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论十大关系》的思想源:东方社会理论①

黎 政

(喀什师范学院 法政系,新疆喀什844000)

在发展的“世界历史”条件下,如何正确判断西方无产阶级革命和东方社会国家革命的互相影响,成为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中亟待解决的课题。马克思恩格斯以及列宁通过对东西方社会的洞察先后逐步形成了“西方社会理论”和“东方社会理论”,随着“西方社会理论”向“东方社会理论”的转移,这具有科学形态的、富有独创意义的东方社会理论,使东方社会生产力极不发达仅能依靠农耕为生的国度,跨越“卡夫丁峡谷”,确立了主义社会制度。经过艰难曲折形成的“东方社会理论”为毛泽东《论十大关系》沉淀了坚实的理论之源,毛泽东《论十大关系》用东方社会理论,调动国内外一切积极因素,使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取得了伟大的成就。

一、西方社会理论

19世纪30-40年代,西方资本主义工业迅猛兴起,英国率先完成了工业革命,美国、法国、德国也相继进入工业革命时期,处于同时代的东方社会也从属于西方社会的局面走向“世界历史”。马克思在分析资本主义生产的起源时指出,资本主义生产的起源实质上是“生产者和生产资料彻底分离”(《资本论》法文版第315页第1栏),……“全部过程的基础是对农民的剥夺。这种剥夺只是在英国才彻底完成了……但是,西欧的其他一切国家都正在经历着同样的运动”(同上,第2栏)。马克思指出这一运动的“历史必然性”限于西欧各国。为什么呢?那就是“它被消灭的过程,即个人的分散的生产资料转化为社会的积聚的生产资料,多数人的小财产转化为少数人的大财产,——这种对劳动人民的痛苦的、残酷的剥夺,就是资本的起源……以自己的劳动为基础的私有制被以剥削他人劳动即以雇佣劳动为基础的资本主义私有制所排挤 。”[1](P570)

随着新兴工场手工业的出现,各国进入商业斗争时期,这种斗争是通过战争、保护关税和各种禁令来实现,而在过去,商业则是一种相互的联系、和平的交易。马克思以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英国为例进行剖析,对资本主义国家的历史、性质、结构、未来以及对内对外的影响进行了深刻的阐述,特别从哲学和经济学的角度研究资本主义的工业体系,形成了系统性的科学性的西方社会理论。原因之一,是对历史唯物主义进行有效的运用和发挥,让其积极高效地展示世界观和方法论理论和实践意义;原因之二,历史唯物主义在经济建设实践中得到全面的检验和发展,更加完善和人性化。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凭借自己工业化的水平,在经济发展上走上了全球领先的地位,摆脱了那种受制于人的困窘局面,实现了现代化,“‘现代社会'就是存在于一切文明国度中的资本主义社会,它或多或少地摆脱了中世纪的杂质,或多或少地由于每个国度的特殊的历史发展而改变了形态,或多或少地有了发展。”[1](P444)

不同文明国度中的不同国家,不管它们形式如何纷繁,却有一个共同点:都建立在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的基础上,只是这种社会的发展程度不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把东方社会归于“发展中国家”(“不发达国家”、“欠发达国家”),在他们眼里,“不发达”、“欠发达”都是极其低下、拙劣的,不值得交流交往交融。马克思通过事物发展的具体形态进行分析研究,“对人类生活形式的思索,从而对它的科学分析,总是采取同实践发展相反的道路。这种思索是从事后开始的,就是说,从发展过程的完成的结果开始的。”[2](P93)这种从果推因的分析方法得出的结论就具备了科学方法论的一般性意义。特别是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资本论》;恩格斯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1843-1844);马克思、恩格斯的《德意志意识形态》、《共产党宣言》(1848)等一系列著作,为马克思的西方理论研究即马克思主义的现代化理论提供了一个完善的、系统的、科学化的理论工具。

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马克思研究了历史上的各种所有制结构,在1859年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正式提出“亚细亚生产方式”概念,马克思把这种所有制与“古代所有制”、“日耳曼所有制”进行了比对,得出一个结论,这种所有制比其它的所有制都更早,于是马克思界定出人类生产方式的发展从原生形态向次生形态过渡,即公有制向私有制过渡。他认为东方国家或早或迟会走上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主要是考虑到东方社会也处在“世界历史”体系下,成为不可分割的部分,因此,资本主义在迅速发展的同时,也打破东方社会的闭关自守,继而进行侵蚀和渗透,会改变其生产方式和社会结构。

二、东方社会理论

马克思的西方社会理论不可能使西方发达资本主义社会走上社会主义道路,转而研究东方社会。19世纪末,处在二重性下的俄国,即既有公有制,同时也有私有制,这二重性既赋予了俄国社会的生命力,同时也可能是使俄国社会逐渐解体的祸根。在这样的环境中,西方资本主义制度开始侵入,成为俄国“缠身”的病源,此时,晚年马克思恩格斯对俄国的命运何去何从,甚是堪忧,他们开始重视研究东方社会的发展,东方社会理论就是他们研究的成果。尤其是马克思,他把大量的精力投入到查阅东方历史的文献中,记录下了许多非常详实有用的文献资料。马克思发现西欧的公有制在各地都不见,被资本主义私有制代替。

马克思认为“不存在土地私有制”[3](P113)是东方社会一个极其重要的特点。因此,要挽救俄国公社,就必须有俄国革命。如果革命在适当的时刻发生,如果它能把自己的一切力量集中起来以保证农村公社的自由发展,那么,农村公社就会很快地变为俄国社会新生的因素,变为优于其他还处在资本主义制度奴役下的国家的因素。

可这是为什么?马克思写道:“我的回答是:在俄国,由于各种情况的独特结合,至今还在全国范围内存在着的农村公社能够逐渐摆脱其原始特征,并直接作为集体生产的因素在全国范围内发展起来。正因为它和资本主义生产是同时存在的东西,所以它能够不经受资本主义生产的可怕的波折而占有它的一切积极的成果。”[1](P571)

笔者以为,俄国人民对达尔文的“适者生存,不适者被淘汰”的辩证思想能充分认识,他们不脱离现代世界而孤立生存,而是吸收资本主义的一切积极的成果。然而,俄国也有部分资本主义的崇拜者,这就是马克思给查苏利奇复信的“初稿”中六次提到的所谓“社会新栋梁”。如亨利·梅恩爵士就是英国政府用来破坏印度公社行动的热心帮手,但却伪善认为政府为维护公社作出了一切崇高的努力。同时,马克思也在此信中二十三次提到“农村公社”,孕于着俄国群众的悲惨命运即将来临。可见,所谓“社会新栋梁”的掀起对“农村公社”的发展构成了极大的威胁,想要将“农村公社”一举扼杀于成长途中。

“社会新栋梁”为什么他们还合谋要使公社灭亡呢?为什么他们的代言人还把公社所受的创伤说成是公社自然衰老的确凿证据呢?为什么他们要杀死下金蛋的母鸡呢?马克思揭示出他们的秘密:“公社的现状不能继续维持下去了,并且纯粹由于事物的必然性,现在的剥削人民群众的方式已经过时了 。”[1](P579)马克思认为:“这种农村公社是俄国社会新生的支点;可是要使它能发挥这种作用,首先必须排除从各方面向它袭来的破坏性影响,然后保证它具备自然发展的正常条件。”[1](P590)

因此,必须有点新东西,而这种新东西,虽然表现为各种不同的形式,但总不外是,消灭公有制,使比较富裕的少数农民形成农村中间阶级,而使绝大多数的农民干脆变为无产者。眼下俄国群众置身于水生火热中,于是马克思在给维·伊·查苏利奇复信的“初稿”和“三稿”中就提出了“卡夫丁峡谷”[1](P575)问题。马克思指出:“俄国具有自己的特殊国情,是否要经历资本主义将取决于具体的历史条件”。“如果俄国继续走它在1861年所开始走的道路,那它将会失去当时历史所能提供给一个民族的最好的机会,而遭受资本主义制度所带来的一切灾难性的波折”。[1](P464)因此,俄国所“遭受资本主义制度所带来的一切灾难性的波折”在具体的历史条件下有可能,可是俄国没走资本主义制度,而是吸取资本主义制度所创造的一切积极的成果,走上社会主义道路。

恩格斯在《致奥拓·伯尼克》的信中说:“所谓‘社会主义社会'不是一种一尘不变的东西,而应当和其他社会制度一样,把它看成是经常变化和改革的社会。它同现存制度的具有决定一力的差别当然在于,在实现全部生产资料(先是单个国家实行)的基础上组织生产”。[3](P588)这里指明,生产资料公有制是社会主义改革和发展的基础,只有在实践中逐步完善才能实现公有制的目标,也为未来社会迈出了第一步。

俞良早在《论列宁的东方理论》、《列宁东方理论的精髓及20世纪历史的验证》、《论列宁的东方社会理论》中认为,列宁的东方理论主要内容“东方国家容易发生革命的观点;东方的民主革命容易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的观点;东方国家虽然经济文化比较落后但可以实现社会主义(需要得到西方社会主义的帮助)的观点;东方国家可以先于西方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观点;东方国家必须渐进地组织经济建设的观点;东方国家的社会主义进程伟大而曲折的观点。”[4]俞良早详实、系统、准确地概述出列宁的东方理论内容,进一步论及东方理论不仅在19世纪具有历史辩证唯物思想,而且在20世纪及之后仍然具有指导东方社会探索社会主义国家建设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马克思指出:“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5](P506)“这个解放的头脑是哲学,它的心脏是无产阶级”。[5](P18)这里指明,改造世界就是一种实践的观点,马克思把实践引入哲学领域,科学地解决了理论和实践的关系。马克思始终坚持用从普遍到特殊、用从具体到抽象的方法进行研究东方理论,这一理论广泛地渗透于马克思的三大理论: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以及两个最伟大的科学成果: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理论之中,更是揭示出了“两个必然性”与“两个绝不会”的内在区别和联系。

在19世纪50-60年代,由于西方社会发展理论与一般社会发展理论系统同时发生、同步演进。马克思认为,以英、法、德为首的西方国家工业化进程的加速,使东方社会问题备受关注,原因一,东方民族被压迫,继而要求解放的呼声迅猛高涨,如波兰和爱尔兰的民族独立和解放问题尤其突出,鸦片战争和太平天国运动也随之爆发,猛烈地抨击着西方殖民主义者;原因二,对东西方所有制形态和社会形态的不同对待,这一具有东方特征的社会特殊性开始确立;原因三,19世纪70年代末及20世纪初,随着巴黎公社和十月革命的爆发,东方确立了无产阶级领导。马克思恩格斯指出:“过去的一切运动都是少数人的或者为少数人谋利益的运动。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动。无产阶级,现今社会的最下层,如果不炸毁构成官方社会的整个上层,就不能抬起头来,挺起胸来。”[6](P42)总之,“让统治阶级在共产主义革命面前发抖吧。无产者在这个革命中失去的只是锁链。他们获得的将是整个世界。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6](P66)

列宁捍卫马克思主义作出巨大的努力,在《我们拒绝什么遗产?》中,指出马克思主义者比民粹派更彻底、更忠实地保存“遗产”,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使之发扬光大;在《非批判的批判》中,指出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更进一步研究马克思的辩证唯物主义和政治经济学原理;在《俄国社会民主党人的任务》中第一次提出“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7](P153)“没有革命理论,就不会有坚强的社会党”。[7](P273-274)在《我们的纲领》一文中精辟地论述了如何对待马克思主义的问题,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列宁捍卫马克思主义,就是捍卫马克思的东方社会理论,捍卫《资本论》这一巨著的伟大意义。

马克思用“世界历史”的视野研究东方社会,东方社会中俄罗斯问题是一个根本性问题。马克思以俄国为研究对象,更是体现了一种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一种哲学思想,说明东方社会并非一定要走资本主义道路,即穿越“卡夫丁峡谷”,确立了社会主义制度,这在马克思关于俄国问题的书信和札记中得到体现,马克思东方社会理论为我们提供了一个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发展理论大纲。他对柯瓦列夫斯基的《公社土地占有制,其解体的原因、进程和结果》一书中的材料和观点予以高度评价,但是他明确反对把西欧与亚洲、非洲、美洲做简单机械对比,马克思则讥讽为“蠢驴”。在马克思看来,西方殖民统治不可能加速东方社会与世界一体化的进程,进而导致殖民统治内部结构瓦解、秩序混乱和大失人心所向,因此对东方社会的殖民化不可能发展为资本主义。

三、《论十大关系》思想

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的整个过程和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理论体系中,西方社会理论和东方社会理论是以发展为源紧密联系的,东方社会发展理论的实践意义得以实现,为东方社会的现代化建设提供了供精神、智力支持和价值导向。

新中国成立以后,毛泽东辩证地运用马克思恩格斯列宁主义的理论和方法,对我国实际情况作了系统的周密的调查和研究,认为既能不割断历史,也不能单凭热情去工作;不但要懂得外国革命史,还要懂得中国革命史;不但要懂得中国的今天,还要懂得中国的昨天和前天。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带领全国人民,在迅速医治战争创伤、恢复国民经济的基础上,提出了过渡时期总路线,创造性地完成了由新民主主义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的转变,使中国这个占世界人口四分之一的东方大国进入了社会主义社会,实现了中国历史上最深刻、最伟大的社会变革。

马克思晚年的东方社会理论回答社会发展问题上的“诘难”。毛泽东同志又是怎样加以继承、丰富和发展?从毛泽东同志《论十大关系》寻找契机,得到答案。“毛泽东同志和党中央带领全党全国人民对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进行了艰苦探索,并取得了重要的理论成果。……不仅建立起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奠定了重要的物质技术基础,而且积累了在中国这样的社会生产力水平十分落后的东方大国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经验”。[8](P4)从 1956年 2月 14日起,历时一个半月,先后听取了中央34个部门的汇报,中央政治局召开多次会议,形成了著名的《论十大关系》重要思想,1976年12月26日在《人民日报》首次发表。这篇讲话,以苏联的经验为鉴戒,总结我国的经验,然后围绕着一个基本方针,就是要“把国内外一切积极因素调动起来,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9](P720)那么,什么是国内外的一切积极因素?毛泽东总结为“在国内,工人和农民是基本力量。中间势力是可以争取的力量。反动势力是一种消极因素,但是我们仍然要做好工作,尽量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在国际上,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都要团结,不中立的可以争取为中立,反动的亦可以分化和利用。”[9](P721)东方社会理论贯穿于《论十大关系》的始终,为毛泽东探索社会主义建设开辟了道路。毛泽东以东方社会理论为源泉、马克思恩格斯的辨证唯物主义为基本方法,把我国建国以来所面临的问题从两个方面概括为《论十大关系》,即一是经济:重工业和轻工业、农业的关系;沿海工业和内地工业的关系;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的关系;国家、生产单位和生产者个人的关系;二是政治:中央和地方的关系;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关系;党和非党的关系;革命和反革命的关系;是非关系;中国和外国的关系。

(一)吸取苏联、东欧国家经济教训,协调“重、轻、农”、“沿海、内地工业”、“经济、国防建设”的关系 解放初期中国“一穷二白”,“穷”就是没有多少工业,农业也不发达;“白”就是一张白纸,文化、科学水平都不高,而“一张白纸,正好写字”,这让毛泽东悟出一个道理,穷则思变,穷就要革命。采取“扬弃”的态度。在重工业和轻工业、农业方面,毛泽东通过正反两个方面、重点和非重点、眼前利益和长远利益阐述了三者之间的关系。苏联和东欧一些国家片面重视重工业发展,轻视轻工业和农业的发展,造成市场供应不足,货币不稳定,粮食产量长期达不到战前最高水平,等等,既影响了农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也影响了重工业的发展。我国则以苏为鉴,非常注重三者之间的协调发展,特比注重农业和轻工业的发展,粮食产量不断提高,确保了工业发展所需的粮食和原料,日用品丰富,物价和货币基本稳定。他摒弃了苏联把三者关系割断的形而上学的错误观点,把理论与实践相结合运用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补充、丰富和发展了唯物辩证法思想。毛泽东根据当时国际形势的发展做出了正确的分析,朝鲜战争已过,国际形势还较紧张,但新的侵华战争和世界大战暂时不会发生,于是制定了沿海工业占70%,内地占30%的方针,使工业生产得到了迅猛发展,工业模式独具特色;对经济和国防建设,毛泽东指出:“只有经济建设发展得更快了,国防建设才有更大的进步”。[9](P725)体现了经济是基础,经济决定军事、国防等上层建筑的辩证关系,否则就会挨打、受辱。

(二)以苏政治错误为鉴,密切农民关系

苏联没有处理好同农民的关系,而采取义务交售制等办法,把农民弄得很苦。义务交售制指苏联1933年至1957年期间实行的农民按规定的任务向国家交售农产品的制度。其内容是:国家预先(收获以前)对集体农庄、集体农庄庄员的家庭副业和个体农户规定向国家交售固定数额农产品的任务,并按采购价格支付义务交售的农产品价款。“他们这样来积累资金,使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受到极大的损害”。[9](P728)合作社和农民的关系也随之疏远。毛泽东运用对立统一规律,对国家、生产单位和个人三者关系进行精辟分析,借鉴了苏联在农民问题上犯的错误,提出了“兼顾国家和农民利益”的方针,关心群众生活,反对官僚主义,调整工资,改善工人的劳动条件和集体福利,缩小干部与工人之间的工资差距,等等,调动了三者之间的积极性,促进了社会主义事业的蓬勃发展。

(三)弃苏“中央集权制”,充分调动发挥两地积极性

处理好中央和地方这一对矛盾,是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发展的必然,苏联把什么都集中到中央,把地方掐得死死的,一点机动权利都没有,地方处于“几十只手插到地方,使地方的事办不好”[9](P729)的局面,失去了积极性。毛泽东采取调动和发挥两个积极性的方针,坚持唯物辩证法的统一性和独立性的辩证统一的原则,形成了互助、互让、互支顾全大局的局面,为建国初社会主义建设开辟了阳光大道。

毛泽东指出:“十种关系,都是矛盾。世界是矛盾组成。没有矛盾就没有世界。我们的任务,是要正确处理这些矛盾。这些矛盾在实践中是否能完全处理好,也要准备两种可能性,而且在处理这些矛盾的过程中,一定还会遇到新的矛盾,新的问题。但是,象我们常说的那样,道路总是曲折的,前途总是光明的。我们一定要把党内党外、国内国外的一切积极因素,直接的、间接的积极因素,全部调动起来,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9](P744)毛泽东在《纪念巴黎公社的重要意义》一文中指出:“民国六年俄罗斯工人起来革命,推翻资本家政府,成立了劳工专政,使世界另辟了一条光明之路,其价值的重大如何呢?俄国的十月革命和巴黎公社,是工人阶级以自己的力量,来求人类真正的平等自由,他们的意义相同,不同成功与失败统统而已”。[10](P35)因此,巴黎公社是开的光明之花,俄国革命是结的幸福的果——俄国革命是巴黎公社的继承者。

从今天的角度看,无论是马克思的西方社会理论,还是晚年马克思恩格斯以及列宁的东方社会理论,无论是毛泽东的《论十大关系》思想,还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体系,都是唯物辩证法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发展、深化的具体体现。

[1]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2]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五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3]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十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4]俞良早.论列宁的东方理论[J].江汉论坛,2002,(5);列宁东方理论的精髓及20世纪历史的验证[J].俄罗斯中亚东欧研究,2003,(5);论列宁的东方社会理论[J].列宁与东方社会——中日社会主义论坛论文集,2010,(3).

[5]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6]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7]列宁选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8]胡锦涛.在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11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

[9]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

[10]毛泽东文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