焦作煤炭开采的考古学观察
——以碑刻资料为中心

程 峰,程 谦

(1.焦作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覃怀文化研究所，河南 焦作 454000；2.商丘学院 文学院，河南 商丘 476113)

焦作煤炭开采的考古学观察
——以碑刻资料为中心

程 峰1,程 谦2

(1.焦作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覃怀文化研究所，河南 焦作 454000；2.商丘学院 文学院，河南 商丘 476113)

以考古资料以及所发现的碑刻资料为中心，结合文献记载，对焦作煤炭开采进行考古学意义上的观察。从碑刻资料和所发现的遗物、遗迹来看，焦作煤炭开采始于唐宋，兴于明清，至清中后期达到开采高峰；而且煤炭生产也不仅仅是满足当地的生活、生产需要，它还作为重要商品对外进行贸易。通过观察和分析，我们不仅了解了焦作煤炭开采的过程，而且也为煤炭史的研究提供了第一手资料。

煤炭开采；考古学；碑刻资料

焦作煤炭资源丰富，开采历史悠久，是中国最早认识、开发和利用煤炭资源的地区之一。早在春秋战国时期，焦作就发现了煤炭。据专家考证，《山海经·北山经》的“贲闻之山，其上多苍玉，其下多黄垩，多涅石”[1]说的就是焦作一带的太行山。当时，煤炭还被称为涅石[2]。但学界在论述焦作煤炭开采时，由于缺乏文献支撑，大多语焉不详，多从英商福公司开始。在此，仅从考古学的角度，利用近些年发现的碑刻资料和遗物、遗迹，对古代焦作的煤炭开采进行观察，以期为学界的进一步研究提供一些帮助。

一、唐宋元时期焦作的煤炭开采

焦作煤炭开采历史悠久，迄今已有1000多年的历史。20世纪初，英商福公司在焦作开凿第14号矿井时，曾发现唐代挖煤用的铁灯一盏，开元铜钱数枚[3]。可见，焦作采煤历史的悠久。

宋代，焦作的采煤业得到了飞跃发展。焦作地域不仅发现了宋代的煤窑遗迹，而且近年发现的遗物和碑刻资料也证明了焦作时有煤炭开采，并且煤窑的规模还相当大。1909年，英商福公司在焦作上白作开凿24号矿井时，在十七八丈深处，发现古窑洞一对，内有煤窑工人用的已经腐朽的护身板，经鉴定，认为是宋代的遗物，煤窑也为宋代开凿[4]。不仅如此，碑刻资料也证明了宋代初期焦作已有规模较大的煤矿，焦作上白作村所发现的宋代李从生墓志就提供了重要佐证，墓志铭曰[5]：

君讳从生，本举义地，性无殊……长男吉挈母氏同二妹，自高平登太行，渡丹水，至于潭怀宁邑孝廉乡孝廉里白家作置业居焉。母郭氏享年六十有六矣。至元祐三年戊辰岁，巍巍乎万户山前，浩浩乎乌金出世。吉乃以地为主，夜以计日役工匠数百人，自赡千余口。获山泽之厚利者，皆出乎吉之分，而莫知其数焉……

据志文记载，墓主李从生，原系“河东泽州高平县举义乡丁壁村”人。其子李吉携其母亲及二妹“自高平，登太行，渡丹水，至于潭(应为覃)怀宁邑孝廉乡孝廉里白家作置业居焉”。“白家作”以现今方位看，应为今焦作市的上、下白作村一带，即清末英商福公司在焦作的第一个煤矿——哲美森矿的位置所在。墓志记载，“至元祐三年戊辰岁，巍巍乎万户山前，浩浩乎乌金出世”，指明上白作村的山沿一带在宋元祐三年(1088年)时，就发现了蕴藏丰富的煤炭资源，且已大规模开采。“乌金”是古代对煤炭的美称，煤炭发现后，李吉“以地为主，夜以计日役工匠数百人，自赡千余口”，开办了规模空前的煤矿，促进了当地封建经济的发展。正如墓志所称：“获山泽之厚利者，皆出乎吉之分，而莫知其数焉。” 李吉因采煤开矿而家业兴旺，富甲乡里。李吉煤矿的采煤工人有数百名，是目前所知时代最早、规模最大的早期煤矿。李从生的这方墓志铭证明了早在宋代，焦作一带就有了大型的私营煤矿。

煤矿生产的发展，也促进了这一带制瓷业的发展。以当阳峪村为中心的太行山沿山一带，宋元时期为北方著名的陶瓷产地。据宋代崇宁四年(1105年)所立的窑神庙碑文记载，当时这里是“世利磁器，埏埴者百余家，养资者万余户”*北宋崇宁四年《德应侯百灵翁之庙记》，现存于修武当阳峪村。当阳峪的瓷器生产曾以“煤炭”为燃料，因为考古工作者在当阳峪旧瓷窑址发现有“煤灰”等遗迹，这表明当时当阳峪一带焙烤陶瓷曾以煤炭做燃料。另外，在陶瓷古窑附近，还发现有煤窑的遗址。

宋代焦作的煤炭生产不仅满足当地的生活、生产需要，而且还被作为重要商品外销到其他地方。据文献记载，北宋初期，朝廷派出专职官吏在焦作一带管理煤炭的生产和买卖。《宋会要辑稿·食货·窑务》记载[6]:“神宗熙宁七年五月，江陵府江陵县尉陈康民言……勘会在京窑务，所有柴数，于三年内取一年最多数，增成六十万束，仍与石炭兼用……其石炭自于怀州九鼎渡、武德县收市，及勾当东窑务孙石乞将石炭出货……宜作康民所请，其出卖石炭，每秤定价六十文。诏除武德县收市不行外，余并从之。”怀州九鼎渡在今武陟县张村，武德县在今武陟县老城村，宋代焦作属怀州，表明宋代焦作的煤炭已外卖并进入市场。无独有偶，近年来的考古发现，也为宋代焦作煤炭外销提供了重要佐证。2006年5-10月，焦作市文物队对苏蔺墓区所进行的考古发掘，发现了汉代至宋代时期的古道路路面(L3)上覆盖着厚达0.02～0.1米的煤灰层，路边还发现有众多的燃煤灶、煤堆痕迹和煤残留[7]。2006年 7-9月，焦作市文物工作队又在恩村墓群发现了宋代的“官道”以及路面上撒落的煤灰[8]。2006年 6-10月，焦作市文物工作队在发掘墙北宋代遗址时，还发现了宋金时期的运煤古道路1条、客栈1个、煤堆数个及燃煤灶41个[9]。据《怀庆府志》记载，此地历来就有一条古道路，向东可以通往修武、卫辉(新乡卫辉市)，向西通往怀庆府，因是官方管理的道路，人称“官道”。据《中国历史地图》记载，北宋时期“河北西路”的南端西起怀州(沁阳)，路经清华镇(博爱)、宁郭驿(今武陟宁郭)、修武、新乡，至卫州(汲县)[10]。根据焦作恩村、苏蔺以及博爱聂村3处发掘的情况判断，所发现的道路就是宋代的官道，从道路的宽度和建筑结构来看，在当时应是一条由国家管理的主道路，也是宋代以后豫西北地区沁河北岸唯一贯穿东西的主要交通干道，是连接京(开封)、洛(洛阳)、晋(山西省)地区的交通枢纽。从路面上撒落的煤灰分析，该路是修武煤炭外运的主要通道，是促进该区经济发展的大动脉。它证实了焦作在宋代大量产煤、用煤、外销煤的历史事实，对研究焦作宋代的经济、道路运输及煤炭工业的发展情况，提供了实物资料。

至元代，焦作的采煤业也有发展，但没有发现过多的资料予以证明，只有元至元十三年(1276年)的《重修玉峰观碑》*元至元十三年《重修玉峰观碑》，现存于焦作市博物馆。为我们提供一些元代焦作煤炭开采的信息，碑文曰：

赵晋二域之间，有山曰：太行。屏之万仞，巍巍乎瑞气侵天，荡荡乎岚光拂地。有覃怀之河内东北隅，有乡曰清期，有里曰冯封，地灵景胜，北有太行山，东有古城，西有清涧口。上多林木，下广乌金，其井水甘，其民殷庶。作务生涯之乐，耕耘活计之功。

元代的焦作一带，“上多林木，下广乌金，其井水甘，其民殷庶”。“下广乌金”说明当地煤炭资源蕴藏丰富，百姓开采利用，因此富庶。由此可知，元代民窑采掘，颇具规模。

从发现唐代的采煤遗物到宋代的采煤窑洞以及李从生墓志所在的上白作一带的煤矿，还有元《重修玉峰观碑》，均说明焦作一带煤炭开采的历史不但悠久，而且还是持续发展的。

二、明清时期焦作的煤炭开采

明清时期，焦作煤炭开采进入快速发展时期。“厥土硗确，弗良于农，富炭石，质腴而产丰，土著之民咸业之为生。”[12]尤其是清嘉庆、道光、光绪年间，焦作的煤炭开采呈现繁荣景象：“土薄石厚，中富煤炭，质精良。沿山居民，以采掘为业，千百年穿井数十，工人累百千，辘轳上下，人畜转输，手工时代，斯为巨业。”*郭豫才，《胡石青事迹闻见录》，见政协河南省委员会学习和文史资料委员会《河 南文史资料》，1988年，第28辑。此时的煤炭开采在地方文献中也多有记载。顺治《怀庆府志·田赋·物产》载：“铁、煤炭、木炭(俱河内、济源出)。”*彭清典，萧家芝.《怀庆府志》，清顺治十六年刊本。清初，“煤炭”作为怀庆府的物产，说明其产量是比较大的，产地之一的河内(今沁阳)应当包括如今博爱柏山、焦作中站的李封一带，而且顺治初年的《怀庆府志》所记载的煤炭开采也不仅仅是清初的景象，还应该有明末的状况。汪价《中州杂俎·物考·石炭》说，怀庆府(今沁阳、博爱、焦作中站区)一带，“家家用之(石炭)，黑坚如石，以斧捶碎，拌以黄土，同烧则燃，过则竟成土矣。最为省费且视煤无毒”[13]。

至清道光年间，河内县开采煤炭，“以济民用，所获资利，与地产相仿”*王凤生，《河北采风录》，1826年。道光五年《河内县志·风土志·物产》：“货之属，曰布，曰绢(出清化镇者曰清化绢)，曰煤，曰青瓷，曰矾红。”。

*袁通，《河内县志》，清道光五年刊本。这里，河内的“煤”是作为“货之属”来对待，说明当时河内的煤炭主要用于贸易，这一点也可以从其他地区的地方志上得到证明。如汲县(今卫辉)民众的生活用煤就主要来自怀庆府河内县的清化镇(今博爱县)：“运自怀庆府清化镇地方者，胜于近邑。”*徐汝瓒，杜昆，《汲县志》，清乾隆二十年刊本。可见，煤炭当时已运销到外地。道光二十年的《修武县志·舆地志下·物产》将其列入货类*冯继照，《修武县志》，清道光二十年刊本。，说明其具有相当大的商业性质。总体而言，当时的焦作煤炭开采不仅满足自用，更主要的是用以交易。

这些文献大致为我们勾勒出明清时期焦作煤炭的开采状况。在田野调查中，我们发现了一批关于煤炭开采的碑刻，时间大多集中在清嘉庆、道光以及光绪年间，这为我们了解清代焦作煤炭的开采提供了资料佐证。清嘉庆二年(1797年)《重恩寺》*清嘉庆二年《重修重恩寺》，现存于焦作李贵作药王庙。碑记载，现焦作李贵作一带至少有12座煤窑，碑文曰(碑右下角残缺，所缺文字以省略号代替)：

夫事之创于前者，必思有以继其后，事之成于始者，必……矣。但历年久□，风雨所伤，忽致殿宇漏弊，簷牙倾颓，本社……殿前月台一事，剩余有限，方致叹于修补之资，兹值煤窑……社会首遍窑祈捐，众窑客商果皆慷慨好施，捐钱数拾仟文，以……始之日，璀璨夺目，而漏弊既除，倾颓可免，以足以永传不朽云。

邑庠生侯伏耀撰文 童生侯玉魁书丹

共捐布施四十四千九百文

以上前后共化费钱五十六千六百二十一文

复盛窑钱八千，豫丰窑钱八千，东复成钱二千，中和窑钱二千，四义号钱三千，三盛窑钱一千六百，大兴窑钱一千六百，□盛窑钱一千六百，发义窑钱一千二百，聚盛窑钱一千二百，义聚窑一千二百，西复盛窑钱一千二百，三尖地小窑钱八百……

清嘉庆2年重修重恩寺时，正值煤窑兴盛时期，“社会首遍窑祈捐，众窑客商果皆慷慨好施，捐钱数拾仟文”。本次重修重恩寺捐资者共计59人，其中捐资煤窑有12座，而且捐资额度较大，即复盛窑钱8000文、豫丰窑钱8000文、东复成窑钱2000文、中和窑钱2000文、三盛窑钱1600文、大兴窑钱1600文、□盛窑钱1600文、发义窑钱1200文、聚盛窑钱1200文、义聚窑1200文、西复盛窑钱1200文、三尖地小窑钱800文等。关于重恩寺，文献缺乏记载，暂不知其具体的地点，同样也无法推断重修重恩寺所载的12家煤窑属于哪一个村庄。不过，《重修重恩寺碑》现置于焦作李贵作村药王庙之内，而李贵作村隶属山阳区中星办事处(原百间房乡)管辖，地处焦作市东约4公里，据此推断重恩寺亦在李贵作村附近。

清嘉庆十九年(1814年)《重修昭惠王行宫碑》*清嘉庆十九年《重修昭惠王行宫碑》，现存于焦作李贵作药王庙。则明确记载至清嘉庆(十五年，1810年)李贵作村一带煤窑众多，煤炭业繁荣，碑文曰：

李贵作村旧有昭惠王行宫来綦久矣，原庙主刘氏创于大宋政和间，忆昔之日，神功浩荡，殿宇巍峩，洵行山之阳，一大观也，迄今千有余，祀越清初顺治丁酉年，曾闻有重修者顾年深远，经风雨之损伤。庚午年秋雨过度，而后厦倾塌，有心者触目情怆，遂动重修之意焉，奈时方凶歉捐资维艰辛，庚午春，煤窑兴隆，住持僧偕村会首募化，夫远近客商所得捐资者众，壬申冬鸠工庀材，厥工爰是而告竣，则庙貌焕然一新，又安见今之□古若哉，僕乡人也，竦浅不文，目睹其事，聊以纪其实云

侯兆元撰文 侯九铭书

会首 侯培基 侯□温 赵成忠 赵志瑞

大清嘉庆拾玖年后二月二十日 住持僧心明徒源泰 石匠□祯旺 立石

李贵作的昭惠王行宫创于大宋政和间，因清嘉庆庚午年(1810年)大雨而致后厦倾塌，于是遂动重修之意。但因百姓生活艰难，难以募捐款项。至庚午春，由于煤窑兴隆，住持僧偕村会首挨家募捐，远近客商才纷纷捐款资助。壬申冬(即嘉庆十七年，1812年)，雇工购材，是年告竣。《重修昭惠王行宫碑》还分门别类地将施钱、施车、施夫的情况开列于后，即“各字号施钱开列于后”、“本村施车施夫开列于后”、“ 花费开列于后”等，这就为我们提供了进一步分析的信息。在“各字号施钱开列于后”类别中记载：

五福窑施钱四千八百文、和顺窑施钱四千文、双兴窑施钱一千六百文、中正号施钱一千二百文、德顺行施钱八百文、泰来行施钱八百文、东百顺行施钱八百文、公信行施钱五百文、双兴号施钱八百文、三太号施钱八百文、荣盛号施钱八百文、永兴号施钱八百文、王应隆施钱八百文、增盛堆施钱八百文、均盛堆施钱八百文、成兴堆施钱八百文、公和堆施钱八百文、双盛号施钱六百文、永太号施钱六百文、顺兴号施钱四百文、东聚兴号施钱四百文、聚兴号施钱四百文、恒昌号施钱四百文、三盛号施钱四百文、同顺号施钱四百文、郭天魁施钱五百文、梅盛号施钱四百文、天锡号施钱四百文、芦三顺号施钱二百文、张殿杰施钱五百文。

“各字号施钱”名录共计有30家，其中明确记载为“××窑”的有3家，“××号”的有16家，“××行”的有4家，“××堆”的有4家，以个人名义捐资的3个。从“庚午春，煤窑兴隆，住持僧偕村会首募化，夫远近客商所得捐资者众”的记载来看，这30家字号应是煤窑或是与煤炭相关的商号。“窑”应是煤窑的称谓，“堆”、“行”应是经营煤炭的行栈，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煤炭的开采。

清道光年间，焦作的煤炭开采在过去的基础上又有发展。清道光三年(1823年)，李贵作药王庙《重修广生殿记》记有众多的煤窑、商号名单，但由于漫漶不清，难以辨认，仅能识别个别煤窑、商号的名字，但至少说明此地的煤炭开采一直延续着。而同年的桶张河村《重修老君庙碑记》(此碑为残碑)*清道光三年《重修老君庙碑记》，现存于焦作桶张河老君庙。所记载捐资的煤窑和捐资的商号无疑是当地煤炭开采、煤炭贸易的重要佐证，碑文曰：

邑□西北隅四十里许，桶张河村旧有老君堂庙一所，创建于乾隆年间，皆住持僧原敬之力也，重修……光三年，会首宋功、刘乾元、姜文道、王林川、李全香、刘祥等……客堂三间，粉画舞楼三间，功(工)程告竣，会首、住持勒石，而问诉……缙绅先生犹难言之，而里□庸夫愚妇之所传尤无稽之，尤者……不彰，无以为劝，谨述其事之始末，将各窑管事、诸位装客施财……

邑庠生赵□德撰并书……

道光三年岁次癸未十二月

就现存捐资名单而言，计有50个捐资的煤窑、商号及个人名单(因碑刻残缺，估计缺失有10个捐资的煤窑及商号)。在这捐资的50个名单中，能够辨认清楚的有春和窑、崔□窑、张□窑、同□窑、天顺窑、春发窑、三顺窑、□利窑、□禄窑、合兴窑、□□窑、□□窑、福□窑、东盛窑、五魁窑、保□窑、王应窑、□盛窑等18座煤窑，有□□号、双成号、同聚号、公顺号、正顺号、□□号、双□号、□□号、□□号、三□号、□同号、精百号、兴盛号、泰德号、和永盛、同泰号、□□号等17个商号以及泰顺行、同春行等2个商行，宋功、李宝和、刘六珍等3个捐资个人以及10个因漫漶原因无法确认的捐资单位。值得注意的是，捐资的煤窑中，绝大多数是以煤窑的地主、管事的名义捐助的，只有崔□窑、张□窑、东盛窑、五魁窑、保□窑、王应窑等是以煤窑的名义捐助的。其中，合兴窑既有以地主、管事的名义捐资，又有以合兴窑的名义捐助。由此可知，当时桶张河村至少有18座煤窑。而另有的17个商号、2个商行、3个捐资个人以及10个无法确认捐资单位的捐资者，应当也与煤炭开采、煤炭贸易有关。因为碑文最后的记载是“将各窑管事、诸位装客施财”等内容，应当是将施财善人开列于后，因而推断其中的“装客”应当是装载煤炭的客商。无独有偶，清道光七年(1827年)，焦作庙河村老君庙北里许所立的《创建拜殿碑记》*清道光7年《创建拜殿碑记》，现存河南焦作庙河小学。同样记载了当地煤炭开采的情况，碑文曰：

天地生人之物半出山水间，然无人引而出之，则天地之功不彰，而其物亦虚出矣。且无神之佑，则人已不能彰天地之功，而其物仍亦虚生矣。行山为中州名岳，其中足为利赖者为煤为最。而是庙之荫从未闻有行窑之说者。丙戌冬廷杨、□□、广业等，因山势以度利，纠众集□，在庙北里许，创打煤桶十数只，吾乡近颇利之。阅数月积有微赀。因(应)七社会首之请，乃创建拜殿三楹，所以报神默佑之恩也。而杨等开千古未曾有之利。□天地生人之物不虚生而天地之功不□，是人而始彰乎。至鸠工□材之赀□刊于右。廷杨以疾去世，其子振元及□□等嘱余为文，遂援笔以为之志。

道光七年岁次丁亥季春 既望之日志

焦作庙河村俗称桐树沟，隶属山阳区中星办事处(原百间房乡)管辖，距离焦作市区1公里左右。就《创建拜殿碑记》可知，庙河村当时作为一个几十户人家的村落，就开了十几座煤窑，可想当时煤窑之盛。桐树沟也就是后来福公司煤矿的核心区所在。实际上，上述所涉及的李贵作村、桶张河村、庙河村以及后面所提及的寺河村，村村相连，均在焦作市区东1～2公里处，为焦作一带煤矿的核心区所在。在李贵作村、桶张河村、庙河村煤炭开采繁荣的同时，焦作市区西的东王封村的煤炭开采也呈繁荣景象。东王封村位于焦作市中站区，也是煤炭资源丰富、煤炭开采历史悠久的地方。清道光十三年(1833年)，东王封煤窑主重修东王封村的三圣庙，并勒石《重修三圣神庙碑》*清道光十三年《重修三圣神庙碑》，现存于焦作东王封村。以记其重修的过程，所载的捐资信息透露了当年村内煤炭开采的状况，碑文曰：

窃闻功业著于旗常，义当庙食；英灵垂于奕祀，理宜供享。东王封村旧有三圣神庙，不知创自何时，年深日久，金光剥落，栋宇倾圮，未获重修，心常戚之。幸近来家北煤窑涌出，伙中有储煤项，四方商贾皆为捐助。于是，改建补葺重修舞楼三间，厨房两间，金妆神像，绘画榱桷，筑东壁，开西道。不数月而落成，焕然一新。鸠工告竣，勒石为记。

……魁昶窑钱十二千文，宝兴窑钱十四千文，同盛德窑钱卅千文，东兴窑钱拾千文，忠兴窑钱十四千文，恒丰窑钱五十千文，顺昶窑钱八千文，和顺窑钱八千文；……宋玉成窑钱二千文，西义合窑钱四千文，三复成窑十千文，协盛窑钱八千文，王景六钱四千文，梁廷才钱捌千文……

据当地居民介绍，捐资的33人，均是开挖煤窑的。其中，以“地钱”名义捐资的有21人；以煤窑名义捐资的有魁昶窑、宝兴窑、同盛德窑、东兴窑、忠兴窑、恒丰窑、顺昶窑、和顺窑等12个，占捐资人的1/3。1个村庄就有12座煤窑，其本身就说明当地煤炭开采的程度。从“近来家北煤窑涌出，伙中有储煤项，四方商贾皆为捐助”来看，当地煤窑众多，四方商贾齐集，正如当地一首民谣所唱：“九峪十八沟，窑洞如星斗。大小千条路，条条车马稠。”这首歌谣，形象地表现了当时煤窑遍地、运销繁忙、热闹非凡的情景。

关于清咸丰、同治年间，焦作一带煤炭开采的情况，目前我们暂无资料予以证明，不过，我们发现了一些清光绪年间的碑刻资料。清光绪十三年(1887年)《寺河村圣祖庙碑记》[14]曰：

寺河村西北旧有玄元圣祖庙，开煤采炭，祈祷于此，未有不获灵应者。即未有……先圣农者报赛以祀田祖，大抵于始为此事者，而祀之以见食……者，岂采取煤炭自圣祖始欤。圣开采煤炭……吉祝瑞祝之庥合申献曝芹之报，有功则祀，比比然也，岂可……祖开天辟地取煤……圣祖炼海烧山，取煤以供烧……以为正论也。古语云，玄元圣祖五千言，不言药，不言仙……之说诬之哉。窃闻南华经云，子贡诸贤，往往相与过从，是……圣祖，亦圣人之徒欤？又况浩天叹乘风可上，至圣有犹……化存神是圣祖，又圣而不可知之神者欤。夫岂无以其……人之德则妄而已矣。吾侪于光绪七年在寺河村西北开采煤炭……既而为窑事果属称意，人力也，而神功助焉矣。兹于大殿西……是择吉酬神，演剧悬匾，计费一千余金。工既告竣，谨记始……商贾祈祷灵应有功则祀之，意云尔。是为记。

光绪十三年

此碑原存于河南焦作百间房寺河小学，碑文引自焦作市博物馆藏拓片。碑之下部已缺，所缺文字以省略号代之。该碑刻记载，寺河村西北旧有玄元圣祖庙，敬奉之神“圣祖”即为在此最早开采煤炭者，以至于后来凡有开采煤炭者，均在此祈祷，没有不获灵应和神灵保佑的。清光绪七年(1881年)，当地居民即在村西北开采煤炭，矿业兴旺发达，“窑事果属称意”，其原因缘于神灵(圣祖)的保佑和庇护。所以，清光绪十三年(1887年)，开采煤炭者以及商贾“择吉酬神，演剧悬匾”，以谢圣祖之功。遗憾的是，碑刻的拓片制作者忽视了碑记的捐资内容，使我们无法得知捐资人里是否有煤窑的捐资及其捐资的数量。不过，碑记内容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焦作百间房一带拥有悠久的煤炭开采史。清光绪三十年(1904年)的《凭心窑重修庙宇记》*清光绪三十年《凭心窑修庙碑》，现存于焦作市博物馆。,则记载了河南近代爱国实业家靳法蕙在今焦作中站区东王封村南地开采凭心窑过程中重修观音堂的经过以及靳法蕙在开采煤炭时处理居民庐舍与坟山、庙宇的原则和做法，碑记曰：

尝闻：神依人而效灵，人依神而获福。捷如影响，千古为昭。河内东北冯封村观音堂，由来旧(久)矣。光绪壬寅，村南行窑。靳君法蕙、毕君金陵欲在此开采。村众佥曰：“行窑不许妨碍居民庐舍与坟山、庙宇。于此行窑，恐有妨碍。”盖行窑处所，往往有始而求神保护，继而半途废弛。终庐舍庙宇倾倒圮坏而不之顾。呜呼！此窑厂陋俗也。而靳君毕君与伊诸同事，则不然。其素日做窑，凡碍庐舍庙宇，莫不公商斟酌，换旧重新，总以厌足人心而后已。是以其做窑，到处群情帖服。有始则引颈而望之，终则悬扁以颂之。非盛德服人，能如是乎？由是村众悦服，许其开采。窑号凭心，而默然蒙神祐，窑颇赢余。遂鸠工庀材，费金千余两。地基逼窄者，广扩之。庙宇倾坏者，修整之。神像脱落者，金粧而辉煌之。语云：唯目得观，唯耳得音。观音之像，其谁之像？斯语也，深沉爽朗与圣教浑融。诚聪明正直之神也！岂若未世诏渎淫祀而妄为崇奉者哉！作善降祥，神人以和，诚盛也。余本不能文，兼以学荒落，谨记其颠未如此。生员李卿云撰并书。

光绪叁拾年岁次丙午暑月。

碑文记载，靳法蕙“素日做窑，凡碍庐舍庙宇，莫不公商斟酌，换旧重新，总以厌足人心而后已”。所以他开采煤窑，颇受群众欢迎，“到处群情帖服，有始则引颈而望之，终则悬扁以颂之”。

靳法蕙(1844—1917年)，今焦作市中站区王封乡东王封村人，我国著名的矿业家。父亲，名靳大道，在清道光十三年(1833年)东王封村《重修三圣神庙碑》中，记其为修庙的会首。靳法蕙早年从事矿学研究时，“必身履其地，周览而详究之”。经过20年的刻苦努力，遂得矿学之精髓。“任履一地”， 靳法蕙语人曰：“下深若干尺，有矿，苗若何，质若何，何处有水，水势奚若，何方开井，何法汲水，产额若干。”待煤矿开掘之后，情况如靳法蕙之所测，应验如神。所以，他“每开一矿，有资者输资，无资者输工，巨万之数，咄嗟立办”[12]。在此期间，焦作一带的煤窑已经实行股份制，具有现代企业的性质。清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重修龙王庙碑记》*清光绪三十二年《重修龙王庙碑记》，现存于焦作灵岩寺。，记载了“致和窑股份公司”、“仝和窑股份公司”修茸龙王庙的情况，碑文曰：

重修龙王庙碑记 河内县学生员陈光远撰文并书丹

……余故友张君□温于光绪乙巳年春，凿窑于新庄村南原，其村北卷阿曲崖上有龙神庙一所，岁久颓堕，不堪属目，张君悯焉。秋季，窑又续工开做，因水过涨，不得已祷于龙神庙，且祝曰：若矿务兴隆，庙重新□貌以扬神庥。祝既毕，水势顿减于前，从此矿业兴隆，日增一日，皆神之赐也。丙午秋，矿务渐歇，乃商于窑□，鸠工庀材而重修焉。易其墙壁，更其榱题，又为之金粧神像飨之。颓垣败堵者，今则焕然一新也。……□既竣，丐记于余，余不自谫陋，因历□其事之颠末，并列其伙友之姓名于左，以□诸不休云而。

致和窑股分(份)：

郜□□、积玉成、积聚永、二合成、聚咸合、郜永原、张树功、张继业、刘文翰、璩青贤、乔永德、宋一通、璩星辰、刘九富、赵成模、刘守和、樊世忠、刘恒仁、璩世禄、刘成明、张玉花、张□松、□□栓、毋□德、冯□生、丁全叶、芦瑞生、严贵银、张定川、璩元明、□□川、□□□、张法□、张法成地主□□：□和尚、桑□金、刘振旺、乔道聚

仝和窑：

刘昌太、(刘)成立、(刘)成文、(刘)不河、(刘)忠士、(刘)可保、(刘)学朝、(刘)学孔、(刘)光福、(刘)成企、(刘)光中、(刘)□□、(刘)□□、(刘)□□、原德凤、毋可心、老常、毋任、刘道、毋国定、赵永□、廉起□、长清、启成、□北□、老迂、许文生、王振良、申立善、牛力□、□合堂、冯习升

仝立

大清光绪三十二年岁次丙午十二月上旬谷旦勒石

清光绪乙巳年为1905年，清光绪三十二年为1906年，即光绪丙午年。从捐资人“致和窑股分(份)”来看，致和窑实行了股份制，是一个民营性质的股份公司，具有近代企业的特征。从碑记所载来看，致和窑的股份至少有34人。“仝和窑”虽未注明为“股分”，但从碑文来看，至少有32人捐资，其性质依然为股份公司。从碑文记载来看，致和窑股份之中的积玉成、积聚永、二合成、聚咸合等估计应为商号，这说明当地的商人也参与了煤炭的开采。从碑记上还可以看出，参与捐资者尚有“地主”4人，可能是煤窑占据土地的地主。由于个别碑文无法辨认，地主后两字不知何字，因而“□和尚、桑□金、刘振旺、乔道聚”等4人身份、作用不甚明了。除去“地主”4人，仅就致和窑、仝和窑的股份而言就有66人，从而证明了当地参与煤炭开采的人数众多、煤炭开采的普遍和规模的宏大。

由于目前所发现的清光绪年间的碑刻数量有限，因而所涉及的煤窑数量也有限。据河南矿政调查局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的调查，时至当年，河南正在开采之矿共33处*《东方杂志》，1905年第2卷第9期。。其中，河内县(今沁阳)有小岭村煤矿、柏山煤矿、东王封村煤矿、西王封村煤矿、小许庄煤矿、磕井村煤矿。修武县有塔掌煤矿、庙河煤矿。从调查可知，此时焦作所开采之矿占全省的1/4。然而该调查也不完整，此时焦作一带的煤矿绝非仅有这8处。不过，当时焦作的这些煤窑大多采用土法生产，就连较大规模的煤窑也缺乏购置机器用于采煤的意愿和动力。“用新法以开采者，自英商福公司始矣。”*黄藻鞠.《河南福公司矿案纪实》，1919年，第6页。英商福公司在焦作的煤炭开采，一方面掠夺了焦作一带的煤炭资源，另一方面也促进了焦作城市近代化(即现代化)的进程，而且促使焦作煤炭开采的日趋现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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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焦作煤炭开采的基本特征

合伙经营煤矿，应当说是明清时期民间煤炭开采的基本形式。据王兴亚介绍[15],清代煤炭的经营有官营和民营两类。民营的煤窑有一家独立经营的，也有几家合伙经营，主要以合伙经营为主。私人开设的煤窑，各地均有之。从事煤炭开采经营的，不仅有地主、乡绅、富民，而且有些贫民亦从事煤炭的开挖。这些煤窑采取分股合伙制度，合伙的有地主(大窑主)、商人和豪绅。地主把土地作股份，并以大窑主身份抽百分之二的煤；商人以钱入股；封建豪绅除出一部分钱外，还仗着权势作煤窑的股东。显然，焦作煤炭的经营状况也大抵如此。

据《重修老君庙碑记》载，在捐资的煤窑中，绝大多数是以煤窑的地主、管事的名义捐助的。煤窑的地主应该是大窑主，而管事应该是专门从事窑务管理的，也应为煤窑的主要负责人，否则，不会以煤窑地主、管事的名义来捐资。《重修龙王庙碑记》，不仅记载致和窑实行了股份制，而且有地主、商人入股煤窑。当时的煤矿产量，每座煤窑每天可以出煤5 000公斤左右。这一数字来自于德国地质学家李希霍芬的记载。李希霍芬曾于1868年9月—1872年5月在中国13个省进行了地理、地质考察，其所记曰：怀庆府“煤区东起修武，西达济源，中心为清化镇。清化10个大坑，每坑每天出煤1 000筐(每筐120～130斤)，每担售100文，大块售150文(每斤依20两计)。运到镇上，售价即为每斤2.5文(依16两计)，运到黄河渡口，售价为每斤5文。”[16]就煤窑的生产技术而言，这些煤窑采取的是土法人力开采，但都有一套生产管理机构，采掘、拉煤和提升均有明确分工。薛毅先生在描述民窑的生产状况时说[17]：

当时的生产设备十分落后。生产工具多是锤、钎、镐、锨等。井下采煤多采用“高落式”采煤方法，即先在厚煤层的底部回采，然后用长把工具从下往上捅，使煤塌落。井下运输全靠人力拉筐、抬筐。提升靠人工绞辘辘，一二百斤重的大煤筐，硬是靠人工用辘辘从百十米深的地层深处绞到地面。由此看出，清代中期河南的煤窑开采虽很普遍，但都停留在手工生产的阶段，资本很少，设备简陋，产量不高，管理较为落后。

煤炭开采存在巨大风险，“利者什一，不利者什九。盖学无专长，工无利器，持徼幸之心，以与水石争不可必得之财，因之毁资罄家者常累累也”[12]。开矿的风险并不仅仅与技术手段相关，资金也限制了焦作煤业的规模。一旦煤井因水患而中断开采，致使井下作业面被水淹没，窑主常常因为难以在短时间内凑足救治水患所必须的资金，而不得不任由前期作业被埋在井下。“大矿取煤必先涸水，附近小矿则于水涸时竟穴井擢煤，其值备(倍)廉。大矿转不与争，必筹资多储煤，而后停止，待水涨，陆续售所储，利市乃倍蓰。故作辍不恒，迁移无定，而经济中心，亦随之兴伏转徙焉。”*郭豫才《胡石青事迹闻见录》，见政协河南省委员会学习和文史资料委员会《河南文史资料》，1988年第28辑。

当时煤炭开采，“力稍大者为经年之业，小专营于冬春，畏水患也”。“逮清之末，各公司资多不过数十万金，少仅数万金耳”，因此，旋营旋辍是当地土窑的基本特征*河南省档案馆藏M71-27-1548.博爱矿区公益促进会敬告国人书，第2页。水患可能是影响煤炭开采的主要因素，正如《重修龙王庙碑记》所记，光绪乙巳年(1905年)春，张君□温凿窑于新庄村南原。“秋季，窑又续工开做，因水过涨，不得已祷于龙神庙。”“祝既毕，水势顿减于前，从此矿业兴隆。”于是，“丙午秋，矿务渐歇，乃商于窑□，鸠工庀材而重修焉”。。

焦作所产煤炭，不仅满足当地居民生活和生产用煤的需要，而且通过肩挑、车推、牲口驮载和船运等形式运往各地。“居民多合伙挖井采取，行销山东、直隶、山西等省，以为生计”*《东方杂志》第7期第185页。。“当地煤产除供应清化及怀庆府外，更销往修武、道口镇，黄河渡口(沿卫河去天津，沿黄河去开封)”[16]。张学礼的《盛极一时的修武煤行业》记载*张学礼《盛极一时的修武煤行业》，见1992年《修武文史资料(第八辑)》。：

修武东关的煤行就是为煤炭外运远销而兴。煤行是由富家出资或集资，创办行栈，收购私人运送的煤炭，再集中装船外运，起物资购销集散的中转作用，从中赚取利润。当时由东关至王桥一带，就有大小煤行十八九家之多。其中资金雄厚，存煤量多，雇用人多的大煤行，就有五家。如冶泰煤行在王桥北边，其东家是获嘉县张聚村刘家；聚泰煤行在东关南头，东家是东关张家。刘庄东头的天泰煤行是张怀浦和其姑表兄弟董宽合资开办。

小煤窑要积累资金、改进技术、提高产量，并发展到大规模开采，显然需要经历漫长曲折的路程。

由于英商福公司在焦作开采煤炭，使焦作一带的民窑生产受到巨大冲击，为抗衡英商福公司，这些民窑纷纷联合起来，靳法蕙于1906年以凭心窑为基础成立凭心公司，成为经营状况最好的具有民族资本性质的企业。凭心公司成立后，靳法蕙威名大振。“豫中大吏，闻而贤之，延以宾礼，倡募巨资，与君合办公司，为一省实业之先导。” 1911年底，靳法蕙以67岁之高龄，“复创立中州公司，资金累巨万，矿地三十方里，为豫北第一名矿”[12]。1914年8月，中州公司、豫泰公司、明德公司联合成立河南中原煤矿公司，打破了英商福公司垄断河南煤业的局面。中原煤矿公司的出现在河南近代煤矿历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开创了河南煤矿开采的新篇章。

[1] 袁珂.山海经校注[M].成都：巴蜀书社，1992：106.

[2] 张大艺.什么时候发现煤炭[J].煤矿工人,1982(3)：37.

[3] 河南省总工会工运史研究室.焦作煤矿工人运动史资料选编[M].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4：383.

[4] 薛世孝.古代河南人民对煤炭的开发利用[J].中州学刊,1983(3)：116-120.

[5] 郭建设，索全星.山阳石刻艺术[M].郑州：河南美术出版社，2004：75.

[6] 徐松.宋会要稿辑稿[M].北京：中华书局，1997：5730-5737.

[8] 邢心田，张满堂.苏蔺墓区发掘报[M]//邢心田.焦作文博考古与研究.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08：68-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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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谭其骧.中国历史地图集.第6册[M].北京：地图出版社，1987：16-17.

[12] 史宝安.清封中宪大夫花翎候选道香谷靳君墓志铭[M]//郭建设，索全星.山阳石刻艺术.郑州：河南美术出版社，2004：90-92.

[13] 汪价.中州杂俎[M].扬州：广陵书社，2003.

[14] 吴晓煜.中国煤炭碑刻[M].北京：煤炭工业出版社，2010：205-206.

[15] 王兴亚.明清时期河南煤炭的开采与利用[J].殷都学刊，1996(4):51-54.

[16] 彭泽益.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1840—1949年).卷2[M].北京：中华书局，1962:162.

[17] 薛毅.清代河南的采煤业[J].中州煤炭,1987(4):35-37.

[责任编辑 杨玉东]

OnCoalMiningofJiaozuofromthePerspectiveofArchaeologyA Case Study of Inscriptions

CHENGFeng1，CHENGQian2

(1.InstituteofQinhuaiculture,JiaozuoTeachersCollege,Jiaozuo454000,Henan,China; 2.SchoolofLiterature,ShangqiuUniversity,Shangqiu476113,Henan,China)

Based on inscriptions and documents, this paper studies coal mining of Jiaozuo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archaeology. Researchers find that Jiaozuo started coal mining in Tang and Song dynasty, thrived in Ming and Qing dynasty and reached its peak in middle and late period of Qing. At that time, coal mining helped to meet living and production needs, it was also the important traded goods. This paper not only presents the process of coal mining of Jiaozuo, but provides first-hand data for further study as well.

coal mining; archaeology; inscriptions

2012-10-28

程峰(1965—)，男，河南济源人，教授，从事中国古代史及焦作地域文化研究。

E-mail：cfjs2011@yeah.net

K877.42;K877.45

A

1673-9779(2013)01-0107-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