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益、权力与秩序

摘 要：政治意味着利益之间的影响与调节。在大学组织政治的场景中，每一个参与方在表达、选择自己行动策略的同时，已经在潜在认可的目标下交换了彼此的想法。政治视角有着基本假设，大学组织中的利益相关者、持久的差异、权力以及实现权力影响的方式即研究的假设前提。利益是大学组织政治研究的出发点和表达维度，分为工作利益、事业利益和个人利益；权力是大学组织政治中的工具维度，权力的可能性来源于利益主体的身份表达；秩序则是调节维度，它决定了大学组织内部全部具有约束力的规则。利益、权力、秩序共同构建了大学组织政治视野下的分析框架。

关键词：大学组织政治；利益；权力；秩序

中图分类号：G64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1610（2013）03-0010-06

组织存在的目的在于实现个人的愿望或者是那些被视为其利益的东西。[1]139如果说在结构视角中所描述的大学组织随着结构体制的分配、融合而略显僵硬，那么在政治视野下的组织则摆脱了整体的、正式策略的、循规蹈矩的实体框架，带我们进入到另一幅场景之中。换句话说，组织政治研究可用在培育组织内的增量性、改造性变革以及他们与环境的关系上，也意味着未来的管理者要能够分析作为权力政治系统的组织，去解决利益的差别，有成效地追求共同利益或整合性的解决办法。[2]

大学组织中的管理人员、教师群体都会在非正式的场合或亲近的聚会中谈论一些“勾心斗角”、“不择手段”的话题，但是在公共场合中，他们却有意识地回避了这些讨论。这并非因为讨论的内容真是缺乏依据，而是设身“正式”的环境普遍认为组织应作为一个寻求共同目标的理性场所，以上的话题涉及到了让人感到厌倦的“政治”，稍不留心就会坠入“潜规则”的陷阱。尤其在教育的环境中，政治气氛没有商业环境容易变得可有可无。[3]即使是采用已经成熟的政治学研究范式，仍然有学者会质疑，“所谈论的政治策略中有关道德伦理这些议题常常与决策中的价值观互相矛盾，政治模式对现实的描绘究竟应该限制在什么样的范畴内，它是否在某种程度上看似自然、实际上也确实接受了那些我们认为有违公德、让人提及生厌的东西呢？”[4]这些习以为常的思维阻碍了我们认识到政治和政治活动可能是组织生活的重要方面，而不一定是可有可无和不正常的身外之物。实际上对于组织政治的理解可以有三种分野：其一是将政治看作组织实体中的一种活动，这一实体建立了一种公共领域和公共话语，并据此协调相互影响的利益、维护组织的秩序。这一话语系统强调：在公共领域范畴下承认多样化，为商讨、谈判、各种利益的表述和不同身份的表达提供空间，政治才会存在；其二是对差异性和稀缺资源的判定，在这样的分析框架下，权力成为瞩目的焦点；其三则更接近我们平常生活中所理解的政治，也和上面提到的“敬而远之”的话题比较接近，但同时在其运作功能的层面上也涵盖在前两种理解之中。政治可能意味着站队表态，要有所偏袒。“各种花招、密谋、阴谋、利益集团、院外集团、操纵，就是政治的全部。正是这样的原因，我们常常会把政治视为一种破坏性的和分裂的行为，与反抗紧密相连。”[5]5我们平常所讲的“政治”可能意味着统治、管理、参与、斗争等各种活动的总和。[6]而从上面三种理解可以看出，作为脱离一般意义上的政治生活以及政府治理的组织角度而言，政治总是基于利益的基础之上建立，利益、权力、秩序是形成政治视角的三个分析维度。于是，在本文的意义上，我们将政治称之为利益之间的影响与调节。“事实上，目前对于政治和政治衍生物的理解非常贫乏，原因之一是政治本身没有一个无可争议的一致的含义”[5]3，而这一定义在大学组织中更加具有实用性和可分析性，利益之间相互影响并与策略结合，产生权力和博弈，博弈以后则是秩序的形成与调整。

一、大学组织中的政治场景

在一个正式的组织中，明确的规范和制度无疑是重要的。但是“能动主体的黑箱最终决定人的行动。结构和制度对黑箱有影响，但不能决定黑箱中的运作。务实负责任的政治家会小心地探索黑箱，因此他们会对能动主体的行为有更准确的预测，有更多的影响。”[7]在大学“有组织无序”的形式下，模糊的目标和技术更容易使得政治活动拥有发挥的空间。政治也习惯于在行为结构比较松散的组织发挥作用。[8]伯恩鲍姆（Robert Brinbaum）曾经提及，政治活动的最重要特征就是它与工作是密切相关的。他非常形象地讲述了一个虚无的“广场”，在这个广场上，人与人之间很容易相遇，又很容易离开，他们很轻松地在不同时间、场景谈论着与自己工作相关的话题，并且最终得到相互的支持。在观察这一过程的时候，应当重视这样一个事实，即在我对你的工作的支持与你对我的工作的支持之间根本就不存在任何联系。[9]124

由此可见，人与人之间或者群体之间由于利益的存在，可以相互影响，它可以是同一主题也可以涉及到不同的主题范畴，彼此之间的理解是默契的，每一个参与方在表达、选择自己行动策略的同时实际上已经在潜在认可的目标下交换了彼此的想法。政治学中“交换理论”所指的就是这样的场景，并且可能成为审视大学组织中人际关系的有益方式。[10]如果相互之间的依赖性关系构成交换的可能，我们只能想象，只有彼此之间存在的利益需求，而且在权力的互惠下，交换的政治活动才能发生。这一理论的核心还在于交换实际上就是“利益互异的个人或者团体通过联盟、谈判、妥协和达成于己有利的协定，相互发生作用”[9]124。这种特殊的影响力并不是一种强制力，因为利益各方在交换行为开始之前，就已经达成了默契。[11]并且，在“交换理论”中交换的达成并不一定稳定在同一时点上。如，某位大学学院的教师试图顺利地获得职务晋升的机会，那么就会对院长利用周末时间召开学术研讨会的计划表示支持。这样两件事情似乎“风马牛不相及”，但是在政治场景中，它可能是组织生活中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

大学组织中，有些状况会触发组织中的政治活动：第一，资源稀缺的时候，政治活动会相对盛行。比如由于入学人数的减少或者政府拨款比例的降低，都有可能促使大学组织中的单位群体或者个人依赖政治运作来捍卫资源并保持既得利益；第二种情况就是组织资源的分配决策是模糊和缺少正式规则的时候，组织政治活动也会相对盛行。如，教师和管理层存在着天然的利益冲突[12]，管理者如果在资源分配上，有较大的自由斟酌和裁量权，就会让可能的资源享有者，倾向运用政治策略去影响决策所需要考虑的种种因素[13]。同样的理由，也可以说明组织变革易助长政治活动，因为组织变革的目的就是要打破一些传统规定、习俗、机构设置等，建立一套崭新的——虽然几经论证但毕竟没有经过实践检验的规则及其运作方式，在这样的改变过程中会有很多的不确定性及模糊性，如此一来，组织成员当然容易使出政治的手段来保护其资源、职位，及自我形象。[14]

二、大学组织政治研究视角的假设

在一所大学中，有着形式不同的利益诉求。大学校长和管理中心首先要对学校与学术相关的重要事情进行决策，因为“主导学术事务的心态和策略选择是基于本身职责和利益之下的一种偏好选择”[15]。其次，还要考虑资金来源、资源分配等许多关乎大学发展生计的问题。换句话说管理中心的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利益诉求，但是作为整体，他们还要维护普遍的利益，这个时候校长的责任大于他的权威。大学中的教师群体也一样有着利益诉求，尽管教师因为专业知识的占有而身居独特的地位，但是他们的思考范围远没有大学中心宽泛，从职能来说是与大学的功能紧密相连的，他们依靠着由某种独占知识背景而形成的权威身份[16]，行使学术权力，而不太会考虑大学的经营问题。所以，教师更多是承担监督者的身份，而不是在大学中“拍板定论”的人。在学术的圈子中，教师也会凭借着各式各样的身份拥有着不同的话语权，教授、副教授、讲师以及博导、硕导、各类人才梯队、学科带头人的称谓使得教师的身份地位得以划定，不同的教师积累不同的权力。日益增长的专业化使得学术群体的地位不可动摇，在知识群体的内部以及对外的关系上，学术自由成为广为认可的理念，专家学者通过专业权威的形式影响着学校的发展。同样作为利益主体之一的学生依然是学校的核心，没有学生就没有大学的存在，正如纽曼（John Henry Newman）说的那样，大学就应该是为传授知识而设，为学生而设。现在学生的诉求也在时空的发展中变得日趋复杂：学生首先是向学。优质的教育质量是培养学生重要的保证，而学生对于质量的向往也贯穿在学校办学的始终，尤其是“消费者理论”的盛行，助长了学生的话语权，学生掏钱上学代表着市场的力量，他们总是冀望于用最小的成本投入取得更高质量的教育；其次学生要为生。在业余活动、就业市场等方面也还有更多的利益诉求。再往更大的范围看，包括学校以外的政府、校内的普通管理人员、甚至工勤人员都有着不同的利益，这些形形色色的利益交织在一起就构成了大学组织当前政治生态环境。

上述言说的利益从抽象的层面描述了利益结构的复杂性，针对组织中具体的问题而言，所有的利益、价值观依然是差异化的交织在一起。微观政治被看成组织生活的潜台词，而其中的冲突、压力、愤恨、利益竞争和权力不平衡影响着组织的日常事务。[17]由此，我们已经可以看出组织政治中的几个关键词：利益、差异、权力、联盟等，这些也构成了大学组织政治研究视角的假设前提：

第一，无论是大学组织中的宏观或者微观方面，利益相关者的不同组合是组织存在的基础，组织中的群体或个体动态行为比组织的结构形式更加值得关注；第二，针对同一个目的，利益群体所表现出来的价值观、利益、信息占有、现实认识存在着持久的差异（enduring difference），造成这些差异的根源在于稀缺资源的分配； 第三，稀缺资源和持久的差异造成冲突的普遍性，而权力是解决这些冲突的重要途径，从而也变成利益相关者的重要资源；第四，权力之间的影响可以是个体之间的影响，也可以通过利益联盟、谈判、讨价还价等方式实现。

S学院在学校上一年度的整体工作中表现非常冲突，在学校整体排序中处在A+的等级上，按照学校的规定可以得到一笔丰厚的奖金。由于事先的计划，获得的奖励将用作学院的进一步发展建设。在学院的办公会议上，每一位主管领导都对奖金的流向给以很大关注，主管教学的副院长当然希望这笔资金能够投入到专业、教学建设中去，目前教学工作不仅辛苦而且投入远远不足，很多专业上的发展、教学研究项目和教学奖励的措施都没有办法落实；同样分管学生工作的领导也希望管理如此庞大的学生群体，能在资金上获得支持；因为由上而下的党建迎评工作也在酝酿之中，而学院党委至今都没有一处合适的迎接评估的展室，党委书记也寄希望于利用这笔资金将全院的发展业绩充分展示出来；当然院长最为关心的还是学科建设和学位点建设问题，能够利用这笔经费作为省级学科建设的配套资金是最为理想的方案。在含蓄而又针锋相对的讨论中，并没有达成一致意见，目标上的分歧导致会议无欢而散。然而这仅仅是“政治”性的开端，接下来的工作中，院长在教授群体中广泛地征求了意见，并根据意见召开了院学术委员会，当然议题包括了对于奖励资金流向的建议，也包括了未来学科建设工作以及科研奖励等工作的进一步落实，浓厚的学术氛围使得资金的分配变得既是一件微不足道的事情也成为了发展中的必然，可想而知，资金的分配和使用已经和“学科的发展”息息相关。[18]

以上的视角假设在这个真实的事例中都有着体现：组织是利益的联合体，不同的利益交织在一起，但“组织中理性的、寻求自我利益的个人不一定能够维护组织集团的利益”[19]。虽然上述的利益属于工作范围的利益，并没有深入探究每一个主管领导还有什么自身的私益，但是依然可以看出他们的利益取向存在着差异，并且差异伴随着工作的范畴将会持久延续下去。永远不能想象一个负责任的教学院长不会在专业发展大计上尽心竭力，也不能否认党建工作和学生工作的重要性，可是由于资源（资金）的限制，每一个主管领导的愿望注定不可能全部实现，这时候院长的行政权力和教授的学术力量结合起来，使得权力的运作、利益的联盟变得更加真实，从而也使得院长的目标得以巧妙的实现。尽管类似的例子还有很多，但已可以看出以上四个假设前提构成了组织政治研究的基础。

三、利益、权力作为视角的核心

在大学组织中，一套严格、清晰的控制系统被认为是确保诸如质量在内的强有力的手段，但是，克拉克（Burton R，Clark）同时认为，大学中无序的状态更有助于自由理念和创造性思想的发挥[20]。于是从理念到行动赋予每一个参与者更多的选择，彼此的利益也呈现出多样性。当我们试图发现彼此的利益博弈能够产生什么样结果的时候，却转而看到一种并不是非常复杂的、也可以说是接近人类普遍思维的秩序形成了。

实际上，形成这一切的原因在于视角的假设虽然强调很多方面，可是归根结底还是取决于政治分析的基本维度：利益、权力。利益是分析任何组织情境政治维度的出发点，大学组织政治中的利益是通过组织中的身份来表达，其表达性的问题是“我们是谁”、“我们需要什么”。在这个空间里，人们要在不同的原则和价值观之间作出选择，明确身份，承担一系列特定的承诺、忠贞、责任和义务，某一身份的利益存在必然是在与其他身份的利益关系中确定的，正如“许多人总是在依赖于别人的行为来决定自己的行为模式”[21]。苏格兰社会学家伯恩斯（Robert Burns）指出，大多数现代组织都提倡各种各样的政治活动，因为他们多是为既竞争又合作的系统而设计的。人们在达成共同任务的过程中必须合作，然而在为有限的资源、地位以及事业发达的竞争中又常常你争我斗。[22]伯恩斯的语境显得过于“政治”化，事实上以“博弈”代替“你争我斗”更能体现出大学组织中的全部利益关系，因为从组织政治中利益的分类来看总是分成工作的利益、事业的利益以及个人方面的利益，对每一个个体而言三种利益是既相互作用，又彼此分离，三种利益本身也会达到一种平衡状态。顾名思义，工作利益是与工作任务密切相关的，教学院长和科研院长的工作任务不同，职责所在，当然会为自己工作范畴内的利益而努力争取，如寻求专业建设上的经费、可行的措施和在科研奖励上标准的制订分别都可以看作两位副院长的工作利益；教授的工作利益是能够更好的教书育人、发展学术、多出高质量的科研成果，然而当他（她）的价值理想定位在成为一个行政领导的时候，这种在工作中拥有的与其未来有关的愿望和设想，是事业利益的基础，可能与所执行的工作毫不相关；每一个人还可能将工作以外的个人兴趣、他们的个性、个人态度、价值、偏好、信仰和承诺带到工作当中，让这些其他利益形成他们在工作和事业两方面采取行动的方式。在大学组织的政治生活中，不同利益之间的相互作用给人产生的印象和实际作用的效果是不同的，一般不用明显的“冲突”一词刻画教学院长和科研院长工作利益之间的相互影响，即使在争执之后，依然用一句淡淡的“都是为了工作吗”而作为收场的语言。对于利益实际作用以后的结果而言，权力则成为另一种核心要素。“为内部固有的诸种不确定性所维系，每一集体行动的结构以及随之而至的每一具体的行动系统，皆作为一种权力系统被建构起来。集体行动的每一个结构，皆为权力的一种现象，皆为权力的一种效应，而且也是权力的一种事实。”[23]

权力是在利益主体之间相互影响的时候，决定能够产出什么结果的重要媒介。作为组织政治中的一个工具性维度，权力的形成源自利益的存在并影响着利益的分配[24]，它试图说明谁得到了什么、何时得到和怎样得到。近年来，组织和管理理论家们越来越意识到，必须承认权力在解释组织事务中的重要性。然而，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出现对权力真正清楚而前后一致的定义。罗素（Brtrand Russell）认为权力可以定义为有意努力的产物。[1]20罗素的权力观是在横向的比较中产生的，但是这个定义缺少目的意向性，没有指明承受者。朗（Dennis Ron）拓展了罗素的定义，将权力定义为“某些人对他人产生预期效果的能力。”[25]而从关系的角度看，一些学者试图使权力的理解动态化，体现出相互作用的过程。如卢曼（Niklas Luhmann）的“权力是针对可能的抵抗所引起的结果”[26]以及达赫（Robert Dahl）所认为的“权力是让另外一个人做他不想做的事情的能力”[27]。这些定义已经逐渐涉入到“关系”的内涵，并道明了权力的实质，然而从组织政治的基础问题来看，还可以强调基于利益之下的权力定义：行为主体都有着利益的诉求，并努力去实现自身的利益，在利益实现中通过身份的表达去影响和改变他方，以获取利益的能力就是权力，权力的可能性来自相互作用的不平衡性。

在深入权力可能性的时候，首先要对利益实现中的身份表达予以确认。后现代主义强调身份不一定只是强加和传承的身份，更有可能是建构和协商的身份。一方面，身份的表达提供一种暗示，意即“依赖性”的暗示。这样的身份表达不一定是某个校长或者教授告诉大家我是“校长”或“教授”，而是在利益主体间互动交往的过程中看到了依赖性，并以此确立了身份。“依赖性是权力关系的关键要素，更精确的说，权力关系的双方彼此是‘相互依赖的。”[28]而身份的表达正是在这样的依赖性基础之上建构起来的。在大学组织中，这样的身份表达往往呈现出多元的状态或曰不确定性更加明显，作为知识的聚合体，科层和专业的特征共同支配着大学组织体系。脱离了历史和环境，我们根本无法准确地判断目前权力关系是怎样的，但至少能让我们理解权力双方是彼此依赖的，而最终在权力双方的博弈中形成的均衡是通过身份的表达得以实现。另一方面，身份的表达往往具有前瞻性。应该说，权力的可能性并非在主体双方发生作用以后方能显现，而是生成在权力关系之前。

权力的可能性从利益主体的身份表达中来，然而权力关系双方对于身份的确立也并不是一成不变的。权力不仅仅取决于外部的力量或是固定的状态，参与者的权力大小随着事件或决策的改变也戏剧性地发生改变。在大学内部，会使人感受到权力的流动性和不稳定性，一项迫待解决的科研攻关任务可能使得学科首席带头人变得更有权力；校内教学质量监控机制的筹建可以使得教务处长对二级学院的院级领导更具有话语权；学生凭借着“学生评教”可以使教师在课堂上表现得更加和颜悦色（尽管教师也会声称这样的评价方式阻碍了他们放开手脚对学生严格教育）。所以，可以看到一切可能把握住的机会和资源都使得权力成为可能，有些体现在长期的积淀中，有些则反映在临时性的安排上，总之所有的利益主体在互动中借助于事件或者策略的改变同样可以获得权力的伸缩空间。

正如假设中提到的那样，每个主体都有主观上实现利益的愿望，这种愿望一旦与主体间彼此的互动相结合，则必然要通过影响和改变的方式来达到。学者在学术领域内，可以自由探索知识的奥秘而不受任何约束，当知识的成果未向外界发布之前甚至不需要经过任何利益的纷争，对成果享有的喜悦仅仅呈现出一种内化的方式，这时我们也要承认学者的利益得到了极大的满足。当我们将视野延伸一步，可以看到在成果向外发布的时候，会存在着种种交往行为，即与外界的主体产生了交互作用，此时的利益很大程度上则需要透过一种影响才能实现，而这样的实现方式使得权力成为可能。

大学组织中权力的行使既是清晰可见的，又是复杂、微妙、多样的，而当权力对思维行动进行操纵的时候，我们必定会发现在大学组织的生活、工作以及目标范围中存在着相互作用的影响关系。科尔（Clark Kerr）曾经带领我们进入到一个作为权力和影响中心的校长世界，在这里多中心模式成为必然，“在暴风雨中没有一个舵手能够保持控制，权力和影响分散各处。”[29]事实上，在大学之中，多中心所带来的意义除去破碎、竞争、开放和流动之外，应该就是加强了权力的核心地位，为权力提供了更广阔的施展魅力的舞台——多元系统中注定会有更多的参与者，而权力则是最大的赢家。

四、结 语

与企业、公司中的经理和工作者有所不同，企业公司的员工通常能够控制生产、经营过程中输入与材料的质量，校长和教师却不能清晰地知道究竟为学生知识和技能的提高带来了什么。恰恰是因为这个手段和目的之间无法确认必然联系的原因，大学组织在某种程度上更适合被看作一个政治系统，正如前面所讲，模糊的环境和决策的复杂性加剧了大学组织政治活动的存在，不同的利益相互交织，这些利益已经远远超出一般组织中“勾心斗角”的范畴，进入到组织生活的方方面面。而无论是利益还是权力，其最终目标还是为了形成一种均衡的秩序。

大学组织秩序是利益主体之间权力发生后程序化的安排。作为政治中的调节性维度，它不断追问大学组织中合理的制度和规范应该是怎样的，组织成员应该以什么样的方式存在，所以它决定了全部具有约束力的规则。我们可以根据某一范围下利益、权力的形成构建一个合乎逻辑的秩序，但是却容易将事件与事件之间的因果关系忽略。“一个事件对某一性质的占有应当在某种方式上影响另一个对那种性质或其他性质的占有”[30]。所以，在大学组织中真正协调各类事件安排的决定是通过合理的分析找出彼与此之间相互的关联，包括对于利益主体之间、权力身份之间的深入探讨和把握。正所谓是亦彼也，彼亦是也。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庄子试图通过顺其自然、应天道的方式去把握彼与此的关系，而秩序的形成则要更加关注每一主体的利益诉求、彼方与此方过程与结果上利益间的协调、权力之间的互动和影响，在期望目标的引导下，形成大学组织发展的良性运行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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