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家集体传记研究的典范之作——重读《海归学子演绎化学之路：中国近代化学体制化史考》有感

刘滇生

《海归学子演绎化学之路：中国近代化学体制化史考》（科学出版社，2009年版。以下简称《史考》），是张培富教授在科学社会史领域潜心研究的力作。十年磨一剑。从选定这一研究课题到《史考》的问世，整整十年时间，作者搜集了大量史料，花费了很多心血进行分析，得出了令人信服的结论。《史考》整体上长篇巨制，却是字字斟酌，可以说是作者的学术品质和学术能力厚积薄发的结晶。全书布局合理，论述层层深入，分析细致严谨，各章节互相呼应，贯连成一个完整的历史整体。与研究近代科学体制化的其他著作相较，《史考》有其自身的特色，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了该领域的学术空白，是一部史论兼备、别开生面的优秀著作。

一 独辟蹊径的中观层次的社会史研究进路

从学科发展的角度来看，科学史的研究发展到今天，研究范式已经有了很大的改变。从内史、外史的分野，到社会史、文化史的研究，都涉及许多观念的改变。进行综合性、跨学科性质的研究，是学科发展的一种必然。这种研究趋向在深层意义上表现为科学史研究形态的多元化、问题领域的拓展与转变，以及研究方法和学术纲领的重建。具体到中国近代科学体制化领域，随着研究的深入，一些其他学科的研究方法被借用和改造运用到科学史的研究当中，可以选择的研究进路和研究方法日益增多。

以往的科学社会史研究多在宏观或微观的层面上展开，但当研究进行到一定阶段，继续采取宏观的视野或是选取特殊的个案进行研究，容易凸显材料不够丰实、结论或然性较大等弊端。因而，在对以往研究进行全面考察之后，作者选取了中观层次进行研究。较之宏观或微观层次，中观层次具有独特的优点。从中观层次对中国近代科学体制化问题进行探讨，在一定程度上既可以检讨宏观层面在考察化学体制化时的前提默认，又可以反思微观层面对历史多样性的忽视，打开了历史社会性和多样性的黑箱，从而为科学体制化的分析提供更加可靠的实证基础。从实际效果来看，《史考》所选择的化学学科发展史这一中观层次的研究既避免了宏观层次对历史进程细节的盲目空谈，也避免了过于微观考察的难有突破，更避免了过于局部考察的结论的不可靠性。《史考》所做的这种探索有助于推进中国近代科学体制化的研究，对丰富中国近代科学体制化的社会史研究框架和方式，具有重要的借鉴与示范意义。

二 别具匠心的留学生群体研究对象

集体传记方法的主要特点是通过对一组人物的生平材料进行分析，从而得到一些有价值的结论。科学家集体传记的研究方法自默顿著作《十七世纪英格兰的科学、技术与社会》诞生之后确立，成为科学史研究的标准范式之一。在中国科技史研究领域，已有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科学家群体研究的重要性，而且，中国史学有为名人立传的学术传统，这一传统延继到中国科学史的研究中也是顺理成章的。在中国近现代科学史研究的早期，已可见零星的集体传记的方法，但是如《史考》这样把一个学科上百年发展历史中数百名精英的科学历程分析得如此透彻的实属罕见。因此，在该著作问世几年之后，仍未见有与其相媲美的同类作品出现。重读《史考》，我们仍能感受到这部作品的厚重，更能确信其在学术界的典范地位。

确定了中观层次的研究进路，如何选定一个具体的主体作为研究对象，作者可谓别具匠心。因为能够反映中观层次的可选项很多，即使以研究人物为对象，仍有多种选择，而作者选择的是一个极具挑战性的研究主体——近代100年间代表中国化学发展的留学生群体。毋庸置疑，这一对象具有典型的代表意义。经过西方科学文化洗礼而拥有共同范式的中国近代化学留学生，作为一个特定的科学共同体，既保持自身的相对独立性，又通过各种化学建制的建立与发展，形成与近代中国社会其他部分的协调发展关系，充分展示了作为中国近代化学家角色的地位

与作用。他们的科学活动在中国近代化学体制化过程中的功能与价值已逐渐得到当代学界的普遍认同。可以说，没有中国近代留学生的努力奋斗，就不会有中国近代科学事业的蓬勃发展。

尽管这一选择具有足够多的优点，但在具体研究过程中，却无疑会给作者制造重重困难。在以往的研究中，也有以留学生个案为研究对象的，但是始终未见对近代长达100年的某一学科的留学生群体进行整体归纳研究的著述。其原因人所周知，首要的一点，如何确定化学留学生的身份即是一个难题。历史文献中并不存在一份可直接使用的化学留学生名录，只能靠作者从浩如烟海的历史文献中披沙沥金，逐一甄别。更重要的是，作者考察的是留学生群体的动态科学活动，从“静态”到“动态”，必然牵扯更多的头绪。为了达到动态考察的目标，作者从化学留学生的社会角色确立与中国化学体制化发展演变这两条线索同时入手，以达到整体全方位的历史观照。

作者敢于挑战这一难题即令人钦佩。他以极大的毅力和恒心，花费多年的时间和精力，从上千份不同的文献中收集整理了377名海外归国学子的材料，制作成内涵丰富的《中国近代化学留学生名录》，这是目前关于中国近代化学留学生最为完整的一份名录。该名录不仅收录最全，而且所列内容详细，除常规项目外，尤其对传主国外学历和国内工作情况详加考证，单就这份名录而言，就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史考》贯穿始终的定量统计与定性分析皆以此名录为基础，它和正文构成一个有机的整体，是全书的背景。

三 蕴涵深厚的科学文化情怀

从《史考》所做的上下长达百年，涉及人物、机构、成果的系统研究来看，在客观地厘清近代化学体制化建设曲折进程的基础之上，作者潜意识地把自身对历史的感悟延伸到对当今的学术与现实的思考之中。作者通过不厌其烦的论证分析，试图借鉴历史的经验，探寻当代科学发展的最佳途径和方式，几十万文字背后流露出作者浓浓的科学文化情怀。这种文化情怀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理解。

一是作者在书中着力发掘近代化学留学生科学活动中的社会、文化意义。作者将科学家的科学活动和成就均置于客观的历史、社会背景之下，不仅如实展现了他们在中国近代化学体制化进程中的贡献，而且着力凸现了留学生们在国家内忧外患情境下，在求学、从业等方面表达出的强烈的救亡图存、富民强国的愿望，并对他们在科学活动中表现出来的科学救国精神进行了挖掘。如在考察化学社团时，作者特意提及这些社团多是在留学生们的爱国热情激励下成立的，并多“以学以致用为宗旨”，以“发展化工学术”、“促进国内化工事业进展”为目标，体现了留学生希望能利用现代化学知识为国家发展服务的热切愿望。近代中国战乱频仍、社会动荡，在国家危难之际，化学家们勇于挑起救亡图存的重担，尤其在化学工业及应用化学发展中做出了重要贡献。回国后他们更多地关注和投入到中国实业之中，在与民众生活息息相关的领域做了开创性的工作。化学学科因其特性在国防方面具有特殊的优势，留学生们身体力行“学以致用”的信念，在近代国防化学领域形成了一道独特的风景。

二是作者在历史研究过程中对现实问题的文化观照。梁启超认为：“史学者，学问之最博大而最切要者也，国民之明镜也，爱国心之源泉也。今日欧洲民族主义所以发达，列国所以日进文明，史学之功居其半焉。”作为一门独特的历史学科，科学史概莫能外。在《史考》的字里行间，我们能体会到作者对现实的隐隐忧虑与冷静思考。如在讨论科学社团、高等院校和科学研究机构等中国科学体制最重要的承担者时，作者以历史的眼光指出，推进科技体制改革是中国科学体制化建设面临的一项长期任务，中国近代科学的多元化体制研究和中国近代留学生对科学体制化贡献的研究具有重要的现实借鉴意义。作者在比较了近代与当代科学社团的形式后，指出近代科学社团往往能通过会员制而保持社团的自主运行和活动的独立性，维护化学家的利益，维系化学家的团结，担负众多的学术与社会职能，而当代的科学社团则由于难以达到经济上的独立，缺乏社会公信力与权威性，没有刚性的社会职能，多依附于官方的机构，在丧失体制上的独立的同时，更失去了学术上的独立。因而，只有选择多元化的发展模式，才是优化中国科学体制的最佳选择。再如，作者通过对近代高等教育的考察，认为不同类型的高校所形成的相互竞争、相互补充、相互促进、相互制约、共同发展的局面，非常有利于科学体制化的进程。相较而言，当代中国高等教育以公立占主导地位、民办高校完全成为配角的体制，容易失去活力和科学创造力。在评价留学生历史地位时，作者通过数据分析，指出在当代的中国，留学生依然是推动中国科学事业发展的重要力量，派出和引进海外留学生依然是中国当代科学体制化的必由之路，依然是中国科学技术发展的一个长期的战略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