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维透视中的《史记》战争边缘人物

王俊杰，赵金广

(河北师范大学 国际文化交流学院，石家庄050024)

《史记》中出现了几类战争人物，有战争大戏的导演者——帝王，有发踪指示运筹帷幄的军师，有沙场点兵谁与争锋的战将，他们都是战争舞台上真正的主角。此外，《史记》中还有许多因不同原因而与战争发生关联的各类人物，本文姑且称之为战争边缘人物。这些战争边缘人物虽然没有处在战争漩涡的中心，却因为种种机缘而卷入战争并对战争进程产生独特作用，他们虽然只是处在战争的边缘，但不是战争的袖手旁观者，而是战争的参与者，战争因其参与而改变面貌，他们也因战争的影响而改变命运。这些战争边缘人物与《史记》中的其他类型人物一样，都不是孤立地存在，而是以系列化面貌出现。司马迁笔下的这些人物不仅是历史的“载体”，还是有着丰富性情的鲜活生命。

1 游走于商场与战场之间的商人

专门为商人立传始自《史记·货殖列传》，该篇也是中国经济学史上的经典文献，其超越时代的高拔旷古之见至今仍有勃勃的生命力。司马迁认为利益驱动是推动社会发展的基本动力，“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1］3256是《货殖列传》最惊世骇俗的口号。司马迁的“人欲动力说”振聋发聩，这种“原理”同样适用于战场:“富者，人之情形，所不学而俱欲者也。故壮士在军，攻城先登，陷阵却敌，斩将搴旗，前蒙矢石，不避汤火之难者，为重赏使也。”［1］3271司马迁还充分肯定了商人的价值与地位，“千金之家比一都之君，巨万者乃与王者同乐。岂所谓‘素封’者邪?非也?”［1］3282一些商人凭借其富可敌国的财富，“礼抗万乘，名显天下，岂非以富邪?”［1］3260从这些慨叹中茅坤读出了司马迁内心的酸楚:“太史公只因无钱赎罪，遂下蚕室，故此多感戚之言。”［2］6291

商人的本质是贱买贵卖从中谋利，在真正有见识的商人看来，处处都有商机，战争也不例外。宣曲任氏的先人，为粮仓之管吏。秦朝败亡时，“豪杰”都争相拿取金玉，唯独任氏将仓库之粟挖地窟贮藏起来。楚汉相争时在荥阳进行拉锯战，老百姓不能耕种，一石米价值万钱，豪杰们的金玉因用来买任氏的粮食，又都跑到了任氏的口袋，任氏因此而发家致富。另一位发战争财的是无盐氏，吴楚七国之乱刚开始时，住在长安的列侯封君要随军东出平叛时，向放贷的借钱供携带之需，而放贷的认为这些在京列侯的封邑、封国在关东，而关东战事成败未定，都不愿借钱给他们，唯独无盐氏拿出千金以十倍的利息借给这些人。3个月后七国之乱被平定，无盐氏因为十倍之息而发了大财，其富可敌关中之首富。战机就是商机，战场就是商场。有些大商人就是以用兵之道来经商的，如周时的大商人白圭就说:“吾治生产，犹伊尹、吕尚之谋，孙吴用兵，商鞅行法是也。是故其智不足与权变，勇不足以决断，仁不能以取予，强不能有所守，虽欲学吾术，终不告之矣。”［1］3259天下之事本是一理，用兵之道亦可用于经商之道，白圭明之矣，他又能身体力行，终成巨富，也因此被后代商人奉为祖师爷。

弦高是《史记》商人系列中形象最为光辉的一个。《秦本纪》、《晋世家》、《郑世家》皆载有弦高以十二牛犒秦师以解郑国之危的事迹。弦高作为一个普通的商人，在自己的祖国将罹战祸时，挺身而出，不惜牺牲自己的商业利益换取秦军的知难而退。更为难能可贵的是，当郑穆公后来要重赏弦高时，弦高竟不受而去。弦高分明是一个功高不受赏的鲁仲连，他的行为与那些唯利是图的奸商判若天地，这也是司马迁不厌其烦地三次叙述其事迹的一个重要原因。

孔子的学生子贡，也是一代巨商，《货殖列传》与《仲尼弟子列传》均有其小传。子贡囤积居奇，在孔子学生中最为有钱，他所到之处，国君无不与之分庭抗礼。司马迁甚至认为，“夫使孔子名布扬于天下者，子贡先后之也。此所谓得势而益彰者乎?”［1］3258在司马迁笔下，子贡不仅是位成功的商人，还是能够倾危的纵横捭阖的策士，当鲁国受到齐国侵略时，孔子派子贡游说诸国，“故子贡一出，存鲁，乱齐，破吴，强晋而霸越。子贡一使，使势相破，十年之中五国各有变。”［1］2201太史公在《仲尼弟子列传》中津津乐道的子贡，分明是张仪、苏秦一流人物，口若悬河，滔滔千言，玩弄“国际”军事形势于股掌之间。子贡不但在商海里如鱼得水，而且在战争的舞台上占尽风骚。

在战争的背景中成功地进行角色转换的还有两位商人，一位是范蠡，一位是吕不韦。范蠡辅佐句践打败吴国后，飘然而去，以军师之奇谋成就“陶朱公”之巨富。吕不韦则是以商人的本色经营政治，如牛运震曰:“吕不韦者，阳翟大贾人也，开端‘大贾人’三字，一篇之纲。不韦一生，全是贾贩作用:篇中点其见子楚而曰:‘奇货可居’;以千金为子楚西游，又云:‘念业已破家为子楚，欲以钓奇’;又行金六百斤于守者吏;又‘悬《吕氏春秋》咸阳市门，延诸侯客有能增损一字者予千金’，孰非以利钓天下哉?阴钓人国，显盗圣言，真大贾人矣。太史公处处点逗，眼目分明，意思贯穿，亦奇传也。”［2］4575吕不韦的功过是非及人品道德姑且不论，有一个事实是不争的，这就是他把商业活动中的“价值规律”运用于政治来追求利益的最大化，并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2 寂寞中迸发的刺客

《刺客列传》依时间先后叙写了5位刺客:鲁之曹沫劫齐桓公，吴之专诸刺吴王僚，晋之豫让刺赵襄子，轵之聂政刺韩相侠累，燕之荆轲刺秦王嬴政，其中与战争相关的是曹沫与荆轲。

在柯邑之盟上，曹沫劫齐桓公使其归所侵之鲁地，曹沫以一人一匕首之力，挟持春秋首霸齐桓公，其胆其勇非常人所及，也取得了不战而达到军事目的的效果。曹沫位列《刺客列传》之首，对后继者自然有一种开风气作表率的影响。效法曹沫劫齐桓公，而使秦王尽归所侵诸侯之地，这确实是燕太子丹谋划中的最佳方案:如果这一点做不到，就杀掉秦王，使秦国发生内乱，诸侯乘机合纵再行破秦。

对太子丹用荆轲刺秦一事，历来有两种相反的意见。一派认为此计断不可行，如柳宗元《咏荆轲》诗曰:“秦皇本诈力，事与桓公殊。奈何效曹子，实为勇且愚。”司马光曰:“燕丹不胜一朝之忿以犯虎狼之秦，轻虑浅谋，挑怨速祸，使召公之庙不祀忽诸，罪孰大焉!而论者或谓之贤，岂不过哉!”［3］这派还认为杀一秦王政于事无补，天下统一才是人心所向，荆轲等人是螳臂挡车，是逆时代潮流而动。另一派对此事则作出相反的评价，如袁枚曰:“彼太子者，亦人豪也。刺亦亡，不刺亦亡。与其坐而待亡，不如刺之，所谓顺正以行其义也。”［4］韩兆琦说得更为生动透彻，他说:“当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到了山穷水尽、无路可走的时候，背水一战，作困兽之斗的精神仍是可歌可泣的。尽管也许有人骂他‘黔驴技穷’，但我觉得一头在与老虎踢咬搏斗中被吞吃的驴子，至少要比在伏地求饶中被吞吃的驴子更值得同情与赞赏。”［5］笔者倾向于后一种意见，用刺客进行“斩首行动”，也不失为战争中的弱者一方孤注一掷的最后抗争，与其束手待毙，不如奋而一搏，宁可玉碎不求瓦全。只有有了这种凛然不可侵犯的行动，才能给敌人造成威慑使之采取军事行动前有所忌惮。

刺客们的慷慨激烈行为源自心底的“士为知己者死”的信条，他们言必信行必果，不爱其躯，急人之困，在这一点上他们与游侠是孪生兄弟。刺客们知恩图报誓死不回的悲壮行动，若探究他们的深层心理，那还是因为刺客都是太寂寞了!陈桐生指出:“刺客一般文化素养不高，很难在上层建筑领域内有所建树，但他们同样希望实现辉煌的人生，希望建立不朽的功业，希望获得社会的普遍理解与尊重……他们的心田是一片荒漠，渴望着知遇甘霖的滋润。刺客内心世界愈是寂寞，愈是渴望被人发现，其所蓄积的能量也就愈大，其所外化的报恩方式也就愈惨烈。所以，由特定时代孕育培养的刺客内心感情世界以及由此激发的人格力量，是我们理解《刺客列传》的基点。”［6］太史公把寂寞中迸发的刺客写得气盖一世，壮士胆生，懦士变色。

司马迁看够了历史的沧桑，体验了太多人生的痛楚，我们可以想见当年太史公身受腐刑后，绝宾客之交，一心结撰《史记》时的心境是何等凄凉寂寥，虽有青灯作伴黄卷为友，但经时济世的抱负都成泡影，自己身残形秽的肉体生命也与众多曾经鲜活的生命一样终将化作灰土，生前事功已成渺茫，而身后之名也是难以捉摸，在某种意义上，司马迁的这种寂寞感与刺客的寂寞感是相通的。刺客们在寂寞中爆发出壮怀激烈的生命岩浆，用头颅与鲜血证明着自己在战争乃至整个历史中的价值。司马迁用著述历史(以及修改父亲司马谈已有原作)的方式排遣着自己无边的寂寥，在刺客们热血的激烈迸发中，也似乎听到了自己怦然的心跳。

3 战争风云中的女性

男性才是战争舞台上的主角，女性之与战争终究有些隔膜，女性的生理与心理决定了她们对于生命搏杀的战争有种天然的疏离。然而这并不等于说女性就与战争完全“绝缘”，我们阅读《史记》，就会发现有许多女性在战争的天空中划下了属于自己的痕迹。战争并没有让女人走开，甚至有些平民女子间的龃龉也能诱发两国间的战争，如《吴太伯世家》记载，吴楚边境两个女子因采桑叶发生争执，导致两女的家人互相仇杀，而后两国边邑又互相攻打，最终酿成吴楚两国间的一场战争。这样的事情听来有些好笑，我们也只能当作轶闻趣事来看待。《史记》中女性与战争相关度较高的有两类人，一类是宫廷女性，另一类是母亲。

先说宫廷女性。宫廷是权力的中枢，是帝王与其嫔妃居住的地方，这里有荣华富贵，也有阴谋权诈。宫廷里的女性要想出人头地，最重要的就是要得到君王的宠幸。汉高祖的妃子薄姬与管夫人、赵子儿相约曰:“先贵无相忘。”所谓的“先贵”就是率先得到那位无赖皇帝刘邦的宠幸。平阳公主拉线成功后，对即将进宫服侍汉武帝的卫子夫也说:“即贵，无相忘。”薄姬与平阳公主的语气，与陈胜的“苟富贵，无相忘”何其相似。帝王的妻妾成堆，真正能够“富贵”的终究只是少数。就是那些得到君王宠幸而富贵的女人们，靠着与君王的特殊关系，通过他身边的这位男人对历史产生了影响，有些战争也因为宫廷女性的参与而改变了进程。秦晋韩原之战后，晋惠公被秦所俘，其姊秦穆公夫人身穿丧服，光着脚板跑到秦穆公面前为其弟求情，终使晋惠公得以放归。崤之战后，秦之三将被晋俘虏，晋文公夫人是秦女，她智救三将使之归秦。白登之围，陈平通过匈奴阏氏才解汉高之困。张仪诳楚被囚后，贿赂楚怀王宠姬郑袖才得以从楚国全身而退。正是因为有魏王宠妃如姬的大胆行为——窃虎符，信陵君才能率魏军以解邯郸之急，郭沫若说:“她(如姬)的父亲被人杀了，她蓄着报仇的志向三年，终于不惜向信陵君哭泣，请求援助，足见得她是笃于天伦的人。她分明知道魏安釐王嫉妒她的异母弟‘宽厚爱人’的信陵君，而她偏偏要甘冒死罪为他盗虎符，这怕是不能由纯粹的报恩感德来说明的。我相信他们应该还有一种思想上的共鸣，便是她也赞成信陵君合纵抗秦的主张。”［7］如姬在司马迁笔下只是一个知恩图报的宫廷女性，在郭沫若笔下则成了深明天下大义的奇女子。卫青、霍去病因为与卫子夫的裙带关系，才得到汉武帝的信任与重用，满门封侯。《外戚世家》褚少孙所补云:“天下歌之曰:‘生男无喜，生女无怒，独不见卫子夫霸天下!’”［1］1983当然，并不是所有的宫廷女性都如卫子夫般幸运，商纣之妲己，周幽王之褒姒，都成了红颜祸水的代名词，她们虽得到君王的万般宠幸，却被认为是她们带来了刀兵之灾，成了失败男人的替罪羔羊。

再谈母亲。母亲意味着孕育生命与无私的博大的爱，在战乱中生命无异于犬与鸡，作为母亲，谁不关心战乱中自己儿女的命运?《史记》中的母亲又可分为两种类型，一曰母爱型，一曰深明大义型。先说母爱型。为向齐求救兵以抗秦，赵国大臣劝谏赵太后派其少子长安君到齐国为人质时，赵太后明谓左右曰:“复言长安君为质者，老妇必唾其面。”［1］1822从赵太后的盛怒中可以感受到她对儿子长安君的疼爱。“触龙说赵太后”这节文字以琐笔碎墨见胜，从赵太后的琐言碎语中我们不难体会一个母亲的舔犊情深。吕后为人刚毅，心狠手辣，可当刘敬向刘邦献和亲之策，要把其女鲁元公主远嫁匈奴时，“吕后日夜泣，曰:‘妾唯太子、一女，奈何弃之匈奴!’上竟不能遣长公主，而取家人子名为长公主，妻单于。”［1］2719这时的吕后是另外一副慈母心肠，我们很难想象她曾把戚夫人变成“人彘”，砍断其手足，挖去双眼，熏聋耳朵，灌喝哑药，把她关在猪圈里，还用药酒毒死戚夫人的儿子赵王如意;也很难想象刘邦死后她曾欲全数尽诛汉之功臣，那时的吕后分明是铁石之肠蛇蝎之心。当吕后卸去政治女强人的盔甲后，呈现出的乃是为人母的真情流露。作为母亲的吕后要比作为父亲的刘邦可爱得多。当年刘邦为了自己逃命，竟忍心把自己亲生的两个孩子，也就是日后的汉惠帝与鲁元公主推下战车，并如是者三，可惊!可叹!贵为一国太后的女人疼爱自己的孩子，作为平常士卒的母亲同样疼爱自己的孩子，母爱是不分贵贱的。《孙子吴起列传》载:

起之为将，与士卒最下者同衣食。卧不设席，行不骑乘，亲裹赢粮，与士卒分劳苦。卒有病疽者，起为吮之。卒母闻而哭之。人曰：“子卒也，而将军自吮其疽，何哭为?”母曰：“非然也。往年吴公吮其父，其父战不旋踵，遂死于敌。吴公今又吮其子，妾不知其死所矣。是以哭之。［1］2166

平时以小恩小惠笼络士卒来换取他们战场上的以死相报是“军事家”惯用的手段，从这位“卒母”的泪水中，我们看清了一些名将“爱兵如子”的实质，感受到了这位母亲平凡而又伟大的母爱，并为这位母亲夫已死子将亡的悲惨命运而心酸。再说深明大义型的母亲。这类母亲也同样非常疼爱自己的孩子，但绝不为之护短，深明大义，其言其行令人感慨。赵括之母正因为太了解赵括只会纸上谈兵，所以才力阻赵括为将。赵括母以国家安危为重，而以自己儿子的富贵为轻，明辨贤愚，大义凛然。陈婴之母劝阻陈婴不要自不量力地为王，而应择贤者推之，陈婴听母言乃不敢为王，而率其兵归附项籍。陈婴母教导儿子不要做力不能及而招杀身之祸的事情，她是一位谙于黄老之术的老太太。如果说陈婴之母不免有些“圆滑”的话，那么王陵之母则是性情刚烈，不惜以死来坚定儿子的政治选择。从王陵母亲身上，我们分明可以看到她是《三国演义》中徐庶母亲形象的历史先驱。为了孩子的政治命运，也为了自己的政治信仰，都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这样的母爱已远远超越言语呕呕的“妇人之仁”，其浩然之气充塞寰宇。《史记》母亲形象中也有糊涂虫，《郑世家》中的武姜即是这类母亲的代表人物。武姜不喜欢让自己难产受罪的寤生(郑庄公)，而喜欢顺产的叔段，后来竟串通叔段要里应外合夺郑庄公的位。当母亲的帮一个儿子打另一个儿子，从情理上说是有违人伦，从政治上讲是不明大义。

4 大人物夹缝中闪光的小人物

在绵长的正史系列中《史记》最具平民性，这一点早为学者所指出。梁启超曰:“《史记》以社会全体为史的中枢，故不失为国民的历史。《汉书》以下，则以帝室为史的中枢，自是而史乃变为帝王家谱矣。”［8］施章也指出，司马迁“是以社会的整个生活为对象，用平等的眼光来叙述，他以整个的社会人生为对象，给以平等的眼光而作价值的叙述和描写。所以《史记》一书可谓具有社会性的大众生活的历史。”［9］绝大部分正史都是由朝廷动用行政资源组织，由朝廷重臣领衔的写作班子秉承皇帝旨意，书写的是帝王将相的历史，它们维护的是当政者的既得利益，并以此驯化时人及后人，使之树立并强化对他们统治合法性的认同感。《史记》则大为不同，它是司马迁这样一介平民(非官僚)的私家著述，叙写对象不仅有帝王将相，还有许许多多令帝王将相都黯然失色的平头百姓，体现了民众的价值观，一句话，《史记》是平民写的平民化的历史。

《史记》塑造了许多可歌可泣的小人物形象。《刺客列传》、《游侠列传》、《扁鹊仓公列传》、《滑稽列传》、《日者列传》等篇专门为小人物立传，《孟尝君列传》、《平原君列传》、《魏公子列传》等篇虽以贵族的名字标题，而实际上仍主要是歌颂下层人物的品德才干。《孟尝君列传》中的魏子、冯驩，《平原君列传》中的毛遂、李同，《魏公子列传》中的侯嬴、朱亥、毛公、薛公都是难得的人才。特别是平原君、信陵君麾下的这些小人物以其才智在战国时代的战争舞台上扮演了特别的角色。毛遂说楚王与赵歃血为盟，以三寸之舌，强于百万之师。李同身为一名管理招待所的小吏的儿子，劝平原君令其妻妾编于行伍，尽散家财以飨士，更为壮烈的是李同也参加了敢死队，后来战死邯郸城头。史珥曰:“李同战死，为功甚大，非此力战恐亦不能待楚、魏之救。”［2］4256当年李贽读史至李同战死，遂为之三叹。侯生、朱亥帮助信陵君窃符救赵，以解邯郸之急，毛公、薛公谏信陵君趣驾归赵，以却强秦之围。侯生是守门人，朱亥是屠户，而毛公隐于博徒，薛公藏于卖浆家，都是身份低下被人所不屑的小人物，李景星曰:“(《魏公子传》)中间所叙之客，如侯生，如朱亥，如毛公、薛公，固卓卓可称;余如探赵阴事者，万端说魏王者，与百乘赴秦军者，斩如姬仇头者，说公子忘德者，背魏之赵者，进兵法者，亦皆随事见奇，相映成姿。”［10］就是这些地位低下的小人物在战争中却办成了轰轰烈烈的大事情。

除了四公子列传，《史记》其他篇目中也刻画了一些令人难忘的下层人士，如《齐太公世家》中为晋将卻克赶战车的车夫，就是一个光辉形象。《齐世家》云:“射伤郤克，流血至履。克欲还入壁，其御曰:‘我始入，再伤，不敢言疾，恐惧士卒，愿子忍之。’遂复战。”［1］1497相形之下，身为将军的卻克为之黯然。一个在历史上连名姓都未留下的车夫，如泰山插天，壁立万仞，众岳为之销魂。如果说卻克的车夫以沉着勇猛取胜的活，《张耳陈余列传》中的厮养卒(炊事员)则以其智谋老练让人难忘。赵王武臣被燕军所擒，燕将要以赵王为人质换得赵国一半土地才肯放人，赵将张耳、陈余派使求赵王，都被杀，二人束手无策。此时这位厮养卒挺身而出，他的同伴都笑话他要去送死。厮养卒到燕后说，张耳陈余这两个人名为求赵王，实欲燕杀之，然后两人分赵以自立。燕将以为然，就把赵王放了。凌稚隆曰:“厮养卒欲求归赵王，乃逆推两人未萌之欲以资其说，两人纵未必然，然英雄谋国之常态固不外此。以故其说得行，而卒归赵王如所云也。”［2］4738这位炊事员的智谋练达使张耳、陈余这样的大人物也相形见绌。

司马迁写战争中的小人物主要运用的是对比手法。其一是反衬，以大人物的平庸无能反衬小人物的奇崛有为。卻克的惊慌失措与车夫的沉着勇猛，平原君的平庸无能与毛遂、李同的干练和壮烈，张耳、陈余的束手无策与厮养卒的机智老练都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其二是正衬，《魏公子列传》信陵君的礼贤下士从谏如流与其门客的知恩图报见义勇为，是种相辅相承的关系，二者互相映衬，如空中之日月，共放光芒。

5 以死相报的群体军人

《史记》中还有几批群体军人形象，他们作为一个整体出现在战争舞台上，其共同特征是没有姓名，一个群体只发出一个声音，具有同样的性格，且性格具有单一性。

其一，歧下三百壮士，见《秦本纪》。秦晋韩原之战中三百壮士冒死相救秦穆公，是因为他们感念当年秦穆公不仅不杀反倒“赐酒而赦”的恩情。恩怨分明，知恩图报，是《史记》反复咏叹的做人准则。三百壮士救穆公并生擒晋惠公一事，《左传》、《国语》均不载，见于晚出的《吕氏春秋·爱士》与《韩诗外传》等，司马迁详取之以入《秦本纪》，可见他的人生价值取向。其二，越之“死士”，见《吴太伯世家》及《越王句践世家》。越之死士到吴军阵前齐刷刷地一起自杀，分散了吴军的注意力，句践因此大败阖庐。这些死士的行为，骇人听闻，惊人胆魄。其三，同日死田横的海上五百人，见《田儋列传》。五百义士闻田横死，皆自杀，田横一人不屈，而五百人相率以蹈之，五百人同此一烈!田横宁死不辱，令人叹惋，五百人随主赴死，更是让后人生出无限感慨。司马迁以奇笔写奇人之奇事，使我们感受到是古人之奇情。

这些群体军人与帝王、军师、武将相比，他们处在战争舞台的边缘，类似于戏曲舞台上跑龙套的。他们不是战争的主角，甚至连配角也不是，而是“群众演员”，连露一下正脸的机会都没有就匆匆而去。绝大多数的群体形象悄无声息，随着历史的烟尘消失得无影无踪，只有为数不多的群体军人形象，经过岁月的磨砺而愈发显出耀人的光芒。《史记》中的这几组群体军人，无名而共语，千面一孔，千人一腔，虽有三百、五百的实数，而实际上可以看作单个的人物形象，史公所用笔墨虽不多，但其性格特征却非常突出。这三组群体军人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就是性格刚烈，誓死如归，重情重义，以死相报。《史记》无名群体军人形象的成功塑造，为后世塑造类似群体形象树立了榜样，具有重要的文学史意义。司马迁在对“小人物”和群体军人的叙写中，对其历史价值作了积极评价，这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他对普通生命的关注与尊重，他已具有了可贵的生命关怀和人性意识。

［1］ 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1982.

［2］ 韩兆琦.史记笺证［M］.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4.

［3］ 司马光.资治通鉴［M］.北京:中华书局，1956:231.

［4］ 袁枚.小仓山房诗文集［M］.周本淳，点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1583.

［5］ 韩兆琦，张大可，宋嗣廉.史记题评与咏史记人物诗［M］.北京:华文出版社，2005:252.

［6］ 陈桐生.《史记》名篇述论稿［M］.汕头:汕头大学出版社，1996:218.

［7］ 郭沫若.郭沫若全集:文学编 第6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550.

［8］ 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17.

［9］ 施章.史记新论［M］.南京:北新书局，1931:2.

［10］ 李景星.四史评议［M］.长沙:岳麓书社，1986:7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