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玄学对中国知识分子的影响

姚立娟

摘 要：中国知识分子与西方知识分子有很大的不同，它表现为清醒、儒雅、傲世、感性。这是由于受几千年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而魏晋玄学对他们的影响是至关重要的。首先，魏晋玄学影响了他们的思维方式，养成了他们慎思辨、好玄理的习惯。其次，启示了他们在事业沉浮时寻觅一种洒脱的人生。最后，为他们提供了一种处世之方，使他们能够把握平衡点，处理人生中遇到的问题。

关键词：魏晋玄学；中国知识分子；影响

中图分类号：B23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3）17-0030-02

一直以来，中国的知识分子被认为是清醒、儒雅、傲世、感性的。他们以一种独特的精神风貌展现于世人，他们是矛盾与思辨的结合体，究其原因必然与一个时代的社会基础和传统文化的影响是分不开的。魏晋南北朝是中国的一个特殊时期，这一时期的文化对中国知识分子的影响是不可估量的，特别是魏晋玄学。中国知识分子的各种品性都可以在魏晋玄学中找归宿。本文从魏晋玄学入手来分析这一时期的哲学对中国知识分子的影响。

一、魏晋玄学影响了他们的思维方式，养成了他们慎思辨、好玄理的习惯

魏晋玄学是继先秦哲学、两汉经学之后又一次影响深远的社会文化大思潮。它凭其重思辨、好玄远的特点开拓了中国哲学的又一个时代。它以其缜密思辨的逻辑思维弥补了以前中国哲学不重思辨的缺陷，使中国哲学从感性、非思辨向着理性、抽象的方向发展，正是这一理论转向培养了中国知识分子的抽象和思辨的思维能力。

魏晋玄学以清谈闻名。而这种清谈论辩的方式却为中国知识分子培养抽象思辨的思维能力提供了机遇。这里要说明的是魏晋时期的清谈已经不同于汉末时期以为政治服务为目的的清谈，他们摆脱了现实社会和政治目的，以老庄的幽冥玄远之学为所谈内容。虽然魏晋玄学有如“才性之辩”、“圣人有情无情之辨”、“言意之辨”等诸多论题，但却始终以究天人之际，寻万物之本体的“本末有无之辨”为主要议题。正如汤用彤先生在《魏晋玄学流别略论》中说的“夫玄学者，乃本体之学，为本末有无之辨”[1]自从何晏、王弼提出“贵无说”认为天地间万事万物以“无”为本，“本末有无”问题就成为每个玄学家不能不谈的一个重要论题。所谓“本末有无之辨”就是探讨天地万物的根本究竟是“有”还是“无”？围绕这样一个问题，针对何晏王弼提出的“天地万物皆以无为本”（《晋书·王衍传》，裴■在对“贵无论”思想的质疑与反思的基础上提出了“崇有论”，而郭象则又在“贵无论”与“崇有论”之间另辟蹊径提出了更具抽象性的哲学论点“万物独化于玄冥之境”。这些论题从对以前重人事的形而下的哲学探讨转向了对形而上的抽象宇宙本体的研究。

这一时期的玄学具有一种真正的思辨的、理性的“纯”哲学意味。玄学家辨析名理，以怀疑论来否定汉代以来的阴阳灾异之说的谶纬迷信，用注重义理分析和抽象思辨抛弃繁杂的章句之学。这些转变使人们开始思考人究竟为何存在于这个世界？人之所以为人与其他万物区别在哪里？等等对诸如此类问题的思考使得一股思辨新风注入了传统哲学的躯体，这也无疑影响了后世知识分子的空间抽象思维能力，与此同时也提高了他们的理性辨别能力。

二、魏晋玄学启示了他们在事业沉浮时寻觅一种悠闲洒脱的人生

魏晋玄学作为一种本体哲学，其真实目的在于为人的理想人格建立理论上的依据。实际上是建立一种在不能成圣成德的情况下，保全自身的人生哲学理论。这最终也造成了中国知识分子的“二重人性”。一方面，他们内心总有一块净土作为自己的精神家园，以便追求精神的超脱与自由。另一方面，他们在面对政治社会的尔虞我诈时可以从复杂的环境中摆脱出来回归到自我的生活中。

魏晋时期是一个既黑暗又觉醒的时代。从政治社会层面上来说，这一时代社会苦痛、政治混乱。但从文化与思想上来说，这一时代却是“精神上极自由、极解放、最富于智慧、最浓于热情的一个时代。”[2]人们面对不断更替的政权，面对稍纵即逝的生命，如何超脱现实人生，实现自己生命价值就成为人们不得不思考的问题。葛洪《抢朴子·嘉遁》一文对这种情况也加以阐释过“至人无为，栖神冲漠，不■志与禄利，故害辱不能加也；不踌躇于路途……其贵不以爵也，富不以财也。”[3]正因如此魏晋士人才多选择“不与时务经怀”的“萧条高寄”的生活。而玄学的产生，为魏晋士人的这种生活取向的实现也提供了一种理论上的可能性。

玄学的基本要求是强调个体的精神自由，追求庄子所提倡的“无凭无侍”的精神境界。魏晋士人则真正的躬行了这种精神绝对自由的思潮。他们的一重人性表现在，他们对自己的真实感情不加伪装，真实表达。如《世说新语·伤逝》写道：“王仲宣好驴鸣，既丧，文帝临其丧，顾语同游曰：‘可各作一声以送之。赴客皆一作驴鸣”。再如阮籍，其母去世，他不顾礼法的约束“蒸一肥豚，饮酒二斗”，在悲痛中又表现出自己的真性情。而他们的另一重人性则表现在给自己的人生找一块心灵的净土，为自己找到活下去的动力。例如陶渊明就是生活在这样一个玄意盎然，超越功利的自足世界里。它的名篇《桃花源记》不仅体现了他自己对这种生活的向往，同时也真切地反映了魏晋士人们自己内心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魏晋玄学对士人的影响不仅仅在人格性情方面，还表现在人生态度、处世原则方面。在魏晋时代社会动荡不安，政权更迭不断，如何做到圣人以无成德，而不肖之人持之以远祸全身，就成为人们不得不关注的问题的重中之重。这也使得人们把哲学的关注焦点从以前的政治转向人生，从以前的形而上转到形而下，从而真正实现了对个体人的关注。尽管从表面上看他们在政治与人生、名教与自然之间徘徊，但社会历史的发展却最终把他们引向了对人生问题的关注。在一个政局不稳人心惶惶的年代，人们总是把个体的人在宇宙中的位置的问题作为自己最为深切的关怀。对于这一时代的玄学家来说，如何为个体的人找一个安身立命的处所，如何守望住自己的精神家园才是他们真正所关注的问题。所以他们寄情于山水之间，迷恋于老庄之学，寻找人的价值所在。

他们的这种处世态度影响了后世中国的知识分子。在生命面临危难之时，在人生失意之时他们往往能够回归到自己的心灵净土，反思自己的失与得。把酒言欢，钟情于山水，这难道不是魏晋玄学对后世知识分子的影响吗？

三、为他们提供了一种处世之方，使他们能够用把握平衡点，处理人生中遇到的问题

自古以来，中国的知识分子在人生价值上都有两种不同的价值取向，一种是遵从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通达仕途，兼善天下，决策庙堂。另一种则是遵从道家“以无为本”的隐退江湖，不问国事，把酒言欢。怎样才能在儒道两家被人们一向认为的对立不可调和的理论中找到一个和解的突破口呢？历史上曾有不计其数的人对此问题以身试法，试图在两者之间找一个平衡点，以便人们在“出世”与“入世”之间做出更多选择，以使自己能够找到安身立命的家园。

儒家思想强调人的社会和伦理责任，注重人的社会价值，认为人生在世就应该有所建树，就应该做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而道家则强调以无为本，反对社会对人的自然性的干扰和异化，认为人的本质意义在个体人本身价值的实现。所以道家一直反对儒家的舍生取义，杀身成仁的思想，而采取养生，全身之策，使生命不受戕害，不被异化[4]。

从儒道两家历来的分歧可以看出它们两家思想价值的取向是截然相反的，魏晋玄学则试图对这两种矛盾进行调和，以便在“出世”和“入世”之间找到另一出路。“出世”与“入世”是中国知识分子处世哲学的一大命题，《易·系辞上》说：“君子之道或出或处，或默或语。”中国士人在出处选择上一般受两方面的影响，一方面受社会大环境的影响，另一方面与士人的自我觉醒与价值抉择有关。魏晋时代战乱不断，异己残杀，阴谋篡权的事层出不穷，这对已经觉醒的知识分子来说，肯定终身是战战兢兢，如履薄冰。所以他们急需找到一个避身之所，而归隐山林无疑是最好的选择，但在国家危难之时，如果人人只顾自保而不顾国家，这对受过儒家教育的知识分子来说不管是义理上还是心理上都是无法真正做到的，几千年来儒家思想总是教育人们舍生取义，杀身成仁，长期的耳濡目染使得他们总是把国家利益放在首位。但在混乱年代，当国家利益与自身生命安危发生冲突时，一方面他们不得不在儒家修齐治平的思想召唤下为国效力，另一方面他们又不得不关注自身生命。因此，他们总是在现实与理想的边缘徘徊挣扎。所以在入世与隐逸之间找一个调和之方已经迫在眉睫了。玄学的出现恰好解决了这一问题。众所周知，玄学是一种以道统儒的哲学体系，它既不否认儒家的经典理论，又以儒家的理论为基础，发展了道家的自然无为思想。使得知识分子能够在庙堂与山水之间出入自由，游刃有余，可谓两全其美的理论。例如东晋的王导与谢安就是兼踩儒道两家，取长补短，游走于庙堂与山水的最好典范。王导自幼恬淡乐道，永嘉之乱后大批士人南迁，他就是这一时期清谈之风的领导者和组织者，为东晋的发展做出了不朽的贡献。陈寅恪曾在《述东晋王导之功业》一文中说“王导之笼络江东士族，统一内部，结合南北两种人的实力，抵御外敌……文化因得以延续，不谓民族之功臣。”[5]谢安隐居二十年，游走于山水之间，四十出仕建立功业。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他们的宅心玄远与具体事功兼修的品性对后世知识分子的处世之道有深远的影响。使得后世知识分子能够在“出”与“处”之间把握“中”“度”这一平衡点。

总体来说，魏晋玄学是乱世中产生的一朵奇葩，为中国哲学添上了华丽的一笔。它是以道统儒，儒道互补的学说，概括地说，它就是“重个性”。而中国的知识分子作为一个个独立的个体，由于长期受儒家传统的诸如舍生取义，杀身成仁，先天下之忧而忧等以大局为重思想的长期禁锢和影响失去了独立的个体，正是魏晋玄学的产生调和了儒道两家学说的矛盾。玄学家对人的精神世界以抽象思辨的思维方式进行的深刻思考和探索自觉不自觉地影响了后世的知识分子。

参考文献：

[1]汤用彤.魏晋玄学论稿[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42.

[2]宗白华.论《世说新语》和晋人的美[M].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13：41.

[3]葛洪.抱朴子·外篇[M].北京：中华书局，1991：35-65.

[4]詹福瑞.生命意识的觉醒与儒、道生命观[J].中国文化研究，2003，（3）.

[5]陈寅恪.金明馆稿丛稿初编[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7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