无疑有助于理解科学演化动力的复杂性。然而，这一趋向对于去中心化和边界的消解，却同样使科学的长期自主性面临问题。后人类主义的另一个成功的理论是行动者网络理论（Actor-Network Theory）。ANT最初的创立者是拉图尔（Latour,B.）、卡隆（Callon,M.）和劳（Law,J.），他们将科学实践理解为一个建构网络的过程，各种因素通过在历史中网络化而被赋予力量。“客观”与“主观”的区分完全取决于这种力量的结构关系［6］78。“转译（translation）”和“铭文”（ inscription）的概念则揭示了科学为缔结同盟而进行的积累与变革的辩证关系。而一个强大的联盟最终会被历史封闭为一个“黑箱”（black box）而获得稳定的积累。

ANT理论打破了科学、技术与社会的传统划分，将科学实践视为一个科学、技术与社会中的各种因素共同参与的过程。然而，它却忽略了各个领域之间的差异性，没有顾及各个领域在利益与规则的结构上的不同。换言之，各种因素在不同的研究领域会被赋予不同的力量，不能简单地予以处理。这种简单的符号化带来了严重的后果。首先，它造成了对于科学边界的完全消解，取消了科学的内外之分，各种社会因素可以直接进入科学的内部，而科学内部的规则失去了制约作用。其次，它取消了科学的自治，使得科学成为世俗权力规则的产物，而看不到科学自身的特殊性。而这些，则需要通过对人的自我构造的重新发掘来加以补充。而历史认识论的研究正是通过发掘科学场域自我构造的过程，来发现科学通过历史积累而成的特殊性。历史认识论将科学的边界视为一个逐渐形成的过程，它的规则是自我演化的，但在某一阶段，它却具有相对确定的边界。

三、当代历史认识论的兴起

历史认识论的研究始于欧陆，它从一开始就不同于近代以来笛卡尔开创的主客二分框架下的认识论传统。它并不预设一个先于认识的具有客观性的实在等待着人们去发现；相反，它将客体与主体视为人在历史中自我构造的产物。这样，认识论的问题就和科学史紧密联系在一起了。

英美科学哲学对于非历史的绝对的客观性的寻求，导致了他们对于科学自身演化发展的自主性的忽视。相比之下，巴什拉（G.Bachelard）表达了一种相当不同的取向，“获得客观性的唯一途径是起始于一种话语的（discursive）和详细的方式，一种客观化的方法。”［7］12科学对客观性的寻求不是向着一个完成了的状态或真理的靠近，而是在不同的方式中通过现象技术（Phenomeno-technology）不断实现的过程。在发展的过程中，科学与常识之间形成认识论断裂（epistemological break），作为一个封闭场域的科学的边界得以形成。科学的历史性就表现在科学在一定的设置中朝向它的对立面（negation）运动，这是一个科学自身演化的辩证运动。

当代历史认识论的研究在巴什拉、康吉莱姆（Canguilhem）等人的理论基础上，致力于科学中历史自主性的寻求。这主要包括哈金、戴维森（Arnold Davidson）以及德国马克思普朗克科学史研究所的达斯顿（Lorraine Daston）、莱恩伯格（Hans-Jörg Rheinberger）等人的工作。他们并不作过多的预设，而是将科学实践中的各种因素放在历史中考察，从而对盛行于英美的科学哲学理论提出挑战。这类工作主要包括两个相互联系着的方面：

首先，是对于“科学客体”的历史性和自主性的研究。实在论与反实在论的争论在这种研究中被给以历史的对待和超越。不仅实验有自己的生命，科学客体也有自己的生命。这种生命并非单单依存于理论或命名体系，而是在实践的历史中由各种因素共同赋予的。历史认识论的研究正是要发掘一种客体得以出现和维持的条件。“现在，问题不再是认识的主体如何可能获得对他们客体的无遮蔽的查看，而是在历史地变化着的条件之下，什么条件不得不被创造出来以使客体成为经验知识的客体。”［8］3这样一种研究，被达斯顿称之为“应用的形而上学”（applied metaphysics）［9］1。这样一种研究的核心在于追寻使得客体成为客体的条件，更进一步地，它将启发用一种结构性的眼光去看待这种历史，进而从中提炼出规律性的内容。

与之相联系的是，对于历史塑造而成的科学领域的相对的自治性和封闭性的研究。常规科学时期，科学家为何会自发地聚集在一个范式下，这一库恩式的问题，被福柯以规训和自我监视加以解答［10］。类似的方式出现在哈金和布尔迪厄（Bourdieu）的理论中。哈金将科学视为由多种推理风格（style of scientific reasoning）构成，每一种风格都是一个或真或假（true-or-forth）的可能性空间［11］，每一个风格在形成过程中都会引入自己的客体、自己的语句和真理的标准，并且每一种风格都有自己的自我辩护（self-vindication）方式［12］，它们通过科学家的自我监督和调节而实现。成熟的风格通过自我辩护而达到绝对的客观性，它可以完全自己决定真理的标准。科学的客观性通过历史的自我演化而实现自身。当然，哈金对于科学的超历史的客观性的追求显得过于严苛，这不仅过多地无视了他的建构主义朋友们的工作，并且也远离了历史认识论对待历史的一般观点。

实际上，只有当科学的发展被视为一个依附于内在于自身的标准、且不断自我演化，然而永远无法最终完结的过程时，科学的自主性才能够真正被寻得。正如巴什拉所指出的，“客观性不能被分离于证明（proof）的社会方面。”［7］12推理风格的结构与社会的结构一样，都是一个不断完善的过程。布尔迪厄基于社会结构的研究提出了类似的看法。他将每一个科学场域（scientific field）看作是一个相对自主的小世界，场域的自治体现在抵御外部意识形态干扰的能力。一个场域越是自治，则抵御外部干扰的能力就越强。而场域的自治的实现依赖于它的特殊利益与结构的分布［14］。正是场域中历史积累的各种因素的力量分布决定了每一种因素在其中所占的分量，而各种因素又因场域的结构而被赋予不同的力量。因此，决定场域演化的是场域的力量结构，科学的历史演化的自主性正是通过这种力量结构而实现。历史认识论的研究正是需要挖掘这种力量结构的形成与演化，探寻科学自我调节和演化的方式。而这样一种研究，必须立足于经验研究而非形而上学的思辨，还原科学演化的复杂性，从而摆脱简单的还原主义模式。

四、结 语

自社会建构主义和科学大战之后，如何重新认识科学的边界和自主性，已成为亟待从事的工作。在这方面，历史认识论作为其中非常有哲学传统的一支，已表现出自己的研究特点和强大的生命力。历史认识论立足于法国富有特色的哲学和历史传统，拒斥英美科学哲学所共享的许多前提性弊端，必将在当代HPS领域产生重要影响。然而，尽管这一领域自哈金以来已有二十余年的历史，应该看到，它还处于理论建构的初期。如今，这一领域已吸引了一批科学哲学和科学史的学者从事这方面的研究工作。而如何围绕科学的自主性问题统合历史认识论的诸多流派，集中研究的焦点和学派建制，则是研究者们急需努力从事的方向。

［1］R.K.默顿.科学社会学［M］.鲁旭东，林聚任，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344-360.

［2］大卫·布鲁尔.知识与社会意向［M］.艾彦，译.上海：东方出版社，2001.

［3］哈里·柯林斯.改变秩序［M］.成素梅，张帆，译.上海：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07.

［4］伊恩·哈金.表征与干预［M］.王巍，孟强，译.北京：科学出版社，2010.

［5］Adrew Pickering.The mangle of practice:Time，agency，and science［M］.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95.

［6］拉图尔.科学在行动：怎样在社会中跟随科学家和工程师［M］.刘文旋，郑开，译.上海：东方出版社，2005.

［7］G Bachelard.The New Scientific Spirit［M］.Trans.Arthur Goldhammer.Boston:Beacon Press,1984.

［8］H-J Rheinberger.On historicizing epistemology:An Essay［M］.Stanford,CA: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2010.

［9］L Daston.Biographies of scientific objects［C］.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2000.

［10］米歇尔·福柯.规训与惩罚［M］.刘北成，杨远婴，译.北京：三联书店，1999.

［11］I Hacking.Language，truth，and reason［M］//Historical ontology.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4:130-157.

［12］I Hacking.“Style”for historians and philosophers［M］//Historical ontology.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4:178-199.

［14］皮埃尔·布尔迪厄.科学之科学与反观性［M］.陈圣生，涂释文，梁亚红，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