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道德的创新与认同——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时代特征

苏志宏 康厚德 廖子夏

马克思主义理论必须为人民群众所掌握，方能转化为改造世界的物质力量。人民群众掌握马克思主义理论，是一个现实的具体过程。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大众化 (以下简称“传统大众化”)致力于动员群众和积蓄力量，“组织千千万万的民众，调动浩浩荡荡的革命军，是今天的革命向反革命进攻的需要”。〔1〕当代的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以下简称“当代大众化”)则以锻造新时期全社会普遍认同的思想道德基础为旨归，以增添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向心力和执政党的凝聚力。

一、当代大众化的对象问题

改革开放30年来，作为当代大众化的对象，原有的“人民群众”——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和知识分子阶层的一统局面出现了分化，产生诸如私营业主、经理人员、个体工商户、农民工等“新社会阶层”，这就使得:(1)传统计划经济体制统一的社会阶级构成，转化为以身份、职业、学历、资本、消费和劳动力等多样化的制度要素、能力要素和生产要素重组、认同和分配的社会结构。(2)在这场空前的社会变革过程中，因为客观条件、主观能力、社会身份的差异，不断地从“人民群众”中分化出诸如“下岗工人”、“失地农民”、“留守儿童”、“空巢老人”、“农二代”、“啃老族”、“屌丝”等形形色色的人群或群体，各式各样“亚文化”，五花八门的价值观念，反映出当代中国社会生存样态和思想道德的多样化。(3)我国现阶段的社会结构远远落后于发展迅猛的经济结构，这一社会的结构性反差，带来了诸多社会问题:上学难、看病难、住房难、养老难的生存现状;〔2〕目前的社会维稳模式和思路由于阻碍甚至阻塞了多样化利益诉求的表达渠道，结果往往适得其反;〔3〕传统制度性安排致使寻租成风，贫富差距愈拉愈大;频繁出现群体事件，“仇富仇官”社会心理，等等。(4)在诸种社会信任失范的表象背后，更折射出中国公民日益增强的维权意识，表明当代文化中个体、社会和国家认同的结构性调整和重组业已开启。

二、当代大众化的途径问题

干部培训、学校教育、社会宣传一直都是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主要途经。然而在户籍制度和单位制度逐渐淡出，职业性分工愈来愈细密，就业性流动愈来愈频仍的今天，如何使占人口大多数的非公务员、非在校生、流动务工人员等普通民众普遍认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成为制约当代大众化的瓶颈。不能再将大众化简单地理解为宣传、动员、教育过程。《中共中央推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强调要“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融入国民教育、精神文明建设和党的建设全过程，贯穿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各领域，体现到精神文化产品创作生产传播各方面”，就是针对这一瓶颈作出的具有指导意义的思考，其中蕴含了近年来相关当代大众化途径的全新设计和创新。

(一)与人民群众对话协商——当代大众化的新平台

2003年以来，胡锦涛、温家宝率先垂范，利用网络与人民群众双向交流、平等对话;中宣部理论局也自2003年起，每年编写“理论热点面对面”系列通俗读物;2011年中宣部、中央外宣办、国家广电总局、新闻出版总署、中国记协等五部门倡导开展“走基层、转作风、改文风”活动，有针对性地解决突出问题，推动新闻宣传工作迈上新的台阶。这些事件和活动表明，近年来举国上下共同打造了“引导—协商—信任”三位一体的当代大众化新平台，实现了与基层群众对话协商的“七个统一”——理论宣传与平等对话的统一，舆论导向与百姓利益的统一，聚焦热点问题与实现理论价值的统一，分析问题、解决问题与增强信心、凝聚力量的统一，引导公民认同与促进理论创新的统一，沟通协商与社会信任的统一，新媒体、新平台与当代大众化语言的统一，展现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从传统的“民众动员”到当代的“受众转向”这一历史性转折。

(二)从群众的现实利益入手——当代大众化的关注焦点

正如胡锦涛总书记所言:“群众利益无小事。和谐社会建设，要从解决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入手，为群众多办好事、实事。这是坚持以人为本的必然要求，也是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的必然要求”。〔4〕在当代中国的语境中，由于当代大众化对象的分殊化及其利益诉求的多样化，在新平台上进行的对话协商，其关注焦点在于特殊群体的特殊诉求而非宏大的革命目标。历史要求我们要把每一次了解、协商和解决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问题，都视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深入群众内心的过程——既是运用相关理论解决实际问题的过程，也是理论从实践中汲取资源得以与时俱进发展的过程。当代大众化必须从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入手，在解决现实问题、保障群众利益、维护群众合法权益的基础上使人民群众体悟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其自身权益的内在关联，认同并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这是当代大众化的基本出发点和最终归宿，是中国共产党群众路线在新时期的重大发展。

(三)从“主客二分”到“对话协商”——当代大众化的新理念、新关系、新程序

“主客二分”属于传统大众化的基本模式:革命和建设的目标一旦确定，剩下的就是如何“贯彻执行”、“统一思想”以动员群众，“我说你听”、“自上而下”的灌输模式也就作为一种路径依赖而延续至今;从人民群众的具体诉求、特殊权益出发的当代大众化，则试图通过相关各阶层、各群体之间求同存异的平等协商，在解决群众诉求、维护群众权益的过程中，自下而上引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视角，形成全社会普遍认同主流意识形态的共识，构建新时期全民共享的思想道德基础。参与协商的各方必须捐弃各种成见，形成一种相互约束、相互影响的新型平等的“人际关系”，其中的每一方都“能够从他者的视角出发与作为互动者参与者的自我建立联系”〔5〕，在合法的程序中相互理解、求同存异而达成共识，产生自我约束自觉遵循的规则协议，外在命令式的传统大众化形式将历史地转化为协议各方内在认同的新形式。

三、思想道德的创新与公民认同度的提高问题

要获得当代大众化的领导权，不仅要将其对象的利益多元、价值观念分化这一“新情况新特点”作为客观前提，以实现传播平台、途径及其理念的创新，还必须将这种以人民群众切身利益和诉求为出发点和归宿的对话协商过程，视为理论创新和公民认同双向互动、互利共赢的过程，这一过程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创新与人民群众的思想道德水平同步提高

“决定”认为，改革开放以来，我们不仅取得了经济领域的巨大成就，而且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后者突出地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我们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形成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二是不断开创“人民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全面提高的新局面，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为人类文明进步作出更大贡献”的新局面，从而实现了理论创新与公民思想道德素质提高，二者相互促进的文化创新格局，这是践行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的结晶。正如胡锦涛所指出的那样:“坚持以人为本，就是要以人的全面发展为目标，从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出发谋发展、促发展，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权益，让发展的成果惠及全体人民”〔6〕，只有在这种发展理念的指导下，当代大众化才有可能被视为与多样化的利益诉求协商对话、达成共识，从而“不断化解社会矛盾的持续过程”，这是新时期准确把握“新情况新特点”、保证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与改革开放的社会实际密切联系的唯一渠道。中国共产党始终认为，人民群众中蕴藏着极大的改革创新这个时代精神的积极性，始终将人民群众视为历史的创造者。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村民委员会，以及作为我国基本政治制度之一的“基层群众自治制度”等等，都是萌芽于人民群众日常生活和生产实践之中的新生事物，都是在中国共产党同人民群众的对话协商过程中逐渐达成的全民性政治文化、制度文化的“共识”，都是人民群众改革创新积极性的结晶，凸现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创新与人民群众的思想道德水平同步提高这一当代大众化的时代特征，说明了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观正在当代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语境中与时俱进、创新发展。

(二)公民权益保障与社会主义新主人翁的塑造

社会主义社会是人民群众当家作主的社会，人民群众是这一社会中的主人翁。改革创新的时代精神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中“新主人翁”思想道德的基本标志。在达到小康社会的物质生活水平后，在利益、观念和诉求多样化时代，要让人民群众中蕴含的改革开放的时代精神迸发出来，就必须动员、鼓励广大人民群众以新主人翁的姿态积极参与相关自身权益的保护和保障的社会实践，使他们体悟到自身权益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内在关联，这是新时期人民群众认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自觉自律地践行其中的思想道德价值的关键。胡锦涛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指出:“要健全民主制度，丰富民主形式，拓宽民主渠道，依法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保障人民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在这里，参与权与责任心，或者说公民对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认同，已经历史地与公民各项权利受保障受尊重的程度成为相互关联、互为前提的两个方面。而这，恰恰就是开创当代大众化新局面的历史契机所在。在《为承认而斗争》一书中，德国新马克思主义者阿克塞尔·霍耐特指出:“为了作为道德责任个人参与政治，个体不仅需要在法律上得到保护，免于别人对其自由领域的干涉，而且还需要在法律上受到保障，有机会参与公共意志的形成过程”〔7〕，公民的政治和文化的普遍认同，不仅取决于生命财产权利得到法律的尊重和保护，而且取决于政治文化的参与权利得到法律的尊重和保障，这既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基本机制，也是当代大众化得以进行、社会主义新主人翁得以塑造的前提条件。

(三)西方左翼思想家关于公民认同理论的启示

霍耐特主张公民的道德责任与其在现实生活中自身权利受尊重的程度正相关，因而公民的社会认同是一个权利—情感—责任三位一体的概念。如果公民在其社会生活中本应享受的经济文化权利，尤其是政治参与权利遭到了“蔑视”，“那就暗示着他或她并没有被赋予和其他社会成员相同程度的道德责任”，这样的生活感受就不可能使得公民认同社会的主流价值，因为“这种蔑视经验十分典型地导致自尊的失落，即丧失作为法律面前平等、与周围所有人进行交往的互动伙伴而自我相关的能力”，亦即将自我意识放逐于社会普遍的价值观之外，公民认同根本无从谈起。霍耐特进一步认为，揭示出公民责任感与公民所享有的权利之间的相关性，既指出了这是社会不稳定的主要原因，也强调了这是社会走向团结和稳定的历史契机:“源于对共有的被蔑视感的社会批判，社会反抗不仅是一种用来肯定承认模式之未来发展要求的实践工具”〔8〕;无独有偶，在谈及公民身份与社会福利二者的相关性时，以研究公民身份和公民认同而蜚声学坛的英国左翼学者莫里斯·罗奇强调，产生于宪法、主流意识形态和价值体系、教育系统的“应然”生活方式亦即我们所说的社会共同理想，是影响公民认同价值框架形成的重要因素。另一方面，每个人的生活经历都会产生一种横亘在理想与现实、应然与实然之间的“鸿沟”，后者同样对于公民认同的价值框架产生重大影响:“在特定的社会里，只有当大众认为这一鸿沟相对较小时，国家的权力体系、权威以及普遍的合法性才能得以构建和传播”。因此，现代公民对于其所处身的国家政权的合法性及其认同度，“取决于人们作为一个集合体是如何看待理想与现实的应然状态和实然状态，以及两者间所必然存在的‘鸿沟’的”〔9〕。致力于消除应然与实然、理想与现实之间的差距，使公民在日常生活中处处感受到我们正在向理论的愿景步步逼近而不是相反，是促使公民认同的不二法门。当代西方的文化消费理论和公民认同理论，均强调公民认同、政权合法性建设、社会共同理想的塑造和共同价值得到普遍承认的程度，与国家尊重、保护和保障公民享有和行使自身的各项权益的程度直接相关。这就告诉我们，在当前全球化的世界格局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建设和当代大众化的实效，取决于人民群众在实际的生活实践感受中不断形成和变化的价值观念，这一价值观念不仅与物质生活水平直接相关，更与公民通过政治参与而形成的权利、身份等自我意识直接相关。

综上，我们可以得出这样几个结论:第一，作为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为轴心的全民族的思想道德创新过程，当代大众化的基本出发点是——作为其对象的人民群众已然分化为利益和观念多样化的不同群体。第二，对于初步具有权利意识的中国公民，当代大众化的实效性取决于他们正在经历的权利—情感—责任三位一体的现实生存过程;而对于执政党，当代大众化则主要是一个在尊重、实施和改进人民群众的各项权利的制度创新中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促进社会主义的思想道德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历史进程。第三，当代大众化是一个复杂的社会互动工程，其实效性是各种历史的、社会生活的、个人感悟的函数。除了要在理论方面加强研究和建设，还要在相关的途径、方法、理念等方面进行全面的、理论联系实际的改革创新。第四，因此，必须切实地将当代大众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建设、贯彻和推进，与当代中国的人民群众切身利益和权利的保护与保障，与思想道德建设、民主法制建设、和谐社会建设实践有机地结合起来，使当代大众化与践行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融为一体，这是当代大众化何以可能的历史条件，也是它的时代特征。

〔1〕毛泽东选集:第一卷〔M〕．人民出版社，1995．127．

〔2〕陆学艺．当代中国社会结构〔M〕．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34－42．

〔3〕孙立平．跳出“越维越不稳”的怪圈〔J〕．今日中国论坛，2010，(11);萧功秦．重建公民社会:中国现代化的路径之一〔J〕．探索与争鸣，2012，(5)．

〔4〕胡锦涛．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推动经济社会又快又好发展〔J〕．求是，2006，(1)．

〔5〕〔德〕于尔根·哈贝马斯．现代性的哲学话语〔M〕．译林出版社，2011．348．

〔6〕胡锦涛．在中央人口资源环境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04－04－04．

〔7〕〔8〕〔德〕阿克塞尔·霍耐特．为承认而斗争〔M〕．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123，142、171．

〔9〕郭忠华．变动社会中的公民身份〔M〕．广东人民出版社，2011．141－14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