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位大院与封闭社区的主要空间特征对比与思考★

张旺锋 陈晓耀 耿莎莎

(兰州大学资源环境学院，甘肃兰州 730000)

1 从单位大院到封闭社区的兴起

1.1 单位大院

单位制是中国计划经济时期特殊时代背景和政治、社会、经济条件下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组织形式，是国家逐渐在城市构建的以现实共产主义和现代化为目标的基本工具［17］。计划经济时期，新的政治经济意识形态在城市建设上体现出两条核心的价值追求:旨在提高生产效率的“自给自足”(self-reliance)和消除阶级差异的“空间平等”(spatial equity)［1，2］。土地和房产全面国有化，社区的建设也必须按照“计划”进行。20世纪50年代中期随着社会主义改造的完成，中国城市开始大量复制苏联模式——“微型社区”(micro-district)。“微型社区”是一种半封闭的居住复合体，它使居民生活可以在就近范围内“自给自足”，也实现了空间组织方式上的平等。1958年以后创造出来的大量“单位大院”被认为是“微型社区”的中国化产物［3］。单位大院作为单位制的物质空间表现形式，在计划经济时期迅速形成与发展，并在改革开放以后引起国内外学者的广泛兴趣。美国社会学家Andrew G·Walder最早对此进行了系统的研究，此后，社会学者、规划学者和地理学者从不同学科视角对单位大院的起源、特征、空间形态演变等进行了研究，当然也有深刻的批判与反思。

1.2 封闭社区

单位大院是中国计划经济时期城市建筑空间的具体组织形式，是单位制背景下的城市空间的基本单元，对当时的城市发展与建设起着巨大的作用。随着改革开放的进行，中国的社会、经济体制逐步转型，从市场经济的确立到土地市场的形成、住宅分配制度的改革以及社会福利制度的转变等一系列基本制度的转变，标志着新一轮中国城市空间重构的开始，在单位大院变迁与衰落的同时，另一种组织形态的社区兴起——封闭社区。

封闭社区(Gated Community又翻译成门禁社区)兴起于20世纪70年代～80年代的美国，最初主要是出于安全因素的考虑，是在多种族、多文化、贫困人口聚集、犯罪率居高的城市空间中发展起来的可防卫居住模式。Blakely and Snyder将封闭社区定义为:具有排他性居住权的私人社区，通常利用围墙或栅栏将社区封闭起来，并通过严格的准入和监控系统来维护社区的内部安全［4］。Atkinson和Blandy基于英国封闭社区的研究，提出封闭社区是以实体围合方式封闭起来的禁止或限制非社区居民进入的居住区［5］。这种新的私人居住模式在20世纪80年代以后在全世界迅速蔓延。针对美国、英国、南美、中东、东欧和印尼封闭社区的研究表明，各国封闭社区的形成既有共性，又有其独特的历史背景，社会阶层分异、郊区化、种族问题、安全需求以及社会身份被认为是封闭社区兴起的主要原因［6-9］。这种新型的社区组织形式在世界范围内迅速崛起，并成为我国城市主流居住空间模式，对于上海、广东、深圳、南京的社区研究显示，封闭社区在新建社区中所占的比例已经达到70%以上［18，19］。国内学者从社会、经济、政治和历史文化视角探讨了中国封闭社区形成的主要机理，全球化与新自由主义、居住绅士化与西方示范作用、传统邻里瓦解与安全的缺失以及传统的历史文化空间取向被认为是中国封闭社区兴起的主要原因［19-22］。

2 不同视角下的封闭性特征

2.1 城市空间视角

1)单位大院。1958年以后，中国城市开始在中心城区创造单位大院，不同性质、规模和位置的单位大院作为基本单元形成了中国城市空间结构。单位大院取代了街道作为主要城市公共空间的地位，成为计划经济时代构成城市空间的首要元素［2，10，23］。张艳等认为单位通过“围墙”来实现其空间的围合性、封闭性、完整性，并以“院”的形式来组织单位内部的居住设施、生活设施及各项福利设施。单位大院的空间特点在很大程度上是和单位的诸多特点相对应的，单位大院在空间上具有封闭性、复合性和复杂性［24］。单位大院的大量繁衍极大地改变了中国城市的传统空间形态，将延续了几千年的、开放式的、自由的街道转变为以封闭单位为主导的、互相隔离的大院体系。控制结构与依赖结构是单位大院在空间形态上表现出封闭性的主要特征，围墙内部的空间只服务于同一单位的内部成员，外部人员受到严格限制甚至禁止［10］。乔永学按照从微观到宏观的顺序，分析了单位大院对城市空间的影响，即分别从单位大院对街道空间、单位大院的组合对街道空间、单位大院对城市街区空间以及单位大院对城市整体空间秩序四个方面客观而全面的分析其对城市空间的影响［24］。多数学者对于单位大院的“封闭性”提出消极的观点，认为单位大院破坏了中国城市空间的传统特色，城市被各个隔离的大院分割，同时，单位大院导致城市整体景观的乏味与单一。单位大院“复合性”的空间特征也导致了单位大院内部空间的无序与失控，成为当时中国城市的一个个规划“孤岛”。

2)封闭社区。改革开放的全面社会转型意味着中国城市新一轮的空间结构重构的开始，20世纪90年代以来，封闭社区的兴起引发了封闭社区与城市空间的讨论。封闭社区是在全球化与西方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背景下居住空间私有化的具体形式。刘银认为封闭社区强调私有性，形态以封闭为主，对城市的通过性有一定的阻碍作用，威胁到城市结构的完整性，导致“城市碎片”的出现。封闭社区同时也是城市空间私有化的象征，被描述为私有利益排挤公共空间的产物［11］。Falk认为公共空间转变为私人空间的过程是单向、难以逆转的，随着公共空间的丧失使社会个体产生隔阂［12］。Landman认为封闭社区的本质属性就是要制造隔离与封闭，它通过物理障碍将自身从城市环境中分离出来。中国封闭社区的形成具有全球视角下的同一时代背景，同时又具备独特的中国社会与城市发展阶段。缪朴认为封闭社区这一新的城市空间模式在中国的蔓延速度远超过美国，并提出更加激烈的批判，认为封闭社区是城市生活的癌症［25］。大量的封闭社区分割了传统的连续的城市空间，如同单位大院，其内部空间只服务社区居民，限制或禁止外部人员的进入。这种独立的区域空间降低了城市道路的通达性、改变了连续的城市景观，大量城市空间的私有化也压缩了城市公共空间的数量和质量。

2.2 社会空间视角

1)单位大院。单位大院是单位制的社会组织形式的城市建筑空间的组织单元，是单位制这一统治形式和工具的特殊产物。对于单位大院的社会特征描述基于单位制背景。Walder从权威结构的角度深入研究了单位制，提出了单位依附理论。国家对于社会资源具有绝对的掌握权，并将此分配至各个单位，单位再分配至个人，这样形成了“国家—单位—个人”单向的自上而下的控制结构和“个人—单位—国家”单向的自下而上的依赖结构［26］。单向的控制结构和依赖结构意味着单位和个人的社会行为受到一定的约束和控制，而单位内部的个人在工作、生活、户籍、福利分配和子女工作等方面对单位制产生强大的依赖性。因此，单位大院在社会性上表现出均质化的居住分异，同一单位的职工由单位统一分配住宅，单位大院内部弱化了居住空间的阶层分化，单位大院内部居民的流动性较少、具有强烈的社区归宿感和密切的人际关系。居民满足于社区内部的社会交往，而单位大院之间以及单位大院与外部空间产生明显的隔离与差异。

2)封闭社区。改革开放是中国城市变迁的开端，一系列社会经济变革，城市职能经历转型，劳动力市场发生重构，使城市阶层分化日益显著，社会中逐渐出现了新富裕阶层、中产阶层和贫困阶层的分化［30］。社会阶层的分化表现在空间上造成居住空间的分异，“单位大院”迅速衰落。随着自有化资本进入房产市场，90年代开始，封闭社区在我国城市中大量崛起，作为中国后社会主义时期由单位福利制度向市场化、私人化转型过程中的产物［11］。多数西方学者认为封闭社区在造成城市空间“碎化”的同时也形成社会群体的分隔［4，13-15］。徐旳等基于国内外封闭社区的对比研究，认为中国封闭社区的封闭程度相对较弱，所表现出来的居住隔离主要还是社会经济和权利的分化，并没有深化到文化等亚层次的异化［21］。中国封闭社区使同质化消费倾向的单一群体形成聚集，贫富阶层的居住分化日益严重，而封闭社区的内部，由于居民构成多元化(职业、文化、价值观等)和流动性的增强，导致社区认同感降低以及居民之间人际关系上的弱化。封闭社区改变了传统的邻里关系，降低了社会各阶层的流动与融合，形成一面社会的“围墙”。

2.3 历史文化视角

具有浓厚时代背景的单位大院在空间上表现出封闭性的特征，学者们在城市空间视角下对于单位大院的批判主要基于这种封闭性造成城市空间破碎与单调性。在单位大院逐渐变迁的当代中国，封闭社区崛起成为主流社区形态，封闭性的空间特征依然延续。围墙、大门等物理障碍成为封闭社区的标志，作为物质性元素创造出了一个封闭的、独立的环境空间，也成为学者的主要批判对象。“围墙”起源于原始社会对于安全的防卫，在中国建筑史和文化史中占据重要的地位。从长城、故宫、寺庙、园林到传统的普通民居，以及当代中国各种不同类型的建筑空间单元，“围墙”文化已经根深蒂固。1958年以后的单位大院和全球化与中国转型背景下的封闭社区，封闭性的空间特征具有传统建筑的文化内涵;“围墙”文化在单位大院和封闭社区的延伸也意味着安全防卫、私有化属性和空间隔离。单位大院与封闭社区的比较见表1。

表1 单位大院与封闭社区的比较

3 封闭性的应对

单位大院的衰落是中国社会转型的必然结果，我们批判封闭性特征对城市空间和社会空间造成诸多负面影响，而封闭社区依然无法避免地延续了这种封闭性。“封闭性”成为房产公司吸引消费者的标签，被视为安全、独立、私有化的象征，封闭社区已经成为中国主流的居住区形式。封闭社区的兴起自然有其合理的地方，但封闭社区对城市空间与社会空间造成的负面影响也应引起城市规划者和政府管理部门的重视，政府部门有权禁止封闭社区的建设，但是在经济利益的驱动下很少主动限制封闭社区的建设［16］。单位大院与封闭社区都具有浓厚的时代背景，当代中国正处于单位大院变迁和封闭社区兴起的同一时期。我们要如何应对这种封闭性的住区，国外的社区建设经验具有一定的启示。

1)混合居住:混合居住的概念起源于工业化早期的英国，以减少阶层间的空间隔离和阶层冲突与不和谐［28］。目前，欧美国家普遍采取混合居住政策，缓解因住房分异导致的不同收入、阶层之间的居住隔离，避免不同社会阶层的隔离、排斥与对立。美国的混居政策按照做法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分散的公屋，即在非贫困地区发展小规模的公共住房;另一类是不提供公屋，给予低收入者住房补贴，鼓励其在非贫困地区租房［27］。荷兰政府没有明确的法律和政策规定限制封闭社区的发展，但是其住房开发的制度安排有效避免了封闭社区的形成，并且提倡社区的混合性和多样性［29］。相比国外封闭社区，我国封闭社区更多的是导致贫富阶层的居住分化与隔离，长时间的居住隔离会产生更深层次的社会隔离，多样性的住房选择与混合居住可以避免同质化消费群体的聚集。英国对于社区的规划政策引导主张住房户型多样化，对我国新社区建设具有一定的参考意义。

2)开放社区:Blakely和Snyder在对美国封闭社区研究时提到开放的重要性，隔离的社区环境容易产生社交距离和误解，时间长了将导致更深层次社交距离及恐惧［4］。封闭社区和开放社区的对比研究表明开放社区居民更加熟悉社区周边环境，封闭社区不利于居民之间的日常交往和社会融合［19］。社区封闭性特征的主要目的是安全考虑，但是研究结果表明围墙并未给封闭性社区带来实际犯罪率的降低。有学者提出“自然监视”可以作为最有效的安全措施，封闭性社区的围墙形成的空间死角和视线障碍，实际上不利于安全防范。封闭社区的空间隔离同样也造成城市交通通行量的增大与城市环境连贯性的破坏，荷兰的传统规划强调居住区与外界的通达性、与周边地区的道路的连接以及环境设计方面与周边的和谐［29］。缪朴对中国封闭社区所产生的社会问题进行了批判并提出了新的社区设计模式，建议取消私有街道，以共享街道作为公共中心;取消小区，住宅区直接由作为防卫单元的建筑群组成［25］，这种住区设计形式更接近于单位大院之前以开放街区作为主要公共空间的中国城市传统的空间结构。开放社区有利于提高社区认同感和人际交往，对于避免因居住区封闭性造成的城市空间碎化、空间私有化倾向和城市交通的负面影响具有一定意义。

4 结语

我们在借鉴国外社区经验的同时也要考虑历史文化背景以及中国城市特有的发展历程，从单位大院到封闭社区，中国的社会背景、政治制度、经济体制都产生了重大的变革。我们批判单位大院造成城市空间与社会空间的隔离的同时，封闭社区兴起成为中国主要的社区空间组织形式，又无可避免地引发了城市、社会双重碎化的讨论。在研究中国单位大院与封闭社区形成的深层原因的同时，如何引导单位大院的变迁以及应对封闭社区的蔓延应该引起规划学者的重视。

注:方晨，谢新鹏两位同学也参与了本文的写作。

［1］Esherick JW ed.Remaking the Chinese City:Modernity and national identity，1900-1950［M］.Honolulu: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1999.

［2］Gaubatz P.Understanding Chinese Urban Form:Contexts for interpreting continuity and change［J］.Built Environment，1999，24(4):251-270.

［3］Friedmann J.China’s Urban Transition［M］.Minneapolis: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2005.

［4］Blakely EJ，Snyder MG.Fortress America:Gated Communities in the United Stated［M］.Washington，DC:Brookings Institution Press，1997:29-45.

［5］Atkinson R，Blandy S.Gated Communities in England.New Horizons Research Series.London:ODPM，2004.

［6］Gooblar A.Outside the Walls:Urban Gated Communities and Their Regulation within the British Planning System［J］.European Planning Studies，2002(10):321-334.

［7］Blinnikov M，N Sobolev.Gated Communities of the Moscow Green Belt:Newly Segregated Landscapes and the Suburban Russian Environment［J］.Geojournal，2006(66):65-81.

［8］Glasze G，A Alkhayyal.Gated Housing Estates in the Arab World:Case Studies in Lebanon and Riyadh，Saudi Arabia［J］.Environment and Planning B，2002，29(3):321-336.

［9］Leisch H.Gated communities in Indonesia［J］.Cities，2002(19):341-350.

［10］Lu D.Remaking Chinese Urban Form:Modernity，scarcity and space，1949-2005［M］.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2006.

［11］Pow CP.Constructing a new private order:gated communities and the privatization of urban life in post-reform Shanghai［J］.Social＆ Cultural Geography，2007，8(6):813-833.

［12］Falk W.Gated communities and spatial inequality［J］.Journal of Urban Affairs，2007，29(2):109-127.

［13］Coy M，Pohler M.Gated communities in Latin American mega cities:case studies in Brazil and Argentina［J］.Environment and Planning B:Planning and Design，2002，29(3):355-370.

［14］Low SM.Behind the gates［M］.New York:Routledge，2003.

［15］Atkinson R，Flint J.Fortress UK?Gated communities，the spatial revolt of the elites and time-space trajectories of segregation［J］.Housing Studies，2004，19(6):857-910.

［16］秦瑞英，闫小培，曹小曙.国外城市封闭社区及其治理［J］.经济地理，2008，28(3):402-405，409.

［17］刘天宝，柴彦威.地理学视角下单位制研究进展［J］.地理科学进展，2012，31(4):527-534.

［18］吕 彬.城市居住区“开放性”模式研究［D］.大连:大连理工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6.

［19］宋伟轩，朱喜钢.中国封闭社区——社会分异的消极空间响应［J］.规划师，2009(9):82-86.

［20］杨红平.城市门禁社区形成的深层机理［J］.城市问题，2011(12):98-102.

［21］徐 旳，宋伟轩，朱喜钢，等.封闭社区的形成机理与社会空间效应［J］.城市问题，2009(7):2-6.

［22］刘 晔，李志刚.20世纪90年代以来封闭社区国内外研究评述［J］.人文地理，2010(3):10-15.

［23］杨 震，徐 苗.西方视角的中国城市公共空间研究［J］.国际城市规划，2008(4):35-40.

［24］乔永学.北京“单位大院”的历史变迁及其对北京城市空间的影响［J］.华中建筑，2004(5):91-95.

［25］缪 朴.城市生活的癌症——封闭式小区的问题及对策［J］.时代建筑，2004(5):46-49.

［26］贾元丽.计划经济时代:“单位制”形塑社会特征的研究［J］.重庆科技学院学报，2011(18):55-56.

［27］孙斌栋，刘学良.美国混合居住政策及其效应的研究评述——简论对我国经济适用房和廉租房规划建设的启示［J］.城市规划学刊，2009，179(1):90-97.

［28］孙斌栋，刘学良.欧洲混合居住政策效应的研究评述及启示［J］.国际城市规划，2010，25(5):96-102.

［29］封 丹，Bart Wissink，Werner Breitung.社会文化制度对门禁社区发展的影响——中国和荷兰的对比研究［J］.世界地理研究，2010，19(4):128-137.

［30］顾朝林.中国城市地理［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394-66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