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对东盟直接投资与贸易间关系的协整分析

2013-12-08 06:44王长义陈利霞
山东财政学院学报 2013年5期
关键词:协整进出口出口

王长义,陈利霞

(1.山东财经大学国际经贸学院,山东济南 250014;2.山东建筑大学法政学院,山东 济南 250101)

自1996年中国成为东盟全面对话伙伴国之后,中国—东盟关系取得了长足进展,尤其是经贸合作关系发展成就令人瞩目。2012年中国与东盟贸易额创下历史新高,突破了4000亿美元,同比增长10.2%,高于中国对外贸易6.2%的平均增幅。中国连续4年成为东盟最大的贸易伙伴国,东盟则是中国的第三大贸易伙伴。2012年,中国企业在东盟非金融类直接投资达44.19亿美元,较上年增长了52%,东盟已成为中国企业在国外投资的第一大市场。近年来,随着中国外贸环境的日趋严峻和对外直接投资的快速发展,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与外贸的关系日益成为理论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与此相适应,站在中国与东盟经贸关系的角度,分析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对东盟的直接投资与进出口贸易间的关系,对于我国更好地加强与东盟的区域经贸合作具有重要的现实借鉴意义。

一、文献综述

国际直接投资与国际贸易的关系一直是理论和实证研究争论的焦点。理论研究方面,Mundell[1]最早研究了国际直接投资与国际贸易间的关系,在要素禀赋理论模型框架下证明了二者是相互替代的。与此相反,小岛清[2]的边际产业扩张理论提出了国际直接投资与贸易是一种互补关系。而Markuson等[3]揭示了要素流动与商品贸易之间是替代还是互补关系取决于贸易和非贸易要素之间是“合作”还是“非合作”,若合作,二者互补,若非合作,二者替代。可见,从理论上分析国际直接投资与国际贸易的关系存在不确定的结论。

与理论研究相类似,关于国际直接投资与国际贸易关系的实证研究也没有统一的结论。国外实证方面,Swenson[4]研究了部分OECD国家对美国的直接投资及双边贸易,发现使用3位数SIC分类的产业水平数据表明两者为替代关系,而使用2位数SIC分类的产业水平数据则表明两者为互补关系。Jung Soo Seo等[5]研究了韩国对东盟4个国家的直接投资及出口贸易,发现韩国对东盟的直接投资有助于其对东盟的出口。Miguel Fonseca等[6]研究了葡萄牙对欧盟、美国、中国等20个国家的直接投资及出口贸易,发现直接投资和出口贸易间是一种替代关系。Selɕuk Koɕ等[7]的研究结果显示,一国无论是利用外商直接投资还是对外直接投资都会不同程度地促进进出口贸易的增加,但其影响程度和各国的发展水平有关,FDI对进出口贸易的影响和一国经济发展程度呈负相关关系。国内实证方面,张如庆[8]研究了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与进出口间的关系,发现进出口是对外直接投资变化的原因,而对外直接投资不是进出口变化的原因,对贸易的替代或促进作用不明显。陈石清[9]的研究显示,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对进出口贸易的影响不显著,二者间并不存在显著的因果关系,并且二者间也不存在长期稳定的关系。项本武[10]研究了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长短期贸易效应,发现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与出口及进口均存在长期协整关系。张春萍[11]的研究结果显示,中国对主要东道国(地区)的直接投资具有明显的进出口创造效应,并且这种进出口创造效应在中国对资源丰裕类国家、发达经济体、新兴经济体及其他发展中国家的直接投资间存在着明显差别。聂左玲[12]对山东省出口与对外直接投资关系进行了研究,发现山东省对外直接投资对出口具有一定的促进作用,二者之间是一种互补关系。

综上所述,国外有关对外直接投资与贸易关系的研究多以发达国家和地区为研究对象,国内有关我国对外直接投资与贸易关系的研究大多局限于中国整体层面,而具体到中国对某一区域组织的直接投资与贸易关系的研究还较少。本文在借鉴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以中国对东盟的直接投资与进出口贸易的关系为研究对象,运用协整理论、格兰杰因果检验、误差修正模型等方法,利用1995-2012年间中国对东盟的直接投资与进出口贸易统计数据,实证分析投资与贸易间到底是一种什么关系,以期为政府及有关机构提供决策参考。

二、实证分析

(一)变量选取及数据说明

所选的变量包括中国对东盟的进口贸易额(用IM表示)、出口贸易额(用EX表示)、对外直接投资(用直接投资流量衡量,记为OFDI),采用数据为1995-2012年间的年度数据。进出口贸易额原始数据来自历年《中国统计年鉴》和商务部网站,将中国与东盟10国各年度的进出口额相加得到。中国对东盟的直接投资数据,其中1995-2006年的来自陈霜华等[13],2007-2011年的来自《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公报》,2012年的来自商务部网站。由于进出口贸易额、对外直接投资额都是用当年美元价格统计的,本文以2005年不变美元价格为基准,将其折算成2005年不变美元价格时的时序变量。分析工具为Eviews6.0统计软件。

(二)平稳性检验

由于多数时间序列经济变量是非平稳性的,可能出现伪回归问题。为防止伪回归的产生,在建立模型之前,必须检验时间序列的平稳性。选取ADF检验法进行平稳性检验,结果见表1。从表1可以看出,IM、EX和OFDI在1%、5%、10%的显著性水平下均不能拒绝存在单位根的原假设,因此都是非平稳的。而它们的二阶差分序列的ADF值均小于1%、5%、10%显著性水平下的临界值,故都是平稳的。因此,IM、EX和OFDI都是二阶单整序列,满足进行协整检验的前提条件。

(三)协整分析

1.变量最优滞后期的选择

对变量之间协整检验的最优滞后期的选择方法是先做无约束条件的VAR模型,按照AIC或SC最小的原则结合F统计的显著性或残差确定最优的滞后期为r,则做协整检验的最优滞后期为r-1。在ADF检验的基础上,以时间序列IM、EX和OFDI为因变量,以这些变量的滞后值为自变量建立无约束VAR自回归模型。为了确定VAR模型的滞后阶数,运用Eviews6.0软件,根据LogL、LR、FPE、AIC、SC和HQ等标准进行了自动筛选,结果见表2。从表2可以看出,5个评价指标全部提示滞后期为2,因此,我们确定滞后阶数为2。进而检验VAR模型的稳定性,发现存在大于1的根,所以模型是不稳定的,因此我们不选择做VAR模型。

表1 ADF检验结果

表2 VAR模型滞后期数p的选择

2.Johansen协整检验

运用Johansen协整检验方法来分析各个变量之间的长期关系,得到表3的结果。从表3可知,在5%的显著水平下,无论从迹统计量检验看,还是从最大特征值统计量看,结论都显示有两个协整方程,说明中国对东盟的进口额、出口额和直接投资之间存在着协整关系,其第一个方程为:

其中e为误差修正项。通过构建e序列,对其进行平稳性检验。这里采用KPSS单位根检验,假定有截距项,Spectral estimation method 选为 Parzen kernel,Bandwith 选为 Andrews,此时 KPSS 的统计值为 1.009298,远大于在1%、5%和10%下的临界值0.741、0.562和0.346,说明e序列是平稳的,验证了IM、EX和OFDI间协整关系的正确性,说明中国对东盟的进口额、出口额和直接投资之间存在着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从方程(1)可以看出,中国对东盟的出口与进口、直接投资之间呈正相关关系,进口与直接投资呈负相关关系。

表3 Johansen协整检验结果

(四)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

由于上述变量均为二阶单整过程且存在协整关系,因此可进一步进行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见表4)。

表4 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结果

从表4可知,在10%的显著水平上:(1)IM是EX的Granger原因,并且EX也是IM的Granger原因。结合以上协整方程可以看出,中国与东盟之间的进出口贸易具有互补性的特点。(2)EX是OFDI的Granger原因,并且OFDI也是EX的Granger原因。结合上述协整方程,反映出中国对东盟的出口有利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同时中国对东盟的直接投资也有利于出口贸易的发展,二者具有互补性的特点。(3)OFDI是IM的Granger原因,并且IM也是OFDZ的Granger原因。结合上述协整方程,由于进口与直接投资呈负相关关系,说明中国对东盟的直接投资具有进口替代性的特点。综上,反映了中国对东盟扩大直接投资的必要性。多年来,特别是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成立以来,在双边贸易中,中国一直处于贸易逆差的地位,并且有进一步加大的趋势,而且泰国、马来西亚、菲律宾、印度尼西亚、文莱这些国家由于和中国产业结构的趋同性,它们的进口产品(包括一些中间产品)与中国国内同类产品形成激烈竞争。因此,为改变中国对东盟进出口贸易明显的不平衡状况,从长远看有必要扩大中国企业对东盟的直接投资。

(五)向量误差修正模型估计

根据协整理论,若变量间存在协整关系,则可以用向量误差修正(VEC)模型对其短期波动和长期均衡进行直接的描述。表3表明,IM、EX和OFDI之间存在协整关系,所以可建立相关VEC模型。VEC模型是对各变量施加了协整关系约束条件的向量自回归模型。据前分析,VAR最优滞后期为2,由于VEC模型中的滞后间隔说明的是一阶差分后的滞后,所以估计的VEC模型的最优滞后期为1,用Eiews6.0统计软件得到三个模型估计结果:

其中,et-1=IM-1.68IM+11.96OFDI+192.48

在上述误差修正模型中,被解释变量的波动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短期波动,一部分是长期均衡。其中,△为差分算子,表示变量的短期波动,t-1表示该变量的滞后1期,et-1为误差修正项,其系数表示长期均衡关系对短期波动的调整力度。从三个模型可以看出,其误差修正项系数均为负,符合反向修正机制,即进口贸易、出口贸易和对外直接投资短期偏离长期均衡状态时,误差修正项将会使它们向长期均衡状态收敛。

从模型可以看出中国对东盟的进出口贸易与直接投资的相互作用机制:(1)从对外直接投资对进口的影响看。短期内,对外直接投资每增加一个单位,进口则会减少14.89个单位;长期看,对外直接投资和进口呈一种负相关关系。这说明,无论是短期还是长期,中国对东盟的直接投资具有进口替代性的特点。(2)从对外直接投资对出口的影响看。短期内,对外直接投资每增加一单位,导致出口减少19.3个单位;长期看,对外直接投资与出口呈正相关关系。这说明,短期内中国对东盟的直接投资对出口具有抑制作用,二者是一种替代关系,长期看对外直接投资对出口具有促进作用,二者是一种互补关系。(3)从进出口贸易对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看,无论是短期还是长期,进口与对外直接投资都呈现一种负相关关系;长期看出口与对外直接投资呈现出一种正相关关系,短期内出口的增加抑制了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

三、结论与建议

本文的主要结论是:第一,尽管中国对东盟的直接投资、进口贸易和出口贸易各自的增长是非平稳的,但它们之间存在着一种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中国对东盟的直接投资与出口之间呈现出一种长期稳定的互补关系,直接投资与进口之间呈现出一种长期稳定的替代关系。第二,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表明,中国对东盟的出口贸易是直接投资的格兰杰原因,同样直接投资也是出口贸易的格兰杰原因;对外直接投资是进口贸易的格兰杰原因,并且进口贸易也是对外直接投资的格兰杰原因。第三,向量误差修正模型估计结果表明,短期内,中国对东盟的直接投资与进出口贸易之间是一种替代关系。

随着中国与东盟经贸合作的深入发展,中国与东盟的投资与贸易发展不平衡的问题越来越突出。在双边投资合作中,中国多年来一直处于流入大于流出的格局,截至2010年年底,中国与东盟双方累计相互投资总额在525.2亿美元,其中东盟对中国直接投资累计约426.31亿美元,中国对东盟非金融类投资累计约98.89亿美元[14]。在双边贸易合作中,中国从1993年至2011年一直处于贸易逆差的地位,尽管2012年后有所改善,但学术界普遍认为中国与东盟的贸易逆差将长期存在[15]123。为改变中国对东盟直接投资和贸易的这种状况,扭转中国对东盟直接投资和贸易的不利局面,笔者认为应该采取以下措施:

第一,着眼长远,持续扩大企业对东盟的直接投资,以投资促进贸易。鉴于上述结论中中国对东盟直接投资具有长期的出口促进效应,短期的出口替代效应,要充分发挥中国对东盟直接投资的贸易促进作用,必须积极稳妥地持续扩大中国企业对东盟的直接投资。这就要求:(1)加强双方政府在投资领域的合作。东盟各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差异性使得我国企业在东盟的投资面临一个错综复杂的环境,企业依靠自身的力量难以应对。这就需要我国政府加强与东盟各国政府在投资领域合作和调控,进一步开放和扩大投资市场,积极构建更有利于企业投资发展的政策条件和社会环境,将投资合作提高到战略层面的高度,以保障我国企业对东盟的直接投资健康、稳步地向前发展。(2)充分利用东盟的国别差异,发挥自身的比较优势,扩大企业对东盟的直接投资。如对柬埔寨、老挝、缅甸和越南这些工业化较低,农业为主的国家,中国可利用技术、资金优势,通过制造业转移,以充分利用这些国家丰富的土地、劳动力等资源,扩大投资。对资本与技术密集产业占主导地位的新加坡,中国可通过与其进行水平型分工的方式,扩大对其的投资;而对于与自身产业具有相似性的国家,中国应逐步与这些国家加强产业对接,扩大产业链条,以寻求更多的投资机会和空间。(3)对于中国企业而言,一方面,在投资前,企业应了解和熟悉有关国家的法律法规、产业政策、市场动向,利用好自贸区优惠政策,选好、选准投资伙伴;另一方面,企业投资后,应入乡随俗,注意本土化经营,处理好与各有关方关系,在注重经济效益的同时更需注重社会效益,注重环保和顾及民生。

第二,调整和优化贸易结构,持续推进对东盟的进出口,尤其是扩大对东盟的出口,以出口促进直接投资。多年来,中国对东盟的贸易逆差中,从行业结构看,首先是机电产品,其次是农产品,然后是能源类产品、化工产品[15]124,主要分布在货物贸易领域中的要素密集型行业。目前,中国与东盟在服务贸易领域的开放度不够,在货物贸易领域的开放仍有很大的空间。今后及未来一个时期,中国要借着中国与东盟在服务和货物贸易领域进一步开放之际,通过进一步优化进出口商品结构,加快推进加工贸易转型升级,大力发展服务贸易等方式,持续推进对东盟的进出口,尤其是对东盟的出口,以出口促进直接投资。

第三,加强双方政府经贸合作,积极协调投资与贸易政策。中国与东盟双方在交通运输、资源开发、商贸往来、能源利用、旅游协作、环境保护、农业发展等领域有广泛的合作空间。在双边投资合作中,必须将贸易、投资以及其他相关的政策看作是一个整体,相关政策的制订和实施必须相互协调,从而使得各种政策能够相互支持,将企业直接投资和外贸进出口密切结合起来,从而获得区域合作最大的投资和贸易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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