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店简《语丛四》“窃钩诛，窃邦侯”与《墨子》之渊源关系＊

吴劲雄

（湖南大学 岳麓书院，湖南 长沙 410082）

湖北郭店战国楚墓竹简《语丛四》第八、九简有这样的一句话：“窃钩者诛，窃邦者为诸侯。诸侯之门，义士之所存。”学者已指出：其文字与《庄子·胠箧》“彼窃钩者诛，窃国者为诸侯。诸侯之门，而仁义存焉”基本相同。①裘锡圭按语，见荆门市博物馆编《郭店楚墓竹简·语丛四》，北京：文物出版社1998年5月，218页。然而学界对于这两段极为相似的句子解说甚多，纷纭各别，虽不至于争论不休，然至今仍未有定论。为求得当中情实，今对诸家议论及先秦相关典籍再作如下的考察。

一 各家之意见

计今所见诸家议论，大概有三种：

（一）《语丛四》抄自《庄子》

李学勤先生认为：“《语丛四》所录引的，正是《庄子·胠箧》。”②李学勤《从郭店简<语丛四>看<庄子·胠箧>》，《简帛》（第一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10月，74页。陈伟先生《郭店竹书别释》则稍有不同：“《庄子·盗跖》也有大致相当的记载，写作：‘小盗者拘，大盗者为诸侯。诸侯之门，义士存焉。’简文前一句同于《胠箧》，后一句则同于《盗跖》。”③陈伟《郭店竹书别释》，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3年1月，234－235页。

（二）《庄子》借用《语丛四》

高正指出《语丛四》此语与《墨子·鲁问》的思想观点很相近：“今有人于此，窃一犬一彘，则谓之不仁；窃一国一都，则以为义。”并认为“《庄子·胠箧》的作者，很可能就学过《语丛》这类教材，……明显受其影响。”④高正《诸子百家研究》（增订第2版），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年10月，341页。

（三）两书可能有同一来源

饶宗颐先生认为：“由《语丛》所记，知此数句乃战国以来楚人流行之重言，庄子作《胠箧》时借用之，并不是他自己所写的东西。”①饶宗颐《从新资料追溯先代耆老的“重言”——儒道学派试论》，《中原文物》1999年第4期，61页。郭永秉指出：“即使我们忽略《语丛四》和《胠箧》存在的不同，仅据《胠箧》逻辑严密、‘窃钩者诛’一段在文中不可分割等事实，也不能必然得出其他古书与此有关的内容一定就抄自《胠箧》的结论，也不能必然得出《胠箧》之文并非从他处引来的结论。这个道理是很简单的。因为各书的相关内容完全有可能皆有同一来源，而不是简单的谁抄谁的关系。”②郭永秉《再谈郭店简<语丛四>8、9号简与<庄子·胠箧>之关系及相关问题》，见复旦大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网站：http：／／www.gwz.fudan.edu.cn／SrcShow.asp？Src＿ID＝1103

综而观之，上述第二、三种情况的论点虽有不同，然而各家所要表达的想法，实际上有一个共同的预设前提：《语丛四》这段话很有可能是先秦流行语，而为包括《庄子》《墨子》在内的各家所共见。然而还是停留在推测阶段，各位学者皆未质言之。

二 与《庄子·胠箧》、《盗跖》及《墨子·鲁问》之异同

诸位时贤已经指出《庄子·胠箧》与《语丛四》的相似性，然他们的引文并不完整，今再征引之如下：

彼窃钩者诛，窃国者为诸侯。诸侯之门，而仁义存焉。则是非窃仁义圣知邪？③（清）王先谦《庄子集解》卷三，《诸子集成》本，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第2版，60页。下文所引诸子文，皆为《诸子集成》本。

此文前两句的意思，与《语丛四》第八、九简的内容几乎相同。然而《庄子》的本旨，乃在最后一句：窃仁义圣知（知读作智）。即大盗所窃不限于邦国，而且连同仁义圣智也一同窃取了。为什么这么说呢？《胠箧》的前文就说：“世俗之所谓知者，有不为大盗积者乎？所谓圣者，有不为大盗守者乎？……田成子一旦杀齐君而盗其国，所盗者岂独其国邪？并与其圣知之法而盗之。”④同上，58－59页。在庄子看来，智者和圣人竟成了替大盗聚敛和守护的人，田成子盗取了姜齐的整个国家，而且也得到了姜齐用以治国的圣智之法。所以说《庄子》这段话的着眼点在“则是非窃仁义圣知邪”一语，论者引述《庄子》之言而省略此语，反失《庄子》精义。

《庄子·盗跖》也说：

小盗者拘，大盗者为诸侯。诸侯之门，义士存焉。昔者桓公小白，杀兄入嫂，而管仲为臣；田成子常，杀君窃国，而孔子受币。论则贱之，行则下之，则是言行之情，悖战于胸中也，不亦拂乎！⑤（清）王先谦《庄子集解》卷八，199页。

这段话所举的例子，有与《胠箧》相同的地方，也有不同的地方；而《盗跖》的用意所在，是要证明“义士”的言行相悖，言不顾行。什么叫做义士？这里指的是管仲和孔子。《盗跖》要批评的是，他们虽然仁义礼智不离于口，但是仍然事弒君之主、受篡君之礼。所以说他们言行相悖，不辨是非。可以看出，《胠箧》的“仁义”与这里的“义士”虽然只是一字之别，但是立意已有所不同，不可等量齐观。

至于学者所引关于《墨子·鲁问》的文字亦有缺省，今录其可反映《墨子》全意之文如下：

今有人于此，窃一犬一彘，则谓之不仁；窃一国一都，则以为义。譬犹小视白谓之白，大视白则谓之黑。是故世俗之君子，知小物而不知大物者，此若言之谓也。⑥（清）孙诒让《墨子间诂》卷十三，284页。

《语丛四》第八、九简的意思，大概与《鲁问》这里所引的前半段内容相同。但是《墨子》此文的用意却是在“是故”之后：“世俗之君子，知小物而不知大物”。因为《鲁问》前面是这么说的：

攻其邻国，杀其民人，取其牛马、粟米、货财，则书之于竹帛，镂之于金石，以为铭于锺鼎，传遗后世子孙，曰：“莫若我多。”今贱人也，亦攻其邻家，杀其人民，取其狗豕、食粮、衣裘，亦书之竹帛，以为铭于席豆，以遗后世子孙，曰：“莫若我多。”其可乎？⑦同上。

“小物”是指贱人攻其邻家，杀其人民，取其狗豕、食粮、衣裘；即所谓“窃一犬一彘则谓之不仁”。“大物”是指攻其邻国，杀其民人，取其牛马、粟米、货财；即所谓“窃一国一都则以为义”。所以，可以看出《墨子》的论证方式跟《庄子》的两篇文章一样，先举出若干事例然后得出结论，并不是简单地讨论一犬一彘、一国一都的问题，而是要对“世俗君子知小物而不知大物”的这种行为作出批评。《胠箧》所说的“钩”、“国”，《盗跖》所说的“小盗”、“大盗”，其实也就是《墨子》这里说的小物、大物；《盗跖》所说的义士，跟这里所说的世俗君子也很相似。

可见，学者们指出的《庄子·胠箧》、《盗跖》及《墨子·鲁问》与郭店楚简《语丛四》相似的地方，其实有同有不同，相同的是推导的前提，就是都看出了为一般人所忽略的互相矛盾的社会现象，并且作出精辟的分析；不同的是他们所举的例证，以及他们所要阐述的道理和批评的对象，各有立足，各有所指。如前所述，道、墨两家是用了近似的理论方法，得出了不同的结论。而目前所看到的《语丛四》这句话，恰恰没有了后面可以反映作者态度取向的文字，看不出作者的立足所在。从《语丛四》第九简的图版可知，这句话后面是空白，而且明显划上了中止符，所以不存在错简或者断简的问题。究竟是作者据以摘抄的典籍本身没有后面半段话，还是摘抄者没有把它跟前面的句子一同抄写下来，现在我们不得而知。但是，如果《语丛四》后面还存在跟《庄》《墨》相类似的可以表达作者意向的话语，那么，我们就可以据以判断《语丛四》这句话究竟是抄自道、墨，还是道、墨之外的哪一家典籍了。而从当前材料来判断，《语丛四》这句话的意思明显与《庄子·盗跖》更为贴近，因为他们所批判的都是“义士”，而不是“仁义”。

三 与之相似的其他先秦文献

在《庄子·胠箧》、《盗跖》及《墨子·鲁问》之外，先秦文献中还有跟这种议论相似的内容。《吕氏春秋·听言》就说：

今天下弥衰，圣王之道废绝，世主多盛其欢乐，大其钟鼓，侈其台榭苑囿，以夺人财；轻用民死，以行其忿；老弱冻馁夭膌，壮狡汔尽穷屈，加以死虏；攻无辠之国以索地，诛不辜之民以求利。而欲宗庙之安也、社稷之不危也，不亦难乎？

今人曰：“某氏多货，其室培湿，守狗死，其势可穴也。”则必非之矣。曰：“某国饥，其城郭庳，其守具寡，可袭而篡之。”则不非之，乃不知类矣。①（清）毕沅《吕氏春秋新校正》卷十三，130页。

第一段之意谓：当时的诸侯国君，生活奢靡，不管人民的死活，遇到灾害不赈救，还攻打没有过错的国家，诛杀无辜的群众，却想用这种悖逆的行为，祈求国家的兴旺、宗庙社稷的安稳，那是几乎不可能的事。

第二段“某氏多货，其室培湿，守狗死，其势可穴”，指的是以挖穴通地道的方式盗取他家的货财，也就是《墨子·鲁问》所谓“贱人之攻其邻家”的意思。这是显而易见的小事，大家看到了都会批评这是不对的。“某国饥，其城郭庳，其守具寡，可袭而篡之”，指的是趁其他国家遭受荒灾，守备又残破未能及时修理的时候偷袭；也就是《墨子·鲁问》所谓“攻其邻国”的意思。这是大事件，但是也显而易见，然而人们看到之后并没有对这种行为作出批评。

但是，《吕览》第一段的批评奢靡误国，与第二段劫家虏货之“小”、袭而篡国之“大”有什么关连呢？且看《墨子·尚贤中》：

今王公大人，亦欲效人，以尚贤使能为政，高予之爵，而禄不从也。……请问天下之贤人，将何自至乎王公大人之侧哉！……不肖者在左右，则其所誉不当贤，而所罚不当暴。……故虽昔者三代暴王，桀纣幽厉之所以失措其国家，倾覆其社稷者，已此故也。何则？皆以明小物而不明大物也。②（清）孙诒让《墨子间诂》卷二，31－32页。“已此故也”之“已”读作“以”。

意谓：王公大人想实行人才兴国的政策，却又背其道而去之，有其名无其实，授爵不授禄，以致贤人不至，小人秉国，造成国家破败、社稷倾覆。最后总结所以失国的原因：“明小物而不明大物”。赏禄易见易为，其物为小；治乱难见难为，其物为大。然小、大虽别，道理则一，故有此论。可见这种论述是墨子尚贤思想的基础之一，也是《吕氏春秋·听言》想要表达的思想。

而最后《吕氏春秋·听言》将这种情况归结为“不知类”。“不知类”正是《听言》要批评的地方。什么是“类”呢？《墨子·公输》说：“义不杀少而杀众，不可谓知类。”③同上卷十三，294页。“类”即事理，对于同类的事，应该有相同的判断标准，否则就是“不知类”；根据《公输》的意思，知道杀害一小部分人也是不对的，却认为杀害很多人是对的，叫做“不知类”。少、众亦即《鲁问》《尚贤中》的小、大，《听言》的家、国。知道劫家夺货的不对，却认为篡权夺国是对的，这是《听言》要批评的“不知类”。可见《听言》这里所说的类，方法上参照了《鲁问》《尚贤中》，概念上则参照了《公输》。而《听言》与《墨子》各篇不同的地方，更在于《墨子》是正叙其事，《听言》则换了种表达说“今人曰”，假设成是听话的人在考察别人的议论，进而判断说话者说话内容的善与不善。

此外，《吕氏春秋·达郁》还说：

人皆知说镜之明己也，而恶士之明己也。镜之明己也功细，士之明己也功大。得其细，失其大，不知类耳。④（清）毕沅《吕氏春秋新校正》卷二十，266页。

所要表达的意思，与《鲁问》《尚贤中》《公输》《听言》一样，是要对知细不知大的现象进行批评，并且也使用了“不知类”的概念。这里所讲的细功是镜子可以照出人的美丑，大功是士人可以照出君王的得失。但是立足点又与前四篇文章不同：“士可明己而人恶之”。要表达的是：豪士与忠臣的忠谏敢言，对于君主及其国政有疏通郁塞的作用。

四 与《墨子》之渊源关系

以上所论《语丛四》《庄子·胠箧》之钩、国，《盗跖》之小、大；《吕氏春秋·听言》之家、国，《达郁》之细、大，以及不知类，与《墨子·鲁问》、《尚贤中》、《公输》的“知小物不知大物”均有密切关联，而且《吕氏春秋》借用《墨子》而不借用《庄子》的痕迹清晰可见。而以今所见《墨子》材料，不独《鲁问》《尚贤中》《公输》有此论述，《非攻上》也是全篇用“知小物不知大物”的方法，作非攻思想的推导：

至攘人犬豕鸡豚者，其不义，又甚入人园圃窃桃李。是何故也？以亏人愈多，其不仁兹甚，罪益厚。……当此，天下之君子皆知而非之，谓之不义。今至大为攻国，则弗知非，从而誉之，谓之义。此可谓知义与不义之别乎？

杀一人，谓之不义，必有一死罪矣；若以此说，往杀十人，十重不义，必有十死罪矣；杀百人，百重不义，必有百死罪矣。当此，天下之君子皆知而非之，谓之不义。今至大为不义攻国，则弗知非，从而誉之，谓之义，情不知其不义也。……

今有人于此，少见黑曰黑，多见黑曰白，则以此人不知白黑之辩矣；少尝苦曰苦，多尝苦曰甘，则必以此人为不知甘苦之辩矣。今小为非，则知而非之。大为非攻国，则不知非，从而誉之，谓之义。此可谓知义与不义之辩乎？是以知天下之君子也，辩义与不义之乱也。①（清）孙诒让《墨子间诂》卷五，81－82页。

攘人犬豕鸡豚虽然是小事，不过人们知道批评这是不道义的行为，亦即《鲁问》所谓的“窃一犬一彘则谓之不仁”，《庄子》所谓的“窃钩诛”、“小盗拘”；攻打别的国家，侵占他国的土地，这是大事件，却不知道这是错的，反而赞誉战胜国的威武义举，亦即《鲁问》所谓的“窃一国一都则以为义”，《庄子》所谓的“窃国诸侯，仁义所存”。《非攻上》又接着说：“今小为非，则知而非之。大为非攻国，则不知非。”正是墨子多篇文章一贯的推论方法：知小物不知大物。且由“今有人于此”起首的句子，论白、黑之辩，《鲁问》也是如此。不过这里的表达又不同：天下君子不知义与不义之辩。根据《非攻上》的表述，义为攻打他国的大事件，不义则是些小偷小摸的勾当，实际上与大物、小物的辨析是一样的。

尚不止于此，《墨子·天志》上、中、下三篇，也是用“知小而不知大”的方法，来论证天志思想的存在。《天志上》是这样说的：

今天下之士君子，知小而不知大。何以知之？以其处家者知之。若处家得罪于家长，犹有邻家所避逃之。然且亲戚兄弟所知识，共相儆戒，皆曰：“不可不戒矣！不可不慎矣！恶有处家而得罪于家长，而可为也！”非独处家者为然，虽处国亦然。处国得罪于国君，犹有邻国所避逃之，然且亲戚兄弟所知识，共相儆戒，皆曰：“不可不戒矣！不可不慎矣！谁亦有处国得罪于国君，而可为也！”……夫天不可为林谷幽门无人，明必见之。然而天下之士君子之于天也，忽然不知以相儆戒，此我所以知天下士君子知小而不知大也。②（清）孙诒让《墨子间诂》卷七，118－119页。

居家得罪了家长，居国得罪了国君，犹有邻居、邻国可以避难，而且亲戚、兄弟、朋友一定会告诫他不可以这样做。这是小而可以逃避之处，大家都知道不对。至于昊天之下，如有犯错，则明必见之，无可躲藏。这是大而无可逃避之处，比得罪家长、国君的事情更为严重，然而天下之君子却不知道互相儆戒，不可妄为。按照墨子的说法，这是因为他们知小而不知大。此文与《天志下》首段的意思一样，而文字表达则详略有异。

《天志中》又说：

今有人于此，欢若爱其子，竭力单务以利之；其子长，而无报子求父。故天下之君子，与谓之不仁不祥。今夫天，兼天下而爱之，撽遂万物以利之，若豪之末，非天之所为，而民得而利之，则可谓否矣。然独无报夫天，而不知其为不仁不祥也。此吾所谓君子明细而不明大也。③同上卷七，126页。

又见《鲁问》《非攻上》“今有人于此”、“君子明细不明大”的表达，而论证的例子却又不限于前几篇的窃犬彘、桃李、货财。细的方面是爱子没有报答慈父的恩惠，天下之君子会说他不仁不祥；大的方面是天兼爱天下，长养万物，受到惠泽的百姓唯独没有报答昊天的举动，天下君子却不知道批评这种行为是不仁不祥的。可见，墨子天志思想，也是以这种方法作为推导原理之一。而《吕氏春秋·达郁》所谓“细”、“大”，亦见于此。

《天志下》则又有不同的表达：

天下之所以乱者，其说将何哉？则是天下士君子，皆明于小而不明于大。何以知其明于小不明于大也？以其不明于天之意也。……

今王公大人之为政也，自杀一不辜人者；逾人之墙垣，抯格人之子女者；与角人之府库，窃人之金玉蚤累者；与逾人之栏牢，窃人之牛马者；与入人之场园，窃人之桃李瓜姜者，今王公大人之加罚此也，虽古之尧舜禹汤文武之为政，亦无以异此矣。

今天下之诸侯，将犹皆侵凌攻伐兼并，此为杀一不辜人者，数千万矣；此为逾人之墙垣，格人之子女者，与角人府库，窃人金玉蚤累者，数千万矣；逾人之栏牢，窃人之牛马者，与入人之场园，窃人之桃李瓜姜者，数千万矣，而自曰义也。

……今有人于此，少而示之黑谓之黑，多示之黑谓白，必曰吾目乱，不知黑白之别。今有人于此，能少尝之甘谓甘，多尝谓苦，必曰吾口乱，不知其甘苦之味。今王公大人之政也，或杀人，其国家禁之，此蚤越，有能多杀其邻国之人，因以为文义，此岂有异蕡黑白、甘苦之别者哉？①（清）孙诒让《墨子间诂》卷七，129－137页。“此蚤越”三字或有脱误。

杀一不辜之人、格人之子女，窃人之金玉蚤累、牛马、桃李瓜姜，这是显而易见的事情，王公大人知道这是不道义的，肯定会施予惩罚，就像《庄子》说的“窃钩诛”、“小盗者拘”。侵凌、攻伐、兼并，数千万倍于以上诸事，这是大事件，王公大人却自以为是合乎道义的事情，就像《庄子》说的“窃国诸侯，仁义所存”。这是因为他们知小物而不知大物的缘故。而且本文又有“今有人于此”、“明于小而不明于大”的用语，见于《鲁问》《非攻上》的黑白、甘苦之辩。可见《墨子》诸篇的表述虽然不同，所举的例子也不一样，但是，用来论证的方法还是一以贯之的。

由上所见，“知小物不知大物”的方法论，贯穿于《墨子》重要篇章《尚贤中》《非攻上》《天志上》《天志中》《天志下》《鲁问》《公输》之间，为墨子主要思想体系中关于尚贤、非攻、天志诸论的主要推导基础；据《天志中》“天兼天下而爱之”而言，应该还与“兼爱”思想存在某种关联。

而且各篇用于推导的例证多样，变化多端：《尚贤中》批评了治国不尚贤又想国家兴旺的谬误；《非攻上》指出知道惩罚偷窃桃李、犬豕鸡豚、马牛、衣裘、戈剑的人，却不知道侵略他国的不对；《天志上》表达了知道处家、处国不可得罪家长、国君，而不知道活在世上不可违逆天意；《天志中》论述了知道报答慈父而不知道报答昊天的不合理；《天志下》知道惩罚杀一不辜之人、格人之子女，窃人之金玉蚤累、牛马、桃李瓜姜的行为，却对侵凌、攻伐、兼并表示赞誉；《鲁问》也指出了君子知道窃一犬一彘的不义，却不知道窃一国一都的不义；《公输》也批评了义不杀少而杀众这种不知类的行为。此外又辅以黑白、甘苦之辩，使“知小物不知大物”的方法论，融贯于各篇之中，论证了非攻的合理，也使天志的存在得到了证明，从而为墨子思想体系的建构铸下坚实的理论基础。

五 结 论

（1）计今所见“窃钩诛、窃邦侯”之论，流传于《墨子》之七篇、《庄子》之两篇、《吕氏春秋》之两篇、又出土文献《语丛四》一篇之中，共有十二篇先秦文献，故本文认为：“窃钩诛、窃邦侯”为先秦流行语。而饶先生谓“战国以来楚人流行之重言”，单表楚地，稍有偏差。

从今材料所见，郭店简《语丛四》第八、九简和《庄子·胠箧》、《盗跖》的表述，与《墨子·鲁问》诸篇的表述异曲同工，而《墨子》的时代更早、数量更多、范围更广，已将《语》《庄》涵括在内；再就思想体系的连贯性、例证的多样性而言，《墨子》亦在《庄子》之上。《吕氏春秋·听言》、《达郁》两篇实际上杂糅了《墨子·鲁问》、《尚贤中》、《公输》、《天志中》的思想而成。学者说古书的相关内容很可能存在同一来源，本文认为：“窃钩诛、窃邦侯”的共同来源是《墨子》。

先秦显学首推孔墨，“知小物不知大物”的方法贯穿于《墨子》的七篇文章之中，融通有尚贤、非攻、天志等重要思想，这种论调应该是经过墨子大力宣扬后，为天下学者所共闻熟知，因此成为先秦流行语。而以后各家的著述，受到墨子的影响，化用墨子文章作为自己的论证方法的情况渐多，所以在多种文献中都有所表现（《庄子》的表述则为“窃钩诛、窃国侯”）。

（2）《庄子》的用语，与最相近的《鲁问》相比较，或者是与其它墨子各篇作比较，都显得更精警、更有穿透力。所以自从《庄子》的文章出来之后，更受其它诸子所喜用，欢迎度反在墨子之上。以致后人论及此语，都说是庄子的首创。而墨子当时艰辛开创与大力呼吁的功劳，反淹没而无闻于千古之后，岂不哀哉！幸好还可以通过《吕氏春秋·听言》、《达郁》追寻其话语来源。

（3）《语丛四》与《庄子》的关系，以今材料所见，未足以定是非。如不得已一定要做一些比较的话，窃以为前者抄自后者的可能性更大。首先，《语丛四》的用语与《庄子》为近，而与《墨子·鲁问》为远；而且通观《墨子》各篇的用语，所窃者多，独未见“钩”；“不义”、“罚之”者多，独未见“诛”。而极有可能如陈伟先生所说的那样，前句抄自《胠箧》，后句抄自《盗跖》，而檃括之。再者，《语丛四》为格言性文字类编，若论精警与便于传诵，则《墨》《庄》二者首推《庄子》。而且，虽然《庄》《吕》有借用《墨子》思路的痕迹，却没有任何一处简单重复的地方；《庄》《吕》分别四次出现了这种表述，但都各有不同的倾向，就像《墨子》有七个地方出现过一样，表述也不尽相同。可见《庄》《吕》著述的用心，并不是随便借用那么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