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民科学：风险社会下知识专家与民主治理关系的重构

黄 晗

（北京大学，北京 100871）

知识专家和民主治理之间的紧张关系是当今时代政治的一个重要维度。在日益发达的科技社会中，科学理性越来越多地主导了公共决策过程，专家与民众之间的紧张关系也越来越显著。一方面，民主强调公民的平等、参与，强调公众意见以及自由意志，这些都不可避免地与科学专家的理性和计算精神出现抵牾；另一方面，民主在当今社会也面临着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即大多数民众是否拥有足够的知识和智力水平来支撑日益发达的工业社会里复杂高效的公共决策？近些年来，在以气候变化、空气污染等环境问题为代表的公共议题上，自上而下的科学方法和自下而上的民众知识之间的冲突越来越显著。因此，我们有必要将民主和科学化治理两者之间的紧张冲突理论化，并探讨其解决的路径。

一、科技社会与民主的危机

科技社会里日益复杂的公共决策对民主的理论和实践提出了挑战。民主对于不同的人具有不同的含义。对于代议制民主的推崇者而言，他们怀疑普通民众的参与能力和理性精神，强调民众只能通过被代表而实现其权益。而对于参与式民主的倡导者而言，民主意味着更多的民众参与公共决策，对影响到自身利益的公共决定进行讨论，在公民慎议的基础上做出决策。对于这种意义上的民主主义者而言，参与不仅单纯地在于民主，更重要的还在于给予每个民众民主的训练和教育。无论持有哪种民主理念，毫无疑问，民主本身已经成为当今社会的主流价值，公民的参与也已经成为公共决策和学术讨论的一种主旋律。

然而，民主的实践状况却并不像人们想象的那样好，在这个复杂的和由科技主导的社会里，民主的真实业绩其实并不理想。一段时期以来，民主国家的公民参与几乎跌至谷底。许多民主国家都出现国内民主精神衰落的情况，越来越多的公民倾向于对政治和公共参与表示冷漠。

民主精神的衰落可以有很多解释性因素，但是，其中最重要的一点正是现代社会日益呈现的社会和技术上的复杂性。也就是说，面对日益发达和技术上日益复杂的当今社会，人们不禁要问，民众的慎思、慎议在如今还有多大的可能性？知识专家不是较之于民众更能有效地应对当今社会复杂的公共决策吗？尽管公民参与是人们普遍同意的一个基本的政治价值，但是当面临一些特殊问题的时候，它常常遭到人们的质疑：是不是依靠专家和知识精英更有可能实现社会公正和效率？

那么，这就产生了一个两难的困境：一方面，民众仿佛没有足够的专业知识在这样一个技术导向的社会里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参与；但是另一方面，只要民主还是我们这个社会的主流价值，我们也没有办法合法地排除民众在公共决策中应该具有的影响力和否定其应被给予的尊重。换言之，公民参与——这个意义上的民主似乎成了当今社会不可能实现但又不可避免的一件事情[1]（P20）。

民主能否在一个复杂的科技社会里实现其复兴？面对已经比较广泛的民众政治冷漠和凋敝的民主参与，复杂的科技社会、风险社会是更加加重了民主的无力感，还是或可成为民主复兴的一次契机？在日益技术化、由知识精英主导决策过程的社会里，民主的价值和程序能存活下来或者得到挽救吗？这是我们时代一个具有挑战性的问题。

二、风险社会与对专家的质疑

如果说科技社会对民主的可行性提出了挑战，那么，在另一方面，科技社会所带来的风险性也导致了人们对专家和技术统治论的广泛怀疑。面对现代社会里与高科技所伴生的高风险，人们不禁要问，如果民主是不可行的，专家又如何是可信的？

一直以来，专家是以民众的代理人的角色出现的，他们被期望在一个复杂的技术化的社会里，帮助民众来实现真正的参与和决策。达尔早在1927年就曾提及，公民怎么在一个高度依赖专业知识和技术专家的公共决策过程中实现真正的参与[2]（P19-21）？达尔给出的解决方案是，进行专家和普通公民的分工。在技术层面，专家负责对社会需要和社会问题的技术和知识层面进行鉴定、分析和探究；在政治程序层面，公民负责决定社会需求和问题的议程设定和表决。为了很好地整合两者，达尔倡导改进公共辩论、讨论和审议的过程的方法和条件，以使得专家和知识精英更多地扮演一种教育和解释的功能，帮助公民进行科学的决策和选择。

达尔对专家的这种角色期待事实上有着一个基本的假设前提，那就是专家知识的正确性以及立场的中立性。但是，我们看到，事实并没有像达尔想象的那样，专家的角色实际上是使得公共决策变得越来越技术化，越来越服务于少数精英，而非普通大众。对民主在科技社会里的必要性的论证和倡导也正开始于关于科学专家的这种质疑。批评者认为，长期以来，技术一直被认为是发现和解决环境问题的根本途径，所以技术的重要性被不断地加强。然而，正是现代科学技术加剧了环境危机，也助长了技术统治论调，因而事实上削弱了现代民主价值。

首先，民众对于科学的态度的变化表现在对科学研究本身的内容、过程、方法、严谨性的质疑，对科学的危害性的陈述。从环境的角度，对此做出最深刻阐释的莫过于贝克，他所提出的“风险社会”[3]（P20-22），为我们从技术和社会两个层面认识环境风险提供了一个概念平台。当代社会的风险正是人为的，是与人类对科学技术的运用以及对产业发展的追求相伴而生的。现代社会最大的一个风险根源在于，它把整个社会变成了一个巨大的实验室。科学知识原本是需要通过实验室的检验才能被运用于社会的，但是现代社会使得这一原则成为不可能，科学技术在通过长期风险的检验之前就被广泛地投入运用。在这个意义上，社会变成了一个大的充满着未知风险的实验室。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科学本身似乎不证自明的合法性已经变得不那么充分，公民越来越多地提出一些现有科学研究成果不能给予回答的问题。同时，科学研究者不得不承认，他们的研究现在日益依赖于公民的政治同意，科学研究本身也正在变成一个政治问题。

其次，民众对科学的质疑更在于科学研究的目的和意图本身。越来越多的公民和政治家开始认识到，知识专家不仅在知识上时常陷入缺乏，其在立场上也并非是中立、客观的，而是常常服务于既有的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人们发现，事实上，在政治秩序和科学知识之间存在着一种并生关系，从认识论的角度看，科学知识的生产并不是自外于政治的，二者一开始就紧紧关联。科学知识和实践都是在政治的框架内运行的。在这个意义上，专业知识成为一种权力来源，专家虽然不能掌握政治，但是他们的信息和方法却是现代社会治理的关键资源。获取信息和技术的渠道保障了政治经济精英的权力，科学的语言也对形塑当今政治政策话语起到了重大的影响；而反过来，权力也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什么样的科学知识被界定为权威的、合法的专业知识。这些因素带来的结果是，知识精英作为公共善的代表者和维护者的形象被动摇。人们发现，在涉及到社会正义和公共善的问题上，科学家很多时候恰恰扮演了一个无知者的角色，甚至成为一个以增加自身的权威、权力和财富为目的的群体。因此，专家与既有的体制和民众之间的关系变得非常微妙。这一点也促使民众更加要求对科学进行管理和控制。

最后，民众对科学的质疑背后还潜在着更深的认识论上的反思。现代科学理性的精华正在于其“证伪”性，但是风险社会的一个问题在于，谁，在什么时候，出于什么动力，基于什么证据，来认定和证明一个已经在全社会范围内运用的科学技术是错误的？为了回答这个问题，科学家们的确也引进了一些量化的风险评估方法，但是这种风险评估并不能有效地缓解公众对风险的担忧和恐慌，甚至社会科学等其他的学科的研究还表明，所谓的科学的风险评估只是掩盖了科学技术在设计之初就隐藏的更根本的社会问题。在统计和数据客观性的名义下，很多涉及重大社会和健康、安全影响的风险被隐藏起来。这一点也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消减了科学理性本身的合理性和合法性，促使民众发现自身需要用更多的公众参与和慎议来代替以往少数精英对知识和科学的垄断。

综上所述，随着风险社会的到来和民众对风险社会认识的加强，不仅传统科学的研究结果，甚至专家与政治权力的关系、以及科学研究的方法论、可信度等各方面都受到了民众越来越多的质疑。如何定位科学专家在涉及到环境风险的民主公共决策过程中的作用和位置，变成一个很重要的问题[4]。科学和专家的双重作用在环境议题等代表性议题中是很明显的。一方面，科学和技术很多时候正是环境退化的始作俑者，又在政治过程中扮演了权力的同盟和政策的说客的角色；另一方面，它们又是人类改善和修复环境的希望所在，是现代社会公共决策不可或缺的。因此，为了平衡科学的利与弊，我们必须创造一种更加民主的科学和技术决策过程，以保障科学在一个良性的轨道上运行，保障社会的可持续性发展。

三、公民科学：寻求专家与民众之间的互动与合作

面对科技社会的民主危机以及风险社会对专家的质疑，如何化解科学和民主之间的两难困境呢？现代社会的公共生活和制度设计需要在两个方面找到平衡，在实现科学的决策的同时确保民主对科学的审查、监督和管理，保障民众的参与既不至于阻塞公共决策、导致公共决策的瘫痪，又不至于沦为既有政治制度合法性的一个修饰，而是切实地成为保障民众权益和实现民众自身所需的一种手段。为了做到这一点，推动专家和民众共同的公共审议是必须的途径。现代社会里，人们普遍认为科技、专家和民主参与之间存在着不可调和的冲突关系。对于知识的专业化是会加强民主，还是加强国家的控制，人们有截然不同的判断。但是，这两种判断背后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认为，科技的发达和知识的进步天然地会促进民主，或者相反地，加强国家的控制，而没有去考察知识的性质以及在什么条件下知识社会能有助于民众的政治参与[1]（P21）。事实上，从知识到民主的链条不是天然的，而是需要我们在制度设计上付出思考和努力。因此，要更好地在一个知识化的社会建设高效民主，就要思考怎样更好地从事实和价值两个层面去理解科学和民主的意识形态之间的关系，怎样在方法上把技术和民主的社会文化更好地结合起来。

1.环境运动、社会文化理性与公民科学的引入

最先引导人们去反思专家群体及专家知识的是以环境运动为代表的新社会运动①环境议题是探讨这一问题的最佳领域，环境政治、风险社会和生态民主为我们探讨推进公民参与式慎议，以及推动现代社会民主进步的可能性提供了理论背景。。这种新型的社会运动旨在反对权力对知识、信息的主宰，反对通过代表的方式隔阻民众对信息的获取、认知和决断能力，它是一种新的政治意识和政治反省的载体②新社会运动是一种广泛被观察到但是并没有被充分理解的现象，这种现象多源自西方战后以来的改革。新社会运动跟原来的阶级运动和劳工运动不同之处不仅在于成员组成，更在于它们的组织结构、政治行动方法以及政治目的。它的主旨主要关涉到福利国家及其补偿，关注对于濒临灭亡的生活方式的防止和修复，比较不拘泥于传统的政治框架，更多地引入了一种对于既定社会政治秩序的深刻的社会文化批判。。他们认为，如果给予民众足够的权力，他们会立即懂得知识的重要性，但是反过来，如果只是给予他们知识而不赋予权力和责任，他们只会对政治表示冷漠[1]（P40-44）。因此，要改变民众在现代社会的被动状态，就需要对公民进行赋权，复兴民主的意义就在于帮助地方民众了解他们自己的需求和利益所在。同时，它也要引导人们不一味地去接受科学家或专家提供的信息，因为这些信息通常都是由产业组织或者政府经过过滤或者加工的。新的环境运动要帮助公民在社区中自主地搜集和解析信息。

环境运动动员人们参与公共决策，并把另一种理性——社会文化理性（culturalretionality）带入到公共决策过程中来。以往科学专家认为，让更多的主体进入公共决策是对公共决策效率的一种阻碍。新社会运动认为，事实上，这种观点是忽视了社会文化理性对于正确合理的公共决策的意义。文化理性重视公民作为个人的个体经验和日常知识，把它们视作是跟技术理性同等重要的知识来源。公民通过诉诸社会文化理性，也就是通过他们对于社会日常生活信息的掌握，可以来弥补他们在专业知识方面的不足。例如，信任是现代社会非常重要的一种社会文化知识。在当代社会，因为制度和一切制度实践都是建立在非常抽象的专家知识之上的，信任的作用至关重要。在面对许多极其复杂的科学知识时，普通公民能做出的唯一选择似乎就是信任和依赖。尽管我们并不一定意识到，但事实上，我们的现代生活中无处不在地隐含了这种对信任的假定。相反，在一个信任度极其低下的社会里，公民出于这种对社会文化的理性会倾向于对专家和技术表示怀疑或者抵制。环境主义者要做的事情正是要帮助普通民众了解他们自己置身于其中的这个充满问题的环境，以及谁是可以相信和信任的。

在引导公民反思专家知识，运用社会文化理性参与公共决策的过程中，通过与部分体制外专家的结合，环境公民运动事实上也培养了一些业余的专家、民间专家。这种参与式的科学探究使得原本会趋向于等级化的专家与社会间关系变得民主化了。这个重新检视专家群体、发掘公民进入科学决策过程的可能性、并在此基础上去构建专家和普通公民之间更加民主的平衡关系的过程，被称为公民科学（civil science）①关于“公民科学“，可参见：Tom R.Tyler Citizen Discontent with Legal Procedures:”ASocialSciencePerspectiveonCivil Procedure Reform”[J],American Society of Comparative Law,1997;Mark Elam and Margareta Bertilsson,”Consuming,Engaging and Confronting Science:The Emerging Dimensions of Scientific Citizenship”[J],Gothenburg University and Copenhagen University,STAGE(Science,Technology and Governance in Europe)Discussion Paper One,March 2002.。公民科学在世界上许多民主国家已经有过许多成功的案例。例如在后种族隔离时代的南非，传统观念强调通过科学的方法制定公共政策，解决环境问题。但是在地方性的环境运动中，由民间长期积累的非专业知识常常与官方的知识之间存在紧张关系，这一紧张因为民间对官方数据的不信任而更加显著。因此，民间的环境运动引入了公民科学策略来推动空气污染进入公共政策议程。通过自主地建构环境问题，建立政策联盟，以及创办公民慎议论坛等策略，这种由公民自发生产的民间的、社会化的、地方化的知识，在遏制国家和资本对环境的破坏和影响方面起到了很大的作用[5]。公民科学这个理念下面隐含的是各种各样的试图在科学知识的创造和运用中增强更多公民参与的努力[6]。它暗示了民主社会中科学、专家知识以及公民之间关系的一种转型。

2.公民科学：参与、代表还是民主化？

公民科学事实上包括了各种不同的内涵，包括：公民社会、公民参与、科学的民主化以及民间知识等等。一方面，公民科学反映了科学专家走进民众、跟民众沟通科学知识、促进科学普及的努力；另一方面，公民科学也代表了一种新的科学知识的产生路径，这种知识是由民众而不是传统的专家生产出来的。同时，公民科学实际上也寄托了人们的很多理想，比如增加公民在科学技术决策中的参与，在科学研究中建立一个更合适的代表机制，甚至在科学研究中引入民主的制度，等等。

总体而言，参与、代表、民主化是公民科学的三个不同的但却紧紧相连的维度。首先，公民科学将公民社会带入到科学研究中来，比如公众听证会、公民陪审团等都是对于公民参与环境管理和治理的一种制度安排；其次，传统的科学领域实际上几乎是由知识专家垄断的一个状态，一部分专家理所当然地代表了全体民众。而公民科学的出现希望打破民众在知识上的这种被代表状态；最后，公民科学事实上也从认识论和方法论、从科学的实践上改变科学研究的既有形态，使之变得更加民主化。

那么，为什么要在科学中增加公民参与，促进科学更加民主呢？为什么我们有理由认为并且相信公民和专家能共同参与到科学探究中呢？

首先，公民参与提高了公共政策的合法性和执行效率。现代社会中，科学被民众普遍地视为政治的盟友，加之科学过程和民众之间彼此隔绝，因此民众对政府和科学的信任度急剧下降，民众更愿意去相信那些由非政府组织提供的科学信息。而公民科学能够增进民众对科学知识的了解，增加科学过程的透明度，促进民众与专家之间的沟通和对话，最终通过这种方式修复民众对科学的信任，修复科学的合法性。

其次，从认识论的角度讲，公民参与也能提高和促进专业探究，促进新的知识，尤其是地方性知识的产生。贝克在其自反性现代化的论述中就阐明了有关环境风险的决策应该吸收更多社会理性的观点[7]（P37-40）。虽然人类的科技水平在不断上升，但是人类所面临的风险和不确定性也在增加，甚至更快。这种状况需要我们在公共决策过程中更加务实和开放。在日益复杂的环境问题和风险社会背景下，现代社会需要一种新的科学出现，而普通公民的日常参与对于这类知识的作用是不可替代的。

最后，也是更深层次的，公民科学意味着科学的民主化。对于参与式民主的主张者而言，公民参与和审议是民主的真正意义所在，也就是说，每个公民都要对涉及他们自身生活和权益的公共事务具有一定的发言权。像环境风险等议题其实是涉及到每个公民切身利益的现代社会议题，那么民主社会必然要求公民在这些直接与己相关的问题上有足够的参与和决策权。

总的来讲，最浅近意义上的公民科学假设，科学交流和公众对科学的了解能够修复公众对科学技术的信任，增加公共政策的合法性和效率；更进一步的公民科学认为，公民科学能促进科学向更加具有制度反思性和民众回应性的方向转变；最强意义上的公民科学认为，公民社会本身就是民主社会的题中之义，在一个民主的社会里，科学的规范、制度以及过程都应该符合民主的基本原则和精神。

3.公民科学尚待解决的问题

当然，公民科学这个理念还存在着诸多问题。较强的一种置疑在于，我们是否真的能把科学研究过程变成一个更民主的过程，这两者在实践中能否真的兼容？现代民主社会到底能在多大程度上重构科学知识？虽然人们都在呼吁扩大公民参与，但是这在多大程度上是现实的、可行的？

首先，公民科学还是没有讲清楚，科学实践过程到底要做出怎样的转变才能容纳更多的民主参与。例如，在参与的时间上，公民是应该参与科学技术的运用，还是从科学问题的提出和界定之初就应该更多地介入？在参与的内容上，公民是应该参与风险的管理和治理，还是应上溯到最初的风险评估阶段？科学研究本身就是一个很精英化的过程，能否容纳那么多普通民众本就是一个问题。再者，大量业余公民的参与可能会意味着科学研究效率的降低。因此，关于公民到底应该并且能够在多大程度上参与科学过程的问题始终存在很大争议。

其次，科学和非科学知识、专业和业余知识，全球性和地方性知识，风险评估和风险管理等等，它们之间的界限到底在哪里？又有着怎样的相互关系？另外，很多的科学研究其实是建立在跨学科、跨国界的交流基础之上的，而公民参与更多只能在民族国家范围内实现，所以这两者也似乎有所矛盾。

诚然，公民科学不是解决所以问题的灵丹妙药，民间的知识、地方化的知识也不高于专家知识。但公民科学的意义在于它告诉我们，为了更好地应对复杂的、充满风险的现代社会，我们未来必须寻求专家和作为利益相关者的普通民众之间的互动和合作，以共同界定重大的公共问题、并做出公共论证和公共决策。

四、结语

本文需要回答的问题是，真正的民主参与在当代社会到底有多大的现实可能性？超越支持或者反对民主参与的以往种种理论或者理念争论，民主理论现在正在遭遇，也必须要面对一个最现实也是最具有挑战的问题，那就是，社会和技术的复杂性。我们需要回答和检证，什么样的证据表明，民众能有效地参与并帮助公共决策者进行复杂的决策？

这既是一个理论问题也是一个实证问题，虽然公众参与的价值是不证自明的，但是，集体的公民参与并不是自然而然地发生的，相反，成功的公民参与经常是需要一定的条件，需要被组织、训练和培养的。因此，我们不能假设公民参与的效果是不证自明的，而是要在一系列实证研究的基础上，去评估公民参与能做什么，在什么样的制度条件下它们是成功和有益的，什么样的制度改进能帮助他们做得更好。

为了实现这一点，我们有必要重新思考专家及其被代理者之间的关系，在经验研究和公民的地方性知识之间建立更好的联结，推动专家和普通民众更多的知识交换和合作。这样，专家的角色就从权威当局的代理人转变成了公民的辅助者、代表者。事实上，普通的公民比我们传统观念中所认为的能更好地参与公共事务和决策。这并不是说，民众参与是解决所有问题的灵丹妙药，它并没有消减我们对利益、权力关系等传统议题的关注，但是它的确告诉我们，我们是有可能在日常政治生活中引进一些新的知识和观念，以创造一种新的利益，来重新塑造既有的由利益和权力主宰的政治生活的。在这一点上，我们缺少的不是更多的专业知识，而是一种更开放的态度和实践，这个过程不仅是一个知识生产的过程，更是一个权力关系重塑的过程。

[1]Frank Fischer,Citizens,experts and environment:the politics of local knowledge[M].sDuke University Press,2000.

[2]John Dewey.“the public and its problems”,Swallow Press,1954.

[3][德]乌尔里希·贝克.风险社会[M].何博闻.南京：译林出版社，2004.

[4]Karin Bakstrand.“Scientisationvs.Civic Expertise in Environmental Governance:Eco-feminist,Eco-modern and Post-modern Responses”[J].Environmental Politics,Volume 13,Issue 4,2004.

[5]D Scott,C Barnett-Geoforum.“Something in the Air:Civic science and contentious environmental politics in post-apartheid South Africa”[J].Elsevier,2009.

[6]Karin Backstrand.Civic science for sustainability:reframing the role of experts,policy-makers and citizens in environmental governance[J].Global Environmental Politics3:4,November 2003.

[7][德]乌尔里希·贝克，[英]安东尼·吉登斯等.自反性现代化——现代社会秩序中的政治、传统与美学[M].赵文书.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