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典重构视域下英国浪漫主义女性诗歌的接受与再接受

2013-04-11 18:34
关键词:华兹华斯史密斯浪漫主义

王 欣

(上海外国语大学英语学院,上海200083)

经典重构视域下英国浪漫主义女性诗歌的接受与再接受

王 欣

(上海外国语大学英语学院,上海200083)

传统的由男性诗人所主导的英国浪漫主义诗歌经典,忽略了女性诗人的文学地位和女性诗歌的文学价值,在当代经典重构的大潮中遭到了质疑。女性诗歌在浪漫主义时代有着辉煌的接受历程,只是在浪漫主义时代以降的接受史中由于选集政治、父权文化等原因被割裂于经典之外。而对于传统浪漫主义经典的男性诗人来说,他们亦有着不同的接受与经典化历程,这为女性诗人诗作在当代的再接受与经典化提供了历史支撑。当代西方对英国浪漫主义女性诗歌的再接受,促成了传统浪漫主义诗歌经典的重构。

浪漫主义;女性诗歌;接受历程;经典

浪漫主义时代是一个在政治、经济、思想等各方面都经历巨大变革的时代,正是在这样一个时代,使备受压迫和歧视的女性敢于揭露社会的不公,用文学创作来捍卫自己的权益。在英国文学史上,从未有过像浪漫主义时期有那么多女性积极参与到文学创作中来,她们“作为小说家、诗人及社会评论员,开始在数量上、在作品的销量上、在文学声誉上与男性竞争匹敌;仅仅在诗歌领域,大约就有900名女性被列入到了杰克逊(J.R.de J.Jackson)的最近的研究著述《女性创作的浪漫主义诗歌》之中”[1]4-5。

在18世纪末的英国浪漫主义前期,女性诗人的创作使她们迅速形成了一股清新的力量,“当时一些最为出类拔萃的诗人是女性——安娜·芭波德(Anna Barbauld)、夏洛特·史密斯(Charlotte Smith)以及玛丽·罗宾森(Mary Robinson)——华兹华斯和柯勒律治都非常崇敬她们(18世纪90年代后期,罗宾森任《清晨邮报》的诗歌版编辑时,华兹华斯和柯勒律治都是其下属),并从她们那里学到了一些诗艺”[1]1。而她们自己也敏锐地感觉到了女性的这种强大力量:“罗宾森……在1800年去世之前概括了当时的文坛状况,指出是女性文人主导了文坛。”[2]18719世纪二三十年代,第二代女性诗人开始活跃于英国文坛。兰登(L.E.Landon)和海曼斯(Felicia Hemans)是这段时期最受欢迎的诗人,她们在济慈、雪莱和拜伦去世后依然笔耕不辍,衔接起了从浪漫主义到维多利亚时期的过渡。

一 女性诗歌在浪漫主义时代的接受

女性诗人在浪漫主义时代的接受首先可以从其在文坛的地位及其影响上得到充分体现。史密斯作为十四行诗及浪漫派情感诗学的先驱,对华兹华斯、济慈等经典男性诗人的十四行诗创作产生了巨大影响。就像斯坦顿(Judith Phillips Stanton)在其《夏洛特·史密斯信札集》的前言中所总结的那样,“作为其时代最受欢迎的诗人之一,夏洛特·史密斯复兴了英国的十四行诗,影响了华兹华斯和济慈”[3]XXXI。“华兹华斯曾这样称赞史密斯:‘她对英语诗歌的实际贡献,比起其被承认的或是被记得的来说,要大得多’”[4]31。而柯勒律治在他1796年的有关十四行诗的介绍性论文中也将史密斯作为了一个主要的例子,他说,“那些十四行诗对我来说是最为精致优雅的,从中可以演绎出道德情操、情感或感情,而这些又都是与自然景色联系在一起的”[1]32。当时的《绅士杂志》(Gentleman’s Magazine)评论说,“当人们注意到史密斯夫人的十四行诗对莎士比亚及弥尔顿的超越有多大时,给她的赞誉实在是太微不足道了。毫无疑问,她为一种诗体带来了荣耀”[5]673。

芭波德从小就接受了良好的教育,她和丈夫共同管理一所学校,在知识圈子里小有名气。她在18世纪末撰写了一些具有政治意味的诗歌,表达了她的进步思想;而到了19世纪初,“她开始转向文学编辑工作,编撰了《塞缪尔·理查森通讯集》(Correspon dence of Sammuel Richardson)(六卷本,1804)、《英国小说家》(The British Novelists) (50卷本,于1810开始陆续出版)以及为年轻女性所编写的名为《女性发言人》(The Female Speaker)的诗歌与散文的流行选集”[1]24。这些文学编辑工作使得芭波德获得了一定的话语权,也证明了她在当时所具有的影响力。著名浪漫主义评论家赫兹列特就承认自己是读着芭波德的少儿读物长大的。另一名作为浪漫派先驱的女诗人罗宾森也是小时候就阅读了芭波德的诗歌,并在自己的回忆录中表达出对芭波德的崇敬之情:“我觉得这些诗歌是我曾看过的最美的诗歌,而那个创造出这种诗歌的女人是最令人钦羡的。”[5]590

罗宾森早在18世纪八九十年代就在《清晨邮报》等一些报刊上发表诗歌作品了。1800年罗宾森继骚塞任《清晨邮报》的诗歌编辑一职时,华兹华斯和柯勒律治都是其下属。1800年,罗宾森的《抒情故事集》(Lyrical Tales)由著名的朗文公司出版,同年朗文又出版了柯勒律治和华兹华斯的《抒情歌谣集》第二版,由此也可以看出罗宾森的作品在当时的影响度与认可度。“作为诗人,罗宾森为我们称之为浪漫主义文学的发展做出了主要贡献,影响了诸如柯勒律治和华兹华斯这样的经典诗人。”[6]382罗宾森还被当时的评论界称为“英国的萨福”,她的诗歌作品是现实世界的生动画卷。“《分析评论》(Analytical Review)评论道,‘各种微妙的多愁善感,有时是温柔的但更多时候是哀伤的,点缀有丰富而又美丽的意象,在甜美悦耳的诗歌中得到表达,如果这些能够使出自女性之手的诗歌作品配得上公众的赞誉的话,那么罗宾森夫人的诗歌就绝对应该得到这份喝彩’”[5]592。

“在19世纪20年代早期,海曼斯开始为《爱丁堡月刊》(Edin burgh Monthly Magazine)和《新月刊杂志》(New Monthly Magazine)撰稿,并获得多种文学奖项”[7]259。“在整个19世纪,她(指海曼斯)的作品被广泛阅读、编入选集、传诵并配以乐曲,在美国尤其受到欢迎并富有影响力……她去世的时候,受到了包括华兹华斯、兰登以及贝瑞特(Elizabeth Barrett)在内的许多诗人的颂扬——这表明了她同代人对她的高度评价……在她那个年代,海曼斯是布莱克伍德杂志①支付稿酬最多的作家,除了拜伦和司各特以外,她的书比同时代任何其它诗人都有着更好的销量”[1]812。在19世纪20年代评论界的眼中,海曼斯被称为“天才的女性诗人”,“《评论季刊》(Quarterly Review)赞扬其展现出了英国女士的得体优雅,而非有知识、有天赋的女性常有的那种病态行为”[8]259。《爱丁堡评论》(Edinburgh Review)的主编弗朗西斯·杰弗里(Francis Jeffrey)作为浪漫主义时代言辞犀利的文学评论家,他对于海曼斯的评价却是积极的、赞许的,宣称“她写出了英国最好的场景诗”[7]259。值得一提的是,“对她的作品表示钦佩与称赞的人包括雪莱、华兹华斯、雷迪·摩根(Lady Morgan),马修·阿诺德、威廉·迈克尔·罗赛蒂(William Michael Rossetti)、乔治·艾略特、伊丽莎白·勃朗宁,以及其它无数作家及有着敏锐鉴赏力的文学批评家”[5]275。

女性诗人在文坛的地位和影响也通过她们与当时一些著名的思想家、哲学家以及诗人等的密切往来和沟通而得以建立。这里有几个比较关键的人物,一个是托马斯·潘(Thomas Paine),另一个是威廉·葛德文(William Godwin),尤其是葛德文,他所建立的“葛德文社交圈(Godwin Circle)”中就有史密斯、罗宾森等人的积极参与。他还与史密斯等女性诗人保持着密切的通信往来,“葛德文的日记记录了1796年1800年间与史密斯的58次会见”[9]45。“史密斯与葛德文的交往似乎主要是通过90年代末她在伦敦多停留的那段时间里的社交往来而实现的……有着相同政治观点的文人墨客们将他们的文学作品作为政治思想交流沟通的一个渠道”[9]9。

而在与诗人的相互交往中,她们或者通过诗歌的形式直接进行对话,或者以通信或拜访的形式进行交流。“柯勒律治将罗宾森尊为‘毫无疑义的天才’,而对此赞誉罗宾森也回复了一首《致诗人柯勒律治》……”[1]92罗宾森在《致诗人柯勒律治》(To the Poet Coleridge,1800)中,对柯勒律治的《忽必烈汗》(这首诗柯勒律治写于1797年,但直到1816年才将其出版)进行了深刻地剖析,显示出罗宾森的敏锐洞察力,更表明了罗宾森与柯勒律治之间的惺惺相惜。这些也从另一个侧面反映出女性诗人在当时思想界和文学界的活跃。

女性诗人在浪漫主义时代的接受还可以从其作品再版的次数以及订阅其作品的人数上得到证明:史密斯的诗歌集《挽歌十四行诗》(Elegiac Sonnets)在1784年5月初版时就获得了巨大成功,在此后的几十年中,该诗集不断扩充再版,至1800年时已再版了8次之多。不仅如此,菲尔德曼(Paula R Feldman)谈到史密斯1787年的第五版《挽歌十四行诗》的流行与影响时说:“在817名订阅者中,有贺拉斯·沃波尔(Horace Walpole)、汉利埃塔·奥尼尔(Henrietta O’Neil)、威廉·海莉(William Hayley)、威廉·考伯(William Cowper)、坎特伯雷大主教以及威廉·皮特(William pitt)。”[5]674

罗宾森的诗歌作品颇受大众欢迎,“她的第一部单卷本诗集于1791年出版时,就有大约600名订阅者”[10]208。芭波德出版于1773年的《诗集》(Poems)至1777年就再版了5次。而兰登第一部重要的诗歌集《女即兴诗人》(The Improvisatrice,1824),在出版的第一年就重印了6版。“1820年,年仅17岁就在《文学公报》(Literary Gazette)上发表了第一首诗歌,后来不久就成为该杂志的主要作者和评论员”[1]1034。

弗雷西亚·海曼斯是一位多产的女性诗人,她“可以说是19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读者最多的诗人”[11]407。维多利亚时代,海曼斯的作品被收入学校的教材之中,而且她在大洋彼岸的美国也颇受欢迎,“哈佛大学的教授安德鲁斯·诺顿(Andrews Norton)和批评家安德鲁·皮博迪(Andrew Peabody)将海曼斯的作品抬高到了超越弥尔顿和荷马的高度”[5]278。这些浪漫主义女性诗人的诗歌作品都是经过多次再版印刷,有着众多的拥趸,她们在当时受欢迎的程度由此可见一斑。

女性诗人在浪漫主义时期有着旺盛的创作力和广泛的影响力,那些来自浪漫主义时期评论界的声音,在肯定女性诗人诗歌创作与成就的同时,也使她们已经成为了评论界关注的焦点,成为了受到热议的文人,成为了浪漫主义文坛不容小觑的一股力量。但当历史进入维多利亚时代以后,随着现实主义小说的兴盛,“机车已经替代了史诗”,女性诗歌在评论界的声音也是日渐式微,慢慢封存到了历史的长河之中[12]148。

二 传统浪漫主义诗歌经典的建构与解构

哈罗德·布鲁姆在其《批评、正典结构与预言》中谈到浪漫主义诗歌产生的背景时说,“在仅仅两代人之中,就产生了六位伟大的诗人,这真是令人惊讶的现象”[13]157。而布鲁姆所提到的这六位伟大的诗人就是传统的英国浪漫主义诗歌批评所建构的经典,也即华兹华斯、柯勒律治、布莱克、拜伦、雪莱和济慈。然而这六位诗人被接受以及被经典化的经历也是各不相同的,实际上,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对于哪些浪漫主义诗人才堪称经典始终有着不同的声音。

华兹华斯是浪漫派诗人中得到普遍推崇的诗人,但是他在1798出版《抒情歌谣集》时还是一无名小辈。诗集出版后受到了评论界的肯定与褒扬,骚塞在1798年10月的《每月镜刊》(Monthly Mirror)中写下了赞誉之词,强调该诗集的作者一改以往秕糠派那浮夸的文风,纠正了秕糠派那“腐化的审美”,新开一代诗风。在1799年10月的《英国批评家》(British Critic)以及1800年4月的《反雅各宾评论》(Antijacobin Review)中,都有着对《抒情歌谣集》的好评。“这些评论将《抒情歌谣集》树立为一部‘天才’作品,将其作者尊崇为具有‘非凡才华’的诗人。”[14]586随着1800年《抒情歌谣集》第二版及其序言的出版,华兹华斯更是声名鹊起,迅速建立起来自己的文学地位。但值得注意的是,浪漫主义时代的评论界对他的批评也是始终存在的。在19世纪初期的英国文学评论界享有一定声誉的《爱丁堡评论》主编弗朗西斯·杰弗里的评论思想代表了19世纪初保守的文学批评,他对华兹华斯、柯勒律治等带有创新性的浪漫诗风给予了犀利的抨击,抨击的是“他们以自我为中心的自我关注、对社会形态带有怨恨的不满及德国神秘主义的腔调,最重要的是,他们在语言及主题方面对于艺术标准的忽视”[8]295。

尽管如此,华兹华斯在浪漫主义时代以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都被奉为浪漫主义诗歌创作的引领者。由于华兹华斯对于浪漫派诗学的贡献,又由于他政治观点的相对保守,也由于他的丰富多产的创作,他的地位与影响在整个浪漫主义时代得到牢固地建立。在浪漫主义时代以降的浪漫主义批评中,他也始终被树立为浪漫派的最杰出代表。但是,其他五位诗人的经典之路却并非一片坦途。

布莱克的诗作从19世纪末才开始受到一些人的推崇,“确切的说,布莱克是在20世纪40年代之后才逐渐为人们所熟悉的。……济慈的诗歌作品直到19世纪后半叶才流行开来,而对柯尔律治的真正研究也是在20世纪随着利维斯通·洛沃斯(John Livingston Lowes)的《通向元大都之路》出版才形成了热潮”[15]143。济慈对自己的文学创作始终信心不足,他的作品在他在世期间亦没有取得他想要的成就。他病死他乡后,应他的要求其铭碑上写着“这里安眠着一位名字写在水上的人”[16]311,他无论如何也不会想到自己的作品会成为浪漫主义的传统经典。拜伦在浪漫主义时期颇受欢迎,但由于他变化多样的创作风格,使他有悖于以华兹华斯为代表的主流诗人,因而在19世纪后期的评论界眼中扮演着失语的角色。20世纪对拜伦的重新认识是对浪漫主义文学研究的一种视野的拓宽,而20世纪后期的对女性诗歌作品的再解读与再接受,更体现出越来越包容的学术视野与胸怀。

总结来看,这些男性诗人也是在某个时候由于某些人的重新挖掘而得以走向经典的。当然,他们经典地位的建立也与他们的诗学理论建构密切相关,从华兹华斯的《〈抒情歌谣集〉序言》到柯勒律治的《文学生涯》,再到雪莱的《诗辩》、济慈的《济慈书信集》等,这些著述使得浪漫主义诗学理论不断丰富发展,影响了包括20世纪形式主义在内的文学理论②。

在传统浪漫主义诗歌经典建构的过程中,因不同时期文化思潮、文学思想的不同,就会产生对诗歌作品的不同接受与评价,也就是说,那些男性诗歌作品经典性的建立同样离不开经典建立之时的文化思潮。同样,对这些传统经典的质疑与解构也发生于不断发展变化的文化背景之中。如果将女性主义与文学经典问题联系在一起,最直接的表现就是女性主义批评家们通过对女性作家作品的再解读与再接受,来解构男性为主体的传统经典。对此,卡润就毫不含糊地提出了当代对浪漫主义文学史的质疑:“在18世纪90年代的英国,女性小说家要多于男性小说家,剧院实际上是由女性所主导,而且随着贝利③声名与影响的扩大更加如此。在诗歌领域,……女性的地位同样是主导性的,至少是一度如此,而就是在这点上,我们现有的历史所进行的扭曲是最明显的。”[2]185-186章燕也总结说:“把原本十分活跃的诗歌态势仅仅归纳为由几位主要诗人代表的浪漫派诗歌,从而完全忽视甚至压制同时期的他种诗歌美学主张和创作风格,这不能不说是对该时期诗歌美学走向的一种误导。”[15]142

带着当代多元的文化视角再来审视浪漫主义时期的诗歌创作,自然也会投射出浪漫主义的多元性,这种多元性尤其体现在女性诗人的诗歌创作中。要消解浪漫主义文学创作的统一性,再现其多样性,就必须对现有的经典进行解构,但解构的目的不是颠覆,而是丰富。正如罗斯(Trevor Ross)所说,当代学界对女性作品的再解读与再评价,“不是对文学经典的削弱,而是对其范围的扩大”[17]372。

“当代的历史批评、女权主义批评和后殖民主义批评寻求对浪漫主义诗歌经典的破除……。然而,他们想要打破的这个经典本身在当时并没有包括‘浪漫主义时期’倍受欢迎的那些作家。”[18]3那么哪些诗人在浪漫主义时代倍受欢迎但却被排除在了经典之外呢?通过分析与梳理女性诗人在浪漫主义时代的接受,可以看出女性诗歌在浪漫主义时期“倍受欢迎”,但却被排除在了经典之外。在当代对浪漫主义诗歌经典质疑的过程中,女性诗歌作为一个整体得以浮出水面,它们开始进入大学教材,入选经典选集,正在经历着在当代的再接受与经典化的历程。女性诗歌在当代西方的再解读与再接受,反过来又逐渐还原出了女性诗歌在浪漫主义时代的影响与成就。

三 女性诗歌的再接受与浪漫主义经典的重构④

当代人们所谈论的浪漫主义诗人、浪漫派,在浪漫主义时期并没有被当作一个整体,实际上“直到19世纪60年代,人们才普遍接受将‘浪漫派’作为一个集合名词来概括布莱克、华兹华斯、柯勒律治、司各特、拜伦、雪莱和济慈等,才开始对‘英国浪漫主义诗人’究竟是什么样子有了某种公论。……直到20世纪,才有了对抽象的‘浪漫主义’的分析讨论,它才成为关于艺术、想象和语言的种种理论中的一个被广泛接受的术语”[19]1。而传统的浪漫主义经典在建构的过程中则过多地考虑了“浪漫派”的一致性,忽略了这段诗歌创作全盛期的多样性,导致了传统经典的片面性。就像章燕所总结的那样,“而20世纪的传统浪漫主义诗歌批评却在认同浪漫主义诗歌主流的同时淡化了诗歌发展的多样性,使得浪漫主义诗歌主流之外的诗坛受到了遮蔽”[15]142。而女性诗歌便是被遮蔽于主流之外的一个整体,它们在当代西方的再接受无疑是对这种传统经典片面性的有力回应。

经典是一个动态的、开放的文学系统,经典的建立、扩充甚至删减都会由于不同时期的审美、政治等因素而发生。“接受史告诉我们,即使是但丁、波堤切利、卡拉瓦乔,甚至巴赫和蒙特威尔第,也都经历了长时间的淹没,直到人们的谈资发生了变化,他们才得以复活”[20]28。

男权文化的文学史有意湮没了女性诗人的作品。这是对现有文学史的批判,是对文学经典的质疑。那么,为什么历史会有这样的扭曲呢?除了父权文化中的选集政治,还有一个因素值得关注:在19世纪,接受教育尤其是大学教育的女性为数甚寡,而教育机构作为经典的有力推动力量,自然也就忽略了这一小部分受众。20世纪,尤其是20世纪下半叶,经过了两次世界大战和诸多民族解放战争,世界各地的意识形态都或多或少发生了变化,女性对平等地位的呼求成为了显在的声音,女性接受教育得到了越来越广的普及。这种变化也促使更多的女性作品进入教材,因此,对于英国浪漫主义诗歌来说,“现在所有英语国家的学生既学习布莱克和华兹华斯,也学习玛丽·海斯(Mary Hays)和罗宾森;既学习拜伦和雪莱,也学习海曼斯和兰登”[21]4。

由乔治·本杰明·伍兹(George Benjamin Woods)所编写的《浪漫主义运动中的英国诗歌与散文》(English Poetry an d Prose of the Romantic Movement)自1916年出版后,就进入了英美大学的课堂,其中除了收录有包括华兹华斯等在内的六大经典诗人及其他男性诗人外,还收录了两位女性诗人,她们是乔安娜·贝利和弗雷西亚·海曼斯,这说明这两位第二代的浪漫派女性诗人在20世纪初的时候仍然具有一定的影响力。

尽管桑德拉·吉尔伯特和苏珊·格巴在《阁楼上的疯女人》(The Madwoman in the Attic,1979)中并没有提及英国浪漫主义女性诗人,但在她们编撰的《诺顿女性文学选集:英语的传统》(The Norton Anthology of Literature by Women:The Tradition in English,1985)中,却收录了三位女性诗人,她们分别是夏洛特·史密斯、范妮·伯尼(Fanny Burney)和玛利亚·艾兹沃斯(Maria Edgeworth)。

就当代西方对英国浪漫主义女性诗人的重新接受方面,以史密斯为例,比较重要的是1992年乔纳森·华兹华斯(Jonathan Wordsworth)编写的《夏洛特·史密斯:1789年版挽歌十四行诗》(Charlotte Smith:Elegiac Sonnets)以及1993年卡润(Stuart Curran)编写的《夏洛特·史密斯诗集》(The Poems of Charlotte Smith)。朱迪思·P·斯坦顿(Judith Phillips Stanton)2003年所编写的《夏洛特·史密斯信札集》(The Collected Letters of Charlotte Smith)中收录了近500封信件,有写给出版商的、律师的,也有写给亲戚朋友的,生动再现了一位多产女作家坎坷的人生命运和出色的文学思想,也勾勒出了18世纪末19世纪初英国的社会状况,尤其是当时女性的生存状况。西尔维亚·摩根桑(Sylvia Mergenthal)也在其《夏洛特·史密斯与浪漫主义十四行诗的复兴》一文中指出,当代对于史密斯的重新接受提出了“几个相互关联的问题,……最重要的就是文学经典的问题”[22]67。

英国浪漫主义女性诗歌的当代经典化离不开政治与文化的建构。在浪漫主义早期,女性主义开始萌芽,女性意识开始觉醒,出现了大批女性文人、思想家,她们在浪漫主义时代取得了卓著的艺术成就,但由于女性的特殊身份与地位,使得她们的作品湮没于男权文化为主导的文学历史。历史进入20世纪下半叶以后,随着女权运动和女性主义文学理论的发展成熟,随着解构主义思潮对文学经典的质疑与颠覆,被剥夺了话语权的女性诗歌开始被重新挖掘,进入了大学课堂,收入了经典选集,开始了当代经典化的历程。这充分说明了文学与政治、经典与文化之间的密切联系。

章燕在谈到浪漫主义诗歌研究的后现代多元化走向时就说:“历史是当代人眼中的历史,传统可以随着美学观的改变而不断再生。有些被遗忘的人们和诗作在美学观发生转型之时又会被人们唤醒,生发出新的活力,这一时期的诗歌也不例外。”[15]142对于英国浪漫主义女性诗歌而言,由于当代女性主义思潮的涌动引发了对以往女性作品的关注,使得人们重新去考察由男性主导的文学史,力图还原一个更为完整、更为丰富的浪漫主义文学史。正如沈建青所总结的,“传统的文学研究领域几乎完全以男性的文学创作实践为中心,充斥着大量对女性的歧视和偏见。这种认识和发现通过大胆挑战和质疑以男性为中心的文学标准,使得女作家、女评论家与理论家们的作品恢复了应有的文学地位,推动和促进了文学研究的更新和完善”[23]229。这种修订与完善不仅仅是对女性的尊重,也是对自由、平等、文明、进步的尊重。

英国浪漫主义女性诗歌由浪漫主义时代的兴盛到19世纪后期至20世纪70年代的湮没,再到20世纪80年代以降的再接受,这里涉及到性别政治导致的选集政治。经典的建立不仅受文本当时的历史、意识形态、话语和社会氛围的制约,更受到文学选集政治的左右,文学选集的编撰标准不完全是美学的标准,而是出于对当时社会价值观的考虑。经典不可能凌驾于文化和价值之上,经典代表了社会的主导话语权,因此也就必然地带有政治性。

文学作品本身并没有变化,只是读者、接受者发生了变化,用克默德的话说就是,“我们用自己更为丰富的概念赋予了变革以动力”。克默德用的是音乐的例子来说明“音乐史路线图”是如何“被重画”的,他说:“通过历史性的理解行为,我们已经使得这种音乐具有了现代性,我们已经变革了它,并释放了它的愉悦能量。因此,经典得以扩展。”[20]32批评家们对某些作品的重新挖掘,其实并不完全是为这些作品正名、恢复这些作品应有的文学地位,而是通过这种带有新意的、陌生化的挖掘,来凸显和宣扬自己的批评思想。尽管克默德认为对某些作品的重新接受并非都是源自专业学者,但是不得不承认,放眼文学经典的接受史,更多的时候是批评家们通过对文学作品的褒扬或贬抑来推行自己的批评思想。在这种情况下,经典被赋予了更新与变革的动力。

注释:

①19世纪初的英国,报刊杂志也分别支持辉格党和托利党,比如《爱丁堡评论》支持民主的辉格党,而《爱丁堡月刊》则支持保守的托利党。《爱丁堡月刊》在1817年创刊最初并没有取得成功,于是创办人威廉·布莱克伍德便亲自担任主编并将刊物改名为《布莱克伍德的爱丁堡杂志》(Blackwood’s Edinburgh Magazine),并逐渐形成了一定的影响力。

②有关英国浪漫主义诗学理论与形式主义批评之间的关系,详见笔者的论文《论形式主义批评的浪漫主义渊源》,《东岳论丛》,2010年第2期。

③乔安娜·贝利(Joanna Baillie,1762-1851),被认为是英国浪漫主义时期最为杰出的女性剧作家。

④有关具体的英国浪漫主义女性诗歌在当代西方的再接受,详见笔者的论文《英国浪漫主义女性诗歌的当代经典化》,《外语与外语教学》,2011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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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Reception and Re-reception of the British Romantic Female Poetry under the Perspective of Canon Reconstruction

WANG Xin
(College of English Language and Literature,Shanghai International Studies University,Shanghai 200083,China)

The traditional male-dominated canons of British romantic poetry ignore the literary status of the female poets and the literary values of their poems,and thus suffer from questioning and challenging in the contemporary tide of canon reconstruction.The female poetry has glorious reception in the era of British romanticism,while since then,it has been excluded from the canons due to such reasons as anthology politics and patriarchy culture.However,as far as the classic male poets are concerned,they do have different reception history,which sets the historical support for the contemporary re-reception of the female poems.The re-reception of the British romantic female poetry in the contemporary west promotes the canon reconstruction of the traditional romantic poetry.

romanticism;female poetry;reception history;canon

I561.072

A

1000-5315(2013)03-0119-07

[责任编辑:唐 普]

2012-04-17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一般项目“当代视域下英国浪漫主义诗歌经典重构研究”(项目编号:11YJC752028)。

王欣(1975—),女,山东蓬莱人,文学博士,上海外国语大学英语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是西方文论、英国诗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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