拯救与呈现——读蔡文甫小说集《玲玲的画像》

徐 峰

（盐城师范学院 文学院，江苏 盐城 224002）

文学是人学这一理念不仅体现在文学作品所反映的内容上，同时也体现在文学作品的创作者即作家身上。从作家与作品关系的角度来看，文学创作过程其实是一个作家内心自我叙述进程的外化。这就导致作家的个体因素对文学作品从内容到表现形式起着决定性影响，一篇文学作品选择什么样的内容和用什么样的方式来表达是由作家身上各种组成因素综合决定的。而这些决定因素中，作家个人的人格和社会使命感时常占据重要的位置。这种文学理念在台湾作家蔡文甫的中篇小说集《玲玲的画像》上得到了很好的证明，它体现为这部作品集在内容和叙述方式两个方面同作家的紧密契合。

拯救：责任与使命的驱使

蔡文甫在《〈玲玲的画像〉重印小记》中说：“从民国五十六年到六十年间，先后由《今日世界》、《幼狮文学》两刊物和中国时报《人间》副刊发表了四个中篇小说，写的都是年轻男女的感情问题和人际关系”［1］273。那么，蔡文甫为什么要在这个时期去写这些反映年轻男女的感情问题和人际关系的小说呢？这是由当时的社会背景和蔡文甫的社会角色转变决定的。

民国五十六年到六十年间换成公元纪年应该是一九六七年到一九七一年。上世纪六十年代以后，台湾由于其特殊的政治地理位置，在美国的帮助下，社会经济得到了飞速发展，很快成了亚洲四小龙之一。随着经济的发展和西方价值观念的涌入，台湾社会形态、生活观念以及价值理念都出现了巨大的转变。资本主义的经济运营方式改善了人们的生活，但同时也使经济成为当时社会的核心焦点，金钱的力量变得越来越强大。这种变化疯狂地冲击传统的人际关系，亲情、友情、爱情等无一幸免。传统理念与价值观的失落使人迷惘；新兴观念和生活方式的不确定性使人无助。在这些因素的综合作用下，年轻人往往会出现异化，表现为行为的堕落与形象的扭曲。这种趋势如果任其蔓延不加制止，则必然会对社会、家庭产生极大的影响，同时也会给年轻一代带来巨大的伤害。这种客观存在的社会问题以及对其进行拨乱反正的迫切性正是《玲玲的画像》创作的社会基础。作家通过四个看起来没有任何联系的故事，反映出当时青少年身上存在的各种问题，并通过作品的叙述呈现出这些问题对社会、家庭和个人可能产生的严重危害。《不平行的四边形》讲述了一个叫素美的女孩畸形的爱恋，她拒绝一切常规的爱恋，疯狂地陷入了对自己姐夫的迷恋，这势必冲击家庭亲情伦理；《四男三女》揭露了几个堕落的年轻男女的群宿现象，以及他们对自己的辩护。随着经济的发展，人的各种生活需求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满足，但是在精神上却出现了极度的空虚和价值观的失落，所以，他们想方设法寻求刺激。正常的爱情表现方式已经不能满足他们的心理预期，因此出现了作品中所描写的荒唐行为。他们通过非常规的生活方式寻求到了刺激，然而这是对社会整体道德规范的颠覆；《玲玲的画像》描写了一个在金钱的冲击下对刻骨铭心的爱情失去信任所产生的误会，这个故事展示出新形势下金钱对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冲击，在金钱的冲击下纯洁的爱情是否还有生存的空间；《出巢记》展现了一个自我失落的女孩离家出走和被骗的故事，它反映出那个特定时代年轻人精神的空虚与无助，以及由此所带来的潜在的威胁。这些绝对不是作家编造出来的故事，它们都来源于客观的现实生活。正是这些客观社会问题的存在为作家提供了用笔来拯救社会的可能。

拯救行为不仅需要可能性，同时也要有存在的必要性，蔡文甫个人身份的转变正为这种拯救行动提供了必要性。

首先是他作为作家的责任。一九五一年，蔡文甫在中华副刊发表了处女作短篇小说《希望》，开始走上文学创作之路。一九五六年从军队离职以后，蔡文甫开始了“教学与创作齐飞”［2］209。作家的文学创作跟作家个人的文学素养、品格紧密相连。蔡文甫在《九歌传奇》中提到，他从小接受的是私塾教育，最早阅读的是《龙文鞭影》，然后是《孟子》、《论语》、《左传》、《诗经》、《古文观止》等。传统文化的学习给蔡文甫打下了坚实的文学基础，也在无形中塑造了他的人格，使他成为一个传统的文人。“文以载道”，自古以来，中国文人作为社会的精英必然要承担相应的社会责任。因此，在社会因转型而出现人性异变、思想混乱、价值缺失的时候，传统文人毫无疑问地要肩负起拯救“道”这一重要使命。作家的拯救行为则是通过“文”来实现的。具体的说，这种拯救行为是通过文学作品对这种社会问题进行揭露，并对其所产生的危害进行展示来完成的。它不仅拯救了“道”，同时也拯救了“人”。

其次是他作为教师的使命。一九五七年八月，蔡文甫“受聘为桃园县立大溪中学复兴分班国文科教员”［2］462，此后多年一直从事教学管理工作，先后做过留级班班主任、教务主任。由于社会的转型，当时许多年轻的学生在世界观和人生观上都是有缺失的。蔡文甫在回顾当时的情形时说：

学生留级，约有两种原因，一是智能不足或开窍教迟；一是玩心太重把功课放在一边。因为他们已在校一年，摸清老师脾气，懂得所有调皮、偷懒的方法；四十五人中还有九名是女生。他们集合在一个班，难免没有被放弃的感觉——四十多年前，还没有放牛班之说。我年幼时想读书都无学校；他们是有学校却不想读书，我应尽力帮助他们。［2］251-252

正因为对这些学生的帮助非常困难，所以蔡文甫用了“留级班导师甘苦备尝”［2］251这一标题来概括当时的工作。那么如何更好地帮助这些学生呢？蔡文甫采取双管齐下的方式，不仅仅在现实生活中帮助他们，通过日常的教学管理，引导他们走上正途；同时还把他们变成文学作品中的人物，把他们的行为可能带来的后果预先展现在作品中，让他们知道其危害，以完成对他们进行思想教育与人生指导的工作。《出巢记》中的万莉莉正是这样一位高考复读生，在她的身上有蔡文甫众多学生的影子。然而，学生的问题不仅仅表现在这一个层面上，他们形态各异，所以《玲玲的画像》出现了四个完全不同的故事。

蔡文甫在《玲玲的画像》的封面上用如下的一段话来阐述了他的创作目的：

年轻人天真而可爱；但因心性未定，往往逞一时之勇，凭直觉作出荒谬的举动。书中四个中篇小说都是刻画青年男女刹那间的情感漂浮、行为越轨，无法适应急速转变的社会，致形象被扭曲、丑化。本书十二年前由世界文物出版社出版，风行一时；现重排精印，期有更多的年轻的朋友，藉此体会蜕变期的辛酸和痛苦，有助于成长和成熟。［1］

正是基于这一目的，作品集在几个故事的结尾上都表现出了主人公对自身行为的追悔和检讨，从而为文学接受者提供借鉴，最终达到拯救失足青年这样一个目的。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拯救人、拯救社会、拯救传统的道德理念是作品集《玲玲的画像》的核心主题，“拯救”也就成了它的精神本“质”。

呈现：方法与效果的考量

文学是功利的，中国古代的“文以载道”明确地讲述了作家文学创作的功利性。而所谓的功利跟作家的文学创作的目的与动机是联系在一起的，一个作家的文学创作往往带有明确目的。这种目的最终是需要通过文学接受者的阅读以及阅读后的效果体现出来。如以娱乐为目的的文学创作的最佳效果体现就是使阅读者哈哈大笑；以教育为目的的作品的效果体现为接受者在阅读后受到了教育教化而有所进步。因此，文学创作功利性的实现跟读者紧密相连。为了达到预设的目的，作家在文学创作中必须要充分考虑文学接受者的各种不同情况，并在创作的方式上进行相应考量。建国后，老舍先生为了能让自己的文学作品被广大群众所接受，他改变了自己的创作习惯，由建国前的小说创作为主转变为以话剧创作为主。他说过，以一部分劳动人民当时的文化水平来讲，阅读小说也许多少还有困难，可是，看戏就不那么麻烦，因为剧本排演出来，就连不识字的人也能看明白；所以他要写剧本。因此，老舍先生建国以后的话剧创作充分考虑到了他文学创作的目的和文学接受者的特殊情况。现当代著名的农民作家赵树理为了更好实现自己“文摊文学”的志愿，在文学创作中尽可能地使用通俗的语言，使作品浅显明了。同样，蔡文甫的《玲玲的画像》是以拯救为其精神本质的，这类作品首先需要的是年轻的受教者必须能够正面地接受它。如何才能让这些需要教育的青少年更容易接受这样的文学作品呢？这就要求作家在创作中必须充分考虑这一人群的特殊性。蔡文甫的创作恰恰就做到了对年轻一代的性格特征和心理特点的充分考虑。

年轻一代由于缺少完整的人生观和价值观，他们在生活中极易受到新的事物、新的价值观念的影响，使得叛逆性成为他们性格的主要特征之一，他们在思想行为等诸多方面往往会表现出对传统价值观念和教育方式的强烈抵制。他们大多数都难以接受直面的批评和教育，因为这非常容易引发他们的逆反心理，从而使教育者的教化工作取不到任何的效果甚至会起负面作用。长期从事中学教学和学生管理工作的蔡文甫对此深有体会。因此，他知道在文学创作中，如果仍然以教育者的姿态来对作品中的主人公进行褒贬评说，虽然从表面上做到了扬善弃恶，但由于接受者心理的抵制，收效甚微，就不能完成创作的目的。因此，需要一种全新的叙述方式来完成作家拯救的使命。

基于这种目的的文学作品，需要满足以下几个方面的要求：

首先，作品在进行故事叙述的时候要进行客观的描写，不能根据创作者自己的好恶对叙述情节进行任何的渲染夸张。因为一旦进行了夸大，就可能给受教育者产生一种错误的感觉，使他们对教育内容的可信性产生严重的质疑。所以，对事实进行客观的描绘，让受教育者感觉到故事符合实际就显得非常必要。

其次，作品在进行故事叙述的过程中，作家不能进行明确的价值判断，同时也不能站在道德的高度上对故事中的主人公进行贬低和训斥。由于年轻人的逆反心理，如果作家在叙述中进行价值判断，就有可能使年轻的接受者否认作家的观念，从而走入一个错误的观念。同样，在故事中进行道德批判和训斥更加无助于年轻读者对文学作品的接受，所以，作家需要“零”情感介入。

最后，为了达到教育的效果，作品在故事叙述中必须明确且客观地呈现出他们的行为及其所产生的各种危害，并通过作品中主人公的追悔起到示范性警示效果。

综合起来看，在以完成对年轻人进行拯救教化为目的的文学创作中，作家必须以一个独立于事件之外的叙述视角来对故事进行客观呈现；并且，在这过程中不能表现出作家个人的情感因素、社会的道德观念和价值尺度。对作品中的人物不加以任何的价值判断和是非分辨，这使作品在创作手法上带有了明显的自然主义倾向。蔡文甫在这部作品集中所采用的正是这一创作手法。

在四个小故事的叙述当中，作家没有夹带任何个人的情感因素和社会道德观念进行善恶褒贬，而是一直使用客观描写的方式来直接呈现故事情节。

在作品《四男三女》中，虽然通过作品我们可以看出这几对青年男女在思想和行为上已经越轨，他们的行为形成了群奸群宿这一事实，超越了社会特定的伦理观念。但作者并没有在描写语言上对他们有所批评，而是描写了他们几个人被抓之后本能地为自己辩护开脱罪责的种种表现。这种开脱的方法说明这些堕落者的头脑中还是有一定的社会伦理道德基础的，作家在这里让他们自己把错误找出来。作家似乎变成了一个记录仪，通过这种客观的呈现给阅读者警示。同样，《出巢记》对离家出走的万莉莉并没有进行批判，甚至对其离家出走这一行为都没有进行直接的否定。但是作者把万莉莉出走后遇到的各种遭遇一一客观呈现在读者面前，这包括万莉莉在衣食住行等各方面的困难和被掮客欺骗差点沦落的危险。年轻的读者在阅读后一定可以直观地感受到离家出走的危险性，从而自觉达成作家的教化目的。在另外两篇作品中，作家也采取了相同的叙述手法。

这种带有自然主义倾向的写作手法之所以能为蔡文甫采用，与他所处的社会时代环境与广泛的文学阅读有相当大的关系。

六十年代的台湾文坛与大陆迥然不同。在大陆，由于特定的国际形势和国家意识形态的限制，在建国后近三十年中，我们一直处于相对封闭的状态，外来的尤其是西方的东西长期被我们批判。而在台湾，由于政治制度、经济运营方式以及特定的国际环境，它一直是处于一种开放的状态当中，这就保证了台湾文化与外界的交融共生。蔡文甫在《函校师友对我写作的影响》一文中有这样一段话：“写爱情不是坏事，只看你写的好不好。世界文学名著，不少是写爱情的，像《安娜卡列尼娜》、《包法利夫人》、《咆哮山庄》、《傲慢与偏见》等。”［2］280-281由此可见西方文学在蔡文甫文学生涯中的分量。长期接受西方文学必然会受到它们的创作方式的影响，在这其中，以按照事物本来的样子去摹仿作为出发点的自然主义创作倾向更符合作家所要求的拯救这一主题。因为它追求绝对的客观性，不搀杂作家个人主观道德评判，读者在文学接受的过程中失去了反叛的目标，因此，更容易为读者所接受，从而达到了作家的认知与拯救目的。

综上所述，蔡文甫的《玲玲的画像》作品集以带有西方自然主义色彩的“呈现”手法完成了一个东方文化体系中的教师对异化学生进行“拯救”的使命，是东西文化交融下的一部优秀作品集。

［1］蔡文甫.玲玲的画像［M］.台北：九歌出版社有限公司，1985.

［2］蔡文甫.从0到9的九歌传奇［M］.台北：九歌出版社有限公司，2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