荒凉与遗忘的证人

/ 耿韵

一个诗人不会带给我们任何真理，如果他没有在他的诗歌中为我们引见那些有问题的、痛苦的、无序的、丑陋的东西。

——西默斯·希尼

德勒兹在《批评与临床》中说：“作家在语言中创造了一种新的语言，从某种意义上说类似一门外语的语言。他令新的语法或句法力量得以诞生。”在沈苇的诗歌中，我们同样看到，诗人意在语言中生成另一种陌生的语言，在词语的缝隙和间隔里看见和听见另一种真实，意义在语言中不断地转化，这是一条伸向某种深度的小径，它不仅仅是情愫或现实的素描，而像是诗人所描绘的那片雪花，词语从语言的内部结成晶体，寂静而哀伤地飘落在荒凉的沙漠中。从1995年的第一本诗集至今，沈苇诗歌像是一部糅合了古老与现代、记忆与遗忘的超验之物的地理学，在这个地理特性内，记录了沈苇诗歌话语像西域植物般悄无声息的生成过程。这株植物的种种性质——它的生长、移植，它对环境的反应，它从这环境中汲取营养成分并使之成为自身整体的一部分，它那自我维持的生命，集中了分散的个人生活经验并在分裂的层次上赋予它以诗学的叙事主题。

沈苇常常将植物作为一种生成性自我的原型，植物，是诗人自我与本土、自我与异域关系的表征不断再现的一种辩证意象。在《树与果实》中，他写道：

一棵走出我身体的树

果实从内部点亮

像眼睛，比眼睛诚恳

在落进空盘之前

几枚芬芳之果

用有限的重，保持

一棵树的风景：

一种多义的平衡

树，具有一种内在的、自然的动力源泉体系，而“一棵走出我身体的树”，是一棵带有自我象征意味的生物学意义上的树，在自我——身体——植物的表征体系中，出现的是灵魂，这既是内心对树的认同，又是从中脱离或“走出”身体的树。“果实”像一双眼睛，注视着每一次“走出”和“移植”，在新的“土壤”中，逐渐地改变了它的生长方式、汲取营养的法则，甚至它的名称。这双神秘的眼睛，或许指向一种更高的视点，“果实”意味着一种永久的生成——世界的诞生和一个世界的原初特性。“像眼睛，比眼睛诚恳”，人的面孔从中生长出来，长成枝丫、绿叶和果实，在自然宏大的生命体的连续性中诞生，人并不属于那个先行的整体世界，也不仅仅是来自某个消逝了的古老文明后裔，现代生活的精神困境或许就是这样一个枝叶茂密的世界，缺席的是住在树上的神灵。然而，另一方面，与蕴涵的隐喻相对应的，是一个多重的人的形象，一个自我生成着的人的形象，正如康德所说的那般，“一棵树作为个体也自己产生着自己”。人们的内心生活和它极其复杂的心理状态以无法预见的方式分叉和生长着，“在落尽空盘之前/几枚芬芳之果”寻找着一种能替代神谕的诗的语言，却发现不存在它能够进入的总体，也不存在它从中挣脱并能够回归其中的总体，那个从前赫利俄斯和俄瑞阿德在其天穹处放射光芒的天体，现在成了一个荒凉的空间，诗句中的“落”瓦解了灵魂对不朽存在的传统渴望并否定了神性对无限个体的古老眷顾，人们能在远离神圣和神圣的绝对价值之处找到行为的准则吗？还是只能用“有限的重，保持/一棵树的风景/”？或许人们会发现那既不是遗弃也不是拯救，那是只能通过把时间的历史和另一种永恒的生命联系起来才能意识到的生命，这种生命站在历史自身的肩膀上向下俯瞰：“一种多义的平衡”。

在这里，诗歌所提供的不是存在的普遍结构，而只是人及其意义的踪迹——难以辨认却又令人气馁，所有的结构都短暂易逝，所有的意义都尚待确定，语言形成了如此众多的迂回；诗歌，是一种含混的、隐含的、蕴涵的意义。诗歌的力量总是比它声明的含义更加深邃，作为连接因素的词语之间的秘密，往往是一种只能被部分领会的古老力量。在这个意义上，“走出我身体的树”也意味着诗歌的构成并不断重构着世界的开始，然而，同样也形成了一个与自然完全不同的特殊世界，并包含了一种生命体验在其间生成的过程。

荒凉是沈苇诗歌的一个地理学特征，或许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荒凉，首先意味着距离。诗人一直思索着地形学意义上的场所如何可以转化为写作的场所。在《荒凉的证人》中，诗人早已远离了创作《向西》时初到新疆对异域风情的迷恋，远离了它的华美、芬芳和昂扬：

作为受难者留在这里

作为荒凉的证人、禁止的呼告留在寒风吹彻的大地

诗人确认了一个身份——受难者，这个身份承受着一种亲历性的神秘的范围，已远远超出了坦言的直白，“萧瑟的诗篇被一匹瘦马驮着/通往异乡的城池和炉膛”，在苦难与残暴无疑要比善良天性更为茂盛的世界上，诗歌在某种程度上替遗忘发出声音，“远方，比消失的乌孙更远/太遥远了，以至于/被同胞认为是一种不存在”。诗歌并未将修辞与情感区分开来。此时的“遥远”，并不是神秘的、远古的，它来自“禁止的呼告”，来自于最近的过去或正在经历的现在，“遥远”的是暴行之后人类的沉默。诗歌在临近于、平行于历史时刻的地方形成一种“远”与“近”的纵深距离参照：“等到星球嬗变，重新运转/亲近我他乡的故乡/雪花像一败涂地的异族/其实是流离失散的亲戚。”在星系聚变背景下，远与近，亲与疏，故乡与他乡，异族与亲戚的区分没有最终的善的意义。诗人站在荒凉而遥远的地方发言，即站在受难者的处境中说出的真理是：远和近的顽固区分不仅制造了政治、经济、文化上的人为差异，而且制造了不公正和苦难。

作为受难者留在这里

身披一袭雪花的白衣

直到饥饿的麻雀分得几粒小米

直到内心的柔情减去枝头的寒意

直到众人的善也是我的真

今夜，宇宙圣洁，外星人来过

像没有脚丫的雪人

不在我们雪地留下一丝足迹

诗不是占卜，而是自我对自我的揭露，是真实的自我意识的回归。在全诗的结尾，更为广阔的空间参照——“宇宙”和“外星人”——再次使“遥远”变成一个相对概念，更远取消了远的意义，其中隐含着对一个由政治与经济权利的不平等所制造的地域中心性的质疑。如果诗歌是为了持续进入一种更完整的生活的话，那么它确实在创造真实的意义，并通过对人类经验的探寻来重新生成我们情感的认同。这是一个远离故土的“证人”对西域的情感认同，他逐渐感受到这片土地上的族群遭受各种官方或非官方的不信任与歧视。诗人炽热而冷静的思维在语言中转换着对立的观念范畴及其情绪氛围，期盼着在远与近的距离之间能游戏着一种善意，避免人们强行赋予地理“中心”概念以经济性的价值认同，并将这一认同粗暴地扩展到对人的“道德”与文化评价系统，由此对更多沉默着的大多数进行简单而粗暴地结算。

米沃什曾说：“做一个20世纪的诗人意味着要接受各种悲观主义、讽刺、苦涩、怀疑的训练。”虽然当代诗人也描写着种种苦涩，但并非每个诗人都能在诗歌中赋予这些状况以批评的激情，“直到众人的善也是我的真”。我们也许还经常看到，今天诗歌中的忧伤音调，在某个时刻也会被视为某种风格，但这常常是一种失去希望的视域，常常可能只是我们这个时代诗歌的陈词滥调。然而，沈苇对于现实的敏感却包含着对一切生活迹象的阅读：一次与当地人的交谈、一次旅行、一场雪、一次政治事件，都以诗歌的方式进入到其他眼睛看不到的许多隐秘地带。沈苇的诗歌语言常常带着词源性质，使我们可以感到其中似乎存在着一种全部人类生命的浓缩和历史及其背后的复杂性，它就像一幅诗歌制成的地图，而语言又仿佛是故意简化了的、精确得好像经过了测量的画面，诗歌里的谈话者永远是善于叙述的人，关于故事发生地的图形、房屋的草图和生活的速写。

荒凉，在现代语境中，并不意味着寸草不生，或许更多地意味着经济生活的贫乏。在《住在山谷里的人》中，沈苇这样写道：“他知道世上还有别的地方/还有乌鲁木齐、北京、上海/但从未去过。他的一位亲戚/去过首都，回来告诉他：/北京好是好，可惜太偏僻了。”贫穷和淳朴的生活或许比富足和文明的习惯更接近于自然，也更为真实。在老人的口中，生活的地图是以他生活的库尔德宁的山谷为中心的。“在一座看上去快要倒塌的/木屋里，他住了七十多年/送走了父母和父母的父母/原木发黑，散发腐烂气息/屋顶长满杂草，像戴了一顶/古怪的帽子，一处木头缝里/正冒出一朵彩色菌菇……/山谷里，雨水总是很多/每到下雨天，他的老寒腿/锥心地疼，跨不上一匹矮马。”这是一幅自足的生活图景，这是属于老人的疆域、风俗、记忆、信念、语言和生活方式，这是一个群体世代生活的缩写。自然的意义不是人类精神的一种投影，如在康德那里一样，相反，它是从自身出发，展现给人类精神的一个意义参照体系。正是老人的心理的、感情的和物质的生活方式，构成了民族的有机体——民族，不管它是否采取了国家的形式。我们常常会忽略，坚持某种特定的生活、习惯性的生活，最强有力的理由之一，甚至是唯一的理由，就是这些目的、信念和生活是“我们的”。遵守这些规则、信条或原则，不是因为它们通向美德、幸福、正义或自由，不是因为它们出自神灵、部落、民族、社会机制或其他得到普遍承认的权威，也不是因为它们自身就是好的或正确的，而是因为这些价值是“我的”。这些思想和感情，这些行为方式，像老人那般，他通过使自己认同于它们来达成一种生活状态，因为它们是他诞生于其中的特定社会的生活形式的要求，所有的生活细节将老人与地域连接在一起，它们贯穿于他的民族的过去和未来：“木屋前有一棵/较高的野苹果树，孤单而健康/树下拴了一匹马，看上去/像是一棵树正在驯化一匹马/成熟的果子掉下来/落在马的脊背、臀部/马在颤抖，仿佛内心的惊讶/在身

上泛起阵阵涟漪……”诗人带着内疚的语气写道：

旅行者，不断从远方来

每一个，不会再来一次

我和女儿喝他的奶茶

吃了他的包尔萨克，就要离开了

他送给孩子一瓶自己做的马林酱

艰难地起身，向我们道别

我们离去，消失在天山风景之外

隐身于一位老人的“偏僻”里

无需抬头，遗忘像一朵低低的云

笼罩这个名叫库尔德宁的山谷

这是只有熟悉新疆，并对这片地域富含的一切充满感情的人，才能够写出的诗句。“遗忘像一朵低低的云”，可它在诗人的心中徘徊不去。诗人对遥远的颠覆，就好像是在为那些被偏见和无知所压制的、自然而不可避免的感情而作的辩护。“偏僻”不只是地理学上的概念，就像“荒凉”不只是植物学或生物学上的概念一样，它们是经济、政治与社会学上的参照所构成的，沈苇以更多重的意义，以地理边缘（事实上西域是亚洲的地理中心），以它的命运和范围，不断向“中心”发出质疑。

作为“荒凉的证人”，沈苇代表了诗歌与受难者、被剥夺者、牺牲者、被歧视者的休戚相关。他以见证者的姿态写下了一切，仿佛他已经忘却艺术与生活的界限。《我替遗忘说出的总是有限的》在某种程度上像诗人在2009年创作的《安魂曲》的一篇卜辞：

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

夜晚不仁，以荧屏狂欢为刍狗

瞬间的星光，如除夕的焰火

从遗忘深处，向天空怒射

静寂。一场飞雪，一层厚土

覆盖一个人的故乡和异乡

当我向着四面八方漫游

我替遗忘说出的总是有限的

从某种程度上说，沈苇这一代诗人将自己视为社会渐变因素的一部分，他们所面临的挑战之一，是如何在时代范畴和艺术自律之间生存。诗人将现实、传统、宗教、历史、暴力这样一些已经在现代语境中被逐渐简化和变形的概念引入诗歌叙事。诗歌作为潜在的救赎之物，很可能和爱一样不可靠，它不像仇恨那么强烈，那么具有力量。但诗人依然保持着一种艺术信念，这信念来自社会、道德、政治和历史现实的压力，也来自诗歌自身，来自它的神秘、意外和丰富的组合方式所进行的“诗歌的纠正”。在经历了真实与修辞之间的断裂之后，倾听着媒体报道的并不完全的事实，诗人在《安魂曲》中试着诉说出哀悼与预警。诗歌的纠正具有纪录片的恰当性，并给予人慈悲心促生的一点脆弱的人性温情以庇护。

在沈苇2013年的诗作中，这种诉说更为强烈，他的诗具有为真实、为复杂性、为人类、为死者作证的效力，那种深入灵魂的窘迫，使真与美变得可疑了：“瞬间的星光，如除夕的焰火/从遗忘深处，向天空怒射”，诗人抬起双眼，看到的是巨大的空场，正义与不义在天空中无迹可寻，上帝没有给人启示任何东西，政治制度是时代、环境、人类的观念与意志所决定的。无须语言再去暴露什么，因为事件本身已经是露骨的。“一场飞雪”无论如何不可能渗透“一层厚土”。

在《绿洲》《空虚确认一个人的存在》《陌生人迎面走来……》《边疆诗》等一系列诗人自画像的诗作里，荒芜和惆怅一直徘徊在语言中，作为诗人的生活背景存在着，而它也终于糅合进了最纯真的欢乐。例如在《疆》中，诗人增加了苦涩的游戏以及语言的谣曲风格—— 一种转换痛苦感受的话语形式，通过重复，音节的、节奏的、音韵的重复将苦涩变得暂时甜蜜起来：

1.住在弓上/住在土里/住在高山和盆地//大隐隐于疆

2.持弓守土者/身旁的/疆/丢盔卸甲者/天边的/

3.弓上的月光/土里的流亡/三山两盆的雪和沙//斯人嘘叹/恰在咫尺天涯

在沈苇诗歌中，诗人与新疆或西域的关系发生了审美的颠覆。在诗人的视野中，异域风情呈现为一个简化的文化附属物和否定性的世界：“现在，他们和数码相机/一起到达，在他乡风景/和异域风情里，迷失自己”。现代人总是很匆忙，生活总是显得无法忍受，他们的理念过于草率，很多时候，目标的理念、欲望的理念和认知的概念形式，游弋于生存的真实性之上。厌倦似乎也成为一种心灵疾病，习以为常的事物再也激发不起人们强烈的感觉，整个世界被一种使人感到压抑的悠闲恐惧症所统治着。而当人们将目光投向异域时，又常常会把两种不同的概念错误地联系成一个整体——异域风情和浪漫主义。人的目光具有赋予事物以价值的魅力，同时也削弱了象征物背后原初的生命力，这个古老的世界再次变得新鲜。人们对这个世界的表象兴致勃勃：

新疆是被运走的一车车葡萄红枣

一车车异域歌舞、一车车煤炭燃气

在“看”之前，他们已品尝“新疆”

就像吃下一个美梦，然后问：

“这种美味，出自何方？”

于是，他们万里迢迢寻找新疆

像寻找一种食物、一剂药方

诗句中节奏的分裂，以及相应的叙述和辩论激活了一种新的现实，这是诗人在他的生活中凭直觉地感知到的——新疆是以虚无为背景的巨大商场，成为资源、抒情和浪漫的等价物，它受着符号的驱迫。异域，转变成一种破坏性的、粗暴的知识，粗暴和习惯的简化是一种积习，使人的身体和灵魂变得坚硬：“现在，新疆从一串鲜葡萄变成葡萄干/新疆像风滚草在无垠的旷野滚动/新疆变成明信片，躺在数码相机里/像‘楼兰美女’一样四处展览。”新疆，成为知识和错误、异域和浪漫并存的一种复合空间，诗人的目光不是扫视空间，而是穿透空间并察觉到了空间的凹处——它曾经灿烂的古老文明在现代经济社会中变得极度谦卑。一种经济秩序已被继承下来，遵循着它自身需求的规律，它随着现代价值观念的改变而变化，并不断建立和重建着。在这首《论新疆》中，词语和地域已经改变了语言的轮廓，通过对细节的关注和稳定的分类陈述列举，这种对立的同时性显示了经济社会的傲慢——“葡萄”、“歌舞”、“红枣”、“煤炭燃气”被一一并置，成了宣传和营销的新疆风物，游客像消费世界的起哄者，过去的文明从未像现在这样如此生动地被复制、被重新创造。在现代社会的构成中，人类生活到底是不是人类的“艺术”创作？到底是人类运用历史遗产及其符号象征使呆板的生活占据了优势，还是历史将人类判给了这种呆板的生活？诗人拒绝接受人们简化的浪漫情怀和功利主义的经济意向，把节庆的丰富性还给存在的生命力，他关心的不是对一个无法挽回的历史时代的具体描写，而是提供可供选择的理解世界的基本模式。诗歌在向外伸展的同时也在向里收缩，既是有效的嘲讽又是有效的自省。他把近景描绘得像在远方一样，在生活的各个领域警惕着浅薄的经验主义，无垠的利己主义和关于自然、人、权利的抽象观念，警示人们不要忽视了各种文化传统之间的差异，从而将历史和地域表述提升为一种诗歌的力量。

诗人，一个他乡的本土主义者，虽然远离了对异域风情的迷恋，但他并没有远离富含心灵净化力量的事物、没有远离对人性的潜能和宽阔的精神世界所怀有的激情，也不会远离它时常出现的躁动。人们不能将其简化为地域诗或边疆诗，应该注意到沈苇诗歌语言透视的秘密：“荒凉”的地域里的社会学深度与历史性轮廓，族群与地域之间张力关系的描绘，它们赋予地域及景物以某种意义的政治视野。他揭示出荒凉在个人的与族群的生活方式上深厚的美学投影，揭示出地理学的“荒凉”（或相反，地理学的极其华美）投映在政治、经济领域遗忘的阴影。在这一远景中，沈苇诗歌话语变成了沟通或连接线，这是一束时隐时现的从窗外照进的光线，它照耀着，就像画上的一道微光，赋予画卷一种震颤，一种无法确定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