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书写中国红遍世界的韩素音

● 黄 薇

上世纪七十年代，韩素音的名字在中国广为人知，关于她的报道和毛泽东、周恩来等领导人的照片不时出现在官方报纸上。她是铁幕时代极少数能进入中国并四处采访的作家，成为与埃德加·斯诺齐名的向西方介绍解释“神秘中国”的人。

韩素音的与众不同之处，更是她复杂的身世与多元的身份，成为写作得天独厚的养分：父亲是中国客家人，母亲来自比利时，她生于河南，在四川、北京长大，漂洋过海赴比利时与伦敦求学；三次婚姻，先后嫁给了国民党军官、英国警察、印度陆军上校；她在香港、马来西亚行医十八年，四十八岁时弃医从文，决定当一个专业的作家……其中倾注最多关注、书写得最多的当然还是中国。

2012年11月2日，96岁高龄的韩素音在瑞士洛桑家中离世。中国驻瑞士大使出席了葬礼，称她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韩素音不仅不遗余力地书写中国，她还为毛泽东和周恩来分别作传，甚至不止一次充当大使，为中国的对外联系奔走沟通。她对共产党人及政权的亲近赞美，让其在西方饱受争议。但韩素音说：“我觉得有些人可能不理解我的行为，但这没有关系，如果10亿中国人喜欢我，觉得我在做好事，我不在乎有几个外国人不理解我。”

拿不到奖学金就去做妓女

韩素音的父亲周炜出生于成都郫县，1903年作为第一批庚款留学生到比利时攻读工科。其间他与比利时国防大臣的女儿玛格丽特相恋，国籍身份的差异让女方家庭极为反对，但玛格丽特后来怀孕了，两人终得以成婚。1913年，周炜携妻回到四川。

韩素音排行老二，她于1916年中秋节出生于河南信阳，本名周光瑚。父母当初轰轰烈烈的跨国爱情，在巨大的文化鸿沟前变得面目全非。贵族小姐对东方古国的浪漫幻想，被蝗虫饥荒、没完没了的围观、繁缛习俗引发的冲突击得粉碎，她把中国称作“地狱一般的国家”。

在教育上，韩素音和兄妹们一出生就面临着矛盾与分裂：家里关于孩子们将来要做中国人还是西方人的争论持续不断。他们讲中文也学英语，在中餐与西餐之间纠结，带着毛笔和铜墨盒学孔孟，然后也去教会做礼拜……母亲后来禁止孩子们读中文，只有韩素音偏偏爱读中文，并宣称自己要当个医生。玛格丽特认为她是“最丑的孩子”，韩素音在自传里描述了母亲的冷漠，这让她变得任性而叛逆。

1935年，韩素音得到一个机会，可以通过曾经资助父亲的庚款奖学金赴国外留学。此前，她用自己挣的钱在燕京大学医预系读了两年书。玛格丽特认为女儿性格不稳定，如果学习不好，家里无法偿还奖学金，迟迟没有表态。最后截止时间将至，韩素音急了：“要是拿不到奖学金我就在天津做妓女！”她于这年秋天踏上了前往比利时布鲁塞尔自由大学的旅程。

处女作问世，挨了丈夫的耳光

1937年，韩素音在欧洲的报纸上得知“七七事变”爆发，日本大举侵华，接着是北京沦陷、上海沦陷……“我变得神经质，吃不下，睡不着”。此时她在比利时已有一个未婚夫，学习拔尖连年奖学金，母亲的家族也开始慢慢接纳她，生活一切如意。但环境越是安乐宁静，她内心就越发焰火炽烈。当看到《比利时自由报》登出大肆吹捧日军“人道主义”的报道，韩素音愤怒地跑到编辑部去质问主编。

她最终选择在炮火纷飞之时毅然回国。其间也很犹豫，但她写道：“也许我只是一个有人说的‘半吊子中国人’，但是没有中国我活不下去。就像著名的希腊勇士安提厄斯，离不开他的母亲大地。”在归国的海轮上，她遭遇国民党军官唐保黄，后者风度翩翩，向她大献殷勤，夸夸其谈爱国抗日，一时打动了韩素音。

婚后，唐保黄因韩素音并非处女而大为光火，尽管她事先已告知过他。他对韩素音正常的社交严加限制。每当她表示渴望当医生时，他对她拳脚相加。戴笠是唐保黄的上司，韩素音与他见过面，印象很坏。而丈夫却热衷功名，整天请相师看手相看风水。曾经挂在嘴上的爱国，不过是一时的托词。两人从思想到行动越发格格不入。

韩素音有过两次宫外孕，没能成为母亲。1940年，她在成都小天竹街医院做助产士，用1000元收养了一个小女孩，取名蓉梅。其间，韩素音认识了同样喜欢写作的院长玛丽安，萌发了同写一部书的心愿。用英文写的处女作《目的地重庆》诞生了，韩素音写草稿，玛丽安润色删减，记录着韩素音和丈夫回国后从武汉一路来到重庆的旅途见闻。韩素音这个日后响亮的名字，便在这时开始启用，韩通“汉”，素音意即“朴素的声音”。在散文化的感觉描述之中，“所有表示愤怒的东西都被删掉了”。这既是逃避国民党的审查制度，也是为了“把中国塑造成一种能激起美国人民同情的形象”。《目的地重庆》于1942年初在美国出版。彼时珍珠港事件刚过去不久，美国公众开始关注中国的抗战。这本书恰逢其时，受到热捧，竟在美国卖到脱销。

这本书激怒了唐保黄。尽管书中赞扬了蒋介石与其夫人，但隐隐间杂着的对于劳苦大众的同情、歌颂，还是让他捕捉到了。他因此把妻子狠狠揍了一顿，“你的脑子里全是发臭的共产主义”，“你敢写苦力、农民抬起头读书？不就是等于要造我们的反？”这本书同时也“招来了真正共产党人激烈、尖锐的攻击”，认为是对“反动政权的赞美之词”。

韩素音并未因此书树立起写作的信心，相反“产生了一种自卑感”，此后近十年，她没有再提笔。

一场生死恋重回文字

1944年，唐保黄被调任中国驻英使馆武官，韩素音随夫一同前往伦敦。在那里，她摆脱了丈夫的控制，在朋友们的支持下到英国皇家医学院独立求学。1945年国共内战爆发，唐保黄回国，韩素音则留在英国继续学业。1947年，她收到了唐保黄在东北战场阵亡的消息。

韩素音哭了两天，她拒绝回国参加葬礼，理由是要准备毕业考试。“我要快刀断乱麻，抛开儿女情长，我也无暇落泪，我必须继续向前奔。”

1948年，取得医学博士学位的韩素音，带着女儿蓉梅来到香港。“我不能袖手旁观，至少要到中国的大门口去观察。”一次宴会上，她邂逅了英国记者伊恩·莫理循，大名鼎鼎的“中国通”莫理循的长子。伊恩出生在中国，并在北京度过了童年时代，他与韩素音有着太多共同的回忆与情感，两人一见钟情，陷入热恋。但伊恩已有家室，妻子并不愿离婚。不久，朝鲜战争爆发，伊恩被派往战地，在朝鲜战场因触雷而亡。

因战地邮政慢，伊恩的二十一封情书在他死后一封封寄到香港。还是小孩的蓉梅目睹了母亲的巨大悲痛，她在日记里写道：“我有一个朋友，他想娶妈妈，妈妈想嫁给他。但是，不行了，现在他已经死了，多么可怜呀！”收到最后一封情书时，韩素音坐到打字机前将这段刻骨铭心的感情写下来。当有朋友劝阻她公布这场婚外恋可能会对名誉造成影响，她毫不顾虑，只任文字肆意流淌，成为释放伤痛的最大抚慰。

这部名为《瑰宝》的自传体小说，于1952年在英国出版，当年夏天便轰动一时。出版商给她写信形容畅销程度：“我在英国的公共汽车上看到的妇女，每三个人中就有一个胳膊下夹着你的书。”这个缠绵的爱情故事，激发了西方人对神秘东方的想象，它得到好莱坞的青睐，于1955年被搬上银幕的《生死恋》获得了第28届奥斯卡奖最佳歌曲、配乐和服装设计三项大奖。

知名学者李欧梵评论道：“以英文文笔而论，我认为韩素音绝不输于张爱玲，甚至犹有过之。”韩素音曾说：“我之所以能够写出漂亮的英文，因为我懂得中文。”她最喜李清照的词，也动手翻译过，对中国文化的造诣可见一斑。《瑰宝》使得韩素音一举成名，奠定了她在欧美文坛的地位，也是其一生最为知名的作品。

结识周恩来，亲近共和国

韩素音因《瑰宝》的成功，重新认识到自己笔下的力量。她拒绝了台湾方面伸来的橄榄枝，第一次婚姻接触到的现实，让她对蒋介石的政权不抱好感。但彼时，因为不了解和隔阂，她对1949年共产党人的胜利，表示“同许多阶级出身相同、受过同样教育的人一样感到害怕”。无处栖留，为了护照和蓉梅，她结了第二次婚。

1952年，她随丈夫定居马来西亚。韩素音在新山开了一家诊所，以她的姓氏命名，叫做“周氏药房”。韩素音还和南洋大学结缘。1956年南大开课后，她担任南大校医，还兼职过讲师，教授现代亚洲文学。

1956年1月，韩素音接受对她小说赞赏有加的印度总督的邀请，去新德里度假，在此结识了第三任丈夫，相伴终生。这个皮肤黝黑、长相魁梧的印度人聪明和蔼，并且热爱中国，完全符合韩素音的期待。她给他取了个中文名字：陆文星。在这一年，韩素音同自己燕大的同学龚澎取得了联系，龚澎此时是外交部新闻司司长、周恩来的助手。她邀请韩素音回国看看。

1956年6月，韩素音在中南海西花厅见到迎接她的周恩来与邓颖超。早在1941年，韩素音就在重庆听过周恩来的演讲，他当时就皖南事变揭露谴责国民党的真实面目。当时周的风采就给她留下深刻的印象。两小时的会见后，让韩素音成了周恩来的铁杆粉丝。“他非常英俊，他的一举一动都很柔和……一见到他，我简直好像受到了直接的冲击。”周恩来不厌其烦地回答韩素音对于当时“百花齐放”政策的各种问题，为她介绍中国当前的种种社会状况。“这次谈话改变了我的一生。”

在韩素音看来，西方对中国的勾勒与她所了解到的相差甚远。“我感到自己必须把中国革命的情况，以及使这一个名称成为可能的中国人民，告诉给全世界。”1964年，她决定辞去医职，专心创作。出版人希望她以母亲为主角写作，但韩素音却认为这样“不能使千百万国外读者了解中国和中国人民”。她擅长的爱情题材也变得相形贫弱，“除了中国，还是中国，任何其他似乎都是平平常常的，是二流的，与震撼中国的轰轰烈烈的运动相比都是缺乏生气的。”

她开始写作自传，前后历经十几年，从出生一直写到“文革”结束。在西方，韩素音自传已成为认识中国的经典读本，个人经历中深蕴时代变迁的沧桑。著名哲学家罗素曾说：“我花一小时读韩素音作品所获得的对中国的认识，比我在那个国家住上一年还要多。”

但韩素音也有自己的保留。她没有选择归国定居，在自传中她坦言自己的顾虑：“要是把我划为华侨，我会享受一些优待，可是在政治运动中被选作靶子的可能性比一般人大……”她意识到，另外一种更好的选择是，“也许我可以在中国和其他国家之间建立一座桥梁”。

两千场演说的主题都是中国

从1956年开始，韩素音以每年一次或几次的频率造访中国。她见证了新中国取得的重大成就，也目睹了各种混乱与时弊。1957年回国，她赶上了“大炼钢铁”运动。“看着遍地杂乱无章效率很低的小砖炉，我自问，这样粗陋的砖炉真能起到作用吗？我一边走着，一边感到一股巨大的暖流和想为什么辩护的感觉涌上心头。难以想象真了不起，令人震惊……也许是愚蠢的……我说不清楚……我想那些千千万万不知姓名的炼钢战士，他们的勇气和坚韧不拔的精神震撼了我的心。我既爱又怕，因为它的博大一定会将我吞没。”曾陪同她的人，对她的印象是：“生活非常简单，吃喝不讲究，但牡丹香烟一天要吸掉两包！”

更多时候，韩素音遭遇的是自我心灵与文化上的碰撞。“我需要时间改造自己，别人无法代替我，我必须自己进行。”

韩素音一生跟新中国领导人交往十分密切，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都多次接见过她，与她进行深谈。1972年，她为毛泽东立传，她赞扬毛是“理论联系实际的创造性天才”。她最崇拜的还是周恩来，甚至讲：“如果周恩来要我去死，我也会去死的。他是中国的希望，一切都靠他。”周恩来去世后，韩素音为他写了传记《周恩来与他的世纪：1898—1998》。尽管动笔前，她告诫自己传记作家必须学会控制，但情感还是在全书中流露无遗。她向出版商解释，主人公是一个没有缺点的人。“难道就找不出他的一点毛病吗？”她回答：“我找过，而且花了很大力气找过，可我找不到任何有价值想要的东西。”不过，她在自传也评价周“至多只是人们所说的开明儒家，允许辩论，但绝不会交出统治权”。

“文革”开始后，她也曾与赛珍珠一起被列为“美帝国主义的代理人”，被大字报攻击，有几年不被许可入境。这让她痛苦非常，在家里“像孩子一样”无缘无故地跟丈夫发脾气。但她1976年回国探亲后，却称赞“文革”是“创造性的历史事业”。在这场运动中，“人民看到了自己的力量，他们活动了筋骨，磨炼了思想，表现出了旺盛的精力”。多年后，她仍认为“文革的原则是对的，历史的道路从来都不是笔直的”。这些都令她在西方受到广泛的批评，甚至被称为“文革的啦啦队长”、“过气的谄媚者”。

韩素音认为她有自己的原则。在自传里，她详细描写过与江青的几次见面，每次都不欢而散。江青看中韩素音的背景与名声，于是力邀韩：“你写我的传记，对我们这两个女人都意义非凡，你看如何？”推托不能的韩素音，第二天便不辞而别，让江青非常生气。她后寻到美国教授维特克，口述了自传《江青同志》(也被译为《红都女皇》)。“我是经过很长时间之后才恨她的。我不理解一个自私、品质低劣的人掌权之后是多么的危险。如果那个女人掌权，我有可能要反对中国。”

这位中国的观察者，看到的和感受到的同样复杂。她老而弥坚，精神矍铄，女儿蓉梅回忆，母亲老年时仍一年有七个月在世界各地访问、演说。她一生所作的两千多场演说，主题是永远的中国。1989年，韩素音资助创办了韩素音青年翻译大赛，如今已成为中国翻译界影响力最大的竞赛。她每年来中国一两次，直到1997年后因健康原因不能远行，没能再回国。

韩素音对自己的评价是“作为一个中西合璧的混血儿，我始终为自己身上流有中国人的血液而感到骄傲；同时也认为，文化交融是重要的，不同的文化成就了今天的我。”她多年前的一句话，预言了此后漫长的人生：“我的一生将永远在两个相反的方向之间奔跑：离开爱，奔向爱；离开中国，奔向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