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者观照下的自我
——厄尔·迈纳《比较诗学》中的跨文化研究视野

钱 中 丽

(华南师范大学 外国语言文化学院， 广东 广州 510631)

美国著名学者厄尔·迈纳(1927-2004)生前任教于美国威廉姆斯大学英文系、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英文系、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比较文学系，曾担任国际比较文学学会会长。他对比较文学、东方文学和日本文学的研究一直受到学术界的广泛赞誉和高度评价，在国际比较文学界享有崇高的地位。他曾于1983年率领美国比较文学代表团到北京参加首届中美比较文学双边研讨会，为中美比较文学的交流作出了积极贡献。他一生著作甚丰，《比较诗学》是他的一部重要著作。这本书于1990年出版以来一直受到学术界广泛关注，在比较文学界产生了巨大影响。《比较诗学》为诗学比较提供了一种姿态和原则，同时也提供了具体的比较方法。在当今旨在探索和谐、和平等主题的跨文化研究阶段，这些原则和方法对中西诗学的比较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

一、他者观照下的比较原点

在比较文学和比较诗学的研究中，由于国家、民族、语言、文化、学科的差异以及风俗习惯的不同，可比性问题一直是比较文学和比较诗学首先要解决的重要问题。可以说，可比性问题长期困扰和阻碍着诗学比较的国际化发展。所以，当迈纳从“文类”这个独特的角度切入、在《比较诗学》中提出了“原创诗学”这一新概念后，便很好地解决了这一根本性问题。

迈纳认为原创诗学产生于特定的文类基础之上，这一特定的文类基础一般是指戏剧、抒情诗和叙事文学。对此，他这样说道：“本书的主要论点是：当一个或几个有洞察力的批评家根据当时最崇尚的文类来定义文学的本质和地位时，一种原创诗学就发展起来了。”[注](美)厄尔·迈纳：《比较诗学》，第7页，王宇根、宋伟杰译， 中央编译出版社2004年版。他认为亚里士多德的“摹仿诗学”根植于戏剧，东方或中国的“情感——表现诗学” 根植于抒情诗。当然，他认为至今还没有产生出根植于叙事文学的原创性诗学。对于以上这两种产生于不同文类的不同原创性诗学的比较，迈纳提出了比较的原点，即：世界是真实可知的。他这样说道：“‘情感——表现诗学’和‘摹仿诗学’确实都有着也许可以被称为‘首要前提’这种共同的东西。传统上两者都坚持唯物的哲学观点，认为世界是真实可知的。只有基于这种观点，诗人才可能被感动，才可能找到合适的词来表现内心的情感；也只有基于这种观点，诗人才可能去摹仿世界上人性的特征。这种没有明确表达出来的前提假设也许可以使我们对这些生成性诗学长盛不衰的魅力作出解释。”[注](美)厄尔·迈纳：《比较诗学》，第33-34、62、75、156-157、123-124、140页。也就是说，在对不同文化诗学和文学的比较中，迈纳用真实观念作为比较的原点和方法，从而使两种不同的文化诗学和文学可以抛开国家、民族、语言、学科的差异和风俗习惯上的不同，在比较上具有了可比性和可操作性。

迈纳认为，不同文化诗学都强调真实的重要性，并在真实观念的基础上构建了各自不同的诗学。亚里士多德以戏剧文类为基础创立的传统西方摹仿诗学，不单单将戏剧用作理解戏剧的基础，而且用作理解西方其他文学形式和艺术形式的基础。在《比较诗学》第二章对戏剧的论述中，他十分强调真实对于戏剧的重要性，对不同的戏剧文本、戏剧的符号、戏剧的层序和惯例等进行了深刻地分析和探讨，认为戏剧中的疏离、化妆、内引产生的强大的、陌生化的效果，使舞台与现实产生一种距离和张力。这种距离和张力让观众知道戏虽是假的，却甘愿信以为真，让观众在虚假中体味到真实。戏剧中的虚假是比现实的真实还真实的东西——这种虚假让观众体会和发现到了现实中难以发现的真实，从而再现了生活的真实性。这种介于真实与虚假之间、在亦真亦幻中、在戏剧与现实的可辨认的相似和相异中，使观众在获得艺术盛宴享受的同时，又能够从戏剧中所表现出来的可辨认的真实中找到认同和受到启发。亚里士多德的“摹仿诗学”就根植于戏剧，强调现实世界以及真实性的重要性，认为文学的摹仿虽然与现实世界不同，但却可以通过虚构等不同方式来反映和再现现实，从而又把读者引回到现实生活中来。迈纳这样说道：“一种有条件的真实感还不是我们可能发现的一切。非真者或超真者可以伴随或取代真者。他们各自既是手段又是目的。他们各自的基础都是戏剧的基础惯例和文化惯例。对于我们来说，他们是陌生的。在某种意义上，使虚构的东西看起来真实可能被看作是一切艺术中最伟大、最高级的艺术。”[注](美)厄尔·迈纳：《比较诗学》，第33-34、62、75、156-157、123-124、140页。正如书中所说的那样：“我们怎样才能从叙事中获得意义？答案是：从世界以及对世界的描绘的比较中得来。”[注](美)厄尔·迈纳：《比较诗学》，第33-34、62、75、156-157、123-124、140页。

在《比较诗学》的第三章对抒情诗的讨论中，迈纳认为东方或中国的“情感——表现诗学” 根植于抒情诗。他同样以真实为基点对中国诗学或东方诗学进行了分析和探讨。在对抒情诗的讨论中他认为，虽然抒情诗表达和关注的是内心的情感，但“情感——表现诗学”也坚持世界是真实可知的唯物主义的哲学观点。从第三章开始部分，他就阐述了中国“诗言志”的传统，介绍中国的诗学强调文学的社会教化、道德教化的功能，认为意图论和政治教化论在中国诗学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迈纳还用杜甫的诗歌《佳人》以及《诗经》中的《关雎》来说明东方诗学对真实注重以及中国诗学中以诗为史、以诗为真的传统的审美惯例。他这样说道：“在无相反证据的情况下，中国人认为诗歌描写的是真人真事。当然，东亚读者承认，某些诗是虚构的。但是诗歌基本上写真人真事这一假设，在中国和朝鲜尤为根深蒂固。这种假设如此重要，以至于无论怎么说西方人都不肯相信，除非他们不再把文学与虚构联系在一起。”[注](美)厄尔·迈纳：《比较诗学》，第33-34、62、75、156-157、123-124、140页。

迈纳也在《比较诗学》中讨论了抒情诗与戏剧的不同。他认为抒情诗传达的是内在的情感，是情感的表现和情感的真实。他说：“抒情诗所以伟大，主要在于其强大动人的力量而不在于其陌生化的效果，就此而言，它远远超过了戏剧以及叙事文学。”[注](美)厄尔·迈纳：《比较诗学》，第33-34、62、75、156-157、123-124、140页。同时，迈纳对于诗歌的语言、诗歌的符码的作用与好处也从真实角度作了论述。他这样说道：“通过提供一种诗歌语言，一种符码，它们可以使天才诗人们将更多的才情放在更重要的东西上。若你是个抒情诗人，它们提供的这种简单化的处理方法会大大助你获得一种即时的呈现与情感的强化，使熟悉此道的读者一眼便可将其辨认出来。”[注](美)厄尔·迈纳：《比较诗学》，第33-34、62、75、156-157、123-124、140页。在这里，他强调的是诗人与读者的感情的真实与感受的真实。迈纳在进行诗学比较时，还看到了虽然东方民族的“情感——表现诗学”都对真实有共同要求，都相信诗歌是描写真人真事，但不同的国家、不同的文化，在具体的方面也不尽相同。比如，在阐述日本诗歌时,他认为日本的诗歌更强调人的真实情感和思想的表露，意图论和政治教化论在日本诗学中无足轻重，日本诗学对诗的社会作用和道德教化功能并无要求。

由于迈纳在《比较诗学》中提出了“原创诗学”这一新概念，用真实观念作为比较的前提和对话的基础，并深刻阐述了根植于戏剧基础上的西方“摹仿诗学”和根植于抒情诗上的东方“情感——表现诗学”这两种原创诗学的独特特征，不仅找到了比较诗学的可比性，而且使比较的视野更加宽阔、比较的范围更加拓展，也使东西方诗学可以互为参照、互为自我、互为他者。

二、他者观照下的自我审视

在当今全球化的视野下，不同文化的共存、交流与对话已经成为必然趋势，比较诗学比较的性质和特点决定了诗学要关注异文化、关注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和汇通。 因此，迈纳不断强调跨文化比较的重要性。他说：“尽管困难重重，但比较诗学只能建立在跨文化研究的基础之上。”[注](美)厄尔·迈纳：《比较诗学》，第343、368、28、7、II、7-8、2-3、86、9页。同时，迈纳认为：“灯塔下面是黑暗。”[注](美)厄尔·迈纳：《比较诗学》，第343、368、28、7、II、7-8、2-3、86、9页。也就是说,一种文化不可能通过自身来检验和完善自己、只有通过另一种文化的比较才可以更好地观照自己、发现自己并照亮和发展自己，通过他者可以更好地对自我进行审视。他认为，以往西方诗学的研究只是在西方内部进行比较，是比较狭隘的诗学比较，不具有普遍意义。因此他提出自己的疑问：“我们的比较文学为什么就缺乏一种东半球和南半球的视野呢？”[注](美)厄尔·迈纳：《比较诗学》，第343、368、28、7、II、7-8、2-3、86、9页。

以往的西方诗学研究，一般是在相同的西方文学体系内部进行比较，而较少在不同文学体系间进行比较，对于同的探求往往多于异的探求。迈纳打破了这种思维定势，以西方诗学体系观照东方诗学体系，同时又以东方诗学体系观照西方诗学体系。对于他者和异质的重视，使比较的视野、规模随之扩大。迈纳将西方诗学和比较诗学置于世界众多诗学范围中，使比较诗学更具有世界性的眼光。迈纳说：“研究诗学，如果仅仅局限于一种文化传统，无论其多复杂、微妙和丰富都只是对单一的某一概念世界的考察。考察他种诗学体系本质上就是要探究完全不同的概念世界，对文学的各种可能性作出充分的探讨，作这样的比较是为了确立那些众多的诗学世界的原则和联系。”[注](美)厄尔·迈纳：《比较诗学》，第343、368、28、7、II、7-8、2-3、86、9页。

他强调跨文化的视野和眼光，同时也强调跨文化比较的努力和实践。所以，在《比较诗学》一书中、在具体的诗学比较的实践中，他强调对异质的重视，运用大量的跨文化例证将东西方诗学进行比较，着重于异质对象的比较，将东方作为西方的参照系，对西方诗学进行了审视。可以说，这本书正是他诗学比较实践的产物和结果。所以，他在《比较诗学》一书的中文版前言中说道：“这本书最初在1990年以英文形式出版，它反映了国际研究方面由于中国人的出场所引发的这些进展以及许多主题和许多问题。”[注](美)厄尔·迈纳：《比较诗学》，第343、368、28、7、II、7-8、2-3、86、9页。书中对每一个问题的论述和探讨，都是放在东西方不同诗学体系中展开的。在东方“情感——表现诗学”这一重要的他者观照下，他对西方诗学的原创性“摹仿诗学”进行了深入审视和剖析。他认为：“西方诗学是亚里士多德根据戏剧定义文学而建立起来的，如果他当年是以荷马史诗和希腊抒情诗为基础，那么他的诗学可能就完全是另一番模样了。”[注](美)厄尔·迈纳：《比较诗学》，第343、368、28、7、II、7-8、2-3、86、9页。他还说：“诸如‘虚构性’、‘再现’和‘小说’等常用术语远不是文学与生俱来的属性，它们只不过是社会约定俗成的虚拟物。这些术语如有更为精雕细刻的纯理论上的棋子，西方语言中常谈到的兵卒仅源于某一特定种类的棋类游戏，其规则还不具普遍性，一旦用别处的规则来下，我们很快就会被将死，即便我们确实还知道如何动手也无济于事。”[注](美)厄尔·迈纳：《比较诗学》，第343、368、28、7、II、7-8、2-3、86、9页。对于产生于西方文化的西方诗学是否能够作为评判另一种文化下文学的标准，迈纳有着明确的认识并得出结论：西方模仿论诗学并不具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效用，不同的概念和理论只适用于不同的文化传统。他说：“文学体系是随历史发展而发展变化的”[注](美)厄尔·迈纳：《比较诗学》，第343、368、28、7、II、7-8、2-3、86、9页。，并认为“亚里士多德建立于戏剧之上的《诗学》说明了文类这一概念的有效性——至少它可以表明，其他文化的诗学也同样是建立在我们所假定的文类之上的。对这一问题的考察会揭示出一些极不寻常的东西来，所有别的诗学体系都不是建立在戏剧而是建立在抒情诗之上的。西方文学及其众多熟悉的假设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这只不过是一个特例，完全没有资格声称是一切的标准”。[注](美)厄尔·迈纳：《比较诗学》，第343、368、28、7、II、7-8、2-3、86、9页。

当今的世界，是全球化的世界，文学也由过去的各自相对封闭的状态走向开放和交融。一方面，诗学要继承和发扬自身的传统，保持其自身的特色；另一方面，又要向世界文学和世界诗学学习和借鉴，在开放中发展自己，在发展和交流中健全自己。对此，迈纳认为要用动态的眼光看待自己的诗学。在谈及摹仿论的诗学系统时，他这样说道：“我们发现，历史的结构存在于继承和创新的辩证运动中。同样，我们也必须思考那些特别典型的共时性特征，这样我们才能够讨论一个摹仿论的诗学系统，一个既易受机会、挑战的影响，同时又永恒不变特质的系统。”[注](美)厄尔·迈纳：《比较诗学》，第110页。

在他者的观照下，迈纳挣脱了自身文化模式的束缚，对非西方诗学的态度并不是贬低和指责，对不同的诗学体系不作简单的孰优孰劣的评判。他借助于东方的诗学体系，反观了自身，审视了自我，深刻具体地剖析了西方摹仿诗学所表现出的不同特征和文化传统。在异文化的观照下，他表现出一种广阔的胸襟、开放的视野和气度，对西方诗学表现出的惯常是否具有普遍性和必然性表达了自己明确的认识。在他者的观照下，他对西方诗学的发展方向也提出了自己独到的看法。他在阐述西方诗学时所展现的自我既不是蔑视和否定他者的自我膨胀，也不是全面接受和仰视他者的自我否定。这种从容、客观的心态和原则为不同文化诗学的比较、交流和发展提供了可能，也为西方诗学和比较诗学提供了更大的发展空间和前景。

三、文化相对主义

《比较诗学》一书贯穿了迈纳文化相对主义的情怀和姿态。除此之外，这本书在题名为“相对主义”的最后一章中，还对文化相对主义进行了专门的讨论。

文化相对主义首先是一个人类学的话语，于20世纪20年代由美国人类学家弗兰兹·波亚士提出。波亚士在其著作《人类学与现代生活》中，通过对爱斯基摩人、印第安人、非洲的黑人等人种和民族的考察和研究，指出了民族、种族并无优劣之分，各民族和种族在智力和体力上并不存在一个比另一个低下或优越的问题。各族文化发展的差异并不是生理和遗传的原因，而是由于社会原因和历史条件。他认为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文化，而各族文化又是各个社会和民族独特的产物。因此，他质疑人类文化发展的普遍法则，质疑单一文化观念的普遍性；同时，他反对用一种文化的价值体系去衡量另外一个文化，认为每一个文化都有其存在的价值和值得尊敬的价值观，用单一的文化标准去衡量不同文化的高低好坏、进步落后只会导致陷于自我膨胀或自我蔑视的泥潭中。针对当时的“欧洲中心主义”以及“白人种族优越论”， 波亚士说道：“一般说来，我们可以说在社会科学的绝对标准的实际应用是没有的……例如：非洲中部的黑人、澳洲人、伊斯奇摩人和中国人的社会理想均与欧美人不同，他们对人类行为所给予的价值实无可以比较的，一个认为好的而别个社会则认为不好的。”[注](美)弗兰兹·波亚士:《人类学与现代生活》，第148页，杨成志译，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他认为西方用自己的价值观去衡量其他文化，只会导致西方人自我膨胀的情绪，而这样的情绪对自我和他者都不能够进行深刻的认识，不能真正了解自身文化和他者文化的价值、内含和功能。

迈纳的文化相对主义正是波亚士思想的深化和延伸。迈纳将文化相对主义应用到比较诗学的实践中，根据不同文学和诗学的发生、发展的来龙去脉评价文学现象和比较诗学。一方面，他认为西方的文学观念和理论并不具有普遍性，强调文化、文学、诗学的差异性，认为不同文学和诗学不能在一种标准下进行比较；另一方面，他在探讨不同文化、不同文学、不同诗学以同等有效的方式和模式和谐共存，进行积极的交流。他拥有跨文化的研究视野，以积极的、开放的情怀和姿态进行跨文化的实践和努力。

在《比较诗学》最后一章对相对主义的阐述中，他明晰地阐述了比较中确认文化相对主义的理由和意义。他通过前四节“再论比较诗学”、“文类中的相对主义”、“再论事实和虚构”和“文史中的相对主义”讨论了文学自主性的相对性和文类划分的相对性、事实和虚构的相对性、文学史中的相对主义，阐述了相对性存在于诗学比较的任何方面，以期说明文化相对主义在诗学比较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他认为文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与其他学科有着紧密的亲和关系，其自主性往往是通过与其他知识学科相互利用和转换实现的，因此，其独立性存在着相对性。在文类的划分中，他认为尽管每种文类有着公认的区别性特征，但这种公认的区别性特征在其他文类中也存在。如戏剧的“疏离”和“内引”在抒情诗和叙事文中也可以找到；同样，抒情诗的“呈现”和“强化”也能在戏剧和叙事文中找到；叙事文的“运动的连续”和“实现”在抒情诗和戏剧中也能找到。在论述事实和虚构的相对性中，他认为文学中的事实和虚构之间存在着相互依存的关系，即事实依存于虚构，虚构依存于事实，两者之间是相依并且相对的。在论述文学史的相对主义中，他认为文学史在诗学建立起来之后仍然受制于这一基础诗学，后来的发展和变动都是相对于基础诗学即原创诗学而言的。也就是说，它们仅仅作为基础诗学的翻版或变体才有存在的意义，才可以得到理解。当然，迈纳也看到了文化相对主义在运用中容易出现僵化和死板的现象，看到了文化相对主义在应用中的难以把握性。因此，在《相对主义所引发的问题》中，他提出了推论性的方法、评判性的方法以及实用性的方法以避免极端的、利己的相对主义。他批判了那些对非本土文化中的事物十分挑剔、对自己文化中的一切则非常宽容的现象，确立了比较中互相尊重、平等对话的基本态度。

迈纳的文化相对主义有着积极的针对性。文化中心主义在不同的社会和国家都有不同的体现。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在西方，人们常常自觉或不自觉地将不同的文化进行高低好坏和进步落后之分，对不同文化现象按照自己的文化标准或者同一种文化标准进行由低到高的排序，将文学“看作民族心理的一件指示器”[注](美)R·韦勒克:《批评的诸种概念》，第295页，丁泓、余徽译,四川文艺出版社1987年版。，而不是将不同文学传统的传播和交流看作“不同民族增加相互理解的最行之有效的方法”[注]W.J.T.Mitchell. General Preface// Cleanth Brooks & Robert Penn Warren. Understanding Fiction. Beijing: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2004:1。。迈纳在《比较诗学》的绪论中就谈到了诗学存在的这种障碍。他认为：“比较诗学……在实践中还存在一些障碍。这些障碍多来自集体意志和观念而非论题本身。”[注](美)厄尔·迈纳：《比较诗学》，第1、326-327页。因此，针对西方诗学所体现出的文化霸权主义和欧洲中心主义的现象，迈纳表达了他的不满和批评。他认为西方诗学“总是存在一种霸权主义的假定，认为西方的文学活动乃取之不竭的宝藏，我们可以在另一种文学中找出它的对应物，这种对应物有别于西方文学，足以证明它所处的从属地位。……这不是相对主义，也不是比较文学，而是基于愚昧和恐惧之上的欧洲中心主义”[注](美)厄尔·迈纳：《比较诗学》，第1、326-327页。。在中国，文化中心主义则常以另外一种方式存在和表现，如前几年所讨论的中国文论失语症的问题正是这种方式的表现。长期以来，西方诗学将其诗学理论当作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模子，而中国诗学也甘愿接受“欧洲中心论”的文化霸权。20世纪初的中国社会动荡、民穷国弱，这个时期的社会特征决定了中国社会与文学向西方学习和看齐的心态，大量的对外国文学作品的翻译也基于这种唤醒爱国的民族精神和向西方社会学习的心态。彼时，对西方文学作品的翻译和引入更关注文学的社会作用。改革开放后，由于长期的封闭状态，当西方的文艺理论被大量引进，中国诗学在对外交往中又产生了一种不正常的自卑，底气不足，全盘西化。大量的西方批评理论涌入中国，令人应接不暇。正如卡勒评价西方批评理论时所说的那样：“当代的批评理论令人眼花缭乱和困惑。”[注]Culler, Jonathan. On Deconstruction.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2：17。勿庸置疑，大量的西方文学作品和文艺理论的引进，对中国的文学和文艺理论产生了巨大影响。但是，西方文艺理论的引进在给中国文学带来多元、繁荣和开放的同时，我们也总是自觉或不自觉地将西方的文艺理论全盘接受，以西方的理论准则来套自己的文学，忽视了自身的文化和文学理论，这是对他者文化的盲目崇拜、对自身文化的自卑所产生的结果。无论在西方还是在中国，这种以不同方式表现和存在的文化中心主义都妨碍了对自我文化和他者文化的了解和发展。迈纳的文化相对主义针对这种现象，突破了文化中心主义的藩篱和枷锁，唤醒了文化自觉和文化包容。

在21世纪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大背景下，各种文化的交汇使相遇、碰撞的异质文化更趋向于相互投射和融合。厄尔·迈纳在《比较诗学》中提出的观念对当今世界的诗学比较有巨大的启示意义。在他者的观照下，文学、诗学和世界的多样性必将得到更大的关注，必将推动比较诗学研究的发展和多元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