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中的安全价值初探

王 敏

（山西大学科学技术哲学研究中心，山西太原 030006）

技术是否负载价值，这是技术哲学中的一个理论问题。技术价值中立理论认为，技术不负载价值。技术是达到目的的手段与工具，技术本质上是价值中立的。技术价值中立理论是相当长时期内技术哲学界的主流理论。与此相反，近年来，西方一些技术哲学家对此发展出不同的认识。荷兰技术哲学界是典型代表，他们认为，技术本身具有价值，价值内在于技术中。这一理论的辩护基础强调，技术内含规范性，人类文化中的各种规范制约着技术的成型过程—工程的准则。“例如，人们可能认为规范标准不仅体现在技术守则和技术标准中，而且也体现在许多美国工程道德守则的基本准则中。……工程师应该把公众的安全、健康和幸福作为最重要的。”［1］884由此，技术内在的规范性发展为技术中的价值。

根据荷兰技术哲学界所提出的技术价值负荷论，笔者认为技术的价值来源于技术中的规范性准则。综观技术中的规范性准则的生成历史，笔者发现，技术中的规范性准则不仅生成于技术成型，即工程实施过程中，而且发展于技术应用过程中，体现于工程准则与技术评估机制中。其中，技术中的道德规范中的安全价值的生成过程较好地体现了这一过程。技术中的安全价值由技术风险所引致，首先形成于工程准则中，并通过技术评估机制得到进一步内化，最终成为技术中的道德价值之一种。

一 技术风险:技术中的安全价值的来源

风险在中文语境中意指不确定的危险。在西文语境中，风险“源于拉丁文risicare，意为‘在山崖中航行’，故其主要含义为‘有危险的可能性’。英文中risk一词最初用于海上探险中，意指遇上危险或触礁。”［2］风险理论的开创者吉登斯认为风险概念“最初是在两个背景下出现的:它起源于探险家们前往前所未知的地区的时候，还起源于早期重商主义资本家们的活动。”［3］

风险的定义随着文明的进程得到发展，逐渐拓展至时间概念中。国内学者费多益认为:“随着西方现代社会的演进，风险概念也逐渐从最初对地理空间的探索转移到对时间的探索，这种以时间序列为依据来作出估计的风险指的是:在一定条件下某种自然现象、生理现象或社会现象是否发生，及其对人类的社会财富和生命安全是否造成损失和损失程度的客观不确定性。”［4］

由此可见，风险是与人类对于客观的自然活动与主观的自身活动的安全前景的不确定性（导致危险的可能性）相联系的一种认知概念，包括生命安全、财产安全、伦理安全等。风险在一定程度上是安全的反义词，二者呈现出反比例的关系。

技术，在一般意义上，是人类为了一定目的而制造和使用的作用于外在环境的工具。同时，在特定意义上，技术也可被理解为人类制造和使用工具进行的定向活动，包括技术成型与技术应用两个过程。技术作为人类的一种活动，必然涉及人类在从事于此种活动时所面临的安全前景，包括技术成型与技术应用过程中的安全前景。人类对于技术活动中的安全前景的认知的不确定，导致了技术风险的产生，包括两个方面，一为技术成型过程中所引发的风险，一为技术应用过程中所引发的风险。

技术成型过程中所引发的风险来源于工程的实施过程。工程是复杂的技术联合体，多种类型的技术与技术中的多个环节共同作用形成了工程，通过工程实现技术成型的目的。工程中所包含的技术类型的多样性与技术环节的繁复性蕴含了风险成因。因为不同的技术遵循相应的科学原理，存在一系列技术操作规范，技术类型的多样性与环节的繁复性产生了不同科学原理的协调性问题，以及技术操作规范的复杂性问题，导致了人类对于工程中危险发生规律认知的不确定，增加了工程安全的不确定性，引发了技术风险。国内学者王前认为，“每个具体技术环节都有一定的安全标准，需要确定相应的安全系数，但整个技术体系的安全稳定并不仅仅是各个环节的简单叠加。每个技术环节上容许的偏差，整合起来就有可能酿成技术风险。”［5］

技术应用过程中所引发的风险体现于技术对于外在环境的安全方面的影响，特别是技术对于人类社会的安全方面的影响。技术是人类的有目的的活动，旨在于顺应客观规律改造人类所处于其中的外部环境。人类通过技术改造外部环境的过程，本质是外部环境的原有平衡被打破以及通过技术构建的外部环境的新的平衡的建立过程。在此过程中，外部环境的运行规律发生了变化，人类对于外部环境的规律的认知与其发生状态之间出现了不一致，导致了外部环境运行及于人类自身的安全前景的不确定性，从而产生了风险。

更进一步而言，人类社会的维持与进步，在一定程度上，依赖于人类对于技术的创造和应用。特别是工业革命以来，现代科学成为社会发展与进步的推动力，而技术则相应的发展为科学化技术，成为现代科学的实体表征。现代科学通过科学化技术塑造了现代社会形态。正如海德格尔的现代社会的技术座驾论所揭示的，技术已经成为现代社会的本质。

现代社会的技术本质，将技术应用过程中所引发的风险引致为社会风险，导致现代社会发展为“风险社会”，即美国社会学家查尔斯·培罗所警示的，“高度发达的现代文明创造了前人难以企及的成就，却掩盖了社会潜在的巨大风险;而被认为是‘社会发展决定因素和根本动力’的科学技术，正在成为当代社会最大的风险源。”［6］在这一背景中，德国风险社会学家乌尔里希·贝克对于技术风险做出了界定，“所谓技术风险，就是技术发展造成不利影响的可能性以及人们对这种可能性的认知。”［7］在这一意义上，技术应用过程中所引发的风险的含义等同于风险社会语境中的技术风险的含义。

由此可见，技术成型过程中所引发的风险与技术应用过程中所引发的风险都与人类对于自身的安全前景认知的不确定性相联系，技术风险因而出现。有鉴于此，人类不断提高对于技术风险的认知水平，通过在工程中采取安全措施以及规范技术应用方向的技术评估过程，将相应于风险的安全价值赋予技术，导致了技术中的安全价值的生成。

二 工程中的安全措施与技术中的安全价值

技术成型的过程是工程的实施过程。由于工程内在的风险性，导致了对应于风险的多种安全措施被引进工程中，发展为工程操作规范，从而内化为技术中的规范性准则。在这一过程中，技术被赋予安全价值，体现于工程设计中普遍存在的三个安全原则①Sven Ove Hansson在《risk and safety in technology》一文中认为，世界各个地区的工程安全原则是不同的，下述三个原则广泛存在于世界各个地区的工程安全措施中，具有普遍性，因而他主要介绍了下述三个工程安全原则。本文认同Sven Ove Hansson的论断并予以引用。参见:Sven Ove Hansson《risk and safety in technology》Anthonie Meijers edit《philosophy of technology and engineering sciences》volume 9 Amsterdam:Elsevier 2009:1076.。

第一个原则为工程设计中的固有安全设计。固有安全设计是指将固有安全性赋予工程设计中。“固有安全性，也称为初级预防，消除危险。这是对比的二级预防，减少相关的风险与危险。”［1］1077固有安全性体现为工程设计中的四种措施，分别为:1.使用较少数量的有害物质;2.选用一个危险性较小的危险物质;3.使用危险形式较小的有害物质;4.避免不必要的复杂性设施和工艺，使操作失误的可能性较小。［1］1078

第二个原则为安全系数。“安全系数通常是为了保护一个特定的完整性威胁的机制，并可以针对不同的安全因素和机制。”［1］1079

安全系数与工程中涉及技术风险的故障相关，根据故障的来源不同，按照结构力学，安全系数可以被分为五大类，即:1.比预期的更高的负载;2.比预期的更坏的物质属性;3.不完善的理论问题的故障机制;4.可能是未知故障机制;5.人为错误（例如，在设计）。［1］1079

第三个原则为独立的安全屏障原则。独立的安全屏障原则是指为防范技术风险（可预知的与不可预知的）发生，防止引发安全事故，在工程设计中，构建多重安全设施和机制，达到防止安全事故发生的目的。

独立的安全屏障的建构指向工程的功能设计，主要措施包括设施构造与机制建设，设施构造是指与工程相结合的旨在规避风险的技术人工物设计活动，机制建设是指人为安排的防范风险的安全检查、逃生与救援系统的设计活动。

上述三个安全原则指向工程实施过程中的内在风险，通过设计并运行附属于工程设施的安全体系，达到规避工程中的技术风险的目的。通过这一过程，现代工程中的上述安全原则成为技术设计的组成部分，安全原则从而成为现代技术设计中的内在原则，影响于设计的原理、设计的目的与材料的选择等设计中的各个环节，体现了现代技术所负荷的安全价值。

三 技术评估与技术中的安全价值

技术中的安全价值一方面来源于工程中的安全措施，另一方面产生于技术应用过程。技术应用导致人们将安全价值赋予技术本身，用以规范技术应用的方向。这一过程由技术评估实施。

技术评估的历史短暂，起源于人类对于技术之于人类社会的安全所构成的风险的认知。“现代技术评估发端于20世纪50年代开始盛行的技术预测（Technological Forecasting），即试图预测技术发展的趋势，帮助大公司和政府机构制定技术的投资计划。比如兰德（Rand）、哈德森（Hudson）公司等都做过此类研究。到60年代，随着技术的负面影响的显露，在美国首先提出了技术评估（Technology Assessment简称TA）。”［8］技术评估的发展历程可以被分成两大阶段，第一阶段的代表为预警性技术评估（Warning TA），也被称为觉察性技术评估（Awaren TA），是就技术应用所产生的后果进行一系列的预测与评价，目的在于为应用技术的决策者提供对技术应用所造成的影响的信息。第二阶段的代表为建构性技术评估（Constructive TA），将技术评估的过程推及于技术设计、技术成型等阶段，旨在于将与技术风险相对应的安全因素施之于技术的研发过程，从而达到规避技术风险的目的。

无论处于何种阶段，技术评估的基本精神是赋予技术以一种安全标准，导引技术在人类文化中的安全价值所确定的规范内发挥功能，规避技术风险。因而，通过技术评估，与风险相对应的安全价值被赋予技术本身，成为技术中的价值。

预警性技术评估将技术应用纳入规避社会风险的轨道中，在安全价值的导引下实现技术的社会价值，达到技术应用的目的。

技术应用的风险性导致了预警性技术评估的出现。预警性技术评估旨在于防范技术所带来的社会风险，在技术应用过程中考察技术所引致的各种风险，并将所对应的各种安全价值赋予技术中，发展为技术应用规范准则，用以规范技术应用，导引技术在人类文化中的安全价值所允许的范围内发挥作用，从而，安全价值由技术的规范准则内化为技术本身的价值。

预警性技术评估的典型案例为人类对于克隆技术所进行的基于伦理安全规范视域的评估。

1999年HUGO伦理委员会发表了关于克隆技术的声明，关注克隆技术带给人类伦理安全的风险:

一方面是克隆作为一种目的，达到这个目的可采取不止一种手段，包括体细胞核移植;另一方面是体细胞核移植作为一种程序，可用于多种用途，包括预防线粒体疾病。即使有可能，鉴于:对于一个现存的人的核内从遗传信息长出一个人的可能性表示深刻的不安;‘生活在’一个已经存在的人的‘阴影中’对克隆出的孩子的潜在影响;对亲子和兄弟姐妹关系的可能影响;需要关注从一个体细胞产生出一个孩子的可能后果不应该试图通过体细胞核移植产生出一个现存的人的遗传‘拷贝’。［9］

上述案例表明，伦理安全价值成为克隆技术在应用中的必要考量。克隆技术在应用过程中受到了人类对于技术应用强加于人类社会的伦理风险的认知影响。因而，通过技术评估，克隆技术被赋予了伦理安全价值。由此，伦理安全成为克隆技术本身的价值。

建构性技术评估的核心思想是:“不仅要提出对技术后果的评估报告，更要关注技术发展的实际过程，促进利益相关者参与技术决策的讨论，并通过协商机制在技术的实际发展中建构技术。”［10］

建构性技术评估注重于技术体系建立的完全过程，包括技术设计、技术成型与技术应用阶段，着重于技术设计与技术成型阶段，本质是事前防御，通过预测技术应用可能引致的风险，在技术成型之前，将与风险相对应的安全因素赋予技术研发本身，将导引技术应用至人类文化中安全规范的领域。

建构性技术评估的首要特征在于开放的评估体系，参与技术评估的主体为技术专家、技术使用者、技术受用者（技术对象）以及具有相关利益关系的公众。上述主体参与到对于特定技术的风险评估过程中，旨在于将由技术应用所引起的对于各个参与主体可能带来的风险通过技术设计，在技术成型阶段予以规避，从而达到规范技术应用的方向的目的。与风险相对应的安全因素由此被赋予技术本身，成为技术中的价值。

建构性技术评估的典型案例为目前在西欧得到普遍应用的适用于生物转基因技术评估的伦理矩阵评估模式。伦理矩阵评估模式起源于食品与农业领域的生物技术应用共同体对于生物技术应用所带来的伦理风险的规避策略，首先由梅弗汉（Ben Mephan）于1994年提出，在“荷兰，挪威、德国和英国等欧洲国家的不同团体组织和委员会得到了广泛的使用。它曾被用于审视多例生物技术案例，包括牛生长激素、转基因鲑鱼，转基因动物用于生物实验，异种移植，功能食品和转基因农作物，并取得了较为明显的成功。”［11］伦理矩阵的目的是“帮助决策者（个人或团体）在食品和农业领域中现存的或有待审核的技术的伦理接受度和在最佳调控手段上达成健全可靠的判断和决定。”［11］

伦理矩阵评估模式要求生物技术的应用符合人类文明所关怀的人与自然界生物的伦理道德要求，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四伦理安全原则:不伤害原则、有利原则、尊重自主原则、公正原则。在具体的评估过程中，伦理矩阵模式的主体适用于团体与个人，要求“使用者在评价某项技术案例的后果时，可以在伦理矩阵模板的基础上结合具体案例发生的背景，过程情况，使用者的立场等主客观因素，构建起该案例的伦理矩阵，再通过详细的思考和分析，用事实和判断填充起这个矩阵。”［11］通过伦理矩阵模板的分析，某项具体的生物技术的应用可能带来的伦理风险得到了预测，规避生物技术应用所引发的伦理风险的认知框架得以建立，从而为技术设计与技术成型提供了指导方向，生物技术的研发沿着规避伦理风险的路径发展。

伦理矩阵评估模式所包含的上述四原则对应于生物技术的使用者与受用者所承担的伦理风险，将与伦理风险相对应的安全因素赋予生物技术本身，生物技术在伦理安全的认知框架内得以应用，伦理安全价值成为生物技术内在的价值。

四 技术中的道德价值之一种:安全价值

长期以来，技术本身是否具有内在的价值在哲学界并不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居于统治地位的观点认为技术是价值中性的。持这种观点的哲学家认为，技术并非没有价值，技术的价值体现于技术的本质—工具中。技术本质上是一种工具，是用于达到一定目的的手段和途径，只具有工具价值。根据道德哲学家所拥护的假设，“工具价值—例如:达到目的的手段的价值—最终是没有价值的。”［12］技术价值中立论由此得到确立。

通过本文的分析，作者认为，技术并不是价值中立的，技术本身内涵价值。技术不仅是一种工具，在一定意义上，技术本身是人类的一种活动，体现为技术成型—工程过程与技术应用过程。工程与技术应用过程都会将人类文化中的价值赋予技术，内化为技术本身的价值。

具体到技术中的安全价值，技术中的安全价值通过两方面的途径得到实现。一方面，在工程中，技术的多环节与各个环节中技术操作的复杂性导致了威胁人类安全的风险，因而各种防范风险产生的规范性操作程序被引进技术中，成为技术中固有的安全措施，并内化为技术中的价值。另一方面，在技术应用过程中，技术打破了所施予对象的内在平衡，并建立由技术主导的新的平衡，人类对于技术所施予对象的原有的风险认知遭到干扰，在对象世界的新的平衡的建立过程中的影响人类安全的各种风险的发生要求人类重新认识技术，从而，技术评估作为预测、评价风险并据以指导形成防范风险的对策的机制得以建立，通过这一机制，相应的安全措施成为指导技术应用方向的规范要求，并内化为技术中的价值，生成技术中的安全价值。

安全价值是人类文化中的道德规范，安全价值规范着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的行为方式，旨在于防范人类的生命风险、伦理风险等涉及人类生命的各种风险。技术具有安全价值，表明技术是内涵道德价值的，道德价值也包括健康、民主、公正等多种价值，技术中的安全价值是技术中的道德价值之一种。本文认为，对于技术中的道德价值进行更加深入与全面的研究，是技术哲学发展的必然要求与可行途径。

［1］Sven Ove Hansson.risk and safety in technology.in Anthonie Meijers（ed）.philosophy of technology and engineering sciences［M］.volume 9 Amsterdam:Elsevier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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