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戊戌政变后翁同龢一封密信的辨正

赵 平

（常熟翁同龢研究会，江苏 常熟 215500）

《光明日报》1955年7月21日《史学》第61号，刊登张子扬《关于翁同龢与康、梁关系的一件史料》，披露了戊戌政变后翁同龢的一封密信：

今日太后临朝问康、梁事甚急，略有怒容。弟之举康、梁也，衷心无一毫不能告人处，足下所知，而世人所共见也。康、梁有经世之才、救国之方，此弟之所以冒死而不辞，必欲其才能所用而后已也。今遭时忌必欲抑之，使不得行其素志，究何为哉？是何心耶？太后有不且得康、梁，翁某亦有罪咎之语。乌乎，翁某岂畏罪之人哉，徒以有梗在喉，不吐不快耳！足下知我最深，将何以救之耶？方寸已乱，书不成句，惟知我者谅之耳！敬颂尊安

弟同龢上言

阅后乞付丙丁

当时的《光明日报》编者按云：“这件翁同龢密信原件，经张子扬同志借给我们看过，信上的笔迹与影印的翁同龢手书、日记相同，可以肯定是翁的手笔。原件是绛色的便笺五张，笺上印有朱红格，笺边并印有‘十二灵鹊馆笺启’字样。这也是翁所自用的笺纸。原件上没有受信人姓名和发信的日期、地点。……受信者当必是与翁关系很密切的，时间可能是1898年9月21日政变发生，康、梁出逃后数日内，翁可能在常熟原籍接到。北京友人电告当日‘太后临朝，……’，因而‘方寸已乱……’向其友人请教办法。”

《光明日报》的“编者按”确有不当之处，如断定信笺为翁所用的笺纸，以及认为翁可能在常熟原籍接到此信。但此札一出，便受到史学界的重视。原信没有受信人姓名，不少学者推测，受信人应是当时的军机大臣、嘉定人廖寿恒（字仲山）。本人认为，这个推测是正确的。当时的军机大臣有礼亲王世铎、刚毅、钱应溥、廖寿恒、王文韶、裕禄、荣禄、启秀，与翁同龢交好的只有钱应溥、王文韶和廖寿恒三人。钱应溥已重病在身，入值都很困难，而王文韶处世圆到，人称“玻璃球”，这种有风险的事，他是不会担当的。廖寿恒和翁同龢一样支持维新变法，冯煦撰廖的《墓志铭》中说：“其入枢垣也，为翁常熟所引，……常熟一摈，公遂以足疾归。”［1］1289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廖仲山去世的前几个月，他从嘉定专程到虞山拜访老友，住在曾任军机处章京的邑人俞佑莱家。五月初二日到山庐访翁同龢，上午和佑莱游虞山，中午从剑门下山。佑莱备酒席，请翁的两位门生、邑人庞鸿文、邵松年到瓶隐庐作陪。午正入席，下午五点散，而仲山又“留数刻，意甚拳拳”。［2］3501仲山留下来和翁单独谈数刻，除了痛陈戊戌政变后的时事外，一定谈到他俩的事，仲山在生前要向翁作一个交代。有趣的是，翁同龢在此日《日记》上特意写上一句话：“于时事不谈一语”，这恐怕是“此地无银三百两”了。八月十五日，仲山“感微疾而逝”，九月十五日，翁撰挽联，上联明明白白写着：“垂白相逢，与我同挥家国泪。”

上世纪七十年代，台湾学者黄彰健在《戊戌变法史研究》中对此密信的真实性提出质疑；继之者新一代史学家孔祥吉先生在《关于翁同龢一封密函的订正》（载《戊戌变法与翁同龢》，中央文献出版社）中又补充了质疑的理由。本人觉得，这些质疑大多停留在文本上，没有去追问翁其时在何地何处，张子扬为何人，也不了解建国后、反“右”前国内学术界的氛围。以本人所了解的情况，或可证明黄、孔两先生的质疑是站不住脚的。

黄、孔两先生的质疑有两条刚性的理由：一是对密信开首称“今日太后临朝”之时间的质疑，认为翁当时不在京师，而在其家乡常熟，北京的消息至少要三、五日或更长一些时间才能收到；更何况当时的电报均在总督、巡抚等衙门控制当中，由地方官吏严加掌握，以翁的处境，怎么可能接到“北京友人电告”？二是据坊间出版的《翁松禅手札》影印本所收翁罢职后在常熟写给友人的信，其信纸边未见印有“十二灵鹊馆笺启”的字样，因而质疑密信之笺纸。

一般地看，这两条理由的确很有力，但质疑者忘了，跟“一般”相对的还有“特殊”，而生活中，特殊的、偶然的情况太多了。黄、孔两先生没有去细查翁氏《日记》，却跟着《光明日报》编者按，误认为翁当时在其家乡常熟。事实上，翁其时恰恰不在常熟，而在江西南昌其侄儿翁曾桂的布政司衙门内。据翁氏《日记》记载，翁同龢戊戌五月削籍归田后，侄儿翁曾桂邀叔父到江西南昌住一段时间，而翁同龢也盼望和三嫂（翁同书夫人）、侄儿团聚，遂于七月十六日启程到上海乘江轮前往南昌。［2］3201这时，翁的门生张謇在老师被黜后，也拟托言通州纱厂未成而请假回乡，写信给翁同龢并寄去夏令用品，还请老师为自己的《荷锄图》题诗。翁在启程前回函中说：“仆顷将赴章门（南昌），来笺当携以往。好诗无暇奉和，《荷锄图》归后题寄。足下初冬旋里，仆亦此时归也。”［3］由此可知，翁到江西原拟初冬十月返家，后因发生戊戌政变，“六君子”被杀，才提前返里。

这样，前引黄、孔两先生的质疑就可迎刃而解了。翁同龢住在江西南昌藩司衙门，北京友人的电报就可当日收到；翁的密信用侄儿那里的信笺，印有“十二灵鹊馆笺”也就不奇怪了。而这位“北京友人”应就是军机大臣廖寿恒。早上六点，军机大臣见起，听到慈禧的训辞，涉及翁的安危，廖发电报告知，是一位挚友应尽的责任。其时“六君子”尚未被杀，而康有为图谋兵围颐和园捕杀慈禧这样的信息要待翁八月十五日离开南昌返家途经上海才听到。因此密信的内容申述自己为国、为救世才荐举康、梁。此外，光绪初，盛宣怀创办中国电报总局，不全是为了政务，也为了商务。因此，当时发报不可能全部掌握在官员手中，更何况仲山本身既是军机大臣，又是总署大臣。翁同龢开缺时，侄曾荣已到上海，准备乘海轮北上，翁立即发电报阻其北上，曾荣留在上海，等翁南还。由此可见，那时的电报往来还是很方便的。至于这封密信要送往北京，完全可以由翁曾桂派心腹火速送到。

黄、孔两位先生质疑的理由中还有未经证实的，在逻辑上是“预期理由”。

其一是认为“翁并未荐梁”，梁启超是徐致靖戊戌四月二十五日保荐的。但由此推不出“翁未荐梁”。甲午战争中国失败后，痛定思痛，翁同龢已经认识到“不变法，不大举，吾知无成耳！”一大批维新人士、青年才俊成了他的座上客。光绪二十一年闰五月初九，翁同龢与康有为首次正式见面，“长谈”［4］2859，康向翁介绍了自己得意弟子梁启超，第二天梁启超来拜见，因故“未见”，但在《日记》上作了记录。［4］2860光绪二十三年五月廿一日，黄遵宪放湖南盐法道，六月十五日到翁府辞行，长谈，向翁推荐能办事的人才，其中就有梁启超。［2］3064翁一生爱才若渴，他又多次建议光绪帝不拘一格选拔人才，因此在和皇上交谈时，或曾荐举梁启超，这是很难证伪的。

其二是认为“康、梁并称是后来的事”，并且“戊戌政变后相当长时间内慈禧并没有追问梁启超的下落”，因而质疑密信之内容。

“康、梁”并称有不同的含义。后人并称“康、梁”是将两位看作戊戌变法的标志性人物，但这并不能排除慈禧在那天将康、梁并称，在慈禧眼中，康、梁不过是两个重要的逃犯而已。我们不能因褒义的“康、梁”并称后出，就推出慈禧口中不可能将康、梁并称！当时逃亡的维新人士不止康、梁二人，但毫无疑问，最引人注目的，一位是康有为，一位是梁启超。在“六君子”被杀前，步兵统领崇礼向慈禧报告抓捕犯人的奏折中的确没有提到梁启超，因为梁在逃。1898年9月28日，六君子被杀，10月1日，抄康有为、梁启超家，12月5日，悬赏购捕康有为、梁启超、王照。1899年12月20日，清廷再次宣布康有为、梁启超“罪状”，悬赏缉捕。1900年2月14日，清廷下诏悬赏十万两，大索康有为、梁启超，毁其所著之书，阅读其报章者，亦有罪。前数日，铲平其祖坟。

显然，孔先生的质疑中有的地方怎么也“推不出”他所要得出的结论。

翁同龢是近代书法家，一生应酬繁忙，留下了大量书法作品，虽然存世的作品有不少是赝品，但绝不像孔先生所说的那样“属真迹者已是寥若晨星”。以翁氏书法有赝品，在没有见到那封密信的手迹之前就批评《光明日报》编者之“可以肯定是翁的手笔”“不无轻率之嫌”恐怕也难免“不无轻率之嫌”。上世纪五十年代初，共产党和政府的威信很高，社会风气很好，绝不是生产假冒伪劣产品和学术造假的年代。《光明日报》是当时唯一一张以学术性为特色的全国性报纸。编者借阅张子扬先生收藏的翁氏手迹，一定郑重其事经严谨的专家鉴定后才得出“肯定”的结论，那时的鉴定纯粹是学术研究，绝不像今天跟经济利益挂钩，可以“鉴”伪成真。本人认为，在没有见到密信手迹前，首先要尊重《光明日报》编者得出的结论。至于孔先生引翁万戈先生言王石谷的族裔、去世不久的王子扬先生收藏的翁氏书法作品中有不少赝品，也绝对“推不出”张子扬先生收藏的翁的密信是赝品的结论。

本人三年前应邀到翁同龢纪念馆当研究员，见到了那封密信的材料，眼前一亮，张子扬先生乃本人上世纪五十年代中期在常熟市中读高中时的老师也！解放初，读初中时学英语，1954年上高中读俄语。张子扬先生就是在1954年9月调入常熟市中的俄语老师，还担任过同轨班班主任。那时的市中教师人才济济，校长陈旭轮先生是历史学家，曾和钱穆、吕叔湘同事。本人高一班主任吴昌汉先生西南联大毕业，教数学而精国学；高二、高三班主任傅朝阳先生是方言专家，曾在《中国语文》上发表论文，出版过《方言词例释》。张子扬先生也绝非泛泛之辈，但很遗憾，1957年反“右”，1958年，张子扬老师以历史问题被捕入狱，以后的情况就不知道了。市中退休教师活动室就在翁同龢纪念馆，退休支部的吴宗瑾先生，在我们上高中时，已是教导处的一位年青干部，本人在见到那封密信的材料后，曾向吴老师打听张子扬先生是什么地方人，他回答说，是嘉定人。我当时很兴奋，因为我由此能对那封密信作出合理的假设了。张子扬先生所藏翁同龢的密信，或是有来历的，我希望嘉定的文史研究者能研究一下嘉定廖氏和张氏之间的关系。

孔先生是当代很有成就的历史学家，不知为何对翁同龢的性格和心态理解得那样片面。人性丰富、细腻、微妙，决不是“单面”的。密函中翁说：“翁某岂畏罪之人哉！”为国荐才，何罪之有，亦何畏之有？这是从整体上说的，但“祸且不测”，故“方寸已乱”也是人之常情，所以才要写这封密信。怎能说是前后矛盾呢？翁同龢可不是“文革”中塑造出来的那种又高又大的“英雄人物”，临危不容许有一丝惊慌、一丝犹豫，挺着胸脯，高呼口号去赴汤蹈火。翁同龢接受儒家教育，是在“以诗书忠厚之泽”传家的家风中培养出来的书生，平生的确守礼安分、谨言慎行，但在重大问题上毫不犹豫、毫不含糊，敢于直言，奋力与争。甲午战争中与主和派徐用仪争论竟然响彻宫殿；戊戌变法前和刚毅议论不合，几拂衣；因恭亲王对皇上不礼貌，他生日那天，翁在朝房中仅“一揖”，以示不满。因此，怎么能轻易断定“康、梁有经世之才、救国之方，此弟之所以冒万死而不辞”这种话不是翁同龢所说。就在他到江西南昌的路上，他还作《将之江右视筱珊侄》：“海程行过复江城，无限苍凉北望情。传语蛟龙莫作剧，老夫惯听怒涛声。”［5］16诗末两句正告顽固派，不要兴风作浪，老夫不会被“惊涛骇浪”所吓倒。该发声时就发声，这才是翁同龢。

至于孔先生说遭严谴后翁同龢已成“惊弓之鸟”，也太渺视翁同龢了。“趋利避害”是人的天性，戊戌政变后，翁同龢修改《日记》，据翁万戈先生新编《翁同龢日记》中“删改真相”，修改之处并不多，不过为了避免不必要的麻烦而已，真的已成“惊弓之鸟”，一把火烧掉不是更安全吗？实际上他已横下心来，直面险恶的世途。光绪二十五年，族裔柏园侄孙以诗祝老人七十初度，依韵答之。诗中有“自信平生铁石肠，寒花虽老尚凌霜”、“老来无泪触柔肠，真似枯柯耐雪霜”。这就是翁常说的“仁者勇”。庐墓山中六年，国家多难，翁同龢无时无刻不关心着时局，心忧天下，对庚子事件、慈禧宣布“新政”以及日俄战争等涉及国家安危和命运的重大事件，在翁的《日记》、诗文中均表露了他的关注、忧虑，直言不讳地表达他的立场、观点。“济世”是他平生的抱负，即便被逐归田，依然心系天下，为君分忧。这才是真正的翁同龢，值得后人景仰。

［1］清代碑传全集（下）［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

［2］翁万戈，编.翁以钧，校订.翁同龢日记：第七卷［M］.上海：中西书局，2012.

［3］翁松禅致张啬庵手书［O］.现藏于南通博物馆.

［4］翁万戈，编.翁以钧，校订.翁同龢日记：第六卷［M］.上海：中西书局，2012.

［5］翁文恭公遗集·瓶庐诗稿（六）［M］.台北：维新书局印行，民国五十九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