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生政治参与的基本类型、方式与影响因素分析

武月锋

安徽农业大学经济技术学院，安徽合肥，230601

政治参与的效用、规模、程度是考量当下各国政治文明进程、衡量民主政治发展实然镜像、展望民主政治发展态势的重要变量和主要依据。事实表明，政治参与同因教育程度不同而致文化水平的差异密切相关，受教育程度的高低对主体政治参与动机、参与意识、参与路径和手段的选择具有直接相关性。大学生作为具有较高文化素质和政治素养的青年公民，近代史上，从戊戌维新到辛亥革命、从五四运动到一二·九运动等，都表征着大学生政治参与成为社会民众思想意识启蒙和社会制度与体制机制变革的重要推动力。科学划界大学生政治参与的类型，准确把握大学生政治参与的关联性因素，引导大学生理性有序地参与政治生活，是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必然要求，也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保障，更是提升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实效性、针对性的现实选择。

1 大学生政治参与的基本类型

1.1 体制内制度化参与和体制外非制度化参与

以大学生政治参与的渠道为标准，可以将大学生政治参与划分为体制内参与和体制外参与。体制内参与是指大学生在国家法律法规的范围内，按照一定的程序和步骤参与诸如投票、选举、加入政党社团组织、信访与申诉、合法的游行集会示威等，这是大学生政治参与的主渠道。扩大大学生有序政治参与也主要是加强制度建设。体制外参与是指以一种不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的程序或者步骤的参与行为，当大学生的政治参与受到客观条件的限制与剥夺，或体制内参与未能实现预期目标，或大学生不能、不愿、不会利用体制内参与途径时，转而采用体制外的参与方式，例如，2008年春物价上涨，导致大学生的生活压力陡增，部分高校出现的学生拒绝到学校餐厅就餐这种消极抵制或不合作行为；2010年秋季开学，部分高校为新生办理了手机捆绑式一卡通，诱发大学生越级申诉与上访事件[1]；个别学校由于食堂、住宿、乱收费等诱发的小范围、低烈度的群体性事件；个别大学生在加入学生会、入党、评优评先等问题上私下接触，甚至以行贿利诱之手段，谋取不当利益[2]。这些体制外的非制度化参与甚至是非法的政治参与，不利于高校的和谐稳定，具有很坏的负面影响。当然，大学生体制外或者非制度化的政治参与并不等于非法参与，当他们自身利益得不到维护或者保障时，就会基于文化传统和习惯所认可的正义，借助非制度化的形式进行，这些行为有时并不符合政治参与的程序与步骤，但并不违反国家法律，因而是合法的。对于体制外参与的作用，也不能只看到其消极破坏性的一面，一些体制外的参与形式因有利于促进现实问题的解决，体现出一种实践催生理论、形式与内容协同共进的现象，因而具有创新性的积极意义与价值。

1.2 主动型参与和被动型参与

以主体参与政治事务、公共事务等活动的主动性与否为标准，可以将大学生政治参与界分为主动型参与和被动型参与。主动型参与是大学生在理想、信仰驱使或者利益驱动下，自主、主动、积极参与政治生活，不管何人何事、何时何地都体现出一种“我想参与”和“我要参与”的自觉能动性。根据动机发生的心理基础，主动型参与又可以划分为理想信念型参与和利益分配型参与两个层次。所谓理想信念型参与是指大学生参与公共事务管理是为了实现某种理想、信念，亦或追求某种价值原则。这种参与动机的心理基础是诸如正义感、道德感、责任感和使命感等感情活动。例如，大学生因对共产主义理想信念的追求而加入中国共产党；2008年汶川地震，大学生本着人道主义的理念积极参与志愿者活动等。所谓利益分配型参与是指大学生为影响社会价值的分配过程，以便这种分配能够对自己或者是自己所属的群体有利而参与公共事务管理，它的心理基础是人的理智活动。诸如学生参与学校政策的制定，为利于就业或者考公务员而入党等。

被动型参与是指大学生并非自愿或者是尚未产生自觉亦或不自觉进行的政治参与活动，它往往是在其他组织或者个人号召、引导、鼓励、利诱、威胁下参与公共事务管理，如接受贿赂后参与投票等。依据参与的心理动机，被动型参与可以划分为服从型参与和强制型参与两个层次。所谓服从型参与是由于受到他人或组织的命令、动员、暗示等而参与公共事务管理，其心理基础也是人的理智活动，是人对他人或组织命令的服从与不服从作出利害比较后的理智选择。而强制型参与则是在某种强制力的迫使下参与公共事务管理活动，强制型参与动机的心理基础是人的本能，是面对强制力或者强权下别无选择的结果。

1.3 支持性参与和抗议性参与

以参与的基本倾向为标准，可以将大学生政治参与划分为支持性参与和抗议性参与。支持性参与表现在国家层面是对政府当局和政治体系的支持和拥护，表现在学校层面是对学校各项管理制度、政策措施的理解与支持。例如，2001年南海撞机事件中中美关系出现摩擦，2008年海外“藏独”分子在西欧干扰、阻挠奥运圣火传递，2012年中日钓鱼岛冲突等诸多事件中，大学生都通过集会游行、网络议政等方式，表达对党和政府的理解、信任与坚决支持。抗议性参与则是为了表示对政府当局和政治体系的不满，或反抗政府与学校的某项政策而进行的参与。近年来，抗议性参与亦时有发生，多表现为对学校办学行为或者政策制定的不满。例如，2010年6月上海财经大学浙江学院“停办事件”而引发的学生骚动事件[3]，2003年西北大学抗议日本师生下流表演辱华事件[4]等。

2 大学生政治参与的基本方式

考察大学生政治参与方式，有利于明确大学生政治参与的范围，深化对大学生政治参与外延的认识，这是考察大学生政治参与历史变迁和考量大学生政治参与现实的重要理论前提。学界对于大学生政治参与方式集体失语，这可能是基于大学生政治参与方式和普通公民参与方式似乎一致性的误判。在语言表现形式上的一致性，但在表现内容上可能有差异，作为能指符号的物质载体(音响形象)相同，其内涵所指的外延边界仍具有确定性与模糊性的辩证统一，这种差异性正是观察大学生政治参与的重要视角。

2.1 投票与选举

投票是“公民个人在竞争性的政策或候选人之间或在其他有争议的政治问题面前表示其政治偏好或政治态度的一种政治行为方式”[5]214。它用于选举或者罢免特定的国家工作人员，表决国家政治生活中的重大事项等。选举是“国家或者其他政治组织依照一定的程序和规则，有全部或部分成员抉择一个或少数人充任该组织某种权威职务的一种政治过程”[5]215，它包括组建竞选团队、政治募捐、政治宣传等一系列内容。大学生由于自身年龄和以学习为主的社会群体特性的限制，参与国家层面的投票与选举机会不多，但是大学生在班团委、学生会、社团管理委员会等学生自治性组织中开展的投票与选举活动，可以视其为一种“低度参与”或者“准参与”，作为一种“预演”和“习得过程”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学生的参与能力。

2.2 政治结社

政治结社指具有共同目的的公民为了相同的利益而结成持久性的集团组织。这种组织既有可能致力于特殊利益指向性问题，又有可能致力于广泛的公共利益指向性问题。政治结社包括参加政党和参加社团活动两大类。大学生政治结社主要体现在入党、加入共青团等政治性组织。

2.3 政治表达

政治表达指公民通过政治集会、政治请愿、政治言论等手段和机会来表达自己的政治观点和政治态度，从而影响政府政策的行为，它包括制度性表达和非制度性表达两种形式。制度性表达是按照法律法规规定的程序和步骤开展的集会、游行、示威、请愿等活动，例如，1999年我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被炸后，大学生本着“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开展的游行示威活动。相反，非制度性表达则是活动的开展未获取法律法规的允许或者是未按照法律法规规定程序和步骤开展，例如，2008年全国各地大学生开展的“迎奥运、反藏独、抵制家乐福”集会、游行与请愿活动等；涉及到学校层面的非制度性表达形式或者方式更多，例如，2003年10月30日西北大学千余名学生游行抗议日本师生下流表演辱华事件，2009年11月5日浙江工商大学一男生为抗议学校断电“裸奔”事件[6]，2010年6月上海财经大学浙江学院“停办事件”而引发的学生骚动事件等，类似的事件在高校间层出不穷，反映的是大学生作为利益的承载者，迫切要求学校或者各级政府就政策、重大政治事件作出详尽、全面的解释，以期对其是否符合自身价值理念、自身利益取向作出判断。

言论与关注是政治表达中最常见的一种形式，它是指“发生在人们知、情、意等主观领域，直接影响人们的思维方式并间接左右人们行为取向的各种非具象参与的统称”[7]。大学生的这种参与方式主要体现在新闻传媒和网络论坛之中，例如，2009年6月18日播出的《焦点访谈》节目中，一位名叫高也的大学生接受采访时痛斥谷歌中国链接色情信息，说黄色信息害得他的同学“心神不宁”；2009年7月有应届大学毕业生在网上发帖称自己“被就业”[8]；2012年中日“钓鱼岛”事件导致的抵制日货情绪在大学生中出现了高涨，纷纷在各校园网发帖倡议拒绝日货等。在这些事件中彰显的是大学生寻求传媒的相对独立性，以使信息能够自由流通，确保自己的知情权，进一步体现了大学生敢于借助新闻传媒或者网络表达民意和伸张属于个人权利的科学理性以及关注社会和迫切的社会参与意识。

2.4 政治接触

政治接触是大学生为解决个人问题或者小部分人的利益问题而与学校领导、政府官员接触并试图影响其决策的行为，它既有制度化的参与，也有非制度化的参与。个别大学生为了学费、评优评先、学生会竞选等问题接触学校领导，或者因为乱收费、住宿、就业等问题而到各级机关的信访、申诉等，都是政治接触的表现。近年来所兴起的学生座谈会、校长接待日、校长信箱等普遍受到了学生的欢迎，有的高校甚至还成立了学生申诉委员会，专门处理学生的申诉行为等。但是，值得警惕的是在大学生政治接触中出现了迎合与寻租的现象，个别大学生在入党、学生会竞选、课程学分与学业绩点的取得、推荐免试研究生等事件中千方百计地接近、拉拢、利诱、腐蚀院校领导，这应该引起人们的高度重视。

2.5 志愿者活动

志愿者活动是大学生奉献社会与国家的自觉、自愿行为。它分为带有官方色彩社团组织、企业或者非政府组织出面动员、组织的活动，如2008年“奥运会”志愿者服务、2010年“世博会”志愿者服务等；也有大学生基于个体的独立意志而自愿参加、自我组织的活动，例如，大学生志愿者积极参与2008年汶川地震、2010年青海玉树地震、2013年四川雅安地震的救援活动，大学生“三下乡”社会实践活动，科技服务等。尽管志愿者活动的主题大多与政治议题无关，但是，在参与行动中所体现的公民意识和公共意识却在发生着潜移默化的政治影响，可将其视为“低度参与”或者“准参与”。

2.6 其他合乎法律的形式

大学生政治参与的形式正在走向多样化，社会调研、参与听证会、咨询会、网络参政等都在兴起，只要这些形式是在制度范围之内，符合一定的程序和法律，都应该纳入考察的范围之列。

3 大学生政治参与的影响因素分析

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要健全基层党组织领导的充满活力的基层群众自治机制，以扩大有序参与、推进信息公开、加强议事协商、强化权力监督为重点，拓宽范围和途径，丰富内容和形式，保障人民享有更多更切实的民主权利”[9]，为大学生的政治参与指明了方向。当下，大学生政治参与进入到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参与的目标、参与的渠道、参与的能力、参与的范围、参与的过程、参与的人群等方面都有所发展与创新，但也存在一些不容忽视的现实性问题和矛盾，阻碍着大学生政治参与的发展。厘清大学生政治参与的关联性因素，是提高大学生政治参与的重要环节，也是科学建构对策措施、切实解决大学生政治参与中存在的问题的必要步骤。大学生有序政治参与依赖于一定的社会经济、政治、文化条件等宏观性因素，也受高校管理和大学生主观条件等微观性因素的影响。

3.1 大学生政治参与的宏观性关联因素分析

3.1.1 经济因素与大学生政治参与的关联性分析

马克思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表明，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公民政治参与属于国家上层建筑的组成部分，在所有影响政治参与的因素中，经济因素的影响居于首位。亨廷顿认为，“高水平的政治参与总是与更高水平的发展相伴随，而且社会和经济更发达的社会，也趋向于赋予政治参与更高的价值”[10]174，“社会经济发展促进政治参与的扩大，造成参与基础的多样化，并导致自动参与代替动员参与”[10]69。学界一般认为，经济发展与政治参与呈正相关性:一方面经济发展带来社会利益的分化、组合，导致各利益主体在经济收入和社会地位上的差异，从而推动公民诉诸政治参与来维护并实现自身的利益；另一方面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该国政治的整体结构，从而决定具体政治制度的运行和公民政治参与的规模，而经济的发展也就为扩大政治参与提供了机会和条件。

当前，我国市场经济已经日趋完善，民主政治和市场经济是互动的双向历史进程，经济现代性的加强和公民政治参与的扩大是并驾齐驱的。市场经济是自由经济、平等经济、产权明晰的法制化经济，具有一套“平等”、“自由”等鲜明价值判断特性的行为规范制度，它的民主化、法制化、制度化和程序化为包括大学生政治参与在内的公民参与提供了法律的保障；现代通信手段的发达，特别是互联网的繁荣和交通的便利，为政治参与的扩大创造了物质技术基础。目前，大学生政治参与意识强、参与方式多样化，以合法、理性、有序、体制内参与为主流，初具现代性政治参与特征，正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和“应然”结果。

市场经济是一把“双刃剑”，具有双重性作用，它的自发性导致决策的滞后性和竞争的无序性；它的等价交换原则易于“泛化”为权钱交易、权权互易；它的重利性特征，易于诱发功利主义、物质主义、拜金主义思潮，“在此情况下，大学生个体是否参与政治取决于参与行动的潜在收益、获益的概率、行动的成本以及作为参与行动补充的私人收益”[11]46。从目前大学生政治参与的特点来看，工具性参与多，目标性参与少；无意义偶发型阶段性参与多，有意义制度化深层次全过程参与少，参与呈现工具化、功利化特征突显，这些问题的存在也映证了经济因素与大学生政治参与的正相关性关系。

3.1.2 政治因素与大学生政治参与的关联性分析

现代民主国家公民政治参与是通过健全的制度加以实现，公民政治参与程度与其政治制度是否提供了相对公平和广泛的参与渠道有关。我国确立了人民民主专政的国体、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政体、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的政党制度以及基层群众自治制度等，为大学生政治参与提供了基本制度保障。但是，在一些具体问题上，由于法制层面的缺失、参与渠道的缺陷以及在实践中的偏颇，严重影响着大学生政治参与效能的发挥。

大学生政治参与方式和渠道有限。信息的获取是政治参与的前提条件，知情权是实现政治参与的保障。目前，我国仍然是高度中央集权的政治体制，政治决策的高层化，致使大学生了解决策过程存在层次上的障碍，更难对政策决策发挥实际的作用与影响，消弱了大学生政治参与的积极性，这是造成大学生执行性参与多、决策性参与少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另外，大学生对公共事务管理具有知情权，学校或者政府在披露相关信息时的滞后或者缺失，甚至故意隐瞒相关事实，易致大学生对政府或者学校的不信任，且一旦出现涉及个人的利益时而又难以找到表达自己利益关切的渠道和方式时，在谣言蛊惑下，极易出现非制度化甚至是暴力性的参与，如2010年6月上海财经大学浙江学院“停办事件”而引发的学生骚动事件。

政治结构的单一，在一定程度上也减少了大学生政治参与的渠道，降低了体制内参与的效能。大学生政治参与可以分为间接参与和直接参与。间接参与主要是通过投票与选举、政治结社等方式进行，但是大学生对腐败等问题的憎恨，平添了对投票和选举等结果的不信任，导致大学生出现“参与冷漠”的现象；在大学生有限的直接参与中，往往合法、合理、体制内的参与诉求得不到重视，达不到预期的效果，比如上访、游行示威、请愿等公民合法表达往往得不到政府批准，甚至被当作“扰乱社会治安”而处理，他们被迫转而采取非制度化、抗争性或者准暴力性、戏谑性的参与方式。

3.1.3 文化因素与大学生政治参与的关联性分析

决定大学生政治参与状况的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是大学生所持有的政治文化，这种文化可能来源于传统的基因，也有可能是当下的西方社会思潮的渗透。

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以儒家政治思想为主线，是一种臣属型政治文化，强调“官本位”、“权威崇拜”、“清官意识”、“宗族意识”、“与世无争”和“无为而治”等[11]46，作为封建主义的遗痕，铸就人们听天由命的政治冷漠、求稳怕乱的非参与意识、抱残守缺的附庸卑微心理，政治参与的文化传统和历史具体性缺失，影响了当下社会政治参与的发展和完善。但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也并非腐朽僵化的代名词，作为既定文化存在形态，它是当下政治文化生存、建设与发展的理性工具，它强调的“天人和谐”、“义利合一”对青年人政治意识价值评判和政治参与行为选择仍具有理性自视作用。

社会思潮属于社会意识形态范畴，它是在一定历史阶段，反映一定阶级、阶层和社会群体利益诉求和思想愿望，并有一定社会理论作指导的社会意识形态和社会心理的思想潮流。大学生处于政治社会化进程之中，当代西方社会思潮的价值取向——唯功利论极易造成大学生政治参与动机的功利化、实用化，甚至在人生信仰上也建立在功利基础之上，失去对政治参与终极意义之追求；而非理性主义倾向易于导致破坏性思维的产生，表现在政治参与手段上选择非理性甚至暴力性参与；至于狭隘的民族意识，虽激起大学生的爱国之心，唤醒民族意识，但表露的是狭隘的民族意识，以对峙的思维方式对待和解决国际争端，甚至寄希望于武力解决问题的极端方式。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固然需要引进、吸收和借鉴包括西方社会科学有益成分在内的人类一切的优秀文明成果，但必须警惕大量西方社会思潮潜意识的产生和郁积会蔓延成某种症候，并以象征化的符号来宣泄，任其扩散，就会误导政治参与的发展方向，造成参与动荡，威胁国家的和谐与稳定。

3.2 大学生政治参与的微观性关联因素分析

3.2.1 高校管理与大学生政治参与的关联性分析

高校管理制度、组织和机构的不健全，或者是管理执行力度不到位，管理行为失范或者缺失，使得大学生在政治上难以找到表达自己利益的制度、渠道和手段，给大学生的政治参与增加了难度，甚至迫使他们采取体制外、非制度化的表达方式。其典型性表现就是大学后勤社会化改革以来，后勤服务与学生追求目标的错位和实践行为的碰撞，在住宿、餐饮等方面都有可能因为学校管理或者监督不到位的缺陷，诱发学生与学校间的冲突，他们在合法的上访、申诉等参与方式不能取得合理结果后，往往采用体制外的参与方式，例如，2003年12月广州南华工商学院黄埔校区因不满食堂服务质量，千余名大学生“罢吃”事件[12]，2009年11月5日浙江工商大学学生胡华凯为抗议学校断电“裸奔”事件等，类似事件在各高校间每年亦有发生。

高校教育教学尤其是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应在培养学生参与意识、提高学生参与能力方面发挥建设性作用，但是由于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改革的滞后，在教学内容上的“假、大、空”，教学方法上的呆板和单一，很难发挥应有的实效性；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的形式主义、浅层化、表面化现象严重，导致学生未能得到“应然”的实践锻炼。它导致的结果是学生在不涉及个人利益的诸如投票与选举等行为中的“参与冷漠”，而在涉及个人利益和政治前途时，由于缺乏必备的训练，以一种盲从和盲目心态，采用体制外甚至是暴力、准暴力的方式进行。

3.2.2 大学生自身与大学生政治参与的关联性分析

有效的政治参与需要公民具备一定的政治素质和相应的参与能力。大学生群体由于自身的年龄特性，尚未完全实现政治社会化，即使当下社会为他们提供了完备的参与途径和方式，由于缺乏锻炼和实践，他们也难以掌握政治参与所必须的方法和技能，更不用说政治决策的知识和技术了。

大学生政治参与的组织化程度还有待提高。从目前各高校的情况来看，大学生通过党团组织、学生会、社团组织、学生社区自治性组织等参与公共事务管理是一条重要参与途径，但是应该看到党团组织、学生会的政治参与职能还有待于进一步的发挥；环境保护协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会等社团组织和宿舍管理委员会、膳食委员会、大学生自律协会等社区自治组织在表达学生利益诉求方面尚有欠缺，尚未发挥应有的积极作用。大学生政治参与组织化程度不高，相应的政治参与往往以个体围绕个人利益进行，不利于利益表达的聚合，也就难以形成强大的合力，相关部门应予以重视。

4 结 语

大学生同社会间存在密切的互动关系，大学生政治参与对增强政治统治合理性、合法性基础，保障社会和谐稳定，促进政府和高校决策与治理的有效性，都具有工具性意义。但“青年问题的社会化”和“社会问题的青年化”日益互动交织，历史变迁和社会转向镜像下，涉及大学生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利益的就业、升学等自身生存与发展的民生问题日益成为社会热点与焦点，青年人的理想信念、价值追求、精神状态、行为选择因体制、机制的嬗变而日趋多元化、复杂化、工具化、功利化。研究大学生政治参与的基本类型与方式、规律与特征，是青年社会学和思想政治教育研究不容回避的议题，也是化解矛盾、消弭隐患，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实现“中国梦”的重要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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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佚名.因不满食堂服务质量,千余大学生互发短信罢吃[EB/OL].(2003-12-16)[2012-02-25].http://news.qq.com/a/20031216/000063.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