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山东基层士人生存状态初探
——以《醒世姻缘传》为例

张 烨

(华东师范大学 人文学院，上海 200241)

明清山东基层士人生存状态初探
——以《醒世姻缘传》为例

张 烨

(华东师范大学 人文学院，上海 200241)

明代中期以后，山东地区基层士人的生存方式因受到商品经济冲击、自身群体膨胀等因素的影响发生显著改变。不同家庭出身、人生遭际、学养修为的基层士人应对生存的压力和考验做出了迥异的人生选择，从而使得这一群体的生存状态展现出多元化的发展趋势。《醒世姻缘传》是一部明清之际以山东地区为创作背景的长篇世情小说，小说中所勾画的大量基层士人的形象为深入了解当时山东地区基层士人的生存状态提供了较为生动、具体的文学史料。

基层士人；醒世姻缘传；坚守；拓展；背离

由于传统史学的局限性，有关基层士人群体的史料极为匮乏，地方志及家谱、文集等作品中虽有涉及，但因其隐恶扬善的性质所限，内容往往较为单一，不能多角度展现基层士人的生存状态。所幸《醒世姻缘传》这部包罗万象的长篇世情小说为我们提供了诸多活泼、具体、个性鲜明又颇为真实的事例，弥补了传统史料的不足。《醒世姻缘传》是一部以明清之际山东地区为背景的长篇世情小说，小说细致地描绘了基层社会的芸芸众生，被徐志摩誉为“一个时代的社会写生”。小说的具体成书年代及作者目前尚存争议，但根据书中山东方言的使用以及当地风俗民情的描写，基本可以断定该书为明末清初山东文士所作。虽然小说中的人物、情节是虚构的，但其反映的社会背景、各类社会角色的生存状态及社会心理真实生动，小说中描写的诸多历史事件如灾荒等都可以在史书中得到印证，因此其史料价值令人信服。

明代中期以来，由于统治者对科举考试及民间教化的重视，各级官、私学应运而生，造就了一个庞大的壅滞基层的士人群体。这一群体来自各个社会阶层，接受了儒家思想程度不一的熏陶，怀有不同的人生抱负，面对着不同的生存压力，他们在残酷的科考竞争中沉浮，面对诸多诱惑、失落和冲击，寻求不同的精神慰藉和安身立命的方式，展现出迥异的人生选择，扮演起不同的社会角色。他们或是执著坚守，或是勇于拓展生存空间，或是背离传统的儒家理念……作为社会的过渡阶层，个体差异使得这个群体生动鲜活又颇具张力。本文大致将其分为以下三大类分别进行讨论。

一、坚守

传统儒家文化赋予士人一系列详备具体的处世理念，其中对于个人修为的重视和强烈的社会责任感是最为核心的内容，即身为士人应摈弃利益诱惑，潜心研习儒家经典，以圣贤为终极目标，胸怀天下，忧国忧民，上可肩负治理国家之重任，下要以身作则、教化百姓、维护社会道义。然而这些士人安身立命的精神支撑，自明代中期以后，随着士人群体的膨胀和商品经济的深入发展变得愈加难以坚守。士子们肩负着科考压力，不仅治生能力和精力大打折扣，而且增加了额外的身份限制及科读费用。传统士人重义轻利、清心寡欲、醉心经典的生活方式，很难继续应对变化的社会环境。一些家资丰厚的士人尚可摒除物欲诱惑，以传统的耕读方式坚守悠然自得的士子生活。例如《醒世姻缘传》中描写的秀才游稀酢“家中止得六七十亩地，住着一所茅房。宅东面套出一个菜园，也有些四时的花木。东南上盖了一所书房，这书房倒也收拾的有致，比住房反倒齐整。游秀才自己在里面读书，每日也定了个书程……从三月起，八月中秋止，这几个月，日间的时节，游秀才只在书房完那定下的功课．连饭也是送去吃的。凡百的家事，倒都是他的细君照管……到了冬里的时节，晚上围了炉，点了灯烛，儿子读夜书，自己也做些工夫”。游秀才几乎不必为生计劳神，唯一的生活重心即是课读，闲暇时“或是与儿子讲说些读过的书文，或是与女儿说些甚么贤孝的古记……除了岁科两考进到城里走走，不然，整年整月，要见他一面也是难的”[1]315-316。游秀才较为丰厚的家资，缓解了他所面对的生存压力、科考压力，使其得以享受如此安逸自得的传统耕读生活。另外，学识、修养醇厚的士子，可以凭借文化知识，谋取较高的收入，如小说中晁思孝的幕宾邢皋门、狄希陈的老师程乐宇，在坚守个人抱负和道德底线的同时，通过担任官吏或富裕子弟的幕僚、经师赚取可观的财富，并自认为以舌耕赚取学贶，是士人应得之物，并不伤廉[1]206。

对于大多数家境贫寒、学识平庸的士子们而言，单是维持捉襟见肘的生存已经力不从心，在此基础上坚守传统儒家理念则变得日益艰难。小说中描写的武城县秀才陈六吉，没有田产，完全依靠教读生存，“取与不苟，行动有常。因他凡事执板，狷介忤俗，邑中的轻薄后生都以怪物名之。别无田产，单以教书为事，家计极是萧条。所有应得贽礼束脩，绝不与人争长竞短、挈少论多；与那生徒相与，就如父子一般。那个陈师娘更是个贤达妇人，待那徒弟就如自家儿子也没有这般疼爱”[1]1183，这种山东基层社会的教读生活极为清苦，“北边的学贶甚是荒凉，除那宦家富室，每月出得一钱束脩，便是极有体面；若是以下人家，一月出五分的，还叫是中等；多有每月三十文铜钱，比比皆是。于是这陈先生的度日甚是艰难”[1]1184。面对艰难、拮据的生活，陈秀才依然淡泊名利，坚守教师的职业道德和儒家士人的操守。艺术源自生活，小说中的人物往往是众多现实事例的缩影，事实上山东地区的方志及家谱中保存了大量以己之力造福一方的有为之士的相关史料，他们的作为诚可为学校师、为乡里范、为宗族式，有力佐证了上述文学描述。例如清代滨州人范安熙“屡试不售”，一位任职州判的友人劝他道：“仕途本宽，何必定科举起家乎？”但范安熙的父亲——同样是一位困于基层、一生潦倒的读书人——却极力反对，义正严词教诲儿子：“吾闻华早者多伤实，光烨者必竭其膏，故士先器识而后功名，苟中有未足而骤得美仕，君子犹谓之不祥，矧求之而未必得耶，且吾愿汝以善养不愿汝以禄养也。”[2]可见，这类士人毕生兢兢业业、孜孜以求于学术造诣和自身修为的提高，并非为博取官职、光耀门楣，这正是传统儒家理念所倡导的精神境界，只是随着社会的发展，坚守这种生存方式需要面对更多生存压力和物欲诱惑。

二、拓展

正是由于上文提及的种种生存压力，越来越多的士人挣脱传统儒家理念的限制，敢于言利、求利，勇于拓展更为广阔的生存空间和精神领域，或是经商、从医、为巫、为吏，或是将本业治生的方式商业化、职业化，以期赚取更多收入、改善生活境遇。很多名士从多个方面论述、支持这种应运而生的社会现象，例如王阳明即明确指出：“但言学者治生上，仅有工夫则可。若以治生为首务，使学者汲汲营利，断不可也。且天下首务，孰有急于讲学耶？虽治生亦是讲学中事，但不可以之为首务，徒启营利之心。果能于此处调停得心体无累，虽终日作买卖，不害其为圣为贤。何妨于学?学何贰于治生?”[3]1171王阳明充分肯定了治生的必要性，认为重视治生并不等于汲汲名利，而是为学的基础，一定程度的治生与为学相辅相成、并不矛盾。这种治生理念的改变，在小说中也有明确体现。小说作者就立足于当时士子的实际生存状况，直白言道：

圣贤千言万语，叫那读书人乐道安贫，所以说：“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一箪食，一瓢饮，不改其乐”、“泌水洋祥，可以乐饥”、“并日而食，易衣而出，其仕进必不可苟”。我想说这样话的圣贤，毕竟自己处的地位也还挨的过得日子，所以安得贫、乐得道。但多有连那一亩之宫、环堵之室、负郭之田半亩也没有的，这连稀粥汤也没得一口呷在肚里，那讨蔬食箪瓢？这也只好挨到井边一瓢饮罢了，那里还有乐处……倒还是后来的人说得平易，道是“学必先于治生”。[1]420-421

幽默诙谐的语言表达出作者朴素、切实的看法，读书人应当勇于争取治生的合理性，对利的追求与道的坚守不必也不应完全对立。事实上，在利、义的对立相对缓和的背景下，很多士人恰恰是为了更好地赡养父母、资助乡邻，从而承担起儒家士子的责任和义务而积极谋利，方志、家谱等文献中记录了大量相关事例。例如古滕一位名为甘代璋的邑庠员，“讲业之暇，凡百器械率由手制，家道之羡于此始，而德行之行益由此进矣”，不仅将“堂叔父母迎养于家，自始迄终无倦意”，同时还资助几位姐弟的生活[4]。黄县康乾年间人丁元鹃，“生有至性，喜读书，以父上玉公授徒为业，故家计独委之公焉。公即善体亲心，牵东孝养而家道日隆……其经商时忠诚无欺，所与交游殆不知其为商也，为儒也”[5]。还有清代古滕人张维世，十岁时其父被诬入狱而卒，家业艰难，他“且读且耕无稍懈”，终于使得家业日增，并用所赚钱财“置药局，凡贫不能医者悉施之，至流民与鳏寡孤独则留养于家，亲为煎剂，迄就痊乃遣去。岁费金泉若干弗计也”，康熙壬寅大灾之时，张公更是“自节饮食而设粥以食饥人”，使众多乡邻生存下来[6]。

通过这些士人们的人生选择和经历，足见治生方式的拓展不仅增强了基层士人们的谋生能力、拓展了他们的谋生范围、改善了他们的生活境遇，更为重要的是使他们拥有更多方式和足够的能力承担起儒家文化赋予他们的责任、道义，从而使他们获得一定的自信心和价值感。这既是士人生存方式，也是儒家文化价值实现方式的拓展。“对促动‘士’从‘学而优则仕’的单一价值取向与对‘仕途经济’的依赖中相对摆脱，为‘文化社会化’的多元转化无疑是具有一定积极意义与价值的。”[7]107另外，随着士人们参与各类职业领域，儒家理念被带入这些行业之中并发挥了一定的规范和约束作用。如大量儒商的出现就对商业的良性发展产生了良好的道德指向作用，同时“还在一定程度上促动了‘文化知识商品化’的发展……尤其晚明‘市民文人’的兴起,其对传统经典化生活模式的摧折意义是不言自明的,因为它本身就是基于市场需求与谋利心理的世俗基础之上的,这在以‘文章为大雅事业’的经典化生活模式中无疑是难以想象的”[8]123。

社会环境变迁的背景之下，治生不再与坚守儒家道义水火不容，反而成为后者的基础和保障，因为读书人赡养长辈、抚育幼子、治学修身、造福一方都需要一定的经济能力。正所谓：“天下岂有白丁圣贤、败子圣贤哉！岂有学为圣贤之人而父母妻子之弗能养，而待养于人哉！”[9]158在新的社会背景之下，治生的同时坚守道义，取代“学不谋食”成为儒家士人更加切实可行的的生存方式。一些家族对子孙的要求也发生了明显改变，例如恒台胡氏家族就要求子弟“虽肄诗书不可不令知稼穑之事，岁秉耒耜不可不令知读书之义”[10]。

但也应看到，士人的生活因社会变迁而逐渐世俗化的同时也带来不容小觑的消极影响。随着逐利风气的愈加深入，一些传统的士人治生方式随之发生了职业化、商业化的巨大变化，治学往往沦为赢利的工具。小说中反映比较明显的即是塾师商业化的现象。西周生对比了“往日”与“今日”塾师的巨大差异：“却说往日与人做先生的人，毕竟要那学富道高，具那胸中的抱负，可以任人叩之不穷，问之即对；也还不止于学问上可以为师，最要有德、有行、有气节、有人品，成为一个模范，叫那学生们取法看样。学生们里边有富厚的，便多送些束脩，供备先生，就如那子弟们孝顺父兄一般，收他的不以为过；有那家贫寒的，实实的办不起束脩，我又不曾使了本钱，便白教他成器，有何妨碍？‘一日为师，终身为父’，可见这师弟的情分也不是可以薄得的……往日的先生原为‘继往开来’，如今做先生的不过是‘学钱糊口’，所以束脩送不到，就如那州县官恨那纳粮不起的百姓一般；学生另择了先生，就如那将官处那叛逃的兵士一样。若是果真的有些教法，果然有些功劳，这也还气他得过，却是一毫也没有账算。”[1]448-450传统社会原本亲如父子的师生关系俨然蜕变为赤裸裸的雇佣关系，春风化雨的教养、熏陶也变成“短斤少两”的商业行为，“要起束脩来比那钱粮更紧……你只跟他读一句‘赵钱孙李’，他也要诈你个肯心，再没有不成仇敌的”[1]335，而且这种现象是“不止一个先生为然，个个先生大约如此”[1]450。可见，基层士人群体应对社会环境变迁积极拓展生存方式的努力，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他们的生存境遇，同时也带来拜金思潮泛滥的消极影响。

三、背离

社会环境变迁给基层士人群体带来种种压力和诱惑，使得他们的传统儒家理念受到强烈冲击，道德底线遭遇前所未有的挑战。另外，明代统治者对于应举资格的放宽、三级功名制的施行、录取名额的大量增加、尤其是捐纳制度的施行等，使很多道德水准低下的“伪士人”混入士人阶层，加剧了这一群体整体素质及生存境遇的恶化。传统儒家文化的培养对象是君子或是以君子为志的少数精英，虽强调民众教化，但并非要把民众精英化。科举的过度繁荣使其从选拔英才的抡才大典沦为许多人用以提升生存境遇的手段，甚至大量不能诵读基本儒学经典的无良之士以此占据传统士人的立足之地，抢占有限的资源财富和特权，鱼肉百姓、横行乡里，成为为害一方的社会毒瘤，使士人的群体形象大受贬折。

明代中后期以来，关于士人群体无赖化的讨论并不鲜见，顾炎武在《生员论》中就曾指出：“今天下之出入公门以挠官府之政者，生员也；倚势以武断于乡里者，生员也；与胥吏为缘，甚有身自为胥史者，生员也；官府一拂其意，则群起而哄者，生员也；把持官府之阴事，而与之为市者，生员也。”[11]22他将乡宦、生员、吏胥视为三大天下病民，这三者中基层士人无疑占据了相当比例。

《醒世姻缘传》中的主人公狄希陈即是一个顽劣、愚钝的纨绔子弟。他的父亲、富有员外狄宾梁，接受亲家、致仕官员薛教授的指点“如今同不得往年，行了条鞭之法，一切差徭不来骚扰。如今差徭烦，赋役重，马头库吏，大户收头，粘着些儿，立见倾家荡产。亲家，你这般家事，必得一个好秀才支持门户”，于是颇为重视狄希陈的教育，帮助他投机取巧考取了府学生员并捐纳了监生。正如顾炎武所言：“今之愿为生员者，非必其慕功名也，保身家而已。”[11]21

小说作者作为士人群体中的一员，难以抑制对无良士人的厌恶痛恨之情，不惜笔墨详细描写了诸多劣迹斑斑的无赖士人形象，痛斥他们的卑劣行径，揭露他们对民众、对社会造成的消极影响。如廪善秀才麻从吾以读书为名，赖在一个张仙庙中，勒掯两个道士，骗吃骗喝还偷盗道士的衣物、米粮，一年多后，两位道士被逼迫得弃庙而去。后来他又打听到明水沈黄庄有一个专爱做善事、以卖豆腐为生的丁利国，于是装作走投无路要自尽的穷学生，博取丁的同情，收他做了义子，全家都搬到丁家来，住了11年，出了贡。后来“上京的盘费，京中坐监的日用，俱是丁利国拿出银子来照管……麻从吾坐完监，考中了通判”，麻从吾榨干了丁利国夫妇的钱财后，竟然忘恩负义地抛弃他们，使得两位年迈老人客死他乡[1]346。无赖士人麻从吾，完全听凭利益驱使，以各种无赖行径、钻营伎俩混入士人阶层。还有秀才严列星，行状多端，“拿出那哄、赖、骗、诈四件本事，弄得人家几亩地种，他却自己一些不动工本，耕锄耩割，子种牛粮，都是拣那几家软弱的邻舍与他做佃户。他却像种公田的一般，那些人家必定要等公事毕了，然后敢治私事”[1]340。 西周生细述了两人的无赖行径之后，又列举了一串无赖士子的名字：

当初只有一个麻从吾跷蹊古怪，后来又只一个严列星无所不为……到了这几年之后……单且只说读书的学校中，如那虞际唐、尼集孔、祁伯常、张报国、吴潮流、陈骅这班禽兽，个个都伤败彝伦起来。若要一一的指说他那事款，一来污人的口舌，二来脏人的耳朵，三则也伤于雅道，四则又恐未必都是那一方的人，所以不忍暴扬出来。[1]361

可见无赖士子并非个别现象，而是形成了一种不良风气。原本是“抱了几本书，就如绣女一般”[1]300的读书人形象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这些无赖又不同于普通的恶霸，他们有读书识字的能力，可以自写状纸、歪曲事实，且依仗秀才身份，见了县官不必跪拜，有些差池也不必挨打，并时常与同门、生徒结成团伙，聚众滋事，危害乡里，负面影响极为严重。如上文提到的麻从吾逼走两位道士之后，就自写状子污蔑道士拐走他的衣物、古玩。严列星也是“倚了秀才，官又不好打他”，分外嚣张，有一年因他不纳钱粮，差人去叫他，结果却被他把腿打折了[1]357。主人公狄希陈的启蒙老师、增广生员汪为露，不仅在岁科两考时成百金的收取谢礼，还放起了高利贷，每日“失了魂的一般东磕西撞，打听甚么货贱，该拿银子收下；甚么货贵，该去寻经纪来发脱”，而且还纠集一帮学徒闹事，“把那县门只当了自家的居室，一月三十日，倒有二十日出入衙门”[1]451-452。小说中的这些描写，充分反映出众多无赖士子给士人群体及乡间社会秩序所造成的严重危害。

通过对《醒世姻缘传》及相关方志、文集、家谱等史料的比对、分析，可以看到明清时期山东地区日益多元化的生存环境对传统士人们提出了更多具体而实际的要求，使得这一群体的生存充斥着明显的冲突与张力，他们的生存方式因此而日益多样化、世俗化，并衍生出诸多社会问题。

[1] 西周生.醒世姻缘传[M].北京：中华书局，2005.

[2] 范安熙.范氏族谱[M].清光绪2年修翰堂木刻本，1876.

[3] 王守仁.王阳明全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

[4] 甘全亨.古滕甘氏族谱[M].民国5年石印本，1916.

[5] 丁在麟.丁氏族谱[M].清宣统元年刻本，1909.

[6] 张星洲.古滕张氏族谱[M].蛾术精舍木活字本，1936.

[7] 刘晓东.科举危机与晚明士人社会的分化[J].山东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2(2)：103-108.

[8] 刘晓东.世俗人生——儒家经典生活的困境与晚明士人社会角色的转化[J].西南师范大学学报，2001(5)：121-126.

[9] 陈确.陈确集[M].北京：中华书局，1979.

[10] 胡怀业.桓台胡氏世谱[M].民国十五年石印本，1926.

[11] 顾炎武.生员论三篇∥顾亭林诗文集[M].北京：中华书局，1959，21-25.

[责任编辑 位雪燕]

河南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14卷，第1期，2013年1月

TheLivingStateofGrassrootsScholarsofShandongProvinceduringMingandQingDynastiesA Case Study ofMarriageStoriestoAwakenMen

ZHANGYe

(CollegeofHumanities,EastChinaNormalUniversity,Shanghai200241,China)

Ever since the mid-Ming dynasty, the living state of grassroots scholars of Shandong province had undergone significant changes due to the impact of commodity economy and expansion of this group. Their different educational background, family background, ways of coping with pressure of survival, and choices of different life all contribute to the diversified development of the living state of grassroots scholars. As a novel with the set of Shandong province during Ming and Qing dynasty,MarriageStoriestoAwakenMenprovides vivid and concrete historical records for studies of the living state of grassroots scholars of Shandong province at that time.

grassroots scholars;MarriageStoriestoAwakenMen; persistence; expansion; deviation

2012-11-23

张烨(1983—)，女，山东泰安人，博士生，主要从事明清史研究。

E-mail：zhangye3678@163.com

I206.2

A

1673-9779(2013)01-0063-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