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场科学主义的祭典——小说《胎记》的异化主题解读

徐 旋

(南通大学 外国语学院，江苏 南通226000)

美国19世纪最重要的小说家之一纳撒尼尔·霍桑一生著书颇多，其长篇小说《红字》奠定了他在美国文坛中的地位;他创作的短篇小说风格清新，充满虚无缥缈的幻像和意境，如霍桑自己所形容的那样，他的短篇小说形同“偏僻山谷中带有苍白色彩的花朵”［1］，小说《胎记》便属其中一篇。

从霍桑每一部“寓言”式的小说中，读者不难发现这位美国19世纪影响最大的浪漫主义小说家十分注重心理描写，“也是第一个以科学为题材的小说家”［2］1。霍桑所处的时代正是美国资本主义经济迅速发展，社会结构发生重大转变的时候。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机器代替手工，这对高度关怀伦理道德的霍桑无疑是个不小的冲击，他认为这些进步“不但未能改变社会道德面貌，反而使人陷入更深的‘恶’的旋涡，成为破坏人的全面发展的‘恶毒精灵’。”［3］小说《胎记》便在这样的背景下被创作出来。《胎记》主要讲述了名为埃尔梅——一个笃信科学并企图依靠科学来战胜自然规律的科学家，为了去掉妻子乔琪安娜脸上的胎记，让她喝下了自己配制的药水，最后胎记消失，而妻子的生命之花也随之凋零的故事。这是一篇反映霍桑科学观的经典力作，更是一幕描绘人被异化的历史悲剧。本文试图从异化的角度出发，分析作品所反映出的人与人的异化、人与自然的异化关系，旨在揭示霍桑隐藏在异化背后的科学观。

1 西方文学视界中的异化母题

“异化”现象一直都伴随在人类发展的历史进程中，其具体的表现形式和内容也因不同的历史阶段而异，从19世纪开始被运用于哲学领域，在黑格尔那里，异化被用来说明主客体之间的对立和分裂关系，他提出“人的异化”，并且认为异化是由主体所产生的对立物，反过来对主体又存在一种吞食的力量;费尔巴哈用异化来解释宗教的起源，认为上帝本质是人的本质的异化形式;马克思则吸收批判了前人的论断，将异化运用于经济学范畴中，提出了著名的异化劳动理论。不管如何表述，异化的本质含义都一样:“在异己力量的作用下，人类丧失了自我和本质，丧失了主体性，丧失了精神自由，丧失了个性，人变成了非人，人格趋于分裂。”［4］45

在西方文学的发展历史中，“异化”一直都是一个“不断演变的、最深刻的文学母题”［4］46，文学家欲通过异化主题来表现对社会的批判。早在《圣经》中，异化主题就初具雏形:自亚当和夏娃因吃下禁果激怒上帝而被逐出伊甸园，人类就不再同于上帝，因此，“亚当和夏娃的故事应被视为一个对上帝异化的故事”［5］;古希腊时期的神话和悲剧展现了人与异己力量——“命运”的对立关系;到了中古时期，人类又被上帝所主宰，成了人类新的异己力量，但丁的《神曲》就是一幅展现在上帝异化下人类痛苦挣扎的逼真画面;到了19世纪，科学主义变成了所有人类活动的试金石，“中世纪文学的宗教理性被科学理性所取代，并不断强化，成为遏制人性的新上帝”［4］62，西方文学的异化主题也随之转向科学理性对人类社会生活和本质的异化。

《胎记》便是以此为主题的短篇小说，故事以隐喻的方式，通过揭示人与人之间、人与自然之间的异化关系，表达了霍桑对在科学主义张显权威的工业文明中被压抑的人性的担忧和否定。

2 人与人的异化

霍桑生活的那个时代正是工业资本主义在美国极速发展的阶段，如爱默生所言:“牧师变成了仪式，律师变成了法典，机械师变成了机器，水手变成了船上的一根绳子。”［6］神学信仰不再对人类起支配作用，理性主义取得巨大的胜利，康德也将人的感性、知性、理性三种主体能力中的理性视为最高的认识能力。马尔库塞指出，这意味着“人类已经走过了遭受自然和社会力量奴役的漫长的幼年时期，并且已经逐渐地形成了自我发展的独立的主体。从现在起，人与自然和社会组织的斗争由人自己在知识上的进步指导着。世界应该是一个理性支配的世界”［7］。面对这样的现实困境，霍桑运用自己敏锐的洞察力，在作品《胎记》中揭示了在工业革命影响下蓬勃发展的美国社会带来的人类关系的异化，即人与人关系的异化。

小说中的男主人公埃尔梅是一位“在各门自然学科中都负有盛名的科学家”［2］10，他终日沉醉于自己的科学实验中，“任何别的激情都不能使他放弃科学研究”［2］10，甚至于人世间最美好的爱情在他看来只有和科学交织在一起的时候，“才会显得更加强烈”［2］10。由此看出，埃尔梅对科学的痴迷已经到了着魔的地步，于是在婚后的不久，他就将自己布满“酸类物质的污迹”［2］10的双手伸向了他美丽的妻子乔琪安娜。乔琪安娜脸颊上长有一个形似小手的胎记，这个只有“最小的小精灵的手那么大小”［2］11的绯红印记被乔琪安娜最为崇拜的丈夫埃尔梅所不容，甚至让他感到“烦恼”和“恐惧”［2］13，被他“视作一种可怕的东西”［2］13并且“胜过了乔琪安娜无论在心灵上或是外貌上的美所给予他的欢乐”［2］13。终于，在“注视”了妻子脸上的胎记并“露出愈来愈严重的烦恼的神色”［2］10之后，他向妻子提出了去除她脸上胎记的想法。于是，为了挽回丈夫昔日对自己的爱慕，更是因为不堪忍受丈夫每日对自己面庞上胎记投来的挑剔目光，乔琪安娜最终强忍住内心巨大的痛楚，答应了埃尔梅的要求，于是，乔琪安娜不幸地沦为了埃尔梅实验的标本。

人与人的异化表现的是人与人之间的一种对立关系，从上述中可以得出小说中男女主人公之间是一种主体与客体二元对立的关系，因此，埃尔梅和乔琪安娜的关系本质上是被异化了的夫妻关系:与其说乔琪安娜是埃尔梅的妻子，不如说是已被他物化了的实验对象更为恰当。这种异化关系在埃尔梅对妻子的多次“凝视”中得到观照:“一天，在结婚不久，埃尔梅坐在那儿注视着他的妻子”［2］10，这是埃尔梅第一次那么仔细地观察妻子脸上的胎记，出于他那极端的科学主义思想，他认定胎记“是他妻子将难免于罪孽、悲哀、腐朽和死亡的象征”［2］13。于是，盘踞在他脑海中这些可怕的想法如毒蛇一般吞噬着埃尔梅的每一根神经:“曙光初照时，埃尔梅一张开眼睛看妻子的脸，就认出了这个象征缺陷的印记;当他们晚上一起坐在壁炉旁边，他的视线偷偷地溜到她的脸颊上”［2］13。乔琪安娜则因他冷峻目光的凝视而战栗，“只要他脸上带着常有的那种特殊的表情对她瞥视一眼，她脸上的红润就会变得死一般的苍白”［2］13。最为讽刺的是，在乔琪安娜喝下配制好的药水而陷入昏迷状态后，埃尔梅坐在旁边不是焦急万分地等待妻子的醒来，而是“情绪万分紧张”地“注视着她的面貌”，“最细微的症状都逃不过他的观察”，并将具体细节都“记入他那对开本的书卷里”，“他一面忙着，一面还常常注视那只不幸的手印”［2］28，他甚至认为自己一生积累的科学思想都集中在了这一次的实验中。

这种“凝视”的可怕力量可以从福柯的权利理论中得到最好的阐释。福柯认为，权利实施的方式是通过“全景敞视监狱”的“中央监视点”来实现，这种圆形监狱使得权利变得“可见”但“无法明确”［8］，因而增加了“将一切隐私和秘密完全暴露出来加以清晰地看与被看的可能性”［9］，正是这种“看与被看”、“凝视”的封闭状态实现了对人身体和心灵的双重驯服。小说中，处于“看”的主体地位的埃尔梅一直将自己的意志凌驾于处于“被看”的客体地位的乔琪安娜之上，这位信奉科学主义的科学家将科学知识运作为权力，将妻子变成被边缘化的“他者”，异化为他的实验对象。终于，乔琪安娜愿意以付出自己的生命为代价来除掉脸上的胎记。就这样，乔琪安娜在象征一种权力控制的“凝视”之下，她的身体和心灵上被双重驯服，最后“就连埃尔梅也不象她那么厉害地恨这胎记了”［2］22，因此这种驯服从另一层面上也反映了乔琪安娜已将丈夫的目光内化，“通过建立自我审视机制，规训自己的思想。在内化的男性视点的压制下，乔琪安娜实现了自我物化”［10］，在这种来自丈夫的外在物化和乔琪安娜内在的自我物化的双重压抑下，她被异化成为了真正意义上的实验标本。故事以实验的失败告终，虽然胎记消失，乔琪安娜却香消玉殒，她的死终结了她与丈夫对立的异化关系，也给了在埃尔梅眼里无所不能的科学理性一次沉重的打击。

对于作品中埃尔梅的助手阿明那旦勃，霍桑的着墨较少，但从对他不多的描述中可以看出他和埃尔梅间也是一种被异化了的关系。在埃尔梅的眼中，阿明那旦勃并不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人，而是可以被他用来辅佐自己实验的工具，是“具有人形的机器”、“泥土做的人”［2］25。他在实验不顺利时就任意地辱骂阿明那旦勃，而当胎记快要从乔琪安娜脸上褪去时，他又欣喜若狂地朝阿明那旦勃喊道:“你为我干得好!物质与精神——尘世与天堂——在这次都尽了自己的职责!笑吧，你这属于物质感觉的东西!你已经挣得笑的权利了。”［2］29埃尔梅话语提到的“物质与精神”实际上分别指的是阿明那旦勃和他自己:阿明那旦勃不懂任何科学原理，体力巨大，头发蓬松，面孔黧黑，神态粗犷，这和埃尔梅“纤细的身材和白皙聪明的面容”［2］17形成了巨大的反差，因此，阿明那旦勃象征的是“人类肉体方面的本质”，是一种客观的物质存在，是一个不具备理性的人类代表;而埃尔梅则“贴切地代表着人类精神方面的素质”［2］17，是理性和知识的化身。小说描述的是一个充斥着理性崇拜的时代，“高超的智力，想象力，精神，甚至感情都能在科学研究中找到相宜的养料”［2］17，在这样的一种意识形态下，不难发现阿明那旦勃和埃尔梅间异化的原因:埃尔梅实质上是马尔库塞描述的“单向度”的一类人，对科学的盲目痴迷和自信使他失去了内心否定和批判的能力，并成为极端科学主义的一个典型，而对于其他脱离理性、抛弃理性的社会存在，他都不会给予理睬和尊重。

3 人与自然的异化

人与自然的关系一直都是文学作品探讨的一个重要话题，霍桑更是早在19世纪中叶就在小说《胎记》中揭示了这一关系。人与自然的关系原本应是和谐共生、相互独立但又不可分离的相互依存关系。然而，生活在那个发展高歌猛进的美国社会，“科学的进展被描绘为征服物质世界的十字军，实用成了时代的口号”［11］。霍桑显然已经意识到科学理性这股势不可挡的力量正在影响着人们的生活方式和理念，与此同时，人类和自然的关系也发生了颠覆:人类由被动地适应自然变成主动地去改造自然，让大自然为我所用，站在一切以人为中心的立场来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正如小说开篇叙述的那样:“有些热情的科学的献身者相信，这种研究将使强大的智慧步步上升，直到科学家掌握了创造万物的秘密并且也许为自己创造出种种新世界来。”［2］10因此，人与自然的对立愈演愈烈，“‘自然’成了个性自由的诗化表达和人性异化的反义词。”［4］57

主人公埃尔梅就是这样的一名科学主义代表。他终日埋头于实验，“曾在大自然的各种基本动力方面作出过许多发现”，“曾探索过最高的云层里和最深的矿藏里的秘密;他查明了火山爆发和不断喷火的种种原因;他解开了喷泉之谜，说明了为什么从黑暗的地心中喷出来的泉水，有些通明纯净，有些富于医疗方面的效能。”他甚至“企图彻底探讨大自然从土地和空间，以及从精神世界吸取精华来创造和养育她的杰作——人——的过程。”［2］16从中不难发现埃尔梅渴望探索、征服自然的野心勃勃，这种偏执的意志专横地主宰了他的思想和行为，以致他不能容忍人类的半点不完美。因此，妻子脸上小小的一抹绯红也被他认为是“尘世并非完美的明显标志”［2］11，他想要运用自己的科学知识来除掉那块象征自然的胎记，“这样世界上就会有毫无瑕疵的理想之美的一个活生生的标本了。”［2］12可对于爱乔琪安娜的人来说，胎记恰恰是“她具有颠倒众生的那种魅力的标志。”［2］12这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映射出了埃尔梅变异的人性，他将自己全部的思想都倾注在研制去除胎记的药剂中，他坚信科学的万能，自信自己的能力，敢于向自然和上帝挑战。然而，在他以为科学可以为他打开自然奥秘的大门时，殊不知他已经被“囚禁在单维的理性的空间的牢笼之中”［4］55，他高超的智慧还是没能超越自然的制约，因为“我们伟大的滋生万物的自然之母尽管她使我们深感有趣地看到她似乎毫无隐秘地公开地进行着工作，然而她却极其严密地保守着她自己的秘密”，“她允许我们去破坏，但很少允许我们去修补，并且就象一个妒嫉的专利占有者一样，她绝不允许我们去创造。”［2］16这些最终酿造了一幕悲剧。霍桑借乔琪安娜的死来警告世人，不论科学研究取得怎样的成功，人类必须遵从自然规律，因为并非所有的自然奥秘都能被人所掌控，否则必会造成毁灭性的结果。

但是霍桑的呼吁并没能扼制住人类历史发展过程中产生的异化现象，到了信息技术全球化的今天，人类更加贪婪地向大自然索取更多来发展自己，这更加剧了人与自然的对立异化关系，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正如日本人类学家岸根卓郎所言:“由于西方近代物质文明把自然看成机械，因而他们征服自然，掠夺自然便顺理成章了。而且，这种西方现代文明的自然观也席卷全球引起了最严重的自然破坏。”［12］96马尔库赛甚至认为，这种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人与自然的关系异化和恶化程度更甚于人与人关系的紧张程度，人与自然的矛盾已成为资本主义的主要矛盾，并且认为“在某种新的意义上，目前的社会控制形式是技术的”［13］，即科学技术已经上升为一种意识形态，变成了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一种统治手段，这就意味着人类正在面临着和自然进一步异化的危机，人类挣脱科学理性这一异己力量，实现与自然和谐共存的目标任重而道远。

4 结语

雷蒙斯·威廉斯认为，19世纪上半叶英国出现了一种新型小说，这种小说深刻地认识到了社会群体、人的本质和人际关系中存在的问题［14］，具有史书的价值。无独有偶，生在同一历史时期的霍桑用批判的眼光审视了正在蓬勃发展的美国社会，通过在小说中塑造一系列的科学家形象，如《红字》中的齐林沃斯，《拉帕西尼的女儿》中的拉帕西尼以及《胎记》中的埃尔梅等，揭示了科学主义和物质文明对人的异化现象，以小说的形式书写了美国在那个时代的历史，表达了他对科学理性和工业文明发展的堪忧。

正如戈林所说:“霍桑在小说中描述了过去的时代，也描述了他的时代，而今天读来发现他还描述了我们的时代。”［15］小说《胎记》一方面记录了上个世纪的历史，另一方面又以“寓言”的方式“预言”了当今人类社会仍然存在的危机:人类正在面临一场“空前而全面的物对人的异化现象”［4］59，自笛卡尔就被推崇的“无神物质科学”已使“现代科学取得了长足进步，甚至造出了核武器;然而，与此同时，‘地球灭亡的危机’却愈加深刻化、现实化，对人类来说，幸福反而显得更加遥远了”［12］112，反映了霍桑思想的前瞻性和深刻性。因此，《胎记》仍然值得人们今天继续去仔细研读，作品所反映的霍桑对人性和工业文明的反思在当下仍具有深刻的警示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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