移情与认同:论《异邦客》中的边缘人

朱春发

(浙江传媒学院国际文化传播学院，浙江杭州310018)

论及传记书写者与传记的关系时，美国学者保罗·默里·肯道尔说:“所有的传记都在它的自身内部笨拙地掩盖着一部自传”［1］。在那些赵白生先生称之为“纪念性”或“认同性”的传记［2］中，传记的这种自传性质则更为明显。对于这种类型的传记，传记研究学者艾达尔建议书写者要控制好移情性的参与，否则将不能把控自己与传主之间的距离，就会使作品不够客观，降低传记的历史价值［3］。艾达尔此处所表达的担忧不无道理，因为过度移情必然会对材料选取以及文字表述产生影响。但是，对于文学研究领域中的作家研究而言，他们所书写的、带有强烈认同和移情性质的传记，则是分析其相关经历和心理特征的重要文本。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赛珍珠(1892—1973)为纪念其母亲而写的传记《异邦客》就具有这样的价值。作为一位有着特殊经历的来华传教士女儿，赛珍珠是一位多重意义上的边缘人物。其自身所处的边缘地位，也使得她的作品普遍关注处于不同边缘地带的人物。这些书写，体现了赛珍珠本人不同层面、不同阶段的边缘意识。《异邦客》是赛珍珠所撰写的第一部文学著作，在书中，她饱含深情所描写的母亲凯丽就是一位因被上帝、祖国以及丈夫所放逐，而处于边缘地带的人物。此书是在凯丽刚刚逝世时，赛珍珠怀着极其悲痛的心情，“为自己的孩子而写的”，以期他们“可能因此对我母亲有个印象和了解”［4］104。这部完全是为了抒发自己感情而绝非为了发表的传记，由于“主观感受较多”［5］，移情的痕迹十分明显，所以在帮助读者走进主人公凯丽心理世界的同时，也较为明显地展现了赛珍珠早期的边缘意识。

一、地理上的边缘人

在20世纪初，美国社会学家罗伯特·帕克在研究移民现象的基础上，提出了“边缘人”的概念:一个处在两种文化和社会边缘的人，他不愿意与他的过去或传统告别，但同时也因为种族歧视等原因，不被新的社会所接受［6］。这一概念涵盖了多个不同历史时期的群体，近代美国来华传教士就是其中之一。自从他们踏上横跨太平洋的轮船的那一刻起，就开始一步步地远离自己的故乡以及亲人，成为一个流落异国他乡的边缘人。《异邦客》就完整地记录了凯丽这位女传教士不断被自己的故乡和亲人边缘化的过程和心态。

到达中国后，当她在浑浊的长江边思念故乡之时，美国的故乡不可避免地发生着各种变化，自己留在那边的痕迹也日益黯淡。书中共写了凯丽三次回美国休假的经历，这三次也是她被故乡和亲人逐渐边缘化的三个过程。第一次是在她来中国十年之后，她发现故乡的一切与她离开前相比，变化不是特别大，她还能“又一次坐在少女时代住过的房间的窗前，凝视熟悉的景色”，“这家里还是她了解和喜爱的那些人”［7］99。第二次休假返乡，已是她离开家乡二十年之后。这一次，她伤感却又无奈地发现“二十年来，她的兄弟和姐妹已学会没有她而生活，尽管他们很爱她”［7］137。凯丽的最后一次回国是上次回返的七年之后，但这一次没有像以往那样住满一年。充满童年记忆的那幢大房子早已被她哥哥“镇定自若地占有，好像过去的生活全部消失，甚至连有过的记忆都不存在了”。她忽然悲哀地意识到，“在这个国家里，已没有人真正需要她”［7］155。至此，她已被自己的故乡彻底边缘化。

而对于中国这个第二故乡，虽然随着居住时间越来越久，对中国的认同感愈来愈强，然而文化、种族等方面的根本不同，决定着她在中国这片土地上也永远只能是个处于边缘的异乡客。凯丽一家居住在由高高的围墙隔离起来的传教大院内，除了必要的传教活动，平日与凯丽往来的也基本上是周边的白人。同时，19世纪末20世纪初，也是中国民族情绪日益高涨、排外情绪此起彼伏的时代，凯丽一家就遭受了多次逃难的经历。靠着传教背后西方国家的坚船利炮，凯丽能够住在长江边的一个大院内，在环境、生活等方面营造着一个美国式的氛围，但是，自身所具有的优越感、周边环境的敌视，使得她始终都处于中国社会的边缘，不愿、也无法真正地融入中国社会。

与凯丽相比，赛珍珠在地理上的被边缘化过程则显得更复杂、更富有悲剧性。凯丽是由于自己的选择，踏上了一条边缘之路，但作为凯丽的女儿，赛珍珠的被边缘化却是一种自己无法选择的命运。作为一名在中国长大的传教士女儿，这种成长经历在她身上刻下了远比其母亲更深的烙印，所以，当她最终回到美国接受高等教育时，就像其他传教士子女一样，经历了痛苦的“重新回归”(re-entry)。一到伦道夫—梅肯学院，由于语言、着装等方面的不同，赛珍珠在同学中间显得非常怪异，这使得她发现自己在自幼朝思暮想的祖国成了一个边缘人。四年的大学生活之后，赛珍珠面临着留在美国还是回到中国的人生抉择。在她内心，她还是想留在美国，“在两个国家之间，我的心选择自己的国家”［4］108。但是，命运再一次让赛珍珠沿续了边缘之路:那时母亲凯丽病重，需要她回中国照顾。所以她出于孝心，向长老会申请了去中国传教的资格，选择了一条和自己父母亲一样的传教之路。

四年大学生活所作的回归努力，以及传教士的身份，使得赛珍珠在回到中国的最初几年，开始以一种她此前不曾拥有的目光重新审视那个熟悉的中国，看到了她以前因年幼、因熟悉而不曾看到的黑暗和落后。多年之后，赛珍珠在《分家》中的王源身上，表述了这种心情:“为什么我以前从来没看到过这些?为什么直到现在我才看到了这一切?”［8］1917年，当她在镇江的一所教会学校度过三年无聊的生活之后，嫁给了从美国来的传教士——约翰·洛辛·布克，随后便跟随丈夫来到了安徽宿州，在那里生活了近三年。在宿州的生活对她今后包括《大地》的写作，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虽然她也用浪漫的笔触描写了那一地区的所见所闻，但实际上，赛珍珠对中国的不满在那段时间里“达到了高潮”［9］72。凯丽在《异邦客》中评价中国时用到的“堕落”“邪恶”“黑暗”等词也经常闪现在这一时期她写给美国亲朋好友的书信中。可以说，在宿州和南京居住的岁月里，赛珍珠的心与身边的中国世界经常保持着很远的距离。她的心已更多地留在了美国，再也不像小时候那样，把自己看成是一个中国人，而是把自己定位在一个处于边缘地带的旁观者。

保罗·多伊尔在谈及《异邦客》写作上的瑕疵时，认为这部传记“太过于伤感。当赛珍珠讲述凯丽在老家的青春时光、到中国后对故国家园的热爱以及对美国的向往和忠心时，这种伤感的情绪表现得尤为明显”［10］。从文学写作的角度来看，保罗·多伊尔的这番话颇有道理，但是，他在作上述评价时，没有联系到赛珍珠本人的边缘人身份，更没有注意到这部传记的移情特色。《异邦客》中所表达的那种对祖国故乡的思念和向往之情，以及对中国所居住之地虽不满但又无法逃遁的心情，既是凯丽大半生的写照，也是赛珍珠当时的真实感受。

二、信仰上的边缘人

由于远离故土，奔赴海外的传教士必然会经历地理意义上的被边缘化，但是，也有很多像凯丽的丈夫安德鲁一样的传教士，一心把自己奉献给上帝的事业，所以他们的内心充实、宁静、快乐。但是，对于一些在信仰上不是特别坚定的传教士而言，异国他乡生活的艰辛和困苦，则更加会动摇他们的信仰，使他们的内心更加压抑和痛苦。凯丽就属于这一类人。

凯丽的天性里就有着激情和野性，这妨碍着她寻找上帝，所以，年轻的凯丽“由于焦躁不安地寻找上帝，她的少年时代是痛苦的”［7］40。但在其母亲临终时，她突然觉得自己得到了上帝的征兆，因此便下定决心做一个为上帝献身的海外传教士。然而，她对美、对世俗生活的向往，使得她即使做了传教士，仍无法像安德鲁那样，完全信赖上帝。而身为一个有着多个孩子的母亲，每一次孩子的夭折更是打击了她对上帝的信赖。当第一个孩子莫德因为腹泻和饥饿而夭折在去日本的船上时，凯丽便开始质疑上帝，“在这一切之中上帝何在?祈祷没有用——要求征兆没有用。她轻蔑地用手臂抱住孩子并蹲下来凝视大海，然后开始大声哭泣”［7］69。几年之后，她的一个儿子阿瑟和一个女儿伊迪斯在两天之内相继死亡，凯丽的思想又一次经历了斗争，“我信赖——在这以后我会好好——我将信赖——”，但是，“在她内心深处，在她摧毁不了的野性心灵中，她在哭泣并喊叫:‘信赖什么?’”［7］96

经历了包括丧子之痛的痛苦经历之后，凯丽晚年在生命即将走到终点时，把宗教和上帝的思想抛在一边，而选择了在内心压抑了一辈子的天性和对世俗的向往。在病床上，有一次有人给她放唱片《啊，信赖上帝，耐心地等着他》，她“怀着平静而深沉的心辛酸说:‘把它拿开，我一直等待，而且耐心地——但却什么也没等到’”［7］176。终其一生，就如赛珍珠所写的那样，“她的生活是以寻求上帝开始的，而却未能在有生之年完成它”［7］176。在晚年，她自动地放弃了对上帝的追求和追随，选择了一条自我放逐、自我边缘化的道路。

身为凯丽的女儿，赛珍珠也有着与其母亲极为相似的性格:敏感、爱美、向往世俗的幸福和快乐。虽然赛珍珠很小的时候，由于家中浓厚的宗教气氛，基督教是“她孩提时代学着树立价值观的源泉”［9］1，但是，她从母亲那边秉承的性格以及其生长环境的“异教”氛围，使其在成长过程中渐渐怀疑具有强烈排外特征的基督教信仰，尤其是父亲安德鲁所持的原教旨主义。在她去美国读大学之前，曾经在上海的朱威尔小姐女校短暂地求学过一段时间，在那里，她发现自己不习惯学校的那种宗教氛围，因为她的“基督教观念已相当平淡，那里的师生特有的原教旨主义高调使她感到不舒服”［9］47。

虽然赛珍珠在信仰方面一直存有焦虑，但是在接下来的一段人生路途上，她还是跟海外传教事业紧密地结合在一起。1914年，她向长老会申请，以一个传教士的身份回到镇江;1917年，与布克结婚后，便向海外传教协会申请一个传教士妻子的任命。在此期间，她都通过在教会学校教书、乡村传教等方式，为海外传教服务。这样的选择，一方面是出于实际生活的需要，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她内心的怀疑还淹没在二十五年的宗教训练下。她已经形成了一种习惯性的信仰，它只能被缓慢而勉强地打破”［9］65-66。但是，当她为上帝的事业纠结了一辈子的母亲逝世时，母亲的遭遇和自己内心的焦虑，使得其对上帝、对传教产生了愤怒，所以《异邦客》这一传记就倾注了她内心的这种怀疑和不满。当然，彼时的赛珍珠无论从哪方面考虑，都还无法用个人的力量与整个传教事业抗争，这种全面的抗争要等到20世纪30年代她已经因《大地》等著作而功成名就时，而这篇传记的发表也要等到那一时刻。

三、事业上的边缘人

怀揣着为上帝传播福音的崇高理想，凯丽和安德鲁新婚后便立即一起奔赴中国。她本想在满是“异教徒”的国度与安德鲁一起并肩作战，实现自己的价值，但是不久就发现由于性别上的原因，她始终无法像她丈夫那样全身心地投入战斗，在传教的事业中只能处于从属和边缘地位。

首先，女性传教士对其子女所负有的责任严重消耗了凯丽的精力。刚来中国还不到三个月，她就发现自己怀孕了。此后的十多年，包括四个中途夭折的孩子在内，她共生育了七个孩子。对于这些孩子，凯丽努力照顾他们的生活起居，使他们不因为糟糕的环境而生病、夭折。此外，为了避免孩子受周边环境的影响，培养“纯正”的美国公民，像凯丽这样的母亲必须投入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来照顾孩子的生活和教育。因此，当安德鲁在乡间不停穿梭，散播上帝的福音、实践自己的理想的时候，凯丽却被包括孩子教育在内的一大堆生活琐事困在了家里，她为上帝传播福音的理想也一再受到压制和耽搁。一直到赛珍珠回美国读大学，凯丽身边只剩下一个女儿的时候，她才开始从多年压在她身上的家庭重负中解脱出来。

其次，当时传教事业中男女不平等的观念，也在客观上使得像凯丽这样的女性传教士只能作为丈夫的帮手，而不能独当一面。在男女平等方面，19世纪的美国主要提倡一种“纯正妇女意识”，即要虔诚、纯洁、服从以及爱家［11］。在这种意识下，家庭是妇女生活的重心，她们要“完全服从父亲和丈夫，充分展现其妇女应有的美德”［12］22。这种意识不仅渗透在日常生活中，同时也深深地体现在诸如海外传教等的宗教活动上。因此，虽然在美国海外传教事业中，已婚女传教士所占的比率并不低，但是由于性别上的限制，她们在这一事业中所处的地位却是非常边缘化的。在安德鲁这一圈子内的传教士中间，就“没有一个妇女敢在男人面前高声说话、大声祈祷或在集会上发言。集会时，妇女默默地跪在男人们前面，男人们跪在上帝面前，唯有他们可以向上帝说话”［7］311。此外，与其他男性传教士相比，安德鲁在对待妇女方面更为保守。他深受保罗主义中女人要服从男人的教条的影响，所以凯丽“对他来说，她只要管好家，为他生孩子，服侍他就够了”［7］160。

女性所背负的家庭重担、教会中的男女不平等，以及丈夫的大男子主义，都使得凯丽在传教事业中被不断地边缘化。台湾学者林美玫在考察美国圣公会已婚女传教士骆麦莎和文莎娜的工作时，就评论道:“她们的角色仍然只是男传教士的好帮手。虽然她们是丈夫的传教生活的实际支柱，然而她们并没有在海外传教事业中拥有自己独立的天空，她们的名字只黯淡地存留在杂乱无绪的史料中”［12］35。赛珍珠在多年之后，也愤愤地写到，“传教士的坟地里，葬满了妻子们的尸骨”［7］238。

1921年，赛珍珠愤愤地替自己母亲在传教事业中的边缘地位鸣不平时，她本人正处在与凯丽十分相似的边缘处境之中。那时，她已发现自己的丈夫布克与父亲安德鲁之间有着太多的相似:他对男女可以成为平等伙伴的观念不以为然，认为妻子应顺从于丈夫;他的时间完全被自己的学术所占据，就像安德鲁当年心里只有上帝的事业一样，对妻子和孩子都不大过问;他对赛珍珠的写作也毫不支持。此外，在1920年，女儿卡洛儿出生，更加重了赛珍珠的生活负担。也是从这时起，她开始抱怨布克的自私，开始抱怨自己的辛苦。那时，赛珍珠非常担心的一个问题是:她的余生是否会和她自己的母亲一样，为生儿育女所累、为丈夫所边缘化，从而碌碌无为?所以，当一年之后凯丽这样一个本是“需要担任重大任务的人”［7］162最终碌碌无为地死在异国他乡时，赛珍珠内心的波澜可想而知。

四、结语

赛珍珠在创作传记《异邦客》时，因为自己生命中最为重要的母亲的病逝，更因为当时自己所处的边缘境地，她在写作时没有很好地把握自己与传主凯丽以及传记之间的距离，而在书中倾注了太多的个人情感，过度的移情导致了其母亲边缘人形象的被前景化。所以，在保罗·多伊尔等评论者的眼里，《异邦客》的文学欣赏价值不如她为父亲安德鲁所写的《战斗的天使》。但是，也正因为《异邦客》中这种强烈移情的特征，它对我们分析作家赛珍珠本人有着极为重要的价值。书中所极力控诉的凯丽一生被边缘化的遭遇，也正是赛珍珠在写作之时的个人困境。纵观赛珍珠的一生，不难发现她一直都在与自己的被边缘化作抗争，就像后来她在20世纪30年代以一篇《海外传教有必要吗?》［13］的演讲与基督教海外传教事业正式分道扬镳，以一纸离婚书终结了与布克之间十多年的纠结，回美国后又通过建设青山农场来建立自己的家园。而赛珍珠在《异邦客》凯丽这一人物身上所透露出来的边缘意识，为后来她自己的一系列行动写下了注脚，这正是该传记的特殊价值所在。

［1］保罗·默里·肯道尔.人物［M］.余中先，译.北京:三联书店，1995:173.

［2］赵白生.传记文学理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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