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以俄为师”

王 垒

（广州体育学院 广东广州 510500）

论“以俄为师”

王 垒

（广州体育学院 广东广州 510500）

“揖美追欧”的辛亥革命试验西方式民主制度失败之后，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十月革命帮助了全世界的也帮助了中国的先进分子，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重新考虑自己的问题。“走俄国人的路——这就是结论”。毛泽东《论人民民主专政》提出的这一论断，契合十月革命后许多中国先进分子努力的共同方向，并不仅仅只有中国共产党人。1949年9月16日毛泽东在《唯心史观的破产》一文中也指出：“1917年的俄国革命唤醒了中国人，中国人学得了一样新的东西，这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产生了共产党，这是开天辟地的大事变。孙中山也提倡‘以俄为师’，主张‘联俄联共’。总之是从此以后，中国改换了方向。”这说明，以俄为师曾经代表了20世纪中期以前中国社会的进步思潮。中国近现代社会革命与建设，在“以俄为师”中得到发展，也在“以俄为师”中经历挫折，有宝贵的经验，也有深刻的教训。毛泽东晚年一度体悟到必须“以俄为戒”，可惜未能完成而留待后人。

一、孙中山首倡“以俄为师”

辛亥革命结束了统治中国几千年的君主专制制度，但革命果实落在北洋军阀集团手里，中国社会一派政治乱象。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在北京逝世，留下了一句极为著名的遗言：“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尚未成功”，其实只是“失败”的婉词。孙中山生前曾经多次明言辛亥革命已经失败。1923年10月21日，孙中山在广州全国青年联合会的演说中说：“我们国民党从前革命，各省响应，把满清政府消灭了，而满清留下来的官僚武人还没有消灭，所以弄到民国至今有名无实。国民党主张的民国，还没有成功。”1924年3月24日，孙中山在对驻广州滇军的演说中就说过：“中国革命，至今有了十三年，只得到一个空名，是中华民国。说到民国的事实，一点也没有。所以从前的革命是失败，不是成功。”

辛亥革命后，中国社会政局纷乱，孙中山反思主要原因在于国民党组织的软弱涣散和党员的自私自利，认为国民党“人人都以入党为做官的终南捷径”，缺乏精神上的凝聚力，组织成分也很复杂，难以承担领导革命的历史使命。因此，若要中华民国名副其实，首要任务乃在于改造国民党、建设好国民党。而改造国民党，则需要“以俄为师”。

“以俄为师”的提法首见于1924年10月9日致蒋介石函，影印手迹见刘大年主编《孙中山书信手迹选》第193-194页（北京，文物出版社，1986年10月）。孙中山在这封信中说：“盖今日革命，非学俄国不可”；“我国今后之革命，非以俄为师断无成就。”

孙中山以俄为师，主要是要向俄国革命学习建党与建军。首先是要把国民党建设成为俄国共产党那样的革命党。1923年11月25日，孙中山在广州大本营对国民党员的演讲中说：国民党过去的革命主要是靠军队，“吾党欲求真正之成功，从今以后，不单独专靠军队，要吾党同志各尽其能，努力奋斗……不要仍守着旧日人自为战的奋斗，要努力于有组织、有系统、有纪律的奋斗。”“现在一位好朋友鲍君，是从俄国来的。俄国革命之发达迟我国6年，而俄国经一度革命，即能贯彻他等的主义，且自革命以后，革命政府日趋巩固。盖俄国革命之能成功，全由于党员之奋斗。一方面党员奋斗，一方面又有兵力帮助，故能成功。”孙中山认识到，俄国革命成功的原因关键在于有一个好的党。“所以我请鲍君做吾党的训练员，使之训练吾党同志。”1924年1月25日，孙中山在关于列宁逝世的演说中说：列宁是一个革命之大成功者，是一个革命中之圣人，是一个革命中最好的模范。列宁的逝世对我们的教训，“就是大家应把党巩固起来，成为一有组织、有力量的机关，和俄国的革命党一样”。

在共产国际和在中国共产党人的努力和具体帮助下，1924年1月20日至30日在广州召开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实现了对国民党的改组，标志着第一次国共合作正式形成。孙中山“以俄为师”由建党入手，为后来中国革命继续向前发展创造了成功的经验。毛泽东总结中国共产党领导革命的经验，即认为党的建设是“三大法宝”之一。

孙中山“以俄为师”的第二要务是建立黄埔军校，藉以建立一支“党军”。黄埔军校是孙中山先生在中国共产党和苏联的积极支持和帮助下创办的，是第一次国共合作的产物。黄埔军校作为中国现代历史上第一所新型军事政治学校，培养了大批军事政治人才，在中国现代史上具有深远影响。在建设一个好的党的基础上，建立一支由这个党所领导的好的军队，革命才可能成功，这是由后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历程一再证实的一条成功经验。孙中山认识到并且做到这一点为时已晚，但这一认识无疑引领着革命事业继往开来胜利发展。

1987年2月18日邓小平在《用中国的历史教育青年》一文中说：“中国从鸦片战争起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人成了世界著名的‘东亚病夫’。从那时起的近一个世纪，我国有识之士包括孙中山都在寻求中国的出路。孙中山开始就想学习西方，所谓西方即资本主义。后来，孙中山觉得资本主义西方不行了，提出‘以俄为师’，学习十月革命后的俄国，开始了国共合作，导致北伐战争的胜利。”因为孙中山首先提出“以俄为师”、走上“联俄联共”的道路，使得辛亥革命和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这两段历史前后相续，顺理成章，中国革命由此进入了新的历史发展阶段。

二、中国共产党从“以俄为师”到“以苏为戒”

中国共产党是在共产国际的直接指导和帮助下建立的，并且成为共产国际（又称第三国际）领导下的一个支部。而共产国际是俄罗斯共产党发起组织的，实际受俄共产党领导。中共作为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党的各项重大工作，都听从共产国际的指挥。共产国际给了中国革命事业一些正确的指导和有力的帮助。但无可讳言，共产国际对于中国革命也有不少纯属瞎指挥，不符合中国的国情。第一次中国大革命即因为执行了共产国际的错误指示而遭失败。后来毛泽东在领导中国革命的过程中，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原理与中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终于取得了胜利。

1940年1月，毛泽东在延安干部大会上作了《新民主主义的政治和新民主主义的文化》的演讲，后整理为《新民主主义论》出版。1942年，他发动和领导了延安整风运动，着重解决如何正确对待马列主义原理、苏联革命经验与中国实际情况相结合的问题。1945年4月党的七大召开，毛泽东代表党中央作了题为《论联合政府》的政治报告。这两篇重要文章与其他相关讲话和著述，构成了系统的新民主主义理论。新民主主义理论与党的七大所确定的路线一起指引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了完全胜利。

1949年7月1日，毛泽东选择在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二十八周年的时刻，发表了一篇重要文章《论人民民主专政》，阐明了即将诞生的共和国的发展路径选择。在这篇文章里，毛泽东宣布“一边倒”将是新中国的外交政策，即倒向苏联，倒向社会主义（东欧各国当时还称为新民主主义或人民民主主义国家）阵营。

毛泽东提出“一边倒”的选择，并不仅是宣示新中国的外交政策，同时还表明要采用苏联的社会政治制度来建设国家。毛泽东写道：“苏联共产党就是我们的最好的先生，我们必须向他们学习。”全国解放以后，在国内工作中，毛泽东向全国人民发出号召，“一定要将苏联的一切先进经验都学到手”，“在全国掀起一个学习苏联的高潮”。苏联人从此被中国人尊称为“老大哥”。全国人民都期盼“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收录了毛泽东在一份请示报告上的批示：“似应允许（苏联）顾问参加（同级）党委会议”。并要求“凡有苏联顾问之单位，务必彻底解决干部中是否全心全意向苏联专家学习的问题，凡不虚心学习者应受到批评”。如此自上而下，连我国各大中学校的外语课也大多用俄语代替了英语。

中国人关注苏联，学习苏联，自有其道理。“一边倒”的选择有其深刻的国际国内背景。国际政治的美苏两极对峙与美国等西方集团的封锁，是外部因素；而累积贫弱急于振起则是内部动因。中国国土辽阔，人口众多，经济社会发展水平极为落后，内忧外患深重。在共产党和人民政府领导下，如何早日富强起来？是许多志士仁人迫在眉睫夙夜以思的问题。毛泽东对于苏俄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制度,并且迅速成为世界上强大国家之一,深为向往，多次在讲话、文章中，大表赞美。苏联已成为毛泽东心目中认定的必须效仿的样板。

俄国在1917年选择走社会主义道路有其历史的合理性，但其体制隐含多方面的严重弊端，且在发展中没有注意克服，最终导致其走向解体。

斯大林逝世以后，赫鲁晓夫在1956年召开的苏共二十大，在其秘密报告中揭露批判了斯大林搞个人崇拜和破坏法制的问题。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引起强烈震动。毛泽东随即向全党提出了“以苏为戒”的要求，“不要再硬搬苏联的一切了，应该用自己头脑思索了。应该把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探索在我们国家里建设社会主义道路。”1956年4月25日，毛泽东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发表了《论十大关系》的讲话，可以说，“以苏为鉴”，根据中国情况走自己的路，是贯穿《论十大关系》的基本思想。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明确说：“最近苏联方面暴露了他们在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的一些缺点和错误，他们走过的弯路，你还想走？过去我们就是鉴于他们的经验教训，少走了一些弯路，现在当然更要引以为戒。”《论十大关系》的发表，标志着毛泽东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形成一个初步的然而又是比较系统的思路。他后来曾说道：“前八年照抄外国的经验。但从1956年提出十大关系起，开始找到自己的一条适合中国的路线。”

从“以俄为师”到“以苏为戒”开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艰辛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