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上肇与李汉俊的马克思主义传播

李 虹

(1.武汉大学 哲学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2；2.中南民族大学 外语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4)

河上肇(1879-1946)，故乡为日本山口县岩国町锦见村，日本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思想家，有日本的“赤色教授”之称。他1902年毕业于东京帝大法科大学政治系经济专业，次年任东京帝国大学农科大学讲师，在教书的同时，致力于经济学研究。1904年在东京帝大《历史杂志》上发表文章介绍塞利格曼的唯物史观，开始了他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征程。1916年发表了马克思主义入门书——《贫乏物语》，1919年开始钻研《资本论》，1924年开始研究“黑格尔辩证法”，1932年加入共产党，1933年开始渡过了五年的狱中生活。河上肇的学术萌芽期开始于20世纪初，其学术成熟期为20世纪20年代，河上肇成为马克思主义者的道路是漫长而曲折的，正如他自己概括的：“在二十几岁的青年时代，我作为极端唯心主义者开始文笔活动，过了五十岁之后，才勉强称为彻底的唯物论者，实际上是花费了一生的时间才逐渐完成了我的思想转变历程”。在他曲折的一生中，他以“求道”作为人生的目标，最终从一个深受儒家文化熏陶的青年转化为以追求最高真理为目标的马克思主义实践者。他的一生，经历了明治时代(1868-1912)、大正时代(1912-1926)、昭和前期(1926-1945)，此时的日本由资本主义进入帝国主义阶段，军国主义猖獗，疯狂进行侵略战争最终以失败告终。另一方面，在天皇专制政府的残酷镇压下，群众运动屡遭失败。在这种背景下，河上肇不仅没有充当资产阶级的御用政客，反而执着地追求真理，他不仅对日本，对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产生过深厚的影响，“就像河上博士的名字与日本的唯物论，社会主义等词语留在日本人的记忆中一样，或者更深地，河上博士的名字与社会主义，唯物论等词语共同烙印在中国人的心灵”[1]。

李汉俊(1890-1927)，原名李书诗，湖北潜江人，中国共产党创建人之一，有“马克思主义播火人”之称。1904-1918赴日留学，归国后积极致力马克思主义传播，从1919年到中国共产党诞生的1921年止，仅在上海一地，他以李漱石、李人杰、人杰、汉俊、汗、海镜、海晶、先进、厂晶等笔名，在《新青年》、上海《星期评论》、上海《民国日报》副刊《觉悟》和《妇女评论》、《建设》、《劳动界》、《共产》、《小说月报》等报刊上，发表了九十余篇译文和文章。[2]尤其是他在《星期评论》上大量撰文系统地介绍各国工人运动的现状，宣传马克思主义，号召民众进行阶级斗争，实行彻底改造，成为该刊的核心人物。针对五四运动后各种主义泛滥的现状，李汉俊为尚在踌躇彷徨的青年们指明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方向，“当时社会上有无政府主义、社会主义、日本的合作主义等等，各种主义在头脑里打仗，李汉俊来了，把头绪理出来了，说要搞俄国的马克思主义，介绍《马克思主义入门》。看政治经济学入门到底是资本主义，还是帝国主义，我们也弄不懂，这就是我们的老师，我们的‘本钱’”。[3]李汉俊并没有停留在单纯的马克思主义的宣传上，他还积极从事实践活动。他和陈独秀、陈望道一起参与共产党小组和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的设立，参与组织并参加了党的一大。李汉俊在中国马克思主义的传播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

李汉俊在日本留学十四年，当时他在东京帝国大学学的是工科，但他常去听日本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河上肇讲授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课程，与河上肇缔结了深厚师生之谊，在河上肇思想的影响下，李汉俊开始转向马克思研究。李汉俊的女儿曾提到父亲在日本的学习和思想转变情况：“父亲在日本帝国大学学的是工科，可是他却喜欢阅读社会学、哲学等政治方面的书籍。当时父亲对正在蓬勃发展的社会主义思潮十分留心。对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在世界各国的发生和发展，更是悉心观察和研究。有一点特别值得提的，就是日本共产主义先驱河上肇先生对我父亲的影响，父亲在日本学习期间，认识了教授政治经济学的老师河上肇先生，受到河上肇先生的启迪。河上肇曾把马克思的《资本论》译成日文，并著有《资本论入门》等马克思著作，他的一些书后来传入中国，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起了很大推动作用。父亲后来信仰马克思主义，可以说是受了河上肇先生的影响的。”[4]包惠僧也曾在回忆文中提到：“李汉俊是日本帝国大学毕业，他是河上肇的得意门生。”[3]

一个是日本赫赫有名的“赤色教授”，一个是中国马克思主义的“播火人”，他们是各自国度马克思主义传播的重镇人物，还有深厚师生之谊，在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吸收上前者给予后者怎样的启示？后者又对前者的观点有怎样的发展？

一、 河上肇与李汉俊的唯物史观传播

唯物史观是马克思主义学说中的一个重要范畴，亦称历史唯物主义，所涵盖的基本内容有：历史的发展是以社会经济发展为最终决定力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是推动一切社会发展的基本矛盾，阶级斗争是阶级社会发展的直接动力，其最高形式是社会革命，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等。

中国马克思主义者早期传播的特点就在于非常重视唯物史观的传播。李汉俊认为“不能了解他底唯物史观就不能了解他底主义；误解了他底唯物史观，就要误解他底主义”[5]，鉴于唯物史观在马克思主义学说中的重要地位，李汉俊在传播马克思主义过程中，首推唯物史观的宣传与介绍。

什么是唯物史观？李汉俊的理解是“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是用唯物史观对历史考察的结果，所以马克思的唯物史观也可以叫经济史观。其根本的一条就是：造成社会的因素很多，但终极原因在经济条件。人的观念(包括善、恶、正、邪、信仰等)，均由物质条件决定，并受它的限制，“经济的条件是历史的进化底根本动力”。[5]

这个表述和河上肇早期对于唯物史观的定位是相似的。河上肇认为，马克思的历史观，普通称为唯物史观，实际上是经济史观。“何以有唯物史观的名称呢？因为他说明社会上历史的变迁，注重在社会上经济条件的变化。总而言之，观察社会的变迁，以物质的条件，更适切说起来，以经济的事情为中心，这就是马克思历史观的特征”

河上肇所说的“唯物史观=经济史观”的前提,正如在《唯物史观》一文中定义的：“唯物史观即使不归入哲学的领域，也可以作为纯粹经济学说而成立”，是不符合辨证唯物主义的观点的，他在经过自我清算后才对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有了新的认识。而李汉俊的这种提法是从经济的条件是社会发展的终极动力的角度提出的，他在提出这个说法的时候，已经注意到和辨证唯物主义相结合。他认为马克思学说可称为“辨证法的唯物史观”，人的观念是受物质条件制约的，但他也注意到了思想对物质的反作用力。在1920年发表的《改造要全部改造》一文中他指出“物质救国”固然重要，“返本归真”也不可忽略，只有“返本归真了(新道德)”，“物质文明”才可以进步。

由于这个时期马克思主义的文献来源主要源自日译本，其中不免加入译者自己的认识，因此再传过程中难免有偏差。比如河上肇对马克思主义学说的研究早期阶段，在突出经济的同时，也有突出伦理的思想，这可以说是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折衷，他尚未以辨证主义的观点来对待经济和道德的关系，这和他以经济学观点先入为主是有密切联系的。李汉俊虽然在解说中加入了辨证主义观点，但他同时又指出新道德“救现在的痛苦灭亡，图将来的发展的第一要着”，这似乎和河上肇一样陷入了如何正确对待经济和道德关系的矛盾之中，这不仅和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的理解渠道、方式有关，也和中国几千年来重视道德教化的根基是分不开的。

二、 河上肇与李汉俊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传播

河上肇是从经济领域着手进入哲学领域的，他审视社会现象的角度带有明显的经济学痕迹，他的学术偏重对李汉俊的学术视角有启示作用。河上肇的学术领域包括经济学、哲学，在《自叙传》中他概括道：“实际上，我大约在五十岁的时候，于经济学领域，实现了由最初作出发点的纯粹资产阶级经济学，向它的对立面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转变；于哲学领域，在笼罩着宗教神秘云雾中，实现了由最初作出发点的唯心论，向它的反面——彻底的唯物论的转化。”

首先，李汉俊非常重视经济学对研究和宣传马克思主义的作用，经济学书目的推介是他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一个不容忽视的渠道。“如果没有经济学说底参照，就只能得出空洞的观念，而且不能了解现在的社会，尤其不能了解将来社会底组织。”[6]424他认为研究马克思学说的入手方法是首先选择研究全貌的书目阅读，然后再看专业性强的书目，在他推荐的展现全貌的书目中，河上肇的《近世经济思想史论》赫然居于首位。

对马克思经济学的重要著述——《资本论》，李汉俊为了让有意阅读此书的读者少费周折，他根据日本远藤无水翻译的《资本论》重译，最初将书名定为《经济漫谈》，后“审其作用”，取名《马格斯资本论入门》。在该书序中，他认为《资本论》、《共产党宣言》、《空想的科学的社会主义》是“马格斯社会主义三大经典”，要研究马克思主义，必须要将此三本书详细研读，其中尤其提出了《资本论》。序言结尾他建议“读者诸君如能于看了此书字后，再看看马格斯所著《价值、价格及利润》，那就更好了。这本书是一八六五年六月马格斯在万国劳动者同盟作的讲演，马格斯经济学说底全体暴露在里面”。

其次，李汉俊注重从经济角度来分析社会现象。早在他的处女作《怎么样进化》[7]一文中，他就明确指出：“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构成了社会的基本矛盾，是推动整个社会前进的根本动力。其中物质资料的生产方法(后译为生产方式)是社会发展的决定力量。在生产方法中，生产力是最活跃的东西。生产关系必然适应生产力的发展，如果生产关系‘束缚’了生产力的发展，旧社会组织就会迟早‘崩坏’新的社会组织就会必然产生。”

他运用自己所学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中剩余价值论的知识诠释经济现象。“资本是剩余劳动而投到在生产用的价值，它的最初形式是货币，是劳动的结果。因此不事劳动的资本家不应该拥有资本，一切事业都应该归劳动者“所有”“人人都说钱(货币)尊贵，那么钱是什么？在古代一开始并没有钱，而是物物交换，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即‘社会对与共同等价物底要求’时，才出现了货币。”有了货币后，在心理上就产生了一种崇拜财神的迷信，而看轻了商品的价值，所谓“下水思命，上岸思财”，就是商人迷信财神的一种通俗说法。现在世界上一切财富是由商品堆集而成的，钱离开了商品就没有一点价值，因为钱“所代表的是物品底交换价值，不是物品底使用价值。”[8]

三、 河上肇与李汉俊的阶级斗争学说的传播

河上肇重视阶级斗争的观点对李汉俊影响颇深。河上肇在《近世经济思想史论》中提出“马克思主义三大原理”是“唯物史观”、“经济学”、“社会民主主义”，而“阶级斗争说”是“贯穿于此三大原理的根本”，李汉俊按照河上肇在《近世经济思想史论》的这一论断，认为要研究马克思主义学说，须从明确马克思学说的体系入手。“马克思学说，可以分作理论与政策两方面。理论底方面，又可以分作‘唯物史观’，‘经济学说’，‘阶级斗争说’三大部分。政策底方面，就是所谓‘社会民主主义’的部分。这中间，‘唯物史观说’是关于过去的理论，是研究过去社会组织变化的原因和经过的，亦可以叫做社会组织进化论；‘经济学说’是关于现在的理论，是用分析剖解的方法研究现在的资本主义经济组织，并予言了这组织必然的运命的，亦可以叫作资本主义经济论；‘社会民主主义’是关于将来的理论，是研究如何实现社会主义的方法的，亦可以叫做社会主义运动论；‘阶级斗争说’是像一条金线一般把上述三部分的根本缝起来，以成就其为一个完整的大组织的部分，马克思学说底有机连络就在这一部分”。[7]423

李汉俊赞同河上肇对阶级斗争的定位，他在文章中积极倡导发挥阶级斗争的作用。在《怎么样进化》一文中，他通过抨击资本主义制度的丑恶，指出劳动者“言论自由被剥夺了，生产的机关被占据了，市场的经济被垄断了，政治上的地位被剥削了，这是弱小国民的困苦境遇”。他提出要想改变这种面貌，“只有发动广大民众起来，进行阶级斗争，实行彻底的改造”。[8]在与基尔特社会主义的论战中，张东荪主张：“我以为在现在中国不必促进工人对于资本家的敌忾心，而只应促成工人对于工人的同情心。换一句话来说，就是暂且不要提倡工人对于异阶级的反对观念，而只要提倡对于同阶级的互助观念”。 针对这种企图以模糊阶级对立的调和论调，李汉俊尖锐地指出张东荪的所谓互助的实质是“不希望工人阶级提高政治觉悟”，他号召劳动者应该团结起来，用阶级斗争手段打倒资产阶级。[2]114

综上所述，在李汉俊传播马克思主义思想的过程中，河上肇关于马克思主义的介绍起到了非常大的媒介作用，但李汉俊对河上肇的介绍并不是全盘吸收，他基于自己的理解，对其中尚未明确的问题进行阐发，体现了一个马克思主义者真正治学态度。

参考文献：

[1] (日)一海知義.河上肇そして中国[M].东京：岩波书店，1982：146.

[2] 胡华.中共党史人物传：第11卷[M].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83：111.

[3] 中国社会科学院现代史研究室,中国革命博物馆党史研究室.“一大”前后：二[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369-370.

[4] 罗仲全.谱写世纪光辉篇章的潜江两兄弟：李书城 李汉俊[M].武汉：武汉出版社，2005：188.

[5] 李汉俊.唯物史观不是什么？[N].民国日报:觉悟副刊,1922-01-23,31.

[6] 五四运动前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介绍与传播[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424.

[7] 李汉俊.怎么样进化[J].星期评论：第11号，1919-08-31.

[8] 田子渝.中国共产党创始人——李汉俊[M].武汉：武汉出版社，2004：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