殷海光自由主义探略

周良发

(安徽理工大学 思想政治教学部，安徽 淮南 232007)

提及中国的自由主义者，我们可以轻而易举地列出一长串名单:严复、谭嗣同、梁启超、吴虞、胡适、吴稚晖、陈序经、殷海光、李敖……。他们犹如寒夜中的星辰，引领人们反抗集权、追求民主、走向自由之境。这其中除了严、梁、胡三人，成就之大、影响之远，当数殷海光了。作为生平意义上的“五四之子”，殷海光(1919—1969)自然顺承了“五四”反传统和批判精神;作为自由主义者，他毕生致力于弘扬科学、民主与自由，深切关注民族命运与文化未来;作为知识分子，他以崇高的人格、丰赡的学识、深邃的思想，犀利的文字、感召了大批台湾青年和海外学子。纵观殷海光研究之现状，学界对其自由主义思想关注不够，仍有重新审视和挖掘之必要。

一 自由主义基本内涵的界定

殷海光以“五四后期人物”自诩，其思想自然接续了五四科学、民主与自由三大主题。面对灾难深重的社会现实，他提出“再启蒙”(“新启蒙主义”)的构想，认为革命之后需要再度启蒙，在社会政治上的表现就是对自由民主制度的诉求。在此情境之下，开启了殷海光对自由主义基本内涵的深度思考。

(一)梳理自由的基本涵义

由于“自由主义”是一种具有复杂历史意蕴的学说，很难界定其确切含义;加上殷海光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政治学家，故而不能期望他对此有一谨严、学术的表达，本文仅对其“自由”内涵略作剖析。何谓“自由”?学界的理解历来存在相当大的歧异。多年以来，虽不乏学者探稽考辨，至今仍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作为一个自由主义者，殷海光自然无法回避这个话题。他说:“所谓自由，是一个人能作他所要作的事”;“我们可以将自由定义作一个人实现其目标而不受到外界限制的机会”。［1］477尽管只有寥寥数语，却不可等闲视之，简洁扼要地展示了他对自由独到的见解。

终其一生，殷海光不仅阐发了自由的基本涵义，还对西方近代以来盛行的几种自由观进行梳理与评析，以求量的充实与质的纯一。(1)选择的自由。休谟说:“我们所称的自由，它的意义只能是依照吾人的意志决定作某事或不作某事的权力。”［1］476自由是人们拥有选择做或不做某事的权力，这是一种选择的自由。(2)感觉的自由。霍布斯认为，一个自由人是一个在许多事情上可凭其力量和机智来做的人。从人的感觉出发，殷海光指出:“一个人或一群人自由或不自由的确是相对于他或他们所在的社会文化及其所含藏的价值取向。”［1］4773(3)行动的自由一般说来，自由是与强制相对的概念，个人行为没有受到强制与迫压就是自由。循此理路，行动的自由就是主体的行动只受自身欲求、意志与动机的支配，而不受外界的干涉。(4)自决的自由。穆勒认为个人唯一的自由就是以自己的方法来完成某件事;拉斯基认为自由是个人扩张的力量，是他对自己生活方式的一种选择;伯林则认为一个被称为自由的人，其任何决定不受外界力量左右。基于以上三人的论述，殷海光说:“一个能自作决定的人才是一个自由人，一个自由人才是自己的主人。”［1］4785法国《人权宣言》宣称:“自由是在不伤害别人时做任何事情的权利。”［1］478自由是个人基本权利的保障，而一个民主社会就是每个公民可以享受自由的社会，并且拥有生命、财产、信仰、言论、集会、结社的自由。

(二)探究自由与民主关系

殷海光援引嘉塞特的观点对自由与民主的关系进行辨识，认为“民主与自由不是一件事”。［1］441二者不可等同视之，甚至有着质的差别。民主制度强调行使公共权力之事属于全体公民;自由主义则认为无论公共权力在谁手里都不是绝对的，国家不能干预个人的基本权利。由此看来，自由与民主不是一一对应的关系，但“民主政制和自由主义二者是不能截然划分的”。［1］442殷海光认为，自由与民主是本用主从的关系，也就是说自由是本是主，民主是用是从。如果说自由主义是一种目标的话，那么民主制度就是实现这一目标的方式。

晚年的殷海光对自由与民主之关系，作出更为深入的学理分析。首先，纠正了一个常见的偏误。他说:“通常把民主与极权对称，自由与专制对称，这是乱点鸳鸯谱，配错了对儿。”［1］443因为民主制度的反面是专制政治，自由主义的反面是极权主义。换句话说，在专制政治之下一定没有民主制度，可是不一定没有自由主义;而在极权主义之下一定没有自由主义，可是不一定没有民主制度。其次，提出“自由的民主制度”。基于上述认识，殷海光认为民主制度和自由主义的排列组合应当存在四种可能:既民主又自由，有民主而少自由，无民主而有自由，既无民主又少自由。在他看来，这四种可能不仅是逻辑上的推断，而且有事实依据，现代美国、雅各宾派的法国、殖民统治下的香港、清政府时代的中国分别可作为这四种情形的例证。鉴于民主与自由之间的复杂关系，特别是民主未必带来自由的现实，殷海光不再盲目推崇民主，而把民主理想设定为“自由的民主制度”——既民主又自由。

(三)剖析自由主义的结构

通过对自由概念内涵的深度剖判，殷海光认为自由主义可分为四个层面，分别是政治的自由主义、经济的自由主义、思想的自由主义和伦理的自由主义。应当指出的是，自由主义可分为四个层面，并不是说有四种自由主义，只是“从四个观标得到的分观”，“自由主义底体有而且只有一个”。［2］211(1)政治的自由主义，即民主政治。何谓民主政治?殷海光说:“民主政治是一种政治制度，依这种制度而言，社会上的每一分子都被看作是人，而不是别的东西。”［2］22尽管这是一个平淡无奇的定义，但目前大多数民主国家民主政治均循此思路而创设。(2)经济的自由主义，即自由经济。它在自由主义四个层面中具有支配作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政治、思想与伦理自由主义的发展和趋向。从经济角度而言，自由的实质即是“免于国家干涉”，形成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3)思想的自由主义。殷海光认为，思想自由主义的形成源于三个方面:一是近代宗教改革，这是近代自由主义兴起的动力之一;二是自然科学的兴盛，掀起“知识革进”、泛起“疑古”思潮，成为思想自由之先导;三是哲学思想的出现，它以思想自由为必要条件又促进自由思想的发展。(4)伦理的自由主义，这是“自由主义的根本基础”。在他看来，自由主义的伦理基础是边沁与密尔之功利主义——“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因为自由民主就是“为了人，为了人能有较美满的人生”。所以，提倡自由主义除了关注政治民主和思想自由之外，不可忽略自由主义的伦理根源与伦理要素。质言之，自由主义的四个层面各司其职、相得益彰:政治自由是手段，经济自由是根本，思想自由是精神，伦理自由是基础。

二 中国自由主义发展之审视

在辨析自由主义基本内涵之后，殷海光对中国近代以来的自由主义的发展历程进行宏观省察，并深刻反思了自由主义遭遇挫折与失败之根源。

(一)自由主义发展历程的省察

殷海光指出，由于中国的自由主义尚未定型，很难确定哪些人是真正的自由主义者。综合考察近现代中国的社会背景，他列举了六点内容作为品评自由主义者的标准:抨击孔教，提倡科学，追求民主，好尚自由，倾向进步，用白话文。依据这些标准，殷海光将严复、谭嗣同、梁启超、吴虞、胡适、吴稚晖视为中国近现代自由主义的杰出代表。这里选择严、梁、胡三人为例略加评说，以窥其全貌。

1.严复。殷海光认为，严复翻译穆勒(今译密尔)《论自由》(译作《群己权界论》)是“把自由的观念从英国正式介绍到中国文化的开始”［1］246，其中的《译凡例》则充分展示了他的自由主义观。严复说:“须知言论自繇，只是平实地说实话求真理。一不为古人所欺，二不为权势所屈而已。使真理事实，虽出之仇敌，不可废也;使理谬事诬，虽以君父，不可从也。此之谓自繇。”这是对真理及其评价标准的理性认知。“夫自由一言，真中国历古圣贤之所深畏，而从未尝立以为教者也。”(《群己权界论·译凡例》)这是古代中国何以没有自由民主之根源。现在看来，严复对穆勒学说的介绍开启了中国自由主义思潮的先声。

2.梁启超。殷海光指出，梁启超思想里涵蕴了自由和进取的因子，虽然其理论体系复杂多变且略带保守成分，但他仍是近代中国自由与民主运动重要的开路先锋。早在清末民初，梁启超即大张民主之说。在《与严又陵先生书》中说:“国之强弱悉推原于民主。民主斯固矣。君主者何?私而己矣。民主者何?公而已矣。”(《饮冰室合集·与严又陵书》)与张扬民主学说同步的是倡导自由观念。“自由者，权利之表征也。凡人所以为人者有二大要件:一曰生命，二曰权利。二者缺一，时乃非人。故自由者亦精神界之生命也。”(《饮冰室合集·自由与制裁》)如果说梁启超倡导自由民主从理论上掘发了自由主义精神，那么他在《新民从报》大力宣扬“新民说”则从实践上形塑了中国的自由主义者。

3.胡适。作为五四时代最著名的自由主义者，胡适对中国的自由民主运动产生了重大影响。殷海光将其概述如下:一是提倡白话文体。胡适是五四白话文运动的主要领导人，而白话文对自由民主的传播功劳之大不可以道里计。在文言时代，士大夫与读书人垄断了思想文化资源，白话文却彻底打破了这种现象，极大地促进了自由民主思想的传播。在他的极力倡导下，白话文运动势如破竹、锐不可挡，迅速席卷全国。二是推动政治改革。作为一个自由主义者，胡适以“价值中立”的公共视阈和社会批判立场，力图超越实现政治的文化因素来推动政治体制的革新。正是这种努力集中体现了他对自由民主制度的崇尚。从早期鼓吹“好人政府”到后来提倡“无为政治”，胡适确实致力于民主制度思想的传播，包含了较多自由主义者的价值理念。尽管胡适的努力并未取得实质性成就，却掀起了五四的时代狂澜，使沉寂的潭水再起涟漪。

(二)自由主义失败原因之探析

中国自由主义虽然兴起已有半个多世纪，但由于保守主义与激进主义的左右夹击，其发展的过程步履维艰，并未形成气候。殷海光说:“约近五十年来，自由主义在中国受到两种思想的夹攻。来自右方的攻击是右倾的保守主义。来自左方的攻击是左倾的波尔希维克(布尔什维克)。就我所知，直到目前为止，自由主义者在思想上很少能够应付左右夹攻而始终屹立如山的。”由于历史与现实的双重困境，致使“中国自由主义者先天不足，后天失调”。［1］255

1.先天不足。先天不足是指中国的自由主义并非“土生土长的思想，而是美雨欧风吹进来的”。［1］255中国传统文化中只有佛教与道家具有自由主义的因子。可佛道二教侧重于人生境界和生活态度，难以通过制度化成为官方意识形态来规约政治制度，所以中国自由主义者先天不足。中国的自由主义者之所以曾经发出了“一些动能”，主要不在自由主义思想本身的魅力，而是受了时代性的变革思潮的冲激和爱国热情的鼓舞。自由主义虽然体现了爱国的精神和变革的意识，但毕竟不能等同于爱国和改革，加上自身学理根基不牢因而很难站稳阵脚。严复、胡适诸人虽然引进了西方的自由主义，却没有对其进行创造性地阐发，也未结合传统文化实现其本土化，致使自由主义在现代中国的影响极其微弱。所以，“在这五十年来，我们既未看见中国有像穆勒的《论自由》的著作，更没有看见像海耶克的《自由之构成》的著作”。［1］256

2.后天失调。后天失调是说中国的客观环境阻碍了自由主义的发展。殷海光认为，任何一种模式的思想不可能脱离现实的社会文化环境而独自生长，“虽然我并不以为知识社会学的基本前提都是真的，但蝴蝶兰不可能在北极冰地生长;在伊斯兰教区宣传‘吃猪肉主义’是一件困难的事;同样在美国工商界提倡老庄的‘无为哲学’也不太容易。西方自由主义的兴起，不是一天形成的”。［1］256由此可知，作为一种外来思想，自由主义进入中国必然面对文化差异的现实问题，这是异质文化交融的空间环境差异。除了空间环境差异，还有时间的历史条件差异:自由主义“是十八世纪以来欧洲近代国邦之发展，王权衰落，自由贸易，中产阶级之壮大，诸大思想家之鼓吹，以及伴随而来的民主政治之成长……等等条件辐辏构成的。在近代及现代中国，类似这些条件的条件虽然确实在萌芽中，但是显然还没有成熟”。［1］256对于中国的自由主义来说，除了成长需要遵守时序，需要耐心等待之外，没有其它捷径。令人扼腕叹息的是，历史未给中国的自由主义提供这样的环境。“近五十多年来一波接着一波的大动乱，使这些条件来不及培养出自由的花果。在这些大动乱中，以日本军人疯狂武力侵略中国及波尔希维克制度之暴起对自由主义成长之直接或间接的打击最大。日本军人疯狂武力侵略中国，使中华民族赖以生存的住境受到黄河泛滥似的灾害，遑论自由?”［1］256

“先天不足”与“后天失调”是殷海光多年反思的深刻洞见，全面阐述了中国的自由主义失败的主观原因和社会背景。回眸20 世纪，中国的社会现实确实不曾给自由主义留下太多的成长空间，甚至可以说，现实不仅摧毁了自由主义者的理论方略，还扭曲了他们的价值观念和道德理想。为此，当代学人李强指出:(近现代)中国是弱小的自由主义和形形色色的激进主义在政治舞台持续活跃。［3］

三 对自由主义者的形上思考

矢志于思想“再启蒙”的殷海光，对自由民主在现代中国如何生根自然颇费心智，却未能提出令人信服的解决方案。多年以后，他将学术旨趣转向对自由主义者的考察。一个自由主义者应具有的优秀品质，对社会发展产生的作用，成为殷海光后期形上致思的一个基本点。

(一)自由主义者的优秀品质

尽管自由主义者具有很多个性特征和优秀品质，但殷海光认为自由精神、独立精神与理性精神才是他们比较明显和普遍的辨色标识。

1.自由精神。自由精神是自由主义者的首要特征。殷海光说:“作自由人底必须条件是要具有自由精神。”［4］48这是自由主义者最为根本和普遍的辨识标志。在他看来，自由精神含有自主和自动二个特征。“待文王而后兴者，凡民也。若夫豪杰之士，虽无文王犹兴”(《孟子·尽心上》)，就是比较典型的自主与自动精神。而一个具有“自主与自动精神的人，不因人成事，不因物即事，不一定要挂搭在现成的架子上面，而是主导地寻求真理，主导地确立实践原理，主导地创造情境”。［4］49自古及今，人类为了生存就与各种自然灾害搏斗。这些搏斗的动力就是自主自动精神。西方人将这种精神发挥得淋漓尽致，形成“人定胜天”、“人类征服自然”之观念。可以说，整个西方历史就是人类征服自然的历史。久而久之，西方形成了自主与自动的精神，从与自然的搏斗转移到对专制和暴君的斗争，以期改善政治生活，于是就出现了民主政治和个人自由思潮。殷海光认为，这种自主自动的精神是人类推动历史前进的主动力，“只有‘行健不息’地发挥这种主动力的人才配作个自由人”。［4］49

2.独立精神。独立精神是自由主义者的行为特征。殷海光把独立精神作为自由主义者的行为规范，并认为自由精神与独立精神“相互涵衍，或相互蕴生”。［4］50也就是说，凡有自由精神者必有独立精神，凡有独立精神者必有自由精神，反之亦然。当代学人何怀宏亦坦言:作为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应“以独立为第一义”，尽可能在人格、精神和观念上独立。［5］对自由主义者而言，独立精神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在一定层面上决定了自由主义者的行为规范和精神境界。殷海光说:“独立精神一旦放射出来，形之于立身，就是至大至刚之气;形之于知识方面，就是独立的思想，独立的判断;形之于言行，就是独立的言论，与特立独行。”［4］50正是这种独立的言论、独立的判断与独立的思想，成就了自由主义者的特立独行，进而使之具有批判的心灵和人文的情怀。

3.理性精神。理想精神是自由主义者的思想特质。一般认为，人的自由思想与理性精神难以并存。殷海光却不以为然，认为理性精神恰恰是自由主义者思想特质之一。他说:“自由底出发点是理性，本乎理性出发，如果得出各不相同的结论，各人就应坚持各自凭理性而得到的结论。”［4］51这充分说明，一个合格的自由主义者必须具备基本的理性精神。如果自由以理性为本，那么“它底基础是坚实的，是颠扑不破的”;如果自由以本能冲动为本，那么“它底基础是动物性的”。由此可见，理性精神与本能冲动必然带来两种截然相反的结果:秉持理性而思考是寻求真理，促进自由民主;本乎本能而思考是人欲横流，导向“自由之毁灭”。在他看来，西方自由主义者“为了实现政治民主与个人自由而与专制魔王奋斗牺牲者，多至不可胜数”。［4］51如果他不是信之真、持之切，怎会如此?依笔者之见，惟其如此，他“才配作个自由人”。［4］51

(二)自由主义者的历史使命

虽然中国的自由主义并没有取得骄人的成就，现代化进程也没有按照其理论方略铺展开来，但作为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他们仍将开掘历史常道和引领时代思潮作为自己一以贯之的使命。

1.开掘历史常道。殷海光认为，支持人类社会发展的，维系社会正常关系的，启导人类向前进步的，便是历史的常道。与“常道”相对的是“变态”(或“变数”)，即阻碍或偏离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正轨。在他看来，作为一个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其主要职责就是发掘、遵守和展扬历史常道。倘若某个历史时期偏离“常道”滑向“变态”，殷海光奉劝自由主义者“不要灰心丧志，以为我们即使抱持真知灼见，也无补于澄清狂澜，也无法阻遏史达林(斯大林)的权力狂之妨害人类的正常发展”，［4］51因为他深信飘风不终朝，长夜终有明，传统文化“智者不惑”、“勇者不惧”、“君子守其常”的精神特质，正是自由主义者开掘常道应当具备的基本素养。在他看来，只要坚守历史常道，自由主义者“何所恐惧，何所戚戚，而不勇于笃行所信”?［4］52

2.引领时代思潮。一个优秀的自由主义者不仅需要坚守历史常道，还要积极引领时代思潮以造福于普通民众。殷海光将这种引领作用形象地称为“时代的酵母”。他说:“面包里的酵母不是很少吗?可是就凭这点酵母，就把面包发起来了。”［4］52自由主义者必须做这个“时代的酵母”，让自己的酵素在整个社会发挥不可或缺的作用，使之坚挺而不失坠。自由主义者如何成为“时代的酵母”引领时代思潮?殷海光提出自己的见解:“自由人要使这个时代不致向地狱里沉沦，首先要使自己不向精神与思想底解体中下沉。”［4］52也就是说，自由主义者应当首先巩固自己和提升自己。在此状态之下，当我们的行为遭到束缚，才能振奋精神寻求思想自由与民主政治。

上文简要概述了殷海光对自由主义的认知与评判。需要指出的是，殷海光的自由主义体系宏阔、义理丰蕴、立论深远，远非这篇简短的文字所能全部囊括的，这里仅选取几个片段藉以说明他对此论域的执着追寻与忧患之思。总之，殷海光对自由主义基本内涵的界定，对中国自由主义发展历程的省察，对自由主义者的形上思考，很大程度上厘清了自由主义的深层脉络，深化了人们的理性认识。殷海光之论，对今人重新考量和评价20 世纪中国自由主义的历史贡献大有裨益。

［1］殷海光.中国文化的展望［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3.

［2］张斌峰，何卓恩.殷海光文集:1［M］.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09.

［3］李 强.保守主义的内涵与价值［J］.读书，2012(5):17－22.

［4］张斌峰，何卓恩.殷海光文集:2［M］.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09.

［5］何怀宏.知识分子，以独立为第一义［J］.读书，2012(5):3－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