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山工人运动的先驱
——李星昌

杨 磊,李九燕

(开滦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档案馆,河北 唐山 063018)

唐山工人运动的先驱
——李星昌

杨 磊,李九燕

(开滦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档案馆,河北 唐山 063018)

李星昌是唐山最早的中共党员之一，也是开滦矿区第一个党支部的负责人。他年轻时就探索解放道路，接受了革命启蒙；他积极参加共产党组织，走上了自觉革命道路；他勇当开路先锋，领导了开滦大罢工；他顶住各方面的威逼利诱，坚持罢工斗争；在罢工结束后他不惧报复迫害，坚持地下斗争。他是1922年开滦五矿同盟大罢工的领导成员之一，是唐山工人运动的先驱人物，在工人运动中发挥了重要的领导作用。

唐山；工人运动；先驱；李星昌

一、探索解放道路，接受革命启蒙

李星昌从小受到孙中山革命思想的影响，形成了嫉恶如仇、爱打抱不平的性格。1899年，14岁的李星昌随其父李嘉业学徒。看到监工以偷懒为由殴打童工，李星昌挺身相救，将监工打伤，被厂方开除。失业期间的李星昌，展开了对受苦人自由解放道路的求索。

此时正值唐山修车厂到广州招工，李星昌进入该厂当翻砂工。1904年唐山修车厂开始向南厂搬迁，将原有场地转让给开平矿务有限公司(今开滦集团的前身)做修理厂，李星昌随之进入唐山矿翻砂场铜房继续做翻砂工。

在开滦，青年李星昌已是高级工匠，每月工资收入比一般工人高。他仗义疏财，经常周济困难的工友。他嫉恶如仇、爱打抱不平的性格和粗通文墨、善于组织谋划的才能，使得他在工友中享有很高的威信，身后有一批拥护者，被人们亲切地呼为“广东李”。1909年，李星昌参加广东同乡会，经常出入于广东会馆，在此结识了唐山修车厂机器房旋床工匠邓培。邓培时为唐山修车厂广东帮的首领，并在会馆里担任职务。邓培年长李星昌两岁，两个年龄相仿的年轻人都善于思考，由于志趣相投，很快结为好友。

1919年6月12日，邓培联络开滦煤矿和启新洋灰公司工人召开唐山全镇公民大会，声援北京学生反帝反封建的“五四运动”。当天上午，开滦煤矿1 000多名工人和启新洋灰公司电灯厂工人以及邓培组织的唐山制造厂工人团，罢工参加大会。下午，唐山制造厂两三千名工人冲破厂方阻挠，停工参加大会。李星昌在“五四”爱国运动和邓培等人的影响下，革命意识不断增强。

1920年10月14日，开滦资本家不顾工人死活，在唐山矿强行采煤，导致井下发生瓦斯爆炸，死亡工人400多人。目睹被抬到井上的成片的工友尸体，李星昌认识到：要改变工人的悲惨命运，必须奋起斗争。他开始积极寻找革命道路。

1921年春，邓培成为唐山和河北省的第一个共产党员。1921年12月，邓培发起筹备建立对工人进行革命启蒙教育的组织——唐山工人图书馆。唐山工人图书馆是中国工人阶级最早成立的工人图书馆之一，也是在中共领导下的一个公开的工人群众组织。它对于唐山工人学习文化知识、传播马克思列宁主义、教育工人群众，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当时被誉为“工界的一颗夜光珠”。

经邓培的介绍，正在苦苦求索的李星昌一头扎进工人图书馆，如饥似渴地学习革命理论，很快成为工人图书馆活动的骨干。齐景林回忆：“当时常去图书馆的多是南厂工人和开滦工人。开滦工人中记得有李星昌最积极，他是唐山矿工人，还不是地下党员。”程帝炳回忆：唐山工人图书馆“入学的90%是铁路和开滦的徒工，以后这些人大都是工人代表。当时学习时间最长、坚持最好的是开滦翻砂匠李星昌”。李星昌最早接触到了中共早期出版的进步刊物《向导》、《新青年》和《工人周刊》等。在邓培等人的影响下，李星昌逐渐接受革命思想的启蒙，为无产阶级自由解放而奋斗的思想日渐成熟。

二、参加共产党组织，走上自觉革命道路

1922年6月，邓培发展开滦唐山矿工人李星昌、只奎元、邓汝明、刘长顺、谢作先、陈子云入党[1]96，李星昌成为开滦最早的中共党员之一。李星昌在邓培的帮助下，联络唐山矿工友，成立了唐山第二个革命启蒙组织“大同社”。大同社存在的时间虽然只有3个月，但却为我党领导的唐山工人运动培养了李星昌、只奎元、刘长顺等一批工会领导人和罢工领袖，为革命积聚了有生力量。

8月，中共北京区委指示，按照中共二大通过的党章要求，将原来的中共唐山地方委员会改建为唐山制造厂支部和开滦矿务局支部，并在这两个支部的基础上建立中共唐山地方执行委员会(简称“中共唐山地委”)，邓培任委员长(1925年2月后改称书记)兼任唐山制造厂党支部书记，李星昌担任开滦矿务局党支部负责人[2]714-715。

8～9月，中国共产党通过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拟定了劳动立法四项原则和《劳动法大纲》，在全国掀起了劳动立法运动[3]67-74。唐山工人阶级首先起来响应。8月30日，中共唐山地委召集开滦各矿、京奉铁路唐山制造厂、启新洋灰公司、华新纺织厂等厂矿工人代表，举行唐山劳动立法大同盟筹备会议，广泛发动群众，推动劳动立法。9月3日，成立唐山劳动立法大同盟。刘玉堂、李星昌等近50名唐山四大厂矿的代表，参加了成立大会。会后举行了大规模的示威游行，掀起了劳动立法运动的高潮。由于北京军阀政府无诚意实行制宪民主，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所提出来的《劳动法大纲》没有被国会通过。但是，劳动立法运动提高了工人群众的觉悟，《劳动法大纲》深入工人群众的心中，成为此后京奉铁路唐山制造厂、开滦煤矿工人罢工斗争的纲领，并由此推动了第一次全国工人运动高潮的到来。

9月下旬，唐山矿工人在只奎元、李星昌等人的领导下，首先秘密建立了工会，9月25日前后建立开滦五矿工人联合会，对外称“开滦五矿工人俱乐部”。中共唐山地委从开滦工人中挑选革命意志坚强和在群众中有威信的工人，担任各矿(处)工人俱乐部的领导人。

1921～1923年，北方劳动组合书记部先后对京奉铁路、开滦煤矿派驻了特派员。开滦五矿工人联合会成立后，李星昌被吸收为北方劳动组合书记部驻开滦五矿的特派员，代表北方劳动组合书记部指导开滦五矿的工人运动[3]182-183。中共早期工人运动的领袖，参加领导1922年开滦五矿大罢工的罗章龙回忆：“书记部同人都很年轻气盛，在认准其重要意义后，就不计成败，努力去做，务求有一结果……通过实践，收获是不小的。主要是锻炼了干部，增长了才干，扩大了党的影响，涌现了一批工人出身的革命领袖，如邓培、梁鹏万、王麟书、阮章、只奎元、李星昌、袁乃祥等。”[4]189

李星昌作为中共开滦党支部的负责人，根据工作需要，还积极协助中共唐山地委的工作。王士立著《邓培烈士传》说李星昌“家住菜市街(今建国路)，是唐山党组织在北片的秘密联系据点(邓培的家是党在南片的秘密联系据点)。”[1]1922年开滦五矿大罢工以后，邓培作为罢工主要领导人的身份暴露，被军警当局通缉，其家多次被抄。在白色恐怖的严峻形势下，李星昌冒着牺牲全家的极大风险，将其家作为唐山地下党的主要联系据点，积极完成党交给的一切任务。直到1927年，唐山地方党组织在这里召开了数十次秘密会议，接待过中央特派员、省委的领导和工作人员。唐山的许多重要活动，都是在李星昌家里发起和组织指挥的。

三、勇当开路先锋，领导开滦大罢工

1922年的开滦煤矿，共有矿工3.7万余人，他们饱受英国资本家和封建包工大柜的压迫剥削之苦，被称为“窑花子”，其生活悲惨至极。劳动所得甚少，井下采煤工人每日工资只有0.28-0.42元，生活饥寒交迫。而井下运煤的骡马每天的饲料费就达0.35-0.5元。井下空气不畅，安全没有保障，塌方、瓦斯事故时有发生，伤亡矿工每月都有十几人甚至几十人。每死一人矿方仅发抚恤金40元，而当时一匹马价值180元，工人的生命还不如骡马珍贵。矿工们过着这种非人的生活，使他们产生了强烈的改善经济状况和争取人身自由的革命要求，举行大罢工也就成为矿工们表达诉求的重要方式。

1922年的开滦五矿同盟大罢工，中共党组织发挥了强大的政治核心作用。在罢工期间，斗争形势瞬息万变，并且多次发生武装冲突，党组织面临繁重的任务，始终保持步伐整齐，临危不乱。这些都说明唐山党组织确实具有相当强的组织与指挥能力[4]203-204。

现有史料证明，李星昌在1922年的开滦五矿大罢工中，既是中共开滦党组织负责人，又是罢工领导人之一。1922～1923年，中共在开滦系统只有李星昌为负责人的开滦党支部。李星昌在北方劳动组合书记部和中共唐山地委领导下，直接组织发动了开滦五矿工人大罢工，其所领导的开滦党组织在五矿大罢工中发挥了中坚作用。

1922年10月10日，以庆祝“双十节”(辛亥革命11周年)的名义，中共唐山地委在唐山制造厂召开唐山各厂矿工人积极分子会议，邓培介绍长辛店铁路工人罢工胜利的经验，报告山海关铁路工人罢工的情况，号召唐山各厂矿工积极起来斗争。会后，邓培还单独留下开滦代表李星昌、只奎元等，与中共中央派来的特派员会面。李星昌、只奎元汇报了开滦矿工的生活状况，询问了如何启发工人的阶级觉悟以及如何与资本家斗争的问题。中央特派员在解答了他们提出的问题后，强调了搞好内部团结的重要性，指出：“工人阶级唯一的武器就是团结。”李星昌、只奎元听后心情非常激动。回到开滦后，他们立即召集党支部会议，传达会议精神，全体党员就罢工进行了分工，并分头深入开滦五矿工人群众中做罢工动员。

10月12日，京奉铁路唐山制造厂党组织决定全厂工人大罢工，成立了以邓培、阮章、王麟书、刘玉堂、李华添、罗占先等25人组成的罢工委员会，展开了8天的大罢工。10月20日，京奉铁路局被迫接受工人们提出的绝大部分条件，大罢工胜利结束。唐山制造厂大罢工的胜利极大地鼓舞了开滦工人群众，加快了开滦大罢工的步伐。

10月15日，中共唐山地委召集唐山各厂矿工人代表开会。邓培等唐山地委领导和李星昌、只奎元详细研究了开滦五矿同盟罢工的有关事项，确定了罢工的时间、罢工的请愿内容、罢工的组织领导和各厂矿在斗争中互相支援、共同对敌的策略。这次会议有力地推动了开滦五矿大罢工的爆发。

只奎元、李星昌随后召集五矿工人骨干开会，讨论确定了请愿书的内容，请愿书向矿方提出了增加工资、改善生活待遇的六项要求。请愿书的内容几经推敲，三易其稿，最后由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研究会英文组的同学执笔，以英文信件打印发出。为了坚定大家的信心，强化凝聚力，只奎元、李星昌提议大家宣誓和在请愿书上签字，按手印。当时，工人骨干按的手印就占满了几大张纸[5]。

10月16日，李星昌等8名请愿代表共赴矿务局，集体向开滦总矿师杜克茹(比利时人)递交了请愿书[3]195-197。10月17日，心虚胆怯的开滦总矿师杜克茹跑到天津，与开滦矿务局总经理杨嘉立密谋对策。出于担忧罢工可能造成矿井被水淹没的考虑，他们决定采用软硬两手平息罢工风潮，同意给工资在30元以下的工人增加工资10%。同时取得直隶警察处长杨以德的支持，在矿区增派警察，加强警戒，阻止和破坏罢工。

为了平息罢工浪潮，英国资本家和中国地方政府相互勾结，采用分化蚕食的手段破坏罢工。19日下午，眼看3天限期已过，矿方不仅没有答复工人要求，杜克茹还从天津带回200名保安警察到唐山矿区，监督工人劳动。帝国主义分子和反动军阀联手向工人施加压力，使矿区工人极其愤慨，纷纷要求开始大罢工。当晚，北方劳动组合书记部和中共唐山地委召开开滦各矿、处工人代表会议，公开宣布开滦五矿工人俱乐部成立，只奎元被推选为五矿工人俱乐部主任和总代表。会上成立了罢工领导机构——开滦五矿同盟罢工委员会。领导成员由中共北京区委代表罗章龙(文虎)、北方劳动组合书记部代表王尽美(王瑞俊)、中共唐山地委代表邓培和开滦五矿工人俱乐部代表只奎元、李星昌等20人组成，确定罢工期间对外仍用五矿工人俱乐部的名义。

10月20日早晨，矿方贴出了答应给工资在30元以下的工人增资10%的布告，并威胁工人不要受人鼓动，由于矿方答应的条件与工人所提要求差距太大，矿工们不接受这个结果，决心坚持罢工。10月22日，开滦五矿工人俱乐部在林西召开五矿代表联席会议商量对策。矿务局派保安队驱散参会人员，抓去表示抗议的6名代表。工人们闻讯义愤填膺，纷纷要求赶快罢工。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特派员彭礼和与中共唐山地委书记邓培听取了五矿工人俱乐部所属各矿代表的汇报。彭礼和、邓培、李星昌、只奎元等经过详细分析，认为开滦各矿工人已经初步组织起来，只有通过斗争才能进一步团结工人群众，如果待矿方采取限制和防范措施后再发动罢工，就会处于被动地位。于是罗章龙、邓培和只奎元、李星昌一致决定从23日起，开滦五矿举行同盟总罢工。当晚，在罢工委员会领导下，组成了强大的执行机构——罢工指挥部。李星昌作为开滦党组织负责人，参加了罢工指挥部的领导工作。

10月23日，开滦五矿三万余工人同时罢工。开滦五矿工人俱乐部代表全体矿工在报纸上发表了《总同盟罢工宣言》，重申了10月16日致矿务局请愿书中所列的六项条件。罢工委员会还以五矿工人名义，致电北京政府吴佩孚，说明矿工正当要求，希望“保护劳工”，给以援助。只奎元、李星昌带领开滦数千矿工走上街头游行示威。他们高呼口号，向社会各界陈述矿工牛马不如的生活，揭露英帝国主义资本家和反动军阀虐待矿工的种种罪行。

开滦矿工自罢工以后，在罢工指挥部和只奎元、李星昌的组织领导下，表现了巨大的革命热情和严密的组织纪律性。罗章龙在其回忆录《椿园载记》中记述：“这次罢工组织是相当严密的。领导罢工的机构是罢工委员会，对外仍用五矿俱乐部的名义，罢委会系由各矿工会的代表和北京区委(罗章龙)、北方劳动组合书记部(王尽美)、唐山地方党(邓培)的代表组成。执行机构为罢工指挥部，以下是各矿基层组织。全体罢工工人都组织在‘十人团’中，每十人组成一‘十人团’，选团长一人，负责组织和召集团内活动。指挥部还设有调查部和纠察部。调查部从事调查内外奸细，查处破坏工会的事宜……纠察部下设纠察队，共有纠察队员近两千人，分设几个大队和支队……他们巡行于街市，保卫厂矿，守护矿井，维持开会会场秩序。开滦矿工的纠察队在北方的各次大型罢工斗争中，是组织得最好的，远近闻名。”[4]202-203李星昌在开滦罢工中共党团的领导下，参与了工人纠察队的组建工作。

罢工前，北方劳动组合书记部还在北京召集会议，专门研究了开滦罢工的经费问题，“决定成立罢工经费募捐组、保管组和监察组。募捐组由各主要铁路工会负责人组成。保管组由罢工委员会负责人只奎元等负责(书记部人员规定不参与财物保管)。监察组由矿工会代表李星昌等三人和铁路代表甘达等二人共同组织，以邓培为主任”[4]212-213。面对斗争的复杂环境和敌人的造谣污蔑，李星昌很好地履行了监察职责，保证了罢工的顺利进行。罗章龙评价说：“对贪污舞弊事项，事先预防。因此，北方区前后经历近百数次大小罢工斗争，募款、赈济，来往大量现金和物资，很少发生贪污现象。最大的如开滦五矿罢工，数万工人历时四十多天，经手累万的现款和物资一清二楚，维持斗争局面直至胜利，的确是一件难能可贵的事。”[4]120

四、顶住威逼利诱，坚持罢工斗争

在开滦五矿大罢工中，李星昌不畏反动军警的残酷镇压，带领矿工英勇斗争；横眉冷对敌人的死亡威胁，没有丝毫退让，大义凛然，威震敌胆。

10月25日，唐山警察局无理逮捕了唐山矿几名巡逻的工人纠察队员。晚上9点，李星昌、只奎元等组织工人代表开会商讨营救办法时，警察二署的警察来扰乱会场，工人纠察队当场扣留2名警察，以作为要求释放工人纠察队员的人质。后半夜2点多钟，唐山军警当局组织警察和开平守备队士兵将2名警察抢了回去。

10月26日上午，形势继续恶化。警察局又逮捕了张景隆等7名到街头演讲的工人纠察队员。罢工指挥部决定立即组织唐山矿全体工人上街游行示威，要求警察局释放被捕工人，要求矿方答复工人要求的条件。早上8点多，开滦唐山矿工人扛着代表矿工图案的黄白色的旗帜，举着木牌，拿着镐把、斧子和白蜡杆，高呼打倒资本主义、要求解放等口号，浩浩荡荡走上街头。高举的木牌上写着：“除非接受我们全部要求，我们宁死也不复工!”当工人游行队伍途经广东街(今新华东道)矿务局门前时，被预先埋伏的全副武装的保安队截住了去路，呜枪威胁工人解散。工人没有退缩，高举大旗继续前进。保安队竟然向工人开枪。当即有3名工人倒在地上，工人队伍迎着枪弹继续向前冲。“一时商铺关门，行人断绝，枪声、叫喊声、马蹄声、棍棒声，和成一处……时工人在粥场开会者有之，在俱乐部者有之，闻枪声至，枪愈响而工人愈多……保安队见景况不妙，遂止枪，工人执旗以攻之——旗上书曰‘唐山五矿工人俱乐总部’。进数十步而保安队则持枪守于门及临近之警察署，相持约有三小时之久。”[3]220当晚，中共唐山地委书记邓培召集开滦五矿的矿工代表开会，只奎元、李星昌等代表汇报了唐山矿上午惨案发生的情况。会议决定向矿方提出三项要求：(一)此次被打死的工人，须按照西人被中国人打死的身价，同等赔偿；(二)受伤残废终身不能工作者，须永给全薪，养其终身，并须另给医疗费500元；(三)保安警察须立即撤退，并须向工人谢罪。

在此次流血惨案中，保安队当场打死工人1人，重伤7人，轻伤57人。开滦矿务局西门前的流血事件，是全国第一次工运高潮中，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以血腥的联合镇压向无产阶级反攻的开始。

惨案发生以后，军警当局趁机散布谣言，制造恐怖气氛，一时人心惶惶。中共唐山地委领导和开滦党支部及时召集工人俱乐部代表开会，要求大家保持镇静，不可示弱。同时组织救护队援救受伤工人，慰问家属；组织宣传队，到街头发表讲演，痛斥矿局和保安警察的暴行，劝慰大家不要自相惊扰。在党组织和罢工指挥部的努力下，罢工秩序很快恢复，工人情绪逐渐稳定下来。罢工指挥部还以开滦五矿全体3万多工人的名义发出《开滦五矿同盟罢工第二次宣言》，揭露当局血腥镇压和屠杀罢工工人的真相，呼吁全国工人团体和社会舆论给以援助。

10月28日，华文《泰晤士报》等新闻媒体刊登了《开滦五矿同盟罢工第二次宣言》，在国内外引起极大反响。中共唐山地委还以京奉铁路唐山制造厂职工会的名义，发出致全国各团体、各工团《通电》两则，刊于1922年11月1日《新民意报》等报纸，历数开滦矿工之痛苦，揭露英国资本家和中国军警当局的残暴，呼吁各团体“速速予以援助”。中共唐山地委组织启新洋灰公司工人俱乐部、华新纺织厂工人会、京奉铁路唐山制造厂职工会、京奉铁路火夫临时会议等四团体，联名在l922年11月3日上海《民国日报》发出通电，声援开滦工人，表示要与矿工们“同生同死”，要求各地工友支援开滦工人。几份电文在报纸上发表后，全国各界引起了巨大的反响。同日，在中共唐山地委的领导下，启新洋灰公司4 600多名工人和华新纺织厂400多名女工，同时举行声援开滦煤矿工人的同情罢工。启新和华新工人罢工与开滦罢工相呼应，壮大了开滦罢工的声势，鼓舞了开滦工人的斗志，由此形成了唐山地区各产业工人联合罢工的第一次工运高潮。唐山工潮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的紧张形势，使开滦矿方大为恐慌，总经理杨嘉立和督办袁克定，急忙向直鲁豫巡阅使曹锟、直隶省长王承斌和直隶全省警务处发出函电，要求政府加派重兵镇压工潮。

10月29日，帝国主义和北洋军阀政府开始联合镇压开滦罢工。驻滦县的陆军十五师和驻芦台的第十三混成旅共1 600多人，奉命进驻唐山、林西、赵各庄矿区。直隶省警务处处长杨以德先后派来保安队和警察1 090人，连同开滦矿警队共计1 440人。此外，还有驻开平的蓟榆镇守使殷本浩的军队，英国雇佣军和根据《辛丑条约》驻唐山的美国军队等，参加镇压罢工的反动军警达到四五千人，形势骤然紧张。

矿方在以提级长薪等手段诱骗分化罢工队伍的阴谋不能得逞后，又采取狠毒的饥饿手段逼迫工人复工。10月30日，开滦矿务局总矿师杜克茹下令给各矿包工头，要求立即解散“锅伙”(专供单身矿工栖身的贫民窟)的集体伙食。10月31日，各矿包工头纷纷撤掉锅伙的伙食供应，造成许多工人无处就餐。矿方串通商家，不再赊卖给工人粮食；买通警方，切断了农村往矿区供粮的渠道。

五矿罢工委员会认识到，要保持罢工队伍的稳定，坚持罢工斗争，必须首先解决工人和家属的生活困难。五矿罢工委员会发起向全国各界及海外华侨募捐活动，中共唐山地委发动唐山工人捐款支援开滦罢工。交通部唐山大学学生成立“唐山大学学生赈工会”，走上街头向唐山商界募捐；并组织了20个募捐小分队，分赴天津、北京、长辛店、上海、汉口以及京绥铁路沿线劝募捐款，联络各校学生声援。京奉铁路唐山制造厂工会会员每人献出3天的工资，共捐助大洋1 000元。李星昌还压缩全家8口人的口粮，拿出家中存放的所有粮食，救济生活困难的工友。

罢工指挥部将全国各地工会和群众团体的捐款分发给各矿工人俱乐部开办粥厂，工人凭证免费就餐。这些措施稳定了工人和家属的情绪，保证了罢工的继续进行。中共唐山地委发动京奉铁路唐山制造厂和唐山矿的工人，在开滦西义地搭起长长的席棚，埋锅造饭，为矿工建起粥厂。唐山矿的粥厂在李星昌、只奎元等同志的精心组织下，每天供应万余工人及家属吃饭，有力地支持了罢工斗争。

11月2日，杨以德会同第十三混成旅旅长董政国、蓟榆镇守使殷本浩和启新洋灰公司经理李希明，召集开滦和启新工人代表在火车厢内进行谈判。为了争取罢工的早日胜利，罢工指挥部派出五矿代表前去谈判。为了防止工人代表被扣押，罢工指挥部组织了100多名工人持旗护送。谈判中，杨以德设下陷阱，对矿工代表说：“日本给你们运来粮食，不然你们罢不起来。你们说，你们是亲日派，还是过激派?”面对这个两难问题，林西矿工人代表刘学诚回答：“禀告大人，我们有个派头。”杨以德问：“什么派头?”刘学诚厉声同答：“我们是穷党急派!”[3]276杨以德火冒三丈，对矿工代表恫吓说：“限三天复工，否则，要你们的脑袋。”此时，李星昌愤然站起，怒视着杨以德，厉声回答：“要脑袋，现在就可以，可是不答复条件，绝不复工！”[6]杨以德大怒，吼道：“拉到山里去，给我枪毙！”此时工人代表向车厢外一挥手，100多名工人护卫人员立即包围上来。杨以德见势不妙，被其部下簇拥着溜走了。李星昌等矿工代表在谈判中顶住敌人的威逼利诱，以大无畏的无产阶级革命气势，压倒了敌人的嚣张气焰。

11月3日，杨以德令保安队将聚集唐山街头的罢工工人围困起来，驱使工人进矿复工。工人们在罢工指挥部领导下坚持不答应条件绝不复工。唐山通讯员佩寰在《唐山开滦五矿罢工始末记》中记述：“同时张参谋(蓟榆镇守使殷本浩的部下——引者注)召集五矿及秦皇岛代表，谓将开谈判，代表八人(即李星昌等八名请愿代表——引者注)与保安队同至张参谋处一室内。保安队长谓保安队曰‘带此八人走，即时枪毙，我已得有长官命令。’将出，张参谋至，命之返，谓工人说：‘杨处长(即杨以德——引者注)想枪毙你们，我来保护你们。你们可速回去，令彼等上工。’工人代表谓‘上工并非我们可以办到，今因张参谋来我等未死，甚为感谢。如果一死我们为公办事，只可说是命短，与罢工的事，也没什么关系！’张无奈，乃令之返。”[3]222

从11月4日开始，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相勾结，以万余兵力联合镇压开滦和华新纺织厂、启新洋灰公司的罢工。杨以德开始在开滦矿区疯狂抓捕工运骨干，反动军警查封了马家沟矿工人俱乐部，拆毁了罢工工人办的粥厂，警察到工人家中强制工人上工。开滦矿方致函英国公使馆，提出此次罢工是布尔什维克煽动所致，英国公使馆要求提出证据。开滦总经理复函称：“由罢工者发出的函件带有布尔什维克的符号。”[3]231矿方勾结警方密令通缉邓培等罢工领导人，罢工转入低潮。

杨以德镇压罢工的罪恶行径，引起了唐山工人的极大愤慨。罢工委员会认为，为了争取罢工的胜利，必须开展“驱杨”斗争，铲除帝国主义的走狗杨以德。11月4日，罢工委员会以开滦五矿及秦皇岛经理处、启新洋灰公司5万工人的名义，致书全国工友和同胞，控诉军警当局和矿方罪行，呼吁援助。

11月5日，反动警察搜查和封禁了京奉铁路唐山制造厂职工会和唐山工人图书馆，逮捕了北方劳动组合书记部特派员彭礼和。各厂矿的工会干部受到严密监视。面对险恶环境，罢工指挥部转移到唐山郊区，继续领导开滦工人坚持斗争。罢工指挥部以开滦五矿及秦皇岛经理处3.7万工人的名义，致电参众两院，要求“将杨以德提出弹劾，免职惩办”。11月6日，两份电报都在《京津泰晤士报》发表，震动了国内外。11月8日，罢工委员会选出开滦和启新的11名工人代表，组成请愿团，由邓培率领，赴北京弹劾杨以德。在邓培等赴京请愿期间，李星昌、只奎元等罢工领导人在罢工指挥部坚持领导罢工。

矿方在实行武力镇压和以饥饿手段步步进逼的同时，又加紧对工人进行欺骗宣传和收买活动，企图分裂罢工阵线。李星昌组织唐山矿工人纠察队将几个为虎作伥、破坏罢工的工头抓到罢工集会场所山东会馆，进行批判斗争，并对破坏罢工者严加防范。第二天，唐山矿的200余名工人、工务员、监工就不再去矿里上工了。

11月11日，唐山矿发生矿方分裂罢工阵线的事件。五矿工人俱乐部主任只奎元参加工人大会时，受到被矿方收买的工贼和不明真相的部分工人的围攻，要求他赔偿罢工期内的经济损失，将各地各单位的募捐款按人头均分。工贼还向警察局告密，只奎元被警察当场逮捕。工人纠察队得知情况追上去，从警察手中夺回了只奎元，十几个工人保护他从西越河渡过陡河，潜入王盼庄躲避。次日矿方又造谣说只奎元携款潜逃，指使工贼煽动工人多次围堵只奎元索要捐款，在工人中引起思想混乱。只奎元在难以应付的情况下，被迫躲藏到东郊的越河村。11月12日，又有21名罢工骨干被捕。领导驱杨(杨以德)斗争、带队上北京请愿的邓培等12名工人代表受到警察当局通缉，邓培被迫转入地下斗争。在五矿罢工领导人缺失、罢工骨干相继被捕的危机时刻，李星昌和其他罢工领导人临危不惧，继续领导开滦工人坚持斗争。

开滦罢工刚开始时，矿方自恃有英国驻华使馆作后盾，有中国军警的武力为靠山，一直采取十分强硬的态度。英国人曾经讥讽说：“叫他们罢工吧，三天热气，长不了。”但是罢工延续了近20天以后，工人仍然斗争不懈，而矿方却在经济上蒙受了重大损失：秦皇岛港停泊十七八艘煤轮待运，一些销售合同不能履行，正在凿建中的唐家庄矿因罢工而遭水淹没，开滦煤矿股票在国际市场急剧下跌。矿方在得知全国铁路工人将举行总罢工支援开滦罢工的讯息后，迫于各方面的压力，决定向罢工工人妥协。11月14日，开滦矿务局贴出布告，公布了两项退让条件：(1)工人月工资在百元以下者，一律增加10%；(2)罢工期间每人发给7天工资。矿方表示不开除参加罢工的工人，要求11月16日一律复工。同日，直隶全省警务处也贴出布告，限工人3日内复工。

开滦资本家的上述两项退让条件，距离工人罢工提出的要求相差太远。五矿罢工委员会本不接受这些条件。但马家沟矿工人迫于矿方压力，早于11月10日复工。赵各庄矿部分工人代表迫于工人生活困难，尚未得到五矿罢工委员会命令，就自行宣布于11月16日复工。唐山矿的罢工工人在李星昌、只奎元的领导下，对矿方和军警的压力进行了顽强的抵抗。由开滦总工程师秘书斯诺所记、矿方存档备案的《一九二二年开滦罢工日记》，从反面印证了此事：“罢工第二十五天(11月16日)，赵各庄罢工最后一天。赵各庄已复工，预期林西将立即很好的复工。在唐山有许多工人复工，但被罢工者阻止，警察捕去十二名。杨以德将军今早到此。在唐山领导罢工者非常坏，自罢工开始就是布尔什维克思想。”[3]235

面对1万多军警的包围，考虑到罢工工人的实际生活困难，开滦五矿罢工委员会不得已，忍痛下令于11月17日全部复工。17日，林西矿、唐家庄矿、唐山矿的工人复工。19日，秦皇岛经理处码头工人结束罢工。工人复工时，矿方按承诺将矿区保安队全部撤离，释放了被捕工人。开滦罢工前后坚持27天，宣告结束。

开滦五矿大罢工虽然失败了，但是它“在近代中国革命史上，实具有重大的革命意义。”[4]220-221这次罢工沉重打击了帝国主义和军阀政府，使矿方遭受经济损失74.6万元。同时由于工人增薪要求的实现，使开滦每吨煤的成本永久增加0.112 5元。这次罢工标志着开滦的工人运动由长期的自发斗争进入自觉斗争的新阶段。罢工在中共北京区委和唐山地委的领导下进行，有计划，有组织，有纲领，不仅提出了具体的经济要求，也明确提出了政治要求。开滦大罢工进一步推动了全国第一次工运高潮的发展，1922年的北方工人运动至开滦大罢工达到了高峰。

李星昌在开滦五矿罢工中，显示出了顽强的奋斗精神和优秀的组织才能。“在27天的斗争中，他日夜不离指挥部，和其他领导一起，指挥着开滦五矿大罢工”[6]，解决了一个又一个突发事件和棘手问题。时任中共北京区委委员、开滦五矿罢工主要领导人的罗章龙在1984年回忆说：“在开滦罢工过程中，罢工指挥部工作的同志，所有中共党员和青年团员都一无例外地参加战斗。他们坚守罢工阵地，艰苦卓绝，积极战斗，负伤不下火线，在敌人严密通缉，可能逮捕入狱、重刑拷打的情况下，仍然奋不顾身，如五矿八代表，北方书记部干部，唐山大学的党、团员和唐山地区的干部等，他们以身作则，带领群众，前赴后继，奇情壮采，尤为不可胜纪。”[4]221李星昌即“五矿八代表”之一。他“在激烈的罢工斗争中，不畏反动军警的残酷镇压，团结工友，坚持斗争，深受工友们的拥戴。”[2]714-715

五、不惧报复迫害，坚持地下斗争

开滦五矿罢工使李星昌看到了中国工人阶级巨大的奋斗力量，深刻体会到中国共产党是为劳苦大众谋利益的政党，激发了他积极为党工作、开展工人运动的斗志。五矿大罢工遭受重大挫折、唐山工运转入低潮以后，李星昌面对中外资产阶级的猖狂反扑和军警当局对罢工骨干的搜捕迫害，团结工友，机动灵活地开展工人运动，在艰难的环境中巩固和发展了开滦党组织。

李星昌作为开滦五矿罢工的8名工人请愿代表之一和罢工的组织者，早被列入矿方和地方军警当局的黑名单。面对军警大肆搜捕罢工领袖的严峻形势，李星昌也受到矿方和唐山警方的严密监视。但他毫不畏惧，仍然采取各种方式组织工友同英国资本家进行斗争。开滦资本家“污蔑他‘不事正业，走邪道’。并设法刁难他，长期不给他增薪。那时，他家十口人，物价高，工资低，生活实在困难。但是，他并未因此放松了革命工作”[6]。程帝炳回忆李星昌说：“罢工失败后，李星昌仍然神出鬼没地进行着革命活动，为工友们的切身利益打抱不平，对统治者进行英勇的斗争，不惜牺牲自己的一切。”[3]

开滦五矿“罢工失败后，统治者从各方面搜集地下党组织的材料。因为李星昌平日和工友们团结友爱，生活上平易近人，处处为工友们着想，同甘共苦，和同志们结下了真挚的阶级感情，所以同志们千方百计对他进行掩护，始终未暴露他的身份，仍安然地在厂里工作”[3]。可以说，由于李星昌深深地扎根在群众中，和群众打成一片，全心全意地为群众谋利益，才得到了广大群众发自内心的爱护和保护。后来，唐山矿厂生铁房的工头李芝圃病死，具有很高威望的李星昌在工人们的推举下继任工头。他利用这个合法身份更广泛地团结广大工友，积极为工友谋利益。

1923～1924年，革命处于低潮时期，在中共唐山地委的领导下，唐山党的工作逐步恢复和发展。李星昌在唐山矿建立工会和声援赵各庄矿罢工斗争中发挥了重要的组织领导作用。经过开滦党支部及李星昌等同志的努力，开滦及唐山矿原有的革命力量不仅保存下来，而且队伍得到壮大，工人运动继续发展。

1925年11月，在中共北方区委发动的“反奉倒段”运动推动下，爆发了冯玉祥国民军讨伐奉系军阀的战争。12月10日，国民军进驻唐山，表示同情国民革命，一度有效地促进了唐山工人运动的发展。中共唐山地委吸取1922年开滦罢工失败的教训，积极恢复和建立系统的工会组织。12月29日，京奉铁路唐山制造厂工会首先恢复并公开挂牌活动。1月28日，中共领导的开滦五矿总工会在马家沟的马路街宣布成立，并发布了《五矿总工会告工人同志书》，号召工人积极参加工会，用团结的力量驱除工贼，打倒帝国主义和军阀。李星昌成为五矿总工会领导成员之一。

1926年3月底，在英、日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联合夹击下，倾向革命的国民军被迫撤离唐山，奉军卷土重来，对唐山实施了恐怖统治，唐山的革命团体由公开活动转入地下。按照中共唐山地委关于“巩固组织，保存力量”的指示，李星昌所在的唐山矿党支部重在对群众进行深入、扎实的革命启蒙教育，秘密发动工人群众，将革命活动小型化，在白色恐怖下巩固了党的组织，保存和壮大了革命力量。到1926年底，唐山矿的共产党员发展到20多人。

1927年4月至7月，以蒋介石、汪精卫为代表的国民党反动派先后叛变国民革命，对共产党和革命群众进行残酷镇压。4月22日，全国工运领袖邓培在广州壮烈牺牲；4月28日，党的主要创始人李大钊在北京英勇就义。中共唐山地委在得知中共北方区委遭到严重破坏的消息后，立即将党员干部分散隐蔽，使党组织未遭到大的破坏。面对敌人的屠杀，李星昌毫无惧色，他鼓励支部全体党员扎根在工人群众中，继续做好工人群众的革命启蒙教育。

1928年3月，根据中共“八七会议”关于整顿党组织、开展党员教育的要求，中共唐山地委在郭庄子全生里开办党员训练班。中共北方局负责人蔡和森来到唐山讲课，对开滦五矿和铁路基层支部的40多名党团员进行教育培训。李星昌和唐山矿的七八个党员通过培训，提高了组织纪律性和战斗力，对在白色恐怖中坚持革命斗争，产生了潜在的积极影响。

1928年9月，国民党军队进驻唐山。国民党打着“国民革命”的旗号控制唐山工人运动，在各厂矿企业成立受其控制的工会(即黄色工会)。黄色工会用“劳资合作”、“和平合法运动”等思想，把工运禁锢在统治者的法律允许范围之内，实质上是保护资本家的利益。它披着“群众选举”的民主面纱，蒙蔽了广大群众，使得共产党领导的工会(即赤色工会)运动受到较大损失。1928年10月至1929年初，国民党先后在开滦矿务局及各矿建立了工会筹备委员会，采取登记入册的方式，强迫工人入会。

针对国民党操纵黄色工会的情况，1929年3月，全国总工会要求中共党员、青年团员和赤色工会会员，加入黄色工会中的下层组织，去争取群众、领导群众，扩大党的影响，把黄色工会中的工人逐步转变到赤色工会中来。李星昌、只奎元等都先后加入唐山矿的黄色工会，分别担任了委员和执行委员。他们利用任职身份引进赤色工会骨干，团结矿工群众，代表中共与黄色工会领袖争夺黄色工会的领导权。

1929年4月上旬，京奉铁路唐山制造厂怠工取得胜利，开滦五矿广大矿工受到鼓舞，纷纷要求通过罢工斗争来争生存、谋福利。开滦矿工会联合办事处两次向矿局投书，提出增加工资、取消加点、发廉价煤等6项条件。各矿工人的怠工斗争广泛展开且日益延长，使得矿方损失加重，压力骤增。开滦资本家被迫于5月10日同五矿的工会代表签署了折衷增薪的7条协议。至此，开滦矿工为增加工资、改善待遇举行的罢工斗争取得了胜利。

中共唐山地委积极成功地领导了这次罢工斗争。时任省委特派员的徐彬如回忆说：“这次罢工我们利用了黄色工会。唐山黄色工会中有许多老共产党员。我们都有黄色工会的证件，在矿里活动很方便。”唐山矿老党员只奎元打入黄色工会后，被推选为五矿请愿三代表之一，罢工期间常驻天津，随时向新闻界报告矿方压迫工友的情况以及工人生活悲惨情形，请求社会舆论的援助。

开滦“自1923年到现在(即1929年——引者注)，六年以来曾经爆发过三次伟大的同盟总罢工，每次罢工都经过很长期的奋斗，每次的争斗都从敌人手中争得工人的胜利。”[3]229李星昌在前期作为北方劳动组合书记部驻开滦五矿的特派员，后期作为开滦和唐山矿党组织的负责人，在罢工斗争中发挥了重要的领导作用。

[1] 王士立.邓培烈士传[Z]．佛山：佛山市三水区档案局，2003.

[2] 中共河北省委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河北历史大辞典[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2.

[3] 中共开滦党委党史资料征集办公室.开滦工运史资料汇编：第一辑[M].北京：工人出版社，1985.

[4] 罗章龙.椿园载记[M].北京：三联书店，1984.

[5] 光荣的一页——记一九二二年开滦工人大罢工[N].新唐山日报,1949-02-07(03).

[6] 开路先锋——开滦最早期的工人党员李星昌[N].唐山劳动日报，1963-02-13(03).

[责任编辑 位雪燕]

ThePioneerofLaborMovementinTangshan——LIXing-chang

YANGLei,LIJiu-yan

(Archives,KailuanGroupCompany,Tangshan063018,Hebei,China)

Li Xing-chang was one of the pioneer members of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in Tangshan, and he was in charge of the party branch in Kailuan mining area. Enlightened by revolutionary thought, Li Xing-chang began to explore the road to liberation in his youth; he joined in the Communist Party and took part in revolutionary movement consciously; he led the great strike in Kailuan; resisting threats and temptations, he kept on going on strike; unafraid of persecution, he adhered to underground struggles. As the pioneer, Li Xing-chang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labor movement of Tangshang.

Tangshan; labor movement; pioneer; Li Xing-chang

2012-11-26

杨磊(1950—),男,河北唐山人,高级政工师,从事中共党史、工人运动史、煤矿发展史研究。

E-mail：yanglei1@ kailuan.com.cn

K261.3

A

1673-9779(2013)01-0116-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