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马克思的对象化思想及其生态意蕴*

刘素盼

(上海理工大学 社会科学学院， 上海 200093)

马克思的早期著作《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以下简称《手稿》)被称为马克思主义哲学诞生的秘密地，究其原因，乃是由于其中对象化思想的提出。这也是后来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和《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彻底清算自己的哲学信仰，形成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新世界观的关键性基础。该著作主要从经济学与哲学两个层面详尽地论述了其对象化思想：一方面，把对象化界定为创造某种对象的劳动过程，如“劳动的产品是固定在某个对象中的物化劳动，这就是劳动的对象化，劳动的现实化就是劳动的对象化”[1]52；另一方面，把对象化解释为主客体之间、人与自然之间相互作用的过程，其中关于人与自然在对象化活动即实践中结成的对象性关系的具体阐述，对于当今正确看待人与自然的关系极富启发性。

一、马克思对象化思想的渊源

黑格尔的整个哲学体系主要是围绕着思维的能动性展开的。在黑格尔看来，人的本质不过是自我意识的等同体，而自我意识则是其所标榜的绝对理念。他认为，外部世界、现实的自然界和人类社会不过是自我意识通过抽象的精神活动把自身的本质力量外化、异化的结果。“意识的对象无非是自我意识，或者说，意识的对象不过是对象化的自我意识，是作为对象的自我意识。”[1]102而现实的世界不仅存在事实性的缺陷，相当于抽象的自我意识也是有缺陷性的存在。因此，就需要克服意识的对象，实现对象向自我的复归。马克思肯定了黑格尔绝对主体的“自我活动原则”，但批判了其活动原则的抽象性即“抽象的精神活动”。马克思认为真正的现实活动是现实的、具体的、历史的、主体性的活动，是感性的对象性活动。此外，黑格尔还通过对象化的概念揭示了劳动的本质，把对象性理解为人自己劳动的结果。马克思吸收了其合理因素即“对象化是人类创造对象的劳动过程”，但否定了其把劳动对象化等同于劳动异化的思想，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自己独特的异化劳动观。

费尔巴哈批判了黑格尔“绝对精神”的自我运动，主张用“有感性的、有血有肉的人”取代“绝对精神”。费尔巴哈认为：“人没有对象就什么也不是……但是这个与主体有着本质的必然的联系的对象不外是这个主体固有的但又是对象性的本质。”[2]29在此，他将对象理解为人的本质的对象化，把人理解为“人是人的自然界”，“自然界是人的客观本质”，认识到人与自然互为对象性的事实，但却把人与自然界绝对地分割开来。在此架构上所理解的自然界只是纯粹的、抽象性的存在[3-5]。在马克思看来，对象化的主体不单是受动的、生物学意义上的自然存在物，更是具有自我意识的、从事感性活动的社会性的人；现实的自然界也不是与人绝然割裂的，而是被人的“本质力量”中介过的人化自然，也就是所谓的人的对象物并不是向人直接呈现出来的自然对象那样。正是在人的对象化活动中，人使自然界人化即客体主体化的同时，也把自己的才能、天赋、意志等对象化到自然界中，从而使主体客体化了[6]。在主体客体化、客体主体化的交互作用中，人不仅实现了自身的完善，也将自然界的演进推向更高的发展阶段。

因此可以说，马克思的对象化思想正是对黑格尔和费尔巴哈的对象化观点进行深刻批判和辩证综合的产物[7-9]。一方面，马克思借助费尔巴哈的“现实的人的对象化”批判了黑格尔的“绝对精神的对象化”；另一方面，他又通过吸收黑格尔对象化思想中的合理内核——能动性思想批判了费尔巴哈直观性的对象化，进而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对象化思想，即在现实的历史活动中形成一种对象性的物质力量，通过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活动生产出对象性客体，从而实现人与自然的辩证统一。

二、马克思对象化思想的基本内涵

究竟何为对象化?其内涵又是什么?它与对象性、对象性关系究竟有何区别?在《手稿》中马克思大量使用对象性、对象化等概念，有时在一句话中甚至同时运用[10]，例如：“我在我的生产中使我的个性和我的个性的特点对象化，因此我既在活动时享受了个人的生命表现，又在对产品的直观中由于认识到我的个性是对象性的、可以感性地直观的因而是毫无疑问的权力而感受到个人的乐趣。”[1]184“随着对象性的现实在社会中对人来说到处成为人的本质力量的现实，成为人的现实，因而成为人自己的本质力量的现实，一切对象对他来说也就成为他自身的对象化。”[1]86鉴于此，国内有些学者主张将它们作为同义语使用，即使有学者持不同意见，也对它们的区别乃至各自的内涵存有分歧。因而，重新审阅《手稿》，探究其本意，对于拨开人们思想上的迷雾是极有价值的。

首先，在马克思看来，对象性是对象化形成的根基，是人类对象化活动形成、演进过程中一个特殊的历史阶段。他认为，对象性是客观事物所普遍具有的属性，它们总是与周围的他物处于对象性关系中，如“太阳是植物的对象，是其生命形式的确证”，“植物是太阳的对象，是其生命力量的表现”。也就是说，在人类诞生之前，自然界的物与物、生物与生物之间就广泛进行着物理的、化学的或生物的对象性活动，各种动物在与自然界共同演进、改变自然环境的同时，也受到自然界的影响。即使是在人类产生以后，处于远古时代的人依旧未摆脱“动物式的对象性活动”，即单纯依靠肢体器官采集天然物，而不是利用生产工具有目的、有计划地作用于自然物，从而获取满足自身需求的价值物。随着对象性活动的进一步深化，人逐渐感到自身存在的受限性、渺小性，因此，在对象性的本质力量——激情、欲望等的作用下，在人为了确证自己拥有自由能力时，对象化活动便产生了。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随着对象性的现实在社会中对人来说到处成为人的本质力量的现实，成为人的现实，因而成为人自己的本质力量的现实，一切对象对他来说也就成为他自身的对象化，成为确证和实现他的个性的对象，成为他的对象，这就是说，对象成为他自身。”[1]86从而，真正意义上的人，能够确证自身本质力量的人在对象化的过程中生成了。人的活动即对象化活动因此成为人的核心活动，而对象性活动则退居次要性位置[11]。

其次，马克思认为，对象化是人类特有的属性，是属人的、有意识的、自由的活动。马克思说：“人是类存在物……不仅因为人在实践上和理论上都把类——他自身的类以及其他物的类——当作自己的对象……人把自身当作普遍的因而也是自由的存在物来对待。”[1]56也就是说，对象化是作为主体的人为了实现自身的某一目的、需求、欲望等，在遵循相关规律的基础上，将自身的本质力量物化到“对象”上，使对象在“化”的过程和作用下改变其物质形态，以达到属人化或属我化的目的。这也正是人之为人的本质属性。正如马克思所说：“人作为自然的、肉体的、感性的、对象性的存在物，同动植物一样，是受动的、受制约的和受限制的存在物。”[1]105但是“为了使人的感觉成为人的，另一方面为了创造同人的本质和自然界的本质的全部丰富性相适应的人的感觉，无论从理论方面还是从实践方面来说，人的本质的对象化都是必要的。”[1]88可以说，正是由于对象化活动的产生，人才得以证明自身是“有意识的类存在物”，才得以证明自身是“有激情的类存在物”，才得以证明自身是区别于他物的类。也正因为如此，马克思才认为动物只是按照它所属的那个种的尺度和需要来建造，人却懂得结合任何种的尺度以及自身的内在尺度，并按照美的规律和要求来构造和生产。

最后，马克思认为，人与自然在对象化活动中实现人与自然的对象性关系的统一。近代以来的哲学家，无论是黑格尔还是费尔巴哈等都认为人与自然是一种抽象直观的统一。马克思则完全摆脱了传统的、形而上学的、主客二分的思维窠臼，认为人与自然的对象性关系是在对象化活动中实现的，是在对象化活动中形成的感性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他认为，“自然界，无论是客观的还是主观的，都不是直接同人的存在物相适合地存在着”[1]107，“在人类历史中即在人类社会的形成过程中生成的自然界，是人的现实的自然界”[1]89；同时，“人的感觉、感觉的人性，都是由于他的对象的存在，由于人化的自然界才产生出来的”[1]87。通过人的对象化活动，人使自然界人化的同时，也由于自身的本质力量对象化为劳动产品而使自己客体化了，从而也就实现了人与自然对象性关系的统一。此外，人不仅在意识层面使自身二重化了，在现实能动的活动中也使自身二重化了，从而“工业的历史和工业的已经生成的对象性的存在，是一本打开了的关于人的本质力量的书，是感性地摆在我们面前的人的心理学”[1]88。也就是说，人通过自己创造的作品可以直观到自身，进而确证了自己的本质性力量[12]。

三、马克思对象化思想的生态意蕴

纵览人类历史，既有以“实体”作为万能主体支配世间万物的自然中心主义，又有强调人是万物之主、自然之所存在于为人所用的极端人类中心主义。这两种思想倾向实质上都割裂了人与自然的辩证关系，忽略了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统一性。环顾当今社会，各种生态“病症”——大气污染、水污染、土壤退化、气候异常等已严重威胁和制约了人类的生存与发展，尤其是日本大地震引发的核危机更是给人们如何正确看待人与自然的关系敲响了警钟。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重新审视马克思关于人与自然互为对象性关系的论述大有裨益。

首先，人以自然为对象，自然界是人的存在不可或缺的环境因子。马克思认为，人是一种对象性的存在物，人之所以可能把类当作自身的对象，乃是因为有自然界即他物的类为对象。一方面，人是自然界长期发展的产物，人本身属于自然界的一部分；另一方面，自然界是人直接的生活资料和劳动材料，是人类生存和发展须臾不可脱离的环境。“人(和动物一样)靠无机界生活，……人在肉体上只有靠这些自然产品才能生活，不管这些产品是以食物、燃料、衣着的形式还是以住房等等的形式表现出来。在实践上，人的普遍性正表现在把整个自然界——首先作为人的直接的生活资料，其次作为人的生命活动的对象(材料)和工具——变成人的无机的身体。”[1]56所以，“人作为自然的、肉体的、感性的、对象性的存在物，同动植物一样，是受动的、受制约的和受限制的存在物。……说人是肉体的、有自然力的、有生命的、现实的、感性的、对象性的存在物，这就等于说，人有现实的、感性的对象作为自己的本质即自己生命表现的对象；或者说，人只有凭借现实的、感性的对象才能表现自己的生命。”[1]105-106这充分说明自然界是人类的生命之基、衣食之源，它与人类之间并非是征服与被征服、掠夺与被掠夺、剥削与被剥削的对立的、不可调和的关系。如果人类一味地把自然界当作外在于自身的异己之物肆意地攫取破坏，那么自然生态在最后崩溃之时，便会对人类的“虐待”行为发起反“剥夺”的战争，人类的创造性活动可能会因此陷入“有心杀贼，无力回天”的绝境，甚至会导致人类文明的毁灭。这也告诫我们，作为自然大家庭中的一员，必须牢牢树立“尊重自然，珍惜自然，关爱自然，呵护自然”的生态文明观，自觉担负起维护生态环境的责任和义务，有意识地抵制符号消费、虚假消费等消费异化现象的侵蚀，以减少废弃物、生活垃圾等对自然环境的污染和破坏，从而保护好我们的无机身体。

其次，自然以人为对象，自然界的丰富性离不开人的对象化。马克思虽然承认自然界的先在性，但同时也认为人类诞生之前的自然界是荒芜的、缺乏生机的、毫无价值的、单纯性的物质性存在。自然之所以具有价值属性，乃是相对于人的存在而言的概念范畴。正是由于有了人类的对象化活动，正是由于人类将自身的本质力量——才能、天赋、意志力、创造力等对象化，从而在自然物上留下了人的印记，才使得单一的物质世界成为一幅丰富多彩的、充满生机的世界图景，因而自然也成为属人的或属我的人化自然。正如马克思所说：“动物只生产自身，而人再生产整个自然界。”[1]58动物的活动对自然界的影响微乎其微，而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和创造性的人的生产活动几乎改变了整个自然界的原貌。所以说，自然的生成、自然的人化、自然的丰富化等都离不开人类理性与智慧的对象化。在此意义上讲，主张自然中心主义、否定人的作用的思潮是狭隘的、有失偏颇的，寄希望于排斥、抵制人类生产活动来保护自然、防止自然生态环境的恶化，从根本上说是使自然界退化到洪荒的、混沌的年代，实质上是对人类全部文明的否定。问题的关键是人类以何种方式、何种理念、何种模式作用于自然界，也就是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如何实现和谐一致。为了实现自然界的人化、美化、丰富化，必须以科学发展观为统摄，走一条可持续性的、生态型的发展之路，自觉按照美的、和谐的规律塑造和再生产整个自然界。

最后，人与自然对象性关系的和谐离不开人的劳动这一中介。人与自然的关系之所以不是黑格尔式的、费尔巴哈式的抽象直观的统一，乃是因为人类劳动，因人类的对象化活动使人得以摆脱“纯动物性”，获得“真正的人的本质属性”；同时，也使自然界得以摆脱“荒芜的自在性”，获得“属人的价值性”，进而形成感性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所以，正是在劳动即对象化活动中实现着人与自然之间物质、能量、信息的变换，维护着自然生态系统与社会生态系统之间的平衡。人类劳动具有不同于他物活动的特殊性，“动物也生产，它为自己营造巢穴或住所，如蜜蜂、海狸、蚂蚁等。但是，动物只生产它自己或它的幼仔所直接需要的东西”，“动物只是在直接的肉体需要的支配下生产”，“动物只生产自身”，“动物只是按照它所属的那个种的尺度和需要来构造”；而人类“甚至不受肉体需要的影响也进行生产，并且只有不受这种需要的影响才进行真正的生产”[1]57-58，且生产的是整个自然界。此外，人能够“按照任何一个种的尺度来进行生产，并且懂得处处都把内在的尺度运用于对象，因此，人也按照美的规律来构造”[1]58。所以，人类在进行对象化活动之前能够预见自身的行为对自然和社会的直接或间接的、短期或长远的影响，能够在科技发明应用中、在资源开发利用中、在日常生活中顺应自然规律，因而能够在实践中自觉控制人与自然的关系，实现人与自然的双赢。那么，在面对“这个正在变得混乱不堪的世界，需要整体解放的世界”时，我们更应该注重人类生产、科技研发运用等活动之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统一，力求使一切活动最大限度地达到真正的属人化目的，跳出“人类发展自我——人类改造利用自然——自然报复——人类无机体受损”的怪圈，形成人与自然和睦、友好、和谐共生的对象性关系。

四、结 语

面对现代社会如多米诺骨牌效应般愈演愈烈的各种生态环境问题，深入探寻马克思对象化思想中的生态哲学观对正确认识生态环境问题和寻求其解决之道无疑具有很好的理论指导作用。引发当代社会生态环境危机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认识根源，又有社会、经济、技术等方面的原因，因而解决环境危机的路径也不是单一化、速决化的。人类生态文明意识的觉醒乃至现实化的行动表明，人是自然生态系统中唯一有意识、有责任的类存在者，有理由坚信，人类一定可以实现自然界的人道主义和人类社会的自然主义之统一，从而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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