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非“译”——浅谈中国传统译论中翻译定义的变迁

姚 腾

(忻州师范学院 外语系，山西 忻州034000)

翻译学不是一门单纯的语言学科，而是一门综合性、边缘性、交叉性的学科［1］。从跨文化交际的角度来看，汉语作为翻译的目的语时存在一个字本位还是词本位的问题［2］。在古代汉语中，一个字往往就是一个词，而现代汉语中，双字词是占主导地位的，现代汉语中“翻译”一词，来源于古代汉语中“译”一词。“文字跟着文化走。”［3］“译”到“翻译”的变迁反映了文化变迁对翻译的影响。

早期翻译活动作为跨文化交际活动的一部分，在汉语中定义为“译”，是以单字词为本位的。“译”字最早出现在《礼记》中。据《礼记·王制》记载:“五方之民，语言不通，嗜欲不同，达其志，通其欲，东方曰寄，南方曰象，西方曰狄鞮，北方曰译。”后来，由于北方方言在汉语中占据主导地位，“译”作为汉语中的常用词流传下来了，而其他方言中对翻译以及翻译职业的称谓则淹没在历史长河之中。中国翻译史的第一个高潮是魏晋以来直到唐宋的佛经翻译，这一时期，“翻译”才作为整词出现，翻译定义随着文化的变迁发生了变化，“译”字和后来的“翻译”一词在文化意义上存在很大差异，反映了文化变迁对翻译活动的影响以及人们对翻译活动认识的变化。

1 对“译”的文化变迁分析

《说文解字》中“译”词条中“译”的写法是“譯”，释义是:“傳譯四夷之言者”。“言”作为部首，其解释是:“直言曰言，論難曰語。凡言之屬皆从言。”而“译”的另一半是“睪”，其释义则是:“目視也。从橫目，从幸。令吏將目捕罪人也。”［4］

在中国文化中，“四夷”是在大民族主义背景下产生的称谓，这一称谓反映出中国在对别国文献(包括别国语言活动)的翻译过程中存在极大的不平等性。这种不平等是以译入语的语言文化为先决条件的，古代中国对其他民族抱有一种大民族主义的“话语权”思维。从“传译四夷之言”的说法来看，言就是“四夷”所直接表达的话，而不能上升到“语”的高度。由此可见，“译”是在中原民族天朝上国本位话语体系下，对其他民族的翻译(主要是口译)活动下的定义。

另外，从部首“睪”来看，如果这个部首不以“言”为搭配，而以其他部首为搭配的话，那么，“驿”表达了翻译活动本身是传达各种不同语言的一个小小的停歇点，在停歇的过程中存在转换的过程，体现了对原语文本的一些转译，中国最早的译经活动大部分都是通过转译西域各种语言对印度佛经的翻译而形成的重译。从“译”和“泽”的字形关联来看，“譯”本身是一种泽被四方的活动，这种活动本身对于我们周边的环境是具有普惠的影响的，这种观点也是大民族主义的体现。

可见，“译”最初指从事翻译职业的人，在文字记录还不发达的时代，翻译形式主要是口译。在很长时期内，“译”也用作动词来指翻译活动，大部分指口译活动。

2 对“翻译”的文化分析

“翻”的第一层意思是“反”。“翻译”即“反译”，“翻译”对原文是一种颠覆。首先，“翻”颠覆的是原语言的形态，即翻本身就是把原来的文字改变成了另一种文字，或者把原来讲话的语言改变成另外一种语言。

“翻”的第二层意思是“翻番”。在中国翻译的历史实践当中，翻译中很多情况下用到“加法”，将汉民族的思想加进非汉语的文本中，在翻译上将其内化。如此一来，在中国古代主要翻译活动即佛经汉译的过程中，译者往往将中华文化的主流灌输到佛经当中，从而完成了佛教的中国化。

“翻”的第三层意思即“超越”。从“翻”在《说文》中的字形来看，最早的字形是“从飝”，即“翻译”为“语言插上了翅膀”。季羡林先生认为，翻译创造了中国文化，在漫长的历史中，正是因为有了翻译，跨文化交流才显得那么突出，世界的多样性才得以形成，语言得以起飞。

从汉语音韵发展来看，“翻”还与“反切”有关，加“番”字表音和外族语言有关，同时，与“梵语”中的“梵”字有关。反与翻存在古今字关系，已是不争之事。“反语成字”是现存文献里中国人对于梵文拼音的最早的表述。音韵学界有人认为，反切是佛经翻译过程中受外来拼音原理启示的产物。

初期译经，一般是由外来传经者把原文(西域诸文字写成的或译自印度半岛的佛经)译为汉文，或由传经者口头译成汉语，再由汉人用汉字记录下来，即所谓“笔受”。所以，汉人译经又离不开梵、西域文字的拼读，于是翻译之“翻”由反切之“反”引申得名。到东晋时，出现了汉人译经，但他们不能像外来传教者那样烂熟于本国的语言文字，必须仔细拼读字母才能得其音节词句，拼读字母大体与汉语的反切相似，于是把“反”用于描述佛经翻译，书面上则字别作“翻”，区别于反切之“反”。

从字音上看，“翻”又与“梵”相近，加在“译”之前，不能不说是受到译经的影响。另一方面，“翻译”的“翻”从“番”，在这种意义上讲，翻译还是反映了汉人的大民族主义的情节。

3 从“译”到“翻译”的发展

3.1 “翻译”出现前的“译”

“翻译”定义出现以前的“译”论以支谦、道安、鸠摩罗什最为著名，以上三位翻译家对翻译的论述中都没有提到“翻”的概念。

支谦从月氏来到中土，起到了传播佛法的作用，他在论及译经时提出了“今传胡文，实宜径达”，“……受译人口，因循本旨，不加文饰”［5］。支谦对翻译的看法一般被称作“本旨论”，在“本旨论”中，支谦着重论述了他对“传胡文”的看法，从翻译的本质上来看，其“译”的活动偏重于“传”。

道安生活在东晋时期，但其主要活动在后赵和前秦两国，其著名的“五失本”、“三不易”理论主要是在前秦苻坚时代提出的，道安翻译理论探讨的是通过“胡语”转译天竺佛经时所产生的理论，他注意到了由于语言不对等而产生的“失本”现象，正是因为这种失本，翻译才成了一项必要的工作。但是，在道安的论述中，也没有明确提出“翻译”的概念，“翻”仍然不是译经的一个部分，可以说“译”在很大程度上仍然处于“传译”阶段，但“四夷”这一概念被淡化了，因为道安虽然是东晋时期人，但是，他所处的政权是后赵和前秦政权，这两个政权在中原人的观点中可以归入“四夷”的范围之内。

姚秦三藏法师鸠摩罗什祖籍天竺，生于龟兹，卒于姚秦国都长安。慧皎《高僧传》讲到长安译场，称“鸠摩罗什，硕学钩深，神鉴奥远……乃更临梵本，重为宣译……”还讲到“(鸠摩罗)什复慧远书云:因译传意，岂其能尽!”［6］45由此看来，鸠摩罗什的译经理论还是以“宣”和“传”为主的，这正是中国佛教传播中看到的翻译活动，这种翻译活动本身具有宗教传播的性质，而“翻”的理念在他这里也没有被体现出来。

3.2 “翻译”的出现

“翻译”作为一个词最早出现在南朝(梁)慧皎(497～554)的《高僧传·译经下·佛驮什》中:“先沙门法显於师子国得《弥沙塞律》梵本，未被翻译，而法显迁化。”［6］96这里叙述了东晋高僧法显从斯里兰卡带回了《弥沙塞律》的梵本，但是还没有来得及翻译，法显就圆寂了。从史料上看，法显是中国佛教中第一个旅行者和西行求法者，他带回《弥沙塞律》的目的是净化当时中国佛教中出现的一些混乱行为，尤其是僧人胡作非为的行为，用戒律予以规范，而法显本人却没有来得及翻译这部律。由此看来，这里的“翻译”一词的意义和现在翻译一词的意义基本相同，指的就是将一种语言用另一种语言作出解释，在慧皎的《高僧传》中，并没有对“翻译”作出进一步论述。但是，从南朝开始，中国佛教逐渐开始形成，不再停留在对印度以及西域佛经的解释和传译上，开始了对佛学的内化，所以，“翻译”作为一个整词出现绝非偶然。佛经翻译的过程中，译者往往将中华文化的主流灌输到佛经当中，中国最有影响力的禅宗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3.3 “翻译”出现后的发展

南朝以后，历代译者以及译论者对翻译总结都开始偏向于“翻译”，尤其是“翻”。

唐道宣《续高僧传》讲到隋代彦琮“垂翻译之式”，提出了“八备”、“十论”，探讨译经者应该具备的素质问题，同时也探讨了翻译涉及的原文文本的分类和文体的问题，为后世佛经翻译真正提供了中华民族思想所要求的规范，这种规范正是几百年来译经作为传教活动的一次反思。从这一时期开始，人们讨论的主题从“译”过度到“翻译”，原来的字本位变成了词本位。

唐代玄奘对中国翻译理论的主要贡献常常被概括为“五不翻”，这里用到的是“翻”字，而不是“译”字，这种看似细微的变化正是大唐盛世影响，以及佛经翻译在大时代下内化的具体体现。“五不翻”本身讨论的是翻译中异化现象的存在，与翻译实践中异化的处理过程，在中国佛经脱胎与西域佛经和梵文原本之后，大一统的唐代要求的正是翻译的新颖化和意义上的内化。“翻译”从此摆脱了“译”和“译经”的窠臼，强调了“翻”字本身，突破了“宣”“传”等层面，而走向了“翻”的层面。

到了宋代，赞宁作为“中国千年佛经翻译的总结者”［7］把翻译比作“翻锦绮”，《高僧传三集》卷三《译经篇·论》中讲道:“翻也者，如翻锦绮，背面俱花，但其花有左右不同耳。”［8］此时的中国佛经翻译从“译”到“翻译”已经完成了归化和异化交互的过程，变成了真正意义上的“翻译”。

宋代以后，中国佛经翻译活动逐渐转入低潮。到了明代，中国翻译的第二个高潮开始转向科技翻译，而翻译作为交流活动开始由原来的“传译四夷之言”转向“师夷长技”。

由此看来，在“译”前加“翻”字，体现了汉译佛经对原本的背离，体现了汉化佛经对原文的超越，也体现了汉译佛经对原文本的内化和吸收。

综上所述，从“译”到“翻译”转变的过程不仅仅是定义上变化。翻译定义的重点从传播到转换语义，这一变化体现了早期翻译实践者和理论家对翻译本质上和翻译选择上的探究;翻译活动从早期在大中华文化圈内部及周边传播转向与印度文化圈交流融合，这一过程体现了中国文化以翻译为媒介在交融中不断前进;翻译理论的总结从简单概括到全面探讨，体现了中华文明在吸收、内化外来文明过程中的反思。

［1］ 谢天振.翻译本体研究与翻译研究本体［J］.中国翻译，2008(5):6.

［2］ 傅惠生.我国的佛经译论体系［J］.上海翻译，2010(1):5.

［3］ 周有光.比较文字学初探［M］.北京:语文出版社，1998:20.

［4］ 柴剑虹，李肇翔.说文解字［M］.北京:九州出版社，2001:148.

［5］ 支谦.法句经序第十三［C］∥释僧祐.出三藏记集.苏晋仁，萧錬子，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95:273.

［6］ 释慧皎.高僧传［M］.汤用彤，校注.北京:中华书局，1992.

［7］ 张松涛.中国千年佛经翻译的总结者:赞宁［J］.外交学院学报，2002(2):67.

［8］ 赞宁.高僧传［M］.范祥雍，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7: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