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微草堂笔记》“四大家”评点论略

吴 波

（怀化学院，湖南怀化 418008）

评点乃中国古代文学批评的重要方式，宋已有之，至明清而大盛。这一随手圈点的文学批评方式，短小精悍，看似随意，但能“于一部之旨趣，一回之警策，一句一字之精神”“无不拈出”，起到“通作者之意，开览者之心”［1］213的作用。毛氏父子评《三国演义》、金圣叹评《水浒传》、张竹坡评《金瓶梅》、脂砚斋评《红楼梦》等均已成为古代小说评点的典范之作。与这些小说类似，自嘉庆年间以来，坊间对《阅微草堂笔记》的评点亦概不少见，①据胡光明硕士论文《＜阅微草堂笔记＞版本与评点研究》统计，含有评点和按语的《阅微草堂笔记》版本共7种:（1）清乾隆《滦阳消夏录》六卷刻本，北京大学图书馆藏，有眉批;（2）清嘉庆刻本，国家图书馆藏，清翁心存评点;（3）清嘉庆二十一年刻本，国家图书馆藏，清徐时栋评点与跋;（4）清嘉庆二十一年刻本，国家图书馆藏，清末民初王仪郑评点与跋;（5）清道光十五年刻本，北京大学图书馆藏，有评点;（6）《纪氏嘉言》，清道光二十六年刻本，编辑者徐瑃评语;（7）《纪文达公笔记类编》，民国上海医学书局铅印本，编选者济阳破钠按语。见胡光明《＜阅微草堂笔记＞版本与评点研究》，北京大学中文系2011年硕士论文，第62页。而最为突出的则是徐瑃、翁心存、徐时栋、王伯恭四家。

一 徐瑃的《纪氏嘉言》

徐瑃的评点主要附著于其摘录《阅微草堂笔记》而成的《纪氏嘉言》中。《纪氏嘉言》共四卷，分四册，为道光丙午年新刻本，现藏于国家图书馆。该书每页纸高约17.6厘米，半页宽约11.8厘米，版框高约14.1厘米，半页宽约10.6厘米，版心题“纪氏嘉言”，并标明卷数和页码，双鱼尾。天头约2.3厘米，地脚约1.2厘米。该本封面题《纪氏嘉言》，内扉页有“道光丙午年新刻《纪氏嘉言》，板存琉璃厂西门内路北雕藻斋翰藻斋”字样。

徐瑃摘录之《纪氏嘉言》卷前有两篇序言，其一为徐瑃自己所著之《纪氏嘉言序》。其二为曾国藩撰写的《纪氏嘉言序》。这两篇序言充分肯定了《阅微草堂笔记》的价值，如徐序曰:

夫先生《笔记五种》，岂专为中下人训者?其见理也，不似讲学家之偏执，而精辟过之，善悟者可以观其会通;其博物也，不蹈考据家之穿凿，而辨析过之，多识者可以扩其见闻;其说善恶之报，不近僧尼道士之诞妄，而警策过之，修省者可以资其感动。是则章章句句皆足嘉惠后学，尚何去取之可云哉?曾序则曰:

《阅微草堂笔记》五种，考献征文，搜神志怪，众态毕具，其大旨归于劝善惩恶，崇中国圣人流传之至论，亦不废佛氏之说，取愚民易入者，委曲剖析，以耸其听，海以内几家置一编矣。

评价客观公允，颇中肯綮。同时，两序还“叙其颠末”，详细交代了《纪氏嘉言》成书的经过，颇有参考价值。《纪氏嘉言》所附识语，一般署有“瑃识”二字附在末尾（当然也有不题的），明显可见出自徐瑃本人之手。除了徐瑃的识语之外，还有几条署名孙益亭和李春帆的识语，题作“孙益亭识”、“益亭识”或“李春帆识”。

徐瑃，字春泉，号拙存，宛平人（一说大兴人）。曾先后担任湖南龙山县（1824-1829）、巴陵县（1829-1832）、善化县（1832-1834）等地知县，道光十四年至十八年（1834-1838）任武冈州知州，与清代名臣曾国藩过从甚密。徐瑃任地方官时，生性慈惠，性格耿直，关心民瘼，颇有政声，“每具状请免兵米，屡为上宪严谴，毫不介意。其尤阐扬节孝，奖励耕读，皆莅任时所常为也。城东义塾久坏，捐廉修复之。”（同治《永顺府志》卷二十八）其评点的识语，共有五十余条，长短不一，篇幅短至十余字，而长者竟达八百余字。徐瑃的批评从总体上看，风格比较平实，内容主要侧重于《阅微草堂笔记》思想的阐发，而于作品艺术方面的内容未曾涉及。识语对《阅微草堂笔记》思想内容的阐发，并非简单沿袭原作的观点，而是能够结合当时的社会实际，细致详尽地展开论述，使原作的思想内容更加丰富。这是徐瑃的批评明显异于其他各家之处。如原作对“清明官吏”“私心存焉”的现象进行过尖锐的批判，认为:“夫利己之心，虽贤士大夫或不免。然利己者必损人，种种机械，因是而生;种种冤愆，因是而造。甚至遗臭万年，流毒四海，皆此一念为害也。”对于这一问题，徐瑃深表赞同，评曰:“利己自全，贤者不免，孰料流弊至于此极，先生之训，可谓深切著明矣。然执是说，将遂不为身家计乎?势亦不能，有利己之意，而即思所以利物利人，有自全之心，而遂谋所以安上全下，斯得之矣。”［2］在《滦阳消夏录》（二）的一则评语中，他再次论及这一问题，曰:

上官岂不欲昭雪民冤，特以牧令平反一案，议叙不过加级，而前任失人处分甚重，且抚臬本府，均干吏议，无论是本任，是前任，与前任已离省否，均须回护。抚幕臬幕，体东翁之意，兼欲回护前幕，遂极力驳斥，使不得行，私意起而公义遂灭也。为县令者，安得不虑?狐言是正论，顾安得天下官幕，皆能公尔忘私哉?

这则评语是针对献县令明晟欲申雪冤狱而虑上官不允疑惑未决的心态而论的，与上则评语不同的是，上则评语只是表明态度，而这则评语则是就具体问题所做的分析。徐瑃认为，上官岂不欲昭雪民冤?但是为何又犹豫不定呢?关键就在于其“私心存焉”。因为“牧令平反一案，议叙不过加级，而前任失人处分甚重，且抚臬本府，均干吏议，无论是本任，是前任，与前任已离省否，均须回护。”因此，“抚幕臬幕，体东翁之意，兼欲回护前幕，遂极力驳斥，使不得行”，这就是当朝官吏欲申雪冤狱而犹豫不决的关键所在。这两则评语，徐瑃既肯定了纪昀观点“深切著明”，又联系自己的经验深入剖析官吏私心存在的心理因素及制度层面的原因，抽丝剥茧，层层深入，更加丰富了纪昀的论述。再如，节妇旌表在封建礼法社会中是一件关乎教化的重要之事，但事实上，在当时的社会里，并非所有的节妇均能援例受到旌表，导致许多节妇事迹湮没不彰。那么，造成这一问题的症结何在?纪昀在《阅微草堂笔记》中对此偶曾提及，却并未深究。而徐瑃在识语中则延伸了纪昀的论述，深入地剖析了其内在的原因:

节妇之难邀旌表由于胥吏索费甚重，不能满其欲壑，辄以册结不合款式，驳斥不行，此尽人知之，而无如何者也。闻颜制军鲁舆先生，在直隶藩司任内，饬令礼吏，开写册结格式呈阅，即具文通行各牧令学官，俾嗣后请旌之案。俱照此式上详，而胥吏遂无所施其伎俩矣。［3］

这一识语不仅部分追溯了其中的原因，而且还引述颜制军鲁舆先生在直隶藩司任内，进行形式上的革新以杜绝这一弊端出现的作法，这对于读者认识当时社会现实，很有参考价值。

二 翁心存的评点

继徐瑃之后，另一家比较有影响的评点者是翁心存。翁心存（1791-1862），字二铭，又字邃庵，江苏常熟人。翁心存出生于官宦之家，自幼熟读经史、聪颖过人。嘉庆间考中举人，道光初（1822）进士及第，选为庶吉士，授编修，武英殿总纂，又升中允，为文渊阁校理，曾主持福建、四川、浙江等省乡试，又做过广东、江西等省学政，后又被升为侍讲、大理寺少卿，做过皇六子、皇八子的老师，其间因其母年八十，乞请归养约十年，其母亡后朝廷复授以祭酒，升内阁学士，历官工部左侍郎、吏部右侍郎、工部尚书、刑部尚书、兼管顺天府尹事，做过实录馆总裁兼左都御史、主持过武举会试，又做过户部右侍郎、武英殿总裁和兵部尚书，为清代道光、咸丰间重要宰辅。

翁评未见具体的批点时间，但是在《滦阳消夏录》（五）中的一则笔记中曾提及“咸丰三年”之事，由此推测，翁评的时间至少应在咸丰三年（1853）后，明显晚于徐瑃的评点。

翁评共一百余条，其中有议论、有引述，还有针对文本词语所作的阐释。与徐评略为相似的是，翁评亦明显专注于文本内容的阐扬和批评，而涉及艺术成就的评价仅有屈指可数的几条，且文字极为简略。如“摹官入微”［4］之类等。

对文本内容的阐扬和批评，翁评极为丰富，涉及的范围也比较广泛。就总体而言，主要还是继承了《阅微草堂笔记》的正统观念。但值得注意的是，翁评的道德评价的分量较徐瑃的评点明显减弱，而对现实特别是官场的批判及讽刺成分则明显加重。如《滦阳消夏录》（一）中有一则笔记记一狐谴责某官“好名畏患”，翁则评道:“好名畏患，在今即难得此好官。此狐毋乃责人过刻!”“好名畏患”原本为官者之大忌，具有如此品性的官吏无疑与“好官”这一美誉是格格不入的。而翁评竟然评道:“在今即难得此好官”，并指责“此狐毋乃责人过刻!”“难得”意即稀有，像这样“好名畏患”的官吏居然为当时所罕见，而且还被称之为“好官”，由此可见，当时官场的状况是多么的糟糕，而翁氏的讽刺又是多么的辛辣!此处翁氏正话反说，从反面艺术地揭示当时官场之黑暗。而从正面直接批判官场现状的文字更是比比皆是。同是在《滦阳消夏录》（一），翁氏针对一大王提出为官“无功即有罪”的观点，随即批道:“文恬武嬉，因循疲玩。试请扪心，能免此二念否?真臣罪当诛矣。”这条评语，翁氏撇开“无功即有罪”的问题，直接从正面质问当时官吏，锋芒毕露。“文恬武嬉，因循疲玩”八字，可谓写尽了当时官场的状况。除此之外，类似“今之大吏自诩清廉，而以姑息者多矣。”“能恕者鲜矣”等直接批判当时官场现实的文字几乎随处可见。这些评价比较鲜明地揭示出清代中后期的官场现实，亦合乎中国封建社会即将走向没落时期的特征，可与《红楼梦》、《聊斋志异》等小说所描绘的官场实际相互生发。

翁氏的批点对当时的官场整体上进行了批判，但是，对其中一些正直官员忠行懿德则极力推崇揄扬。如《滦阳消夏录》（四）中一则笔记记雍正壬子六月，夜大雷雨，献县城西有村民为雷击。县令明公晟前往探勘，最后凭着其过人的智慧侦破此案。翁氏评道:“此令不独明察足徵，处处留心。此大臣识量，非仅百里求也。”其赞赏之意溢于言表，同时，也明显体现出翁氏本人作为封建官吏的价值取向。

除了对内容的批评外，对文本的阐释佐证亦为翁评的重要内容，这也是翁评最为明显的特征。所谓“阐释佐证”实际上包括两方面的内容，一是阐释，即对包括文本内容、词语、人物、舆地、习俗等方面的解释;二是以自己所经历之事以证明文本所述故事之实有。翁氏一生，阅历丰富，见多识广，其所注释往往多能释疑解惑，使读者能通畅阅读。而其所引述之事，范围广、内容丰富，奇闻轶事，引人入胜，不仅成为文本的有力支持者，而且，开阔了读者眼界，更加丰富了文本的内容，是一份难得的珍贵文献，对我们了解当时的社会，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如“及”姓为罕见之姓，读者见之者少。翁氏则溯其源头，解释道:“及姓载《万姓统谱》，其族至明，始著皆北直人也。今河间一带多有此姓。余道光辛卯分校顺天乡试，本房有及生，惟一来谒，亦河间人，老学究也。自云系出剧辛，音近而伪也。余谓当是汲黯后，去水旁而成及耳。”［5］如此一解释，清楚明了，令读者豁然开朗。

再如，董文恪公（即董邦达先生）是纪昀的老师，工诗善画。纪昀自十四五岁时即从之受业。师生之谊甚笃。在《阅微草堂笔记》中，纪昀曾数次写到这位可敬的先生。在翁评中，翁氏引述董文恪公早年的一则轶闻:

董文恪公为诸生时贫甚，有族叔业木匠者，居杭州，时时周恤之。公登拔萃科，将入都应试，乞贷于亲友，皆莫应。乃以钱十五文趁船至武林抵其叔，叔问将安往，告以故，叔曰:“吾操末技以游，安能供若旅费乎?然且往，吾为君谋之。”一日，其叔往灵隐寺工作，长老方制屏为某巨公寿，将求名手作书画。木匠进曰:“吾侄颇工此。”僧因倩公为之，酬以金。巨公见屏，击节叹赏。从僧物色得公，试以诗文书画，大加器重。携之入都，遂跻通显。公贵后镌一印章曰:“十五六进京。”有富阳人求书画者，辄以此印印之。［5］

关于此则轶闻出处，翁氏没有交代。但却成为董文恪公的生平事迹的有力补充，由这则轶闻，可以了解到董文恪公早年的生活境遇及才气等方面的情况，这对于读者了解董文恪公无疑是大有助益的。

在翁评所引述的佐证文献中，还有许多涉及翁氏家族的事迹，颇可值得注意。如《滦阳消夏录》（一）评曰:“先大夫在海州，隆冬散赈穷乡。公馆仅茅屋数椽，阴湿殊甚。三四门斗住西厢，席地卧。一门斗颇狡狯，中夜辄洒沙土以怖其曹，偶然鬼亦嚣号大作。此门斗竟病而归。”《如是我闻》（四）中评曰:“大夫无故不杀羊，士无故不杀犬豕。先王之礼即先王之仁也。余家贫不能杀羊豕，亦不能持斋，然除奉祀、祭父母、燕宾客外，自奉风餐，雉鸡鹜亦不敢持杀。”《槐西杂志》（一）中评曰:“先大夫拟作《虞山壸史》，未成;作《节烈传》数十篇，于究嫠苦节未获表旌者尤阐扬不遗余力。”这些资料或记其先大夫事迹，或述其家族习俗，对于我们了解翁氏家族亦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总的看来，翁评虽然对《阅微草堂笔记》艺术成就方面的评价文字不多，但对文本内容的阐扬方面却是很有成就的。特别是所引述的文献资料十分丰富，颇具有文献价值。同时，其评点除了上面所引几条对官场的揭露比较尖锐外，总体上风格比较平和，对问题的看法也比较开明、辩证。与后面徐时栋的批点在风格上具有明显的不同。

三 徐时栋的评点

翁评之后，对《阅微草堂笔记》加以评点的是同治年间的徐时栋。徐时栋（1814-1873），字定宇，一字同叔，号柳泉，人称柳泉先生，清代鄞县人。其生平事迹见于董沛所撰《徐先生墓表》。徐时栋资性通敏，道光二十六年（1846）中举人，此后两赴会试不第，后以输饷授内阁中书。平生酷好藏书，其藏书楼名“烟屿楼”，在月湖西边，藏书达6万卷。平生著述丰富，有《烟屿楼文集》、《烟屿楼诗集》。曾校刻宋元《四明六志》，著《四明六志校勘记》，又辑有《四明旧志诗文钞》等，对于整理地方文献多有贡献。《墓表》称其“沈潜遗经，援据古训，本汉经师之家法，而于宋代讲学诸儒亦阐发不遗余力，信乎其为通儒者。”［6］2957徐评附著于清嘉庆二十一年北平盛氏刻本中，前有徐时栋自己所作的跋文。关于批点的时间及过程，徐时栋曾在跋文及批点文字中有说明。而尤以《滦阳消夏录》（三）的尾批最为详细。其文曰:

同治八年十月十三夕，方在房中养疴。取别本眉端评识录之此本。此本为盛氏合刻初印本，胜前藏别本多多，而别本陆续评点之语不断弃之。既已录存此本，则别本可高阁也。旧评或记有年、月、日，亦依样录出。偶有新识，加一“柳”字以别之，以校书辛苦，得病中复用此等闲心，思书生结习，真可笑也。是夕过午，柳泉记。

又曰:“同治八年十月中旬，录旧评至十一卷止。十年正月，复以腰痛坐室中，补完后十三卷。以初十日完，十一日至夕，复阅此本，亦偶有新评。柳道人识。”联系跋文及评点文字，可知徐时栋在评点《阅微草堂笔记》之前曾于病后“杂记旧闻”，为《城西草堂琐语》。此书“劝惩之意大略相似，又记一事而自发论议，书一人而旁及琐屑，亦往往与此书同，几似依样描花，实则出门合辙。”［7］同治五年十二月二十四日购得《阅微草堂笔记》。同治八年十月，于房中养疴，“取别本眉端评识录之此本”。“此本”即为清嘉庆二十一年北平盛氏刻本。“同治八年十月中旬，录旧评至十一卷止。十年正月，复以腰痛坐室中，补完后十三卷。以初十日完，十一日至夕，复阅此本，亦偶有新评。”由此看来，徐评并非完成于一时，如果从同治五年计算的话，前后当延续了五年之久，这中间应既包括署有“柳”或“柳道人”的新识，可能也包含为他人所评而未署名者的旧评。在《滦阳消夏录》（三）中有评语曰:“吾前评别本，谓‘女至德州’数语稍不达，盖此女即丙女，为邑子所诱者。丙女如是之时，邑子何在?何为不言及之耶?柳”这里即明确指明“别本”之评语亦有为其所为者。诸如此类的评语还有许多，此处不再赘述。

与徐瑃及翁心存的批点相比，徐时栋的批点具有明显的区别及独特的风格。

一，徐时栋的批点规模更大，体例更加全面完整。眉批、夹批、尾批均有。不仅有内容方面的阐扬，同时还弥补了徐瑃及翁心存批点在艺术评价方面的阙如。

二，评点文风方面具有明显的差异。徐瑃及翁心存对纪昀心存敬重，对《阅微草堂笔记》评价很高。在他们的评点文字里，评的多，批的少;褒扬的多，否定的少。语言比较柔和，评价亦比较宽容。《滦阳消夏录》（五）中曾有一则笔记记献县城东双塔村有两僧两道共一庵而宿，于夜晚突然莫名其妙地死去，而僧房一物不失，道士行囊中藏数十金，亦具在。对此，翁评道:“此庵既只两僧，借宿者又只两道，而四人又皆同死矣，畴昔之言，孰闻之耶?”言语之间，似有指责文本叙事行文疏漏欠严谨之意。像这样宽容的批评已经是翁评中口吻最严厉的批评了。但徐时栋的风格却完全不同，他对《阅微草堂笔记》的评点基本上是完全意义上的批评。他并没有任何否定《阅微草堂笔记》的意图，甚至还十分推崇这部小说，这一态度，他在跋言中已经表达得十分鲜明。但是，他对这部小说的批评却是不遗余力。而且，不仅对小说文本本身，甚至对受学界尊崇的纪昀本人的批评也毫不留情。如纪昀曾有一犬名“四儿”。“四儿”对主人十分忠心，纪昀贬谪西域时，“四儿”一直陪侍在其左右，充当着他的守护神。不幸的是，这位忠心耿耿的守护神后来居然被歹人谋杀。纪昀既痛惜，更愤慨。在《阅微草堂笔记》中，他写道:“余收葬其骨，欲为起冢，题曰‘义犬四儿墓’。而琢石象出塞四奴之形，跪其墓前，各镌姓名于胸臆，曰赵长明，曰于禄，曰刘成功，曰齐来旺。”对此，徐时栋评道:“文达生平颇达观，观此条，何不达之甚耶?”语言是质问式的，给人以咄咄逼人之势。与前两者温柔敦厚式的风格形成鲜明的对比。

三，徐瑃及翁心存的评点对文本阐扬的东西比较多，对文本本身优劣评价得比较少。而徐时栋的阅读十分细致，其批点也极为细致，其批评的笔触纵横穿插于细微的字里行间。每一字，甚至于每一个细节都绝难以逃出他的视野。

四，徐瑃及翁心存评点的思想主流遵从封建道德、封建礼教之意甚明，在这一方面，徐时栋的评点与徐瑃及翁心存的评点既有相似之处，亦存在明显的差异。其关键之处在于徐时栋的评点虽然也明显遵从封建道德、封建礼教，但是，在特殊的情况下却表现出尊重人性、反对礼教的倾向。如《槐西杂志》（三）中记太湖有一渔户嫁女，当迎亲之舟行至江心时，突然间，风浪陡作，舵师失措，眼看一场船毁人亡的悲剧即将发生，众人皆相抱痛哭。在此危急时刻，新娘果断破帘而出，“一手把舵，一手牵篷索，折戗飞行，直抵婿家。”最后，既保住了一船人的性命，又不耽误良辰。对此，世俗颇有争议，认为该女子此举越礼，应该受到谴责。对此，徐时栋评道:“如此责语，粪土之言耳!何足记述，何足辩难?即非渔户女而苟能济此危急，虽圣女亦必破羞。而岂将以区区之礼与一船人命较轻重哉!”徐时栋此条评语的态度立场是十分鲜明的。在他看来，人的性命至为宝贵，这是包括礼教在内的任何东西都难以比拟的。性命攸关之际，新娘能够作出这一惊人之举，无疑是值得称道的。甚至认为遇此危难，“虽圣女亦必破羞”。世俗对此女的非难，简直是“粪土之言”，胡说八道。在礼教与人命的天平上，他所选择的显然不是僵死的礼教，而是活生生的生命。这一选择充分体现了他对人性的尊重，对礼法的批判。

徐时栋对《阅微草堂笔记》评点，凸显出徐时栋作为一位批评家的勇气和精神。的确，以纪昀的身家地位以及《阅微草堂笔记》在当时声名鹊起的声誉，徐时栋能够以低微身份直接对其进行全方位的审视与批评，这无疑是难能可贵的。虽然，徐时栋的评点还存在这样那样的不确当之处，但是，从总体上看，评点的路子正、内容全，许多观点颇中肯綮，很有价值。遗憾的是，因为《阅微草堂笔记》时代的、政治的原因，这位难得的批评家亦随着作品的命运而湮没不彰，其实，就历史功绩及成就看，他理应跻身于中国古代优秀的批评家之列。

四 王伯恭的评点

在《阅微草堂笔记》评点四大家中，王伯恭的评点（以下简称“王评”）最晚出。王伯恭（1857-1921），原名锡鬯，字伯恭，亦字伯弓。后名仪郑，字公之侨。宣统初，因避御名，以字行，号蜷庐。江苏盱眙人。现国家图书馆藏有《蜷庐随笔》，根据此书，其生平事迹大略可知。他出生于江苏盱眙望族，祖上原本金陵王氏，乾隆时，其祖父方移居盱眙。王伯恭幼即聪慧，十四岁时，为何子贞（绍基）所激赏。光绪壬午（1882）跟随马伯相赴朝鲜，入吴长庆幕。丙戌（1886）谒潘祖荫于京邸，许之为“今之王景略”（即王猛，前秦苻坚之谋臣）。戊子（1888）乡试中举。庚寅（1890）官国子监学正。秩满外任，为湖北宜昌府通判，旋入张之洞幕。又调署归州知州。辛亥革命后，避居沪上。袁世凯任总统，招之入幕，任陆军部秘书。辛酉（1921）冬，卒于京师。

“王评”附著于嘉庆丙子（1861）刻本中。此本前有“双鉴楼”朱文印一方，乃近代著名学者傅增湘所藏，现藏于国家图书馆。此本目录前有序言，其略云:“《纪昀全集》五十卷，笔记不在其内，其实以文字论，笔记固为擅场，流传亦甚广，几于家有其书。若《文达全集》则知之者少矣。余前得原刻初印本，板片长狭，上有观弈道人印识，朱墨灿然，后为友人索去。是册为庚子年京师所得，虽不免漫漶，已大胜坊间通行本矣!”后面落款为“戊申三月仪郑记于府河口之南轩”。由此可以推测，王氏曾得《阅微草堂笔记》“原刻初印本”，即嘉庆五年盛时彦的合刊本，这是一个十分珍贵的本子，遗憾的是，此本后为友人索去，不复再见。后面的本子乃“庚子年京师所得”，即于光绪庚子（1900）于京师购得。而其跋语落款为“戊申三月”，此时已是光绪戊申（1908），前后延续八年之久。

“王评”均用行楷批录，字迹清秀，笔法遒劲，体现出不凡的书法功底。其识语共二十四则，或长或短。与前面徐瑃与翁心存两家略为相似的是，除却其中一条为词语的解释外，其他均为对文本内容的阐扬，而于文本的艺术方面的评价同样极少。而值得注意的是，“王评”特别注重对文本内容的实证与考据，这是“王评”比较明显的特征。《滦阳消夏录》（一）有一则笔记记吴三桂叛乱时，有术士为人奚落之事，王即评道:“或传是事为年大将军平青海时事。”《姑妄听之》（一）中有一则笔记记一赵姓宦官为一狐女所惑之事，王即指出:“恐是赵瓯北。”还有，《滦阳续录》（二）有一则笔记考据京师张相公庙为唐朝张仲武的庙，王却否定道:“愚意疑是张居正。”王伯恭的这些断语，基本上都是一种猜测，而且其结果亦均非确当，这已经为后人所论述［8］。好在其所有论断均有“疑”、“恐”等不确定之语，否则无疑将会贻笑大方。但如果抛开其结论，单从这一现象而论，同样是值得我们注意的，这或许为后来盛极一时的“索隐派”的出现埋下了伏笔。“王评”的实证特色还体现于许多时事的征引上，与前面三家所不同的是，“王评”出现于晚清与近代交错时期，其时，新旧思想尖锐交锋，时代特征与前三家已经明显不同。“王评”中征引了许多时事，涉及了当时许多人物，如袁世凯、朱曼君等，对我们研究及了解当时的社会状况，均具有十分重要的参考价值。

以上对《阅微草堂笔记》“四大家”评点作了大致的介绍与梳理。从“四大家”的评点来看，我们至少可以由此形成这样的共识:一是，《阅微草堂笔记》在当时的社会中的影响并不比逊色于《聊斋志异》等小说;二是《阅微草堂笔记》“四大家”评点理论价值绝对不容忽视，它理应成为中国古代小说批评发展链条中的重要一环。离开了它来谈中国古代小说批评发展史无疑是不完整的。

［1］［明］袁无涯《忠义水浒传》全书发凡［M］//黄 霖，韩同文.中国历代小说论著选.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90.

［2］［清］徐 瑃.纪氏嘉言（《滦阳消夏录》一“北村郑苏仙”条识语），清道光二十六年刻本.

［3］［清］徐 瑃.纪氏嘉言（《槐西杂志》一“董秋原言，昔为钜野学官时”条识语），清道光二十六年刻本.

［4］［清］翁心存，评点.阅微草堂笔记.（《滦阳消夏录》四），清嘉庆刻本，国家图书馆藏.

［5］［清］翁心存，评点.阅微草堂笔记（《滦阳消夏录》二），清嘉庆刻本，国家图书馆藏.

［6］［清］钱仪吉，等.清碑传合集（清缪荃孙编《续碑传集》卷八十董沛《徐先生墓表》）［M］.上海:上海书店，1988:2957.

［7］［清］徐时栋评点并跋《阅微草堂笔记》跋，清嘉庆二十一年刻本，国家图书馆藏.

［8］周林华.《阅微草堂笔记》王伯恭批本，纪昀研究，2009，合刊本:17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