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学科视域下的高校毕业生就业流动与社会分层之关系

武毅英　刘莹

摘 要：高校毕业生的就业流动可形成初步的社会分层，对该问题进行多学科聚焦，将有助于厘清其关系机理，寻找学科间的差异，发现新的观点。研究表明：教育差异是影响高校毕业生阶层流动的主要原因，这是教育学与人力资本观点较为一致的地方，而非主流经济学则认为，制度因素才是决定个体阶层流动的关键；社会学认为，后致因素与先赋因素均有助于实现就业流动中的相对公平，前者可淡化阶层流动差异，后者可强化代际流动；历史学的观点则具有时代性，即高校毕业生的就业流动表现为精英时期的“个体显著”与大众时期的“整体显著”；组织学观点认为，两者的关系具有整体性与动态性，受到主、客体及多种影响因子所构成的组织的制衡与影响。

关键词：高校毕业生；就业流动；社会分层；多学科视角

中图分类号：G64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1610（2013）02-0076-07

一、引 言

高校毕业生就业流动是社会流动的一部分，影响着社会分层初步结构的形成。社会流动是从动态的角度研究社会分层结构分化的量变过程，而社会分层是从静态的角度研究社会分层结构分化的质变过程。认识就业流动与社会分层的相互影响具有深远的意义。对于这一问题的多学科研究则有助于提供新的研究方法，拓展新的研究思路，寻找学科间存在的差异，发现新的观点和结论。正如美国学者伯顿·克拉克（BClark）在《高等教育新论》的导言中所说[1]：

各门社会科学及其主要的专业所展开的广泛的观点，为我们提供了了解高等教育的基本工具，不管这个学科是历史学，经济学或政治学，还是其他社会科学，都给我们提供了考察世界的方法，我们可以把它应用到高等教育的部门中来。

潘懋元教授也曾指出：“多学科的高等教育研究对高等教育理论体系的建设，是一项重要的准备工作。”[2]2所以，对大学生就业流动与社会分层的关系进行多学科的研究，对建构大学生就业理论体系具有深化和拓展的作用。

对高校毕业生就业流动与社会分层的关系研究，首先，需要简单介绍一下社会分层与社会流动的概念。社会分层与社会流动是社会学上的两个概念，他们永远是交织在一起的。[3]社会分层简单地讲就是社会阶层的划分，这里所说的社会阶层是指按照一定的社会标准，把社会成员划分为若干个等级，处在同一等级的人便构成了一个社会阶层。个体在社会阶层中的流动即是社会流动。可见，社会分层和社会流动是一种事物的两种形态。[4]1

二、高校毕业生就业流动与社会分层关系的教育视角

教育在阶级、阶层形成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它已经成为个人获得社会地位的重要途径。[5]在现代社会中，学校教育正越来越成为一种重要的流动资源。接受的教育程度越高，越容易获得高阶层的职业，居于社会阶层结构的上层。[6]

（一）学校教育是个体向上流动的基础——教育层次决定职业层次

早在1927年，美国社会学家索罗金（P.A.Sorokin）在他的《社会流动》一书中，就提出学校是使人从社会底层向社会上层流动的电梯，学校通过考试来进行选拔，从而决定人们的社会地位。美国学者罗伯特·詹姆斯·哈维赫斯特（R.J.Harvighurst）持相同观点，他认为教育将成为个人向上社会流动的重要工具，欠缺教育或教育失败将成为个人向下社会流动的主因。可见，学校教育有助于促进个体的向上流动，具有保证社会良性运转，从而形成合理社会分层的功能。这种流动是社会活力的源泉，是促进社会发展的保证。

20世纪60年代，布劳·邓肯（Blau Duncan）通过模型证明了教育对个体社会分层的影响。基于对美国职业结构的研究，他们绘出了美国公民的个人实现路径图，该模型表明，在美国对个人的职业地位影响最大的是他所受的教育。日本学者麻先诚对日本高等教育与职业关系的调查也证实了英才地位与高学历之间的密切关系。[7]在我国，陆学艺课题组通过数据分析发现受教育程度是人们获得初次就业职业地位的最主要因素。[4]187这些调查研究证明了一个结果，即高校毕业生通过接受高等教育，流动到更好的职业岗位。获得教育的程度在一定范围内决定了职业层次的高低，而职业层次在相当程度上决定了一个人的经济资源和组织资源，从而决定社会分层。[8]实现这一过程则主要依赖于文化资本对高校毕业生的作用。

（二）文化资本是个体向上流动的资质——拥有文化资本才能拥有好职业

文化资本是“新”教育社会学的代表人物布迪厄（Pierre Bourdieu）提出的理论，它是相对于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而言的，包括三种存在形式。一是具体的状态，以精神和身体的持久“性情”的形式而存在；二是客观的状态，以文化商品的形式（图片、书籍、词典、工具、机器等等）而存在；三是体制的状态，以一种客观化的形式而存在，这一形式必须被区别对待，因为这种形式赋予文化资本一种完全是原始性的财产，而文化资本正是受到了这笔财产的庇护。[9]从文化资本的三种存在形式看，通过高等教育，学生获得了三种文化资本，这三者所占的比例不等，这种差异，不仅反映在不同类型的学校之间，也反映在同一学校内不同的学生身上。但不管具体的差异情况如何，有一点是共同的，即通过高等教育，学生获得了体制状态的文化资本——毕业证书。

对于高校毕业生而言，获得体制状态的文化资本才是最直接也最重要的。因为毕业证书或者说学历，虽然其本身只是一种象征性的“符号”，但在现实社会中它已确确实实成为了一种谋取好职业的“敲门砖”。在高校毕业生的就业流动中，无论是对区域流动的选择还是对行业流动的选择，最终目标都指向职业，因为职业是测定毕业生个体就业质量、成功与否的关键性指标之一，它代表着收入的多寡（不同的职业有不同的收入）、社会声望的高低（个体的职业声望决定着个体的社会声望）以及社会权利的大小（不同的职业层次所履行的责、权、利不同，因此具有不同的社会权利）。

在当代社会，许多职业要求求职者拥有“一高（高学历）多证（各种资格证）”，高等教育对于就业流动和社会分层的资质作用由此可见一斑。高等教育对受教育者按照不同层次、类型、专业等分流培养，使学生具备了选择职业、进行较高层次社会流动的初步资格，为进一步完成向上社会流动奠定了基础。[10]不同层次的教育决定着不同层次的职业选择，也影响着社会个体今后在社会阶层中的地位。因此，在某种程度上，接受高等教育的社会个体选择什么样的高等教育层次、类型和专业，也就意味着其将来流动到什么样的社会阶层。

三、高校毕业生就业流动与社会分层关系的经济视角

对于高校毕业生的就业流动，经济学家更关注的是个体未来的收益问题。但是从不同的经济学理论对高校毕业生就业流动与社会分层进行考察，会发现得出的结论存在差异，甚至相悖。

（一）人力资本存量是决定个体向上或向下流动的关键

在西方主流经济学中的人力资本理论看来，接受高等教育是一种人力资本的投资行为，个体通过人力资本的拥有来获取就业市场的主动权。洛克斯基（J. Rotkowski）等人用计量经济学模型验证了这一结论，他们的研究证明：人力资本水平较高的人找工作所花的时间更少，而且收入更高。[11]杜桂英等的研究也发现，高校毕业生在高等教育阶段所积累的人力资本对毕业生就业产生更显著的积极影响。[12]我国的学者利用模型同样证明了人力资本在大学生就业中的作用。研究表明，随着人力资本量的积累，其发挥的作用将越来越大，个体的就业水平会越来越高，当人力资本的积累达到一定值时，则没有任何失业风险。[13]显示人力资本存量与投资收益之间的关系密切。

工资作为投资收益的具体回报，同时影响着高校毕业生在就业市场上的职业搜寻。高校毕业生作为求职者在劳动力市场上搜寻职业时，会对工资水平划定一个起码的“心理价位”，这个价位往往是根据自己的学历程度、劳动力市场上的工资分布、求职过程中花费的成本等情况来划定的。毕业生心目中的理想工作，往往与社会约定俗成的社会分层密切相关，社会地位一般与职业的社会声誉、收入高低密切相关，社会声誉、收入越高的工作往往也越接近毕业生心目中的理想工作。当工资水平无法达到预定的“心理价位”时，高校毕业生就会继续寻找工作，直到找到理想的工作为止。可见，人力资本存量与就业中的向上或向下流动所最终形成的社会分层是密切相关的。

（二）教育信号传递将影响个体的教育投资收益和就业流动

筛选理论（非主流经济学）虽然也赞同人力资本理论关于“投资教育的目的在于最终收益”，然而，该理论也有自己不同于人力资本的观点，即教育投资的最终收益高低还与个人所传递的教育信号（如学历、文凭或证书等）及所处的社会地位密切相关。人们之所以愿意投资高等教育，是因为高等教育与收入之间存在着正相关性，龙其是能传递出被雇主或用人单位看重的教育信号，所以人人都想制造教育信号。然而，教育信号的发送与调整是有成本的，不是任何人都可以实现市场工资与信号成本的最优比率的，只有那些具备高生产率、高能力的人进行教育投资才能获得高回报，这种回报通常是以工资的形式来实现的。[14]工资是一种经济关系或经济地位的象征，它是大学生就业流动优先考虑的因素之一。由于在完全竞争的劳动力市场下，工资等级的制定是依学历层次的高低来确定的，因此学历文凭往往被当作自我推销的“品牌”或“筛选符号”，以引起就业单位或雇主的关注，然而，教育符号不是任何情况下都是货真价实的，即文凭只给雇主提供甄别教育程度的工具，但具有同等文凭的人未必都具有同等的能力。

（三）劳动力市场分割是导致个体向上或向下流动的关键因素

劳动力市场划分理论（非主流经济学）认为，现实中的劳动力市场是被划分为相互隔绝、自成体系或非竞争的两大部门：即主要劳动力市场和次要劳动力市场。主要劳动力市场是指大公司和政府部门所提供的工作，具有较高的工资、良好的工作环境和职业培训机会，而且职业有保障，享有较高的社会地位、平等权利以及晋升机会。而次要劳动力市场则主要是由小企业、小公司提供的工作岗位，往往工资报酬较低、没有职业保障、流动性大、工作环境差、规章制度严厉，很少有进一步发展的机会，属于社会地位较低的层次。该理论认为，能决定毕业生进入哪一个市场的关键不是教育因素而是非教育因素（即种族、性别、城乡等）。

目前，我国劳动力市场仍处于一种低级形态，使得城乡之间、地区之间、省际之间、行业之间和不同所有制类型的企业之间所形成的劳动力市场是被分割的，而非一体化的。[15]由于劳动力市场划分形成了“高门槛”的高价劳动力市场和“低门槛”的低价劳动力市场，两者之间的巨大差异给求职者在主、次劳动力市场之间的正常流动设置了障碍，即主要劳动力市场劳动力往次要劳动力市场流动“易”，而次要劳动力市场劳动力往主要劳动力市场流动“难”。从高校毕业生的就业流动机理来看，当毕业生迫于家庭、性别、城乡因素而不得不进入次要劳动力市场后，往往会因为对工作现状不满意而频繁地变换岗位，但由于次要劳动力市场的特征使然，他们想重新流入主要劳动力市场的希望会因为耗费更多时间与成本而变得十分渺茫，只能在次要劳动力市场中不断跳槽；而另一方面，当毕业生进入主要劳动力市场后，即使对现行工作不满意，但考虑到两个劳动力市场中所获得利益的巨大差距，通常不会再选择流向工资和劳动条件都比较差的次要劳动力市场就业，也因为如此，多数毕业生宁可选择待业或失业，也不愿意流向次要劳动力市场就业。

四、高校毕业生就业流动与社会分层关系的社会视角

社会学对于流动的关注，更多的是探究流动的原因与结果。个人的每一次流动，都会使他获得一个社会地位。因此，社会学家主要关心的问题便转化为：是社会给自己后天获得的资源影响了他的社会流动，还是他先天继承的资源影响着他的社会流动？前者就是所谓的“后致性因素”，如个人的受教育程度等便是影响个体社会流动最主要的后致性因素。后者被称为“先赋性因素”，如家庭背景、父母职业情况等。[4]181

（一）社会分层的显规则——后致因素（文化资本）有利于弱化社会阶层差异

社会学家认为，社会分层与社会流动是社会发展的常态，是开放型社会的特质。它不仅是实现社会地位结构调整的主要手段，也是社会个体改变职业、获取社会地位、财富和声望的必要途径。[16]后致性因素主导的社会，往往意味着个体有较大的自由选择的机会和发展空间。高校毕业生通过接受高等教育，进行合理有序的社会流动，这意味着个体依赖后致性因素的程度大大超过依赖先赋性因素的程度，有利于弱化社会地位不平等的差异，缓解社会冲突，协调社会关系，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畅通的高校毕业生就业流动渠道，对于社会稳定和提高社会的公平感极其有利。这是社会分层的显规则——教育为个体获得好职位提供必需的文化资本，有了好职位就会有高收入，高收入是保证高质量生活的重要因素，也是进入富裕阶层的经济资本。

（二）社会分层的潜规则——先赋因素（家庭资本）有助于促进代际间的向上流动

在社会分层的过程中，不仅包括上面提到的显规则，同时也存在另外一种情形，即社会流动的潜规则——获得高收入、高地位并不完全取决于所受的教育程度（文化资本），个体在出生时就确定的特征更为重要，[17]这一特征表现为家庭因素对于个人社会地位的影响，也可以称之为代际传递。这种与生俱来的特征是先赋因素，也可称为社会资本。伦敦大学经济学院的史蒂芬·梅钦（Stephen Machin） 通过定量分析对教育程度和代际流动的关系进行了研究，得出的结果让那些相信教育能促进代际流动的人感到沮丧。研究强有力地证明，在英国，代际间的流动性随着时间正逐渐下降，教育规模扩张使有钱人家的孩子从中受益，这种扩张不但没有减轻代际间的不平等，反而加剧了现存的状况。[18]哈尔西（A.H.Harsey）的研究也同样证明：随着经济、社会和教育的改革和发展，“教育逐渐成为代际之间地位传递的中介”，“代际间的流动过程，既是教育日益对其发挥支配作用的过程，也是先赋因素像教育一样竭力表现自己的过程”。[19]他的研究能够明确展现教育和家庭背景对个人社会地位的具体影响。目前，社会流动的潜规则越来越高于显规则对高校毕业生就业的作用。在同样的教育水平下，社会出身低微的青年就业状况不如出身殷实家庭的青年，前者多是流向次要劳动力市场，从事社会阶层中不受“重视”的职业，收入不高，后者则从事着社会阶层中地位较高的职业，收入丰厚。可见，“社会资本”在劳动力市场上极其有利，享有充分的社会资本可以获得更好的职业，流动到更高的社会阶层中去。

如此而言，资本的运用与进入就业市场之间就出现了一种微妙的关系。正如布迪厄所（P.Bourdieu）说的那样，为了进入劳动力市场，年轻人不仅要调动教育获得（文化资本），还要调动物质获得（经济资本）和关系网络（社会资本）。于是，真正的“再生产策略”被利用起来。个体或其家庭有意识或无意识地倾向于保存或改善其遗产，并同时维持或提高其在阶层关系结构中的地位。[20]因此，在高校毕业生就业现象的背后，出现了一代人向另一代人传递社会身份的现象。当社会分层出现阶层传递时，社会的公平性也将再次面临挑战。

五、高校毕业生就业流动与社会分层关系的历史视角

自公元587年建立科举制度以来，中国传统社会开始建立起下层社会向上层社会的流动机制，[21]这是我国传统社会能够保持两千年相对稳定的重要原因之一。“学而优则仕”的观念深入人心，各个朝代数以万计的莘莘学子通过这条路来改变自己的命运。进入现代社会后，这种阶层流动机制依然沿袭着，只是随着社会变迁不断进行调整而已。国外的阶层流动也是如此。在英国，教育尤其是精英教育，是促进不同社会阶层，特别是社会中上阶层流动与整合的武器，为个人走向政治和经济成功打开了重要途径，打通了中下层民众子弟走向成功的道路。[22]97从历史学的角度对近代大学进行考察，可以看出高校毕业生的就业流动经历了从“个体向上流动显著”到“整体向下流动显著”的演进过程，这一过程还将随着社会、经济和高等教育的发展继续演变。

（一）高等教育精英化时期的“个体向上流动显著”阶段

在精英教育阶段，接受高等教育的社会成员数量极少，高校毕业生的群体规模不大，就业流动对社会分层的整体影响较小，但对社会个体的影响极为显著，使得接受高等教育的社会成员大都实现了较好的、向上的社会流动。早在19世纪，圣约翰学院的曼塞尔就曾言，在德国，律师、医生、公务员、教师等都是大学培养出来的。[22]130英国亦是如此，李立国对英国工业化时期各个大学的研究得出，教育是再造英国精英、促进社会稳定的重要机构。英国工业化革命时期以公学与牛津、剑桥为代表的精英教育体系在促进社会各阶层，特别是中上层的流动与整合方面起着重要作用。[22]96叶赋桂对我国近代高等教育的研究表明，教会学校和新式高等学校使一些平民家庭出身的社会成员成为商界、政界、军界、外交界的突出人物或思想界、教育界、学术界的领导者。[23]在精英教育阶段，高等教育确实使一些普通家庭出身的子女实现了“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的愿望，取得了显著的向上社会流动。但这一时期高等教育的社会流动功能十分有限，流动规模较小，[24]仍处于“个体向上流动显著”阶段。

（二）高等教育大众化时期的“整体向上与向下流动显著”阶段

从20世纪60年代起，高等教育开始离开精英教育的轨道，向大众化乃至普及化的方向发展。高等教育进入大众化阶段之后，高校毕业生流动的整体性作用逐渐显现出来。主要表现在受教育人数和教育机构数量的增加，以美国为例，在1900年，高等教育的入学率为4%，入学人数为2376万人，高等学校为977所；到1970年，入学率已达40%，人数为792万人，1968年高等学校2483所。其他发达国家的高等教育虽然没有美国发展得快，但发展速度亦很惊人：法国在这70年间入学人数增加了20倍，英国增加了236倍。[2]42受教育群体的数量扩大，促使高等教育对受教育者群体的整体影响逐渐大于个体影响。我国也是如此，2009年全国具有高等教育文化程度的人口数达到8200万，他们大都工作在社会各个行业的重要与非重要岗位上。[25]这种整体向上与整体向下流动的状况，对于社会的整体发展较为有利，但是对于个体的影响程度开始减弱。随着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高等教育的普及化将使社会成员普遍接受高等教育，高等教育对于个体向上流动的促进作用将持续减弱。

六、高校毕业生就业流动与社会分层关系的组织视角

高校毕业生就业流动与社会分层之间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它受主体、客体和多种影响因子构成的组织的作用，该组织包括高校、政府、社会、学生等。在就业流动与社会分层的过程中，组织内的各方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相互促进。

（一）高校是引导高校毕业生就业流动与社会分层的教育主体

高校毕业生的就业情况是考查高等学校人才培养质量的一个重要指标，因此，高等学校具有对高校毕业生实施就业指导的重要任务。高校要对毕业生提供就业指导和求职技巧培训，增强弱势群体的就业能力。[26]学校的就业指导应与学生的就业能力培养相契合，关注学生的实际需要，就业指导在内容上要注意系统性、科学性、前瞻性和创造性。同时，高校要不断提高教育质量，根据劳动力市场的需求状况寻求最佳平衡点。[27]寻求供求之间的最佳平衡点，即要求高校应根据自身在市场中的定位，明确培养目标，调整专业结构，控制发展规模，正确引导毕业生的就业流向，以实现人才在行业和区域间的合理配置。

（二）政府是调控高校毕业生就业流动与社会分层的决策主体

高校毕业生的就业流动，并非教育独立所能完成，它有赖于多重因素和主体的共同作用。其中，国家政府的政策导向和制度调控也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政府对高校毕业生就业流动的影响，随着时代不同，也是不断发展变化的。目前，政府的做法不再是计划经济时代的统一调配，而是充分考虑到毕业生就业的市场化配置，以宏观政策调控的形式，出台一些导向性的就业政策，间接作用于高校毕业生的就业流动与社会分层。一是尽力消除不利于人才流动的各种体制性障碍，打破城乡、区域壁垒，采取积极有效的工资政策和财政手段，促进人才的合理流动。[28]二是实施就业优惠政策和激励措施，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如相关的大学生村官政策，就是鼓励高校毕业生向农村基层的流动。

（三）社会是影响高校毕业生就业流动与社会分层的推动主体

高校毕业生的就业流动是社会流动的一部分，是社会分层进程中的一种现象，是社会参与和推动的结果。社会是一个整体性概念，包括家庭、企业等社会组织与社会成员。社会中的组织和成员通过社会价值导向来影响高校毕业生的就业流动，对社会分层流动起到调节、推动和指示作用。以家庭影响为例，有研究证明，以家庭年经济收入为表征的家庭经济资本对高校毕业生就业月薪有显著影响。家庭年经济收入越高，其子女初次就业的月薪水平也越高。[29]

（四）学生是参与高校毕业生就业流动与社会分层的自觉主体

接受高等教育的学生个体既是就业流动需要研究的对象，也是参与就业流动的主体，直接参与和影响就业流动与社会分层的结果。强调学生个体在就业流动与社会分层中的重要性，应以学生个体成长规律与高等教育和学生个体关系理论为指导，彰显学生个体在就业流动中的自觉、自主和自为。学生应在不影响学习的情况下，多参加社会活动，提高自己的社会实践能力，[30]从而在就业流动中取得优势地位。

七、结 语

不同学科基于各自的学科立场，对同一问题和现象的阐述和聚焦会存在差异。综上所述，对于高校毕业生就业流动与社会分层的研究，教育学强调的是教育差异和文化资本对高校毕业生就业流动和社会分层的作用；经济学则是从主流和非主流的观点来审视高校毕业生人力资本存量、教育信号传递及劳动力市场分割等因素对就业流动和社会分层所产生的不同影响；社会学较关注的是个体所拥有的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差异，对求职者向上流动和代际流动所衍生的关于就业公平和公正的影响；历史学将就业流动放在了不同的时代背景下进行考察，进而总结出就业流动经历了从个体显著到群体显著的演变过程，并指出就业流动模式还将随着时代的发展变化而不断变化；组织学认为参与高校毕业生就业流动与社会分层的各个主、客体之间是通过组织内部的相互作用、相互制约和相互促进来产生作用与影响的。

总而言之，很多教育现象不单单受教育自身的因素制约，同时也受到来自经济、社会等其他因素的影响。如果对于高校毕业生就业流动与社会分层的问题，仅仅局限于教育系统内部的探讨，将会在一定程度上忽略了其他因素的影响，也就不能从整体上客观把握和认识这一现象。换言之，即各个学科的观点都不是惟一的，不能以一个学科的观点来确立客观真理或以偏概全。因此，从多学科视角来聚焦高校毕业生就业流动与社会分层这一课题，既是对其他学科既有研究成果的概括，也综合了各学科与众不同的视角和核心观点，从宏观和理论层面为相关决策者提供多角度、多层面和不同时空的客观依据。□

参考文献

[1]克拉克，B.高等教育新论[M].成栋，韩婷婷，译.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01：2.

[2]潘懋元.多学科观点的高等教育研究[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1.

[3]李强.转型时期中国社会分层[M].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2004：2.

[4]陆学艺.当代中国社会流动[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

[5]刘精明.教育与社会分层结构的变迁——关于中高级白领职业阶层的分析[J].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1（2）：21-25.

[6]廖益.社会分层与高等教育的互动[J].现代大学教育，2005（5）：63-66.

[7]李骏，罗忆源.转型中的高等教育、社会分层与社会公平[J].上海交通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1）：62-67.

[8]孙卫红.再论高等教育对社会分层与社会流动的影响[J].现代教育论坛，2010（10）：52-55.

[9]布迪厄，P.文化资本与社会炼金术——布尔迪厄访谈录[M].包亚明，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192-193.

[10]陈新忠.高等教育分流对社会分层流动的影响研究[D].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0：55-58.

[11]Rotkowski， J. Rapid labor Reallocation with a Stagnant Unemployment Pool： The puzzle or the Labor Market in Lithuania[R]. World Bank Policy Research Working，2003：2496.

[12]杜桂英，岳昌君.高校毕业生就业机会的影响因素研究[J].中国高教研究，2010（11）：67-70.

[13]袁堂明.人力资本、社会资本在个人就业谋职中的效用[D].保定：河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4：26-27.

[14]冯彬彬.基于人力资本的研究生教育成本收益分析[J].科技致富向导，2012（9）：20-116.

[15]张福鸣.劳动力市场二元分割下的高校扩招对大学生就业的影响[J].中国市场，2005（9）：138-139.

[16]豆小红，黄飞飞.代际公平、向上流动与“穷二代”大学生的职业发展[J].青年研究，2011（2）：23-30.

[17]钱民辉.教育真的有助于向上社会流动吗——关于教育与社会分层的关系分析[J].社会学研究，2004（4）： 194-200.

[18]Machin ，S. Education Systems and Intergenerational Mobility[EB/OL].[s.n.] [2012-05-10].http：//citeseerx.ist.psu.edu/viewdoc/summary？doi=10.1.1.168.6211.

[19]哈尔西，A.H.趋向于能人统治吗？——英国实例[G]//张人杰.国外教育社会学基本文选.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9：147.

[20]帕拉，M.D； 让丹，A.V.学校社会学[M]. 汪凌，译.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1：45-51.

[21]李强.当代中国社会分层与流动[M].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1993：3.

[22]李立国.英国工业化时期的大学与社会整合[M]//张斌贤，王晨.大学：社会分层与社会流动.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

[23]叶赋桂.中国近代高等教育与社会流动：1840-1922[M]//张斌贤，王晨.大学：社会分层与社会流动.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26-31.

[24]刘娜，吴星.高等教育与古今社会中个体流动关系的历史考察[J].河北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 2011（1）：71-76.

[25]国家统计局.改革开放30年报告之六：人口素质全面提高就业人员成倍增加[EB/OL].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局网.（ 2008-11-03）[2011-12-24]. http：//www.gov.cn/gzdt/2008-11/03/content_1138587.htm.

[26]岳昌君，杨中超.我国高校毕业生的就业结果及其影响因素研究[J].高等教育研究，2012（4）：35-44.

[27]岳昌君.高校毕业生就业状况分析：2003-2011[J].北京大学教育评论，2012（1）：32-47.

[28]闵维方，丁小浩，文东茅，岳昌君.2005年高校毕业生就业状况的调查分析[J].高等教育研究，2006（1）：31-38.

[29]高耀.人力资本与家庭资本对高校学生就业的影响——基于调研数据的实证研究[D].南京：南京农业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1：139.

[30]李亚楠.社会分层对高等教育结果公平的影响，长春工业大学学报：高教研究版，2009（12）：21-23.

（责任编辑 刘 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