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原与真相
——读温奉桥新著《王蒙文艺思想论稿》

◆ 丁 宁

——读温奉桥新著《王蒙文艺思想论稿》

◆ 丁 宁

每一个人都是一个世界。能够看见的宇宙只有一个，而不能被肉眼轻易看见的、深藏在每一个心灵深处的内在宇宙却有千千万万。每一个内在宇宙，或明或暗，或隐或显，或焦急或从容，都各不相同。温奉桥先生新著《王蒙文艺思想论稿》(齐鲁书社2012年版，以下简称《论稿》)正是对“王蒙宇宙”的重新发现或阐释。王蒙宇宙中的那一抹暖人的霞光，不是著者生造的，而是著者发现的；不是著者赋予的，而是著者真实体验到的。去魅的“操盘手”是论者，所有谜底的“全息性群聚”则凝聚成《论稿》。

王蒙是一个复杂的世界。他建造了自己，也围困了自己。这就像《论稿》中常常提到的一个现象：悖论。《论稿》就是这样一种走进他人悖论的虔诚的尝试。王蒙是一个悖论性的存在。他创造了一个悖论，在他的文本世界中；他又亲身演绎了一个悖论，在他个体的、真实的自我存在中。这便是王蒙的身外世界和身内世界。王蒙的世界这样狡黠，就像夏日夜空中眨眼的繁星。你以为看到了它的光亮，实际上它距你千万光年之遥。一个不小心，你就有可能被星星眨眼的表象所魅惑，而忽略它躲在浩瀚宇宙中独自产生能量的内核。这样的王蒙世界是容易被误解的，它需要“正视听”。温奉桥先生的《论稿》从这样一个角度和层面，获得了独特的学术价值和存在意义，并以此使自己区别于以往的王蒙研究著作，为王蒙研究树起一块新的里程碑。“在许多人眼里，他是新奇怪异的代表；在知情人眼里，他却是一个九死未悔、矢志不移的赤子。”(《论稿》第8页)《论稿》以一个“知情人”的温厚目光，看到了王蒙藏在纷繁表面下的灵魂，更以一个“知情人”的敏锐听力，听到了王蒙“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的内心独白。《论稿》站在人与历史的角度，怀着“史”的眼光，含着文学的质地，细数着时间长轴上的各个“拐点”，为读者还原、重塑、实现并成全了一个真实的王蒙世界。《论稿》既有学术思辨的品格，又充满了将心比心的感性体验；既体现出著者的思维连贯性，又闪耀着批判意识、创新意识的光辉。《论稿》始于王蒙，却不止于王蒙。《论稿》思索着王蒙，也思索着文学、人生、历史和世界。透过王蒙的世界，《论稿》看到一个更大的悖论：在广大的当代文学和历史世界中，参与者们如若身临其境，反倒超然且理解；如若隔岸观火，反却喧闹并揣度。在这种悖论性体验中，《论稿》找到了它还原王蒙、实现王蒙的路。从文学家王蒙、哲学家王蒙以及经验主义者王蒙三个主要维度上，《论稿》成功将一个常“被误解”的王蒙还原为“性情中人”的王蒙。《论稿》拨开了王蒙世界表面的迷雾，使一个尽管会“强逞词锋”(第183页)，但实际上也会脆弱、也会在内心悄悄地熬着“痛苦和迷茫”(第182页)的苦粥，并和着咸涩的泪水一饮而尽的真实的、更接近人间烟火的“世俗”的王蒙呈现在读者面前。

一、文学家王蒙：“让常识回归常识”

《论稿》在文学家的维度上还原、实现了王蒙。这里的文学家，不仅就王蒙是一个“写小说的”(第113页)而言，它更指向《论稿》中对王蒙文艺思想“真相”的还原。《论稿》对王蒙作为一个文学家的这种还原，实可谓另辟蹊径。对王蒙小说家的身份及其小说创作，《论稿》更多地从王蒙内倾性的文艺思想入手，以王蒙文艺思想所体现的“文学性”为根基，让我们看到了王蒙为文学做出的“让常识回归常识” (第104页)的真诚努力。

首先，《论稿》始终坚持以一种文学复归的精神来解读王蒙文艺思想，实现了王蒙文艺思想的“去魅”。《论稿》将王蒙文艺思想置于20世纪中国文学发展历程的大背景中考察，认为“王蒙试图建立一种革命—政治文化下的文学意识形态新秩序，拓展一下文学的疆域，开阔一下文学的视野，解放一下文学的观念”(第26页)。在20世纪中国文学从多元走向一元再走向多元的瓦解的曲折进程中，王蒙文艺思想的闪光点就落在他“文学的方式”(第25页)上。在这一点上，《论稿》的求证方法就像在夜空中找星星。对于王蒙文艺思想中那些能够体现“文学性”的每一个观点，《论稿》都为其“设置”一个相对黑暗的背景，也就是灰暗的夜空，然后在那块让人沮丧的天幕上，找出正在闪耀的王蒙文艺思想繁星。这种求证和立论方法，使得《论稿》颇具“史”的说服力，不仅体现了《论稿》“史”的眼光和精神，更表现出《论稿》娴熟的“史”的操作方法。在文艺界简单理解马克思主义的反映论，坚决认为文艺反映生活只能是反映客观现实生活的背景中，《论稿》发现了王蒙文艺思想中的第一颗亮星：人的内心世界也是现实，人的精神世界也是文学可以而且是应该反映的现实生活，由此证明了王蒙文艺思想的“包容性和开放性”(第11页)；在文艺界以“人”的主体创造性为“禁区”，已经忘记了文学真正的主人，不敢越雷池一步的背景中，《论稿》发现了王蒙文艺思想中的又一颗亮星：“充分肯定作家的主体创造性”(第18页)，“恢复了文学的主体性内涵”(第20页)，并赋予了作家创新以合法性，由此发掘出王蒙文艺思想的创新精髓及其“向内转”的文学性。20世纪中国文学理论，到了王蒙，终于从高悬在空中的社会责任、历史使命、意识形态高架上落了下来，战战兢兢却又踏踏实实地踩在了文学本体的试验田上。《论稿》看到了王蒙将“文学拉回到文学”，让“常识回归常识”的努力，认为王蒙文艺创新理论中的诸多关键词，如“想象、感觉、虚构……直觉……精神活动、内心体验、艺术个性”(第23页)，正是王蒙尝试将文艺理论这头倔强的牛的鼻子扭向文学内部的信号，从而让我们体会到了作为文学家的王蒙在文艺思想上让文学复归文学的苦心孤诣。

在对王蒙的多维度解读和还原的尝试中，《论稿》首先成全的便是一个文学的王蒙，即文学家王蒙。这是其他种种王蒙得以实现的前提和基础。文学家王蒙，让文学复归文学的王蒙，是《论稿》首先考虑到的并贯穿始终的一个带有原初意味的维度，是多面体王蒙、“魔方”王蒙在其中生长、酝酿、成熟的“场”，是个体王蒙在其中突破局限性又制造局限性的“场”。这个文学的“场”连接起关涉王蒙的各种因果。不论是对于王蒙还是对于《论稿》，文学的“场”都是一个开始，而且还不指向结束。这即使在《论稿》全书的整体结构设计上也可见一斑。《论稿》的结构体现着著者还原王蒙、实现王蒙的优先性原则和纵深思路。《论稿》在开篇前三章，首要的、集中火力实现的就是王蒙文艺思想的文学性，就是文学家王蒙。在中国当代文学的历史长河中，王蒙一直在努力将文学拉回到文学，而在《论稿》中，温奉桥则一直在努力将学界对王蒙文艺思想“非文学”的误解拆除，将王蒙的文艺思想拉回到文学性上来。不论是王蒙之于中国文艺思想的努力还是《论稿》之于王蒙文艺思想的努力，都是难能可贵的真相还原。《论稿》对王蒙文艺思想中所包含的“文学性”真相的还原，使王蒙文艺思想在新时期那种文学回归的大背景下，获得了与当代文学期望值相等同、相匹配、相契合的价值意义。

二、哲学家王蒙：“用笔思想的作家”

王蒙曾说：“你面对了才能超越，才能长进，才能不重蹈覆辙。”《论稿》面对的正是这样一个想要超越的王蒙。如果读者跟随着《论稿》的脚步和节奏，一章一章读下去，就会强烈感觉到，《论稿》里不仅有个“写小说的”王蒙，还有个试炼着思想、叩问着人生、敲打着历史、试探着时间的王蒙。这里有位哲学家王蒙。哲学家王蒙自然少不了文学家王蒙“奠基”，但文学家王蒙却有必要上升超越到哲学家王蒙，才能打破特定时空的枷锁，才能突破文学史维度上的意义，获得普适性的价值认同和永恒的存在“留言”。《论稿》从王蒙的小说、王蒙的小说与文艺思想的“互证”以及王蒙的人生经历、思想资源等方面成全了一个哲学家王蒙的存在渴望。

《论稿》首先从王蒙小说的思想内涵中提炼出王蒙的哲性。以小说创作的方式来获得哲理性的存在，是哲学家王蒙第一层面的表现方式。小说中的哲性，只是王蒙哲学冰山露在海面上的十分之一。那十分之九的巨大冰山主体正沉潜在海面之下，只有具备沉入海底的勇气，才能获得亲眼看到冰山冒着气泡、毅然决然地改变着海底地貌的幸运。《论稿》乘着潜入深海的勇气，得到了见证冰山主体的幸运。《论稿》以王蒙“带有某种阿凡提式的智慧和幽默”，“充满了惶惑、沉思、感喟等多种说不清的人生况味的小说”(第130页)和他在后革命时代创作的具有反思意识的“季节”系列小说前奏《活动变人形》、“季节”系列小说、“后季节”小说《青狐》为入口，在冰山十分之一的层面上先探测到了王蒙小说的历史感和哲学性，先在小说创作层面上实现了王蒙的哲学家身份。《论稿》认为“王蒙是一个具有思想家气质的小说家”(第130页)。他以“季节”系列链条串起来的小说秉着反思的人道主义精神，深入思考了革命、人性、历史等超越了具体事件，直抵人的本质中共同的痛处与痒处的问题。王蒙通过这一系列小说，触摸到了现代人充满张力的内在精神世界，把摸到了现代人的灵魂脉搏，冲破了故事叙述的篱笆，在历史叙事的文本呈现中进行了普遍适用于单个“活人”的哲学思辨。《论稿》主要以《活动变人形》、“季节”系列小说和《青狐》为线索，在对王蒙长篇小说的思想内涵的论述中嗅出了他在小说上散发出来的哲学气质，而王蒙小说的哲理气质与王蒙文艺思想的哲理气质其实又是可以“互证”的。

然而这还不够。《论稿》不满足于就事论事，就文学家论文学家，就理论家论理论家。《论稿》有一个“魂”，那便是王蒙这个“人”。王蒙这个“人”也有一个“魂”，那便是藏在他“文人”形象背后的“哲人”。可以说，真正的文学家本质上应该是一个哲学家。文学只是哲学家给自己选中的一种审美性赋形方式。真正的文学家不是以别人的故事入自己的小说，而是以自己的血泪入自己的故事。王蒙是个有故事的人，他的故事都是用他的血泪“搅拌”而成的。《论稿》以将心比心的笔触，在细细整理了王蒙人生道路上的几个“拐点”之后，让我们看到了一个文学家的王蒙是怎样被生活的血泪“搅拌”成一个哲学家的王蒙。《论稿》从王蒙的“少共”经历中提炼出王蒙哲学中的政治底色，从王蒙共青团经历中找到王蒙相对性的思维方式和处事哲学的根源，“他的《我的人生哲学》里的许多提法，例如不要走极端……与他的早期参加实际工作解决实际问题的经历有关”(第168页)。从王蒙的“右派”挫折和新疆放逐经历中找到他的“生活的‘辩证法’”(第179页)的依据，并将此作为王蒙“重生思想”和“乐观态度”的人生哲学的思想资源。在《论稿》中，王蒙人生中的升谪起伏，王蒙的“在组织”和漂离于组织之外，都只是前一个王蒙走向后一个王蒙、文学家王蒙走向哲学家王蒙的一种方式、一条分叉道。面对这些让王蒙陷入“困厄”的经历，《论稿》拨开事件表层，让读者感受到，王蒙所经历的人生挫折，其实就像一匹又一匹能够驮着他越过险恶小河终达自由的人生至境的杂色马，表面上看起来是寒伧的，但内里却有着千里马“跑一次吧！”的奔腾本性。这正是《论稿》著者所看到的历练对于哲学家王蒙的意义。如果说，停留在小说创作层面上的王蒙还只是处在文学家与哲学家的过渡层上，那么《论稿》对王蒙人生拐点的感性描述、智性总结，就是对王蒙哲学家形象的具体完成，它让王蒙成为一个懂得“活着的力量是人间最强大最美好的力量”(第190页)的哲学家。同时，《论稿》的这种言说方式也体现了杨新刚先生所说的“知人论世的学术态度”。

同时，《论稿》所包含的不仅是经历。对王蒙文艺思想所借鉴的道家文化、中国古典文学、苏俄文学、欧美文学等思想资源的阐述，使得《论稿》区别于《王蒙传论》(武汉大学出版社2009年出版，於可训著)等“传论”性质的著作，而具有一种思想史的气质。在《论稿》中，王蒙不仅是一个有人生故事的人，而且是一个有思想故事的人。人生故事是王蒙自己的，思想故事则是王蒙与老庄、与中国古典文学家、与苏俄文艺家、欧美作家共同书写的。他人思想的精髓加上自己人生故事的血泪，这样交融而成的一个哲学家王蒙怎么会不复杂、不难以言尽、不让《论稿》欲罢不能呢？而更让人惊喜的是，《论稿》十分擅长在细节上感化读者，《论稿》中列举的众多感人的“案例”，使得《论稿》具备难以抗拒的艺术说服力和感染力。《论稿》的叙述口吻让我们感到，著者不是站在门外看风景，而是站在景中人的心里品风景。在“王蒙文艺思想的开放性”这一章中，《论稿》以一个“沧桑”的案例——香港电视广告“美丽围巾” (第265页)，在超越时空、超越人类的物质存在的尺度上，实现了对一个古典的、深情的、沧桑的哲学家王蒙的讲述。追求沧桑，欣赏沧桑，不忘沧桑，这是王蒙离哲学家最近的地方。

三、经验主义者王蒙：“失之于书求诸己”

如果说文学家王蒙和哲学家王蒙是王蒙的“完成时”，那么经验主义者王蒙则是王蒙的“未完成时”，更是王蒙的“进行时”。王蒙自述自己的人生哲学是“失之于书求诸己”。“书”是可以完整地完成的，而“己”却永远无法“被完成”。知己也好，自己也好，对于王蒙求之于的这个“己”，都永远不能给出一个定数。自己和知己，都不会知道“己”将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演变成什么样子。在时间的流动中如漂萍般体验着人生的自我，有时候就是人类用思想和语言难以说尽的最大的谜。王蒙也是这样一个谜，不论我们如何努力穷尽他，到头来也只能是更加真切地看到他是如何一步步走向“说不清”的境地的。经验主义者王蒙就是这样一个“未完成”的存在。

《论稿》从开篇到结尾，都在努力还原一个经验主义者王蒙。贯穿王蒙从小至今的各种生活经历是王蒙从一个理想主义者变为一个经验主义者的依据。“半个多世纪以来，王蒙从一个理想主义者转变成了‘经验主义者’，从五十年代的‘少共’转变成了一个‘不可救药的乐观主义者’，从一个革命者转变成了‘后革命时期的建设者’。”(第175～176页)这是《论稿》在学术用语上对经验主义者王蒙的还原。在这种有着学术风格的观点阐述背后，《论稿》集中选取了王蒙在思想史中所取的独特态度、王蒙在学术研究上所取的“非书斋型”体验式研究方法以及经验主义者王蒙的局限性等方面来塑造一个经验主义者王蒙。

《论稿》首先在王蒙与激进主义、理想主义的对立、冲突中明确了王蒙经验主义的立场。这是先“破”，破除任何对王蒙与激进主义、理想主义同呼吸、共命运的幻想。经历了革命激情的诱惑并从中渐渐走出来的王蒙，是一个天下皆醉而我独醒的孤独者。王蒙与中国历史紧密相连的人生经历拆除了王蒙沉醉于激进主义和理想主义的温柔乡而不知归路的任何可能。“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的原理在王蒙身上偏偏不适用。王蒙是历史参与者，甚至是建造者，但却以近乎残酷的清醒突破了身在其中的局限。王蒙越是参与，便越是清醒，越是身处其中，就越懂得抽身事外。仿佛有沧浪之水一瓢，不断洗涤着王蒙的思想世界，使王蒙思想的水能保持一种恒温。太热时，它冷却；太凉时，它加热。这样的王蒙在20世纪中国思想史中，站在了一个独居一隅的特殊位置上。当激进主义猛烈燃烧的时候，王蒙早已不相信“大言欺世”的虚妄；当理想主义幻想着各种悲壮的宏大场面时，王蒙已经成了它的叛离者，成了“20世纪中国文学理想主义最大的质疑者、审视者和反省者”(第321页)。由此，《论稿》看到了经验主义者王蒙与他的反对者无法对话的分裂性，并以一种宿命的意味揭示出经验主义者王蒙的时代孤独。《论稿》将王蒙“抛入”20世纪中国思想史巨大的黑洞中，衬托出王蒙的不见容，并在思想史的长轴上删除了王蒙毫不龃龉地镶嵌在其中某一个坐标点上的可能性。《论稿》用一个持有特殊思想姿态的王蒙，向我们宣告了王蒙的某种“不可能”。这是《论稿》在思想史的角度上对经验主义者王蒙的实现与还原。

《论稿》的另一个特色，则是将王蒙“抛入”中国学术史，在学术史的层面上强化了王蒙——一个经验主义者的体验式生存。《论稿》称王蒙是“自觉实践‘作家学者化’的第一人”(第353页)。并通过分析王蒙学术著作的各种案例，有理有据地证明了王蒙“非书斋型”体验式研究方法的独特魅力。《论稿》抓住了王蒙三大体验式学术研究成果，即《红楼梦》研究、李商隐诗研究和老庄研究，系统阐述了经验主义者王蒙在研究中对《红楼梦》、李商隐、老庄的新奇发现，如王蒙“把《红楼梦》往活里说”，王蒙的政治资源“耗散”说、“多层次说”、“混沌的心灵场”概念、《红楼梦》新的语码释义系统，重组李商隐诗、以人生经验与老子“互证”并发现了老子的帮助等。这些发现不仅让王蒙乐在其中，更让学术界感到惊喜。这或许就是《论稿》力图完成和证明的一个独属于王蒙的胜利，那就是经验主义者王蒙对学究的胜利，重体验、建设性的王蒙对重考据、规定性的学院派的胜利。《论稿》也在求证这个相对胜利的喜悦中，成全了经验主义者王蒙。

《论稿》不仅成全了经验主义者王蒙，也成全了经验主义者王蒙本身的“未完成”。《论稿》多次提到王蒙人生哲学中的生活的“辩证法”，事实上《论稿》本身也贯彻了一种辩证法：既从各色花样人等的维度上还原、实现了身份完成者王蒙的形象，也从一个近乎在劫难逃的宿命的维度上提醒着王蒙的“未完成”。那就是，王蒙“自我阻绝”(第390页)，把自己阻隔在经验主义者，也就是另一个程度上的相对主义者，亦或是“太极高手”的天地中，娴熟地演绎着蜻蜓点水的温和、潇洒与灵活，不触及也不打算触及某些确实值得我们深邃一回的东西，这是经验主义者王蒙的遗憾。王蒙正是在这里，没有完成。正是没有完成，王蒙才成为一个经验主义者；也正是因为王蒙选择做一个经验主义者，才使得他没有完成。这种“未完成”的遗憾与其说是因为一次次的错过，不如说是因为经验主义者王蒙、“太极高手”王蒙、左右逢源八面来风者王蒙一次次的放弃。他不向往这种完成，绝对的完成反而是空虚。因此，在实现经验主义者王蒙时，《论稿》含着一种复杂的基调。《论稿》虽然喜悦地看到了王蒙攻下的每一座高山，却也遗憾地发现，在某座真正值得攀登的高山下，王蒙只笑谈它的高耸之姿，全不论它的巍峨之质。

温奉桥先生的《王蒙文艺思想论稿》以王蒙的文艺思想为引子，在宽广的论述中，为王蒙营造了三个活动的“场”，成全了三种质地的王蒙。文学家王蒙在文学的“场”中求生，哲学家王蒙在人生的“场”中求升，经验主义者王蒙在现实的“场”中落回地面，接上地气，半是握紧，半是放松，半是治世，半是治诗，半缘理想，半因现实，在一半一半的杂色中完成着自己的可以完成，留存着自己的不想完成。《论稿》以知其然，且知其所以然的执着探究精神，以满蕴着智慧的笔墨，以将心比心的写作心态，将那个备受关注、常常处在风口浪尖上的、被镁光灯照得亮度过高的王蒙，拉回到王蒙真实的个人世界中，为我们还原出一个少年时也曾天真，中年时也曾迷惘，老年时也有惆怅的“性情中人”的王蒙。

《论稿》里有一个专属于王蒙的真实世界。那里没有至高无上的荣耀，没有难以自拔的陷阱，没有狂喜，也没有大悲，只有一个“世俗”向往者的全部沧桑。

[作者系中国海洋大学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