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孔子诗论》在楚地的传播

朱佩弦 卢 迪

(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 湖北武汉 430079)

上博简《孔子诗论》(以下简称《诗论》)自2001年底公布以来，在学界引起广泛关注，为先秦的史学和经学研究打开了一扇新的大门。经过马承源、李学勤、廖名春、姜广辉等学者抄录、写定并编连、注释等整理后，学界目前对《孔子诗论》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1)《诗经》传播史的研究。此研究以马银琴《周秦时代〈诗〉的传播史》、刘冬颖《出土文献与先秦时期的楚地儒家传〈诗〉》为代表;(2)《诗论》的文艺学研究。代表研究成果有高华平《上博简〈孔子诗论〉的论诗特色及其作者问题》、《诗言志续辨——结合新近出土楚简的探讨》、傅道彬《〈孔子诗论〉与春秋时代的用诗风气》等等;(3)《诗论》之于先秦学术派系归属的研究。主要以李学勤《谈〈诗论〉“诗亡隐志”章》、李存山《〈孔丛子〉中的“孔子诗论”》等文为代表，马银琴也在《荀子与〈诗〉》等文中提到《诗论》与《诗序》的关系及《诗论》可能的学术传承问题;(4)语言文字学角度的考证、释读和辨析。以胡平生《读上博馆藏战国楚竹书〈诗论〉札记》、李零《上博楚简校读记(之一)——〈子羔〉篇〈孔子诗论〉部分》、李开《沪博楚竹简〈孔子诗论〉“ ”字考释》、柯马丁《说〈诗〉:〈孔子诗论〉之文理与义理》为代表，其中尤以柯马丁的文章独取修辞学角度，对《诗论》文本进行了翔实的分析，通过和《毛诗序》以及现存传世文献中孔子论诗部分的比较，对《诗论》作出了“特殊的学校文本”和“教学手段”的定性，为《诗论》的研究开拓了新的视野、提供了新的方法。本文拟继续从“《诗》的传播史”方向入手，以《诗论》这一特定文本在楚地的传播为主线，综合职官学、地理学、年代学的相关知识，以期对《诗论》的产生、发展尤其是在楚地的传入、发展和演变做一个明晰的探讨。

笔者认为，要清晰了解《诗论》在楚地的传播和发展状况，必须清楚《诗经》和儒家学说在楚国的传播和发展历史，唯有两者同时在楚地得到传播和发展后，带有儒家思想倾向的《诗论》才有在楚地得到接受并被传播的可能。

一、《诗经》和儒家思想在楚国的传播

1．《诗经》在楚国的传播

《史记·楚世家》载，“熊渠曰:‘我蛮夷也，不与中国之号谥。’乃立其长子康为句亶王，中子红为鄂王，少子执疵为越章王”［1］2475;“楚熊通怒曰:‘吾先鬻熊，文王之师也，蚤终。成王举我先公，乃以子男田令居楚，蛮夷皆率服，而王不加位，我自尊耳。’乃自立为武王，与随人盟而去”［1］2478－2479。据《史记》记载可知，楚自熊绎封丹阳后，于西周之世，熊渠已自称蛮夷，不受西周礼乐文化约束，至东周春秋时，楚武王更是断然僭越自立为王。由此可见，中原礼乐文化自西周之世一直难以对楚地产生影响。马银琴认为是周代礼乐文化体制下的两个人才培养系统“国子之教”和“瞽蒙之教”组成了文本和音乐两大传诗体系［2］9－10，《雅》、《颂》为出庙堂祭祀之乐自不必赘言，而国风中《周》、《召》二南按马银琴的考证，“它们本是周初周、召二公岐南采地的乡乐，周公制礼乐时取之以为王室房中之乐、燕居之乐，被称为‘阴声’，具有‘杂声合乐’的特点，与雅颂仪式之乐不同。东周以后，‘二南’地位上升，成为王室正乐的组成部份，被用于正式的仪式场合，配乐之歌就是现存的‘二南’诸诗”［3］249。由此可见，《诗经》多半内容都是和礼乐相关甚至直接由礼乐仪式中的音乐文本流传而来。楚国向来以蛮夷自居，视中原和周代礼法于无物，似不可能在春秋早期接受《诗经》的流布。高华平曾就“骚体”依据的音乐特性指出:“就其音乐形式而言，主要有两种:一种是‘古乐’;另一种是当时的流行音乐——‘新声’、‘楚声’或‘南音’。”［4］49根据马银琴在《论“二南”音乐的社会性质与〈诗经〉“二南”的时代》中考证，“南音”是早期流行于南方以“南”为主要乐器的音乐，后来才成为王室正乐，但保留了十分鲜明的南方音乐特色。那么楚人对于国风中“二南”的接受应该是很早的，不会存在排斥心理，按照马银琴“二南”创作年代不应晚于周平王之后的结论，楚人最早对二南的接受应在周平王时代，即春秋之初，最晚也应在楚怀王时代(即屈原大量赋骚时代)。周平王于前770年—前720年在位，楚武王于前740—前690年在位，两者在位时间大致相当，基于楚武王僭越无礼的态度，楚人在春秋早期对《诗》的接受似乎又很难成立。

笔者认为，《诗经》的结集成书存在一个过程，在春秋早期，《风》、《雅》、《颂》并不是以结集的形式出现的。对于“诗”字的本义，按《说文》的解释为“志也。从言寺声”。《尚书·舜典》亦云:“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5］106高华平认为:“‘诗’字本应该是个‘志’字，是‘言’和人心中的‘志’的结合体，只因为‘志’和‘寺’原本是一个字，故而被误写成了‘诗’字。”［6］34《文心雕龙·明诗》又云:“诗者，持也，持人情性。”［7］65马银琴又据《诗纬·含神雾》中“在于敦厚之教，自持其心，讽刺之道，可以扶持邦家者也”的解释，结合“诗”古文字形认为“诗”字是在“指代讽刺之词的意义上产生出来的”［8］75。但无论取哪一种说法，“诗”的本义似乎都不能将用于仪式和记功颂德的《雅》、《颂》涵盖在内。《汉书·艺文志》载:“故古有采诗之官，王者所以观风俗，知得失，自考正也。”［9］1708此诗即各邦风之谓，出自周代各诸侯采诗、献诗以讽谏王政的制度。十五国风中多《野有蔓草》、《子衿》、《静女》之类抒发胸臆及内心情性的诗篇，似乎更符合“诗言志”的精神内涵，因此，春秋早期的“诗”更多地指《国风》。《史记》中有两段记载:

穆王将征犬戎，祭公谋父谏曰:“不可。先王燿德不观兵。夫兵戢而时动，动则威，观则玩，玩则无震。是故周文公之颂曰:‘载戢干戈，载櫜弓矢，我求懿德，肆于时夏，允王保之。’……”［1］269(《史记·周本纪》)

厉王即位三十年，好利近荣夷公。大夫芮良夫谏厉王曰:“……夫王人者，将导利而布之上下者也。使神人百物无不得极，犹日怵惕，惧怨之来也。故颂曰‘思文后稷，克配彼天，立我蒸民，莫匪尔极’，大雅曰‘陈锡载周’，是不布利而惧难乎，故能载周以至于今。今王学专利，其可乎?匹夫专利，犹谓之盗，王而行之，其归鲜矣。荣公若用，周必败也。”［1］278－279(《史记·周本纪》)

可以看出，《颂》在西周中末期仍然保持独立的状态被引用，未被归于“诗曰”之列。马银琴曾就《左传》和《国语》中将《颂》独立引用的部分进行统计归类，认为到公元前6世纪以后引《颂》才列入作“诗曰”的部分(参见《齐桓公时代〈诗〉的结集》一文)，也就是说至前6世纪以后，《诗》的结集才算完成。又《左传》中载:

公之未昏于齐也，齐侯欲以文姜妻郑太子忽。太子忽辞。人问其故。太子曰:“人各有耦，齐大，非吾耦也。《诗》云:‘自求多福。’在我而已，大国何为?”［10］113(《左传·桓公六年》)

公谓公孙枝曰:“夷吾其定乎?”对曰:“臣闻之，唯则定国。《诗》曰:‘不识不知，顺帝之则’，文王之谓也。又曰:‘不僭不贼，鲜不为则’，无好无恶，不忌不克之谓也。今其言多忌克，难哉!”［10］331(《左传·僖公九年》)

又《国语》中载:

襄王十三年，郑人伐滑。王使游孙伯请滑，郑人执之。王怒，将以狄伐郑。富辰谏曰:“不可。古人有言曰:‘兄弟谗阋、侮人百里 。’周文公之诗曰:‘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若是则阋乃内侮，而虽阋不败亲也。……”［11］45(《国语·周语中》)

上述三段引文皆为《左传》和《国语》中称《雅》为“诗”者，《左传》中此例最早见于鲁桓公六年即公元前706年，而《国语》中最早见于周襄王十三年即前639年，考之《左传》中鲁僖公九年(即前651年)又见此例，出于双重证据的保守考虑，笔者认为《雅》应当不晚于前639年被结集为《诗》的序列。

参考内藤虎次郎《左传引经考证》中《左传引诗考证》一章［12］，综合《国语》中楚国“赋诗专对”和引诗部分，知楚国在鲁僖公之前皆无赋诗引诗的记载，楚国最早的引诗记录见于《国语·晋语》:

令尹子玉曰:“请杀晋公子。弗杀，而反晋国，必惧楚师。”……王曰:“不可。曹诗曰:‘彼己之子，不遂其媾。’邮之也。夫邮而效之，邮又甚焉。效邮，非礼也。”［11］354

此段记载的事发生在晋文公重耳早年因骊姬之乱流亡楚国，受楚成王厚遇却不愿在他日归国即位后出卖晋国利益以报楚国一事之后，为子玉与成王讨论如何处置重耳的一段对话。《左传》中此事记载于僖公二十三年，即前637年。楚成王所引诗仍为曹之国风，称《曹诗》，而楚始引《雅》、《颂》出自《左传·文公三年》:

楚师围江，晋先仆伐楚以救江。……公如晋，及晋侯盟。晋侯飨公，赋《菁菁者莪》。庄叔以公降拜。曰:“小国受命于大国，敢不慎仪?君贶之以大礼，何乐如之?抑小国之乐，大国之惠也。”晋侯降，辞。登，成拜。公赋《嘉乐》。［10］531

杜预在此段注云:“《菁菁者莪》，《诗·小雅》”、“《嘉乐》，《诗·大雅》。”是楚之始引《雅》、《颂》为《诗·大雅·嘉乐》，文公三年当为前624年。至此，我们就很好理解楚武王无视西周礼乐的态度了。早期楚人对《诗》的认识只限于“二南”这样的国风作品，而非带有礼仪祭祀性质的《雅》、《颂》，那么楚人对《诗》的接受自然不会和楚武王的僭越无礼态度冲突。

综合前文得出的几个结论，笔者认为楚人对于《诗》的接受经历了三个时期:(1)早期对以“二南”为首的国风的接受，大致从前770—前639年;(2)对《雅》、《颂》入《诗》的不接受，大致从前639年—前624年;(3)因意欲图霸中原，故效法齐桓公“尊王攘夷”，对礼乐的态度改为崇尚(此说参见马银琴《春秋时代赋引风气下〈诗〉的传播与特点》一文)，对包括《雅》、《颂》的《诗》进行大量征引，表现出楚人对《诗》接受的一个高峰，大致从前624年到战国末期。

2．儒家思想在楚地的传播

关于儒家思想在楚地的传播研究，前人已多有著述。远者如涂又光《楚国哲学史》、何成轩《先秦儒学在中原的传播及其南渐趋势》;近者如徐文武《楚国思想史》、《楚国的“反儒”与“兼儒”思潮》、刘冬颖《出土文献与先秦时期的楚地儒家传〈诗〉》，马银琴和高华平也分别在《周秦时代〈诗〉的传播史》和《屈原“美政”思想与楚国的诸子学》中附带论及。以上学者各有侧重:涂又光倾向于对楚国儒家的探源，认为原始儒家即楚国以申叔时为代表的南方儒家比鲁国以孔子为代表的北方儒家早一百多年，并指出楚庄王“止戈为武”的观念已经带有楚地早期儒家思想的萌芽(楚庄王的在位时间正和前文考证的楚人对《雅》、《颂》入《诗》的接受时间是吻合的);徐文武则并不把“止戈为武”划归儒家思想，认为申叔时只能被称为儒者，而不能作为早期儒家来看待，源于北方的儒家思想是由于道家分化出“黄老道家”，并且其中一支在齐国稷下发展，最终导致了儒学的“南渐”入楚;刘冬颖和马银琴则着重讨论孔子及其弟子或再传弟子入楚和儒学“南渐”的关系;高华平在何成轩“将《左传》等儒家经典传播至楚国”的论断基础上，认为“虽说《史记》仅举其‘相楚，明法审令，捐不急之官，废公族疏远者，以抚养战斗之士’，但根据法家商鞅的‘壹教’之说和韩非的‘言行不轨于法者必禁’之说，以及吴起本人说魏武侯的‘治国在德不在险’、‘修政在仁’等主张，他在楚国推行的一定也是偏重于曾子一系的内省修德的儒学和与儒学有着血缘关系的重信守诺、信赏必罚的法家思想”［13］147。并列举材料指出吴起曾与屈原的祖父有过交往，正因为如此才导致了儒家思想在屈原骚赋中的渗透，讨论了儒家思想通过文学这一载体在楚地传播的情况。

二、《孔子诗论》在楚国的传播

李学勤先生指出:“《诗论》非出孔子之手，也不像《论语》那样直记孔子言行，而是孔门儒者所撰，内中多引孔子亲说。”［14］54并认为“(《孔子诗论》)涉及性、情、德、命之说，可与同出《性情论》(郭店简《性自命出》)等相联系”［14］54。陈桐生进一步对《孔子诗论》和《论语》作出比较，从德义教化、“兴观群怨”的角度对两者文本进行仔细分析，确定了《诗论》当受北方儒家影响所成，并指出“《孔子诗论》运用子思学派的《性情论》或《性自命出》的哲学观点论《诗》，而它的说《诗》观点又与孟子有明显的区别，这说明竹书的写作年代是在子思之后、孟子之前，它的作者应该是七十二子的后学，是一位专治《诗三百》的学者”［15］22－23。此后学者多取此论，一直视《孔子诗论》为北方儒家的产物，成书于孔门后学之手，并据此进行进一步研究。柯马丁的《说〈诗〉:〈孔子诗论〉之文理与义理》指出:“《诗论》为《诗》所提供的这种教学指南，正是对《论语·子路》中孔子批评的回应，孔子认为，如果不能根据各种环境引诗、用诗，熟读《诗》三百，‘虽多亦奚以为’。与孔子本人一样，《诗论》教授的不是诗歌的历史本源，而是在当下和将来的情境下如何用诗的指南。”［16］20－21柯马丁虽然承认了《诗论》是回应孔子“虽多亦奚以为”的用诗方法论，但并没有分析《诗论》语句承载的思想内涵，因为他认为《诗论》中的语句只是对诗句原始意义的阐释和运用于各种情境的讲解，并不带有学派的思想倾向。也就是说，柯马丁在刻意回避对《诗论》学术流派的划归。

但笔者认为，《诗论》的思想流派归属是应划归北方儒家的，原因如下:

1．《诗论》对“孔子曰”的反复称引。其他非儒子家引、论《诗》都不会提及“孔子曰”，不仅如此，道家尚“清静无为”，不言《诗》;墨家引《诗》，但“非儒”;法家直接“明法度”、“劝赏罚”、“焚诗书”。

2．申叔时的事迹见于《左传·宣公十一年》、《左传·成公十六年》和《国语·楚语》，分别记述了其针对诸侯伐陈、阐述“德、刑、详、义、礼、信”和应对庄王征傅的事，言论确实带有很深的儒家思想，但我们应该注意到这几点问题:(1)申叔时所处为楚庄王时代(前614年—前591年)，根据前文的论证，此时代已经是楚人为求称霸中原，崇尚礼乐文化，大量接受集结了《雅》、《颂》的《诗》文本的时代;(2)申叔时所处申地本为申国，去中原地区不远，其思想本来就带有中原礼乐文化的内涵;(3)按第三段《国语》中所载庄王向申叔时求太子傅的内容，似乎楚庄王“止戈为武”的言论倒多受申叔时的影响，按庄王此言出于《左传·宣公十二年》，即为前597年，又《大戴礼记·保傅》载:

昔者周成王幼，在襁褓之中，召公为太保，周公为太傅，太公为太师。保，保其身体;傅，傅之德义;师，导之教顺，此三公之职也。于是为置三少，皆上大夫也，曰少保、少傅、少师，是与太子宴者也。故孩提，三公三少固明孝仁礼义，以导习之也。逐去邪人，不使见恶行。［17］309故知周代天子诸侯选保傅以教佐太子是太子尚在襁褓孩提之时，按庄王子共王生于前600年，其孩提之时亦不过前598年前后，庄王在前598年询问申叔时选傅的标准，之后再于前597年发“止戈为武”之语的猜想似颇能成立，也就是说，楚庄王的儒家思想很大程度上应受申叔时的影响。因此，所谓的南方原始儒家我认为是不成立的，只不过是申叔时吸取了中原礼乐文化和王官之学的内容，正好迎合了急于称霸中原的楚庄王学习礼乐文化的志向，才有了所谓“南方原始儒家”的说法。而真正的儒家应该是在孔子时代，那时官学失守，学出私门。孔子便是中国教育史上第一个开设私学，将王官之学平民化教于大众百姓的。只有礼乐文化的大众化，才能让徒众达到一定规模形成所谓的“儒家”，而王官之学如果永远只在贵族上层流传，是不可能形成一种思想流派的。

既然并不存在所谓的“南方儒家”，《诗论》也不可能成书于其他子家，那么对《诗论》在楚地传播的考察必须结合《诗经》在楚地的传播状况和孔门弟子及后学在楚地游历的情况进行讨论。前人对儒学在楚地传播的研究业已备述，笔者不拟赘述，仅拟定一个儒家各人物入楚的年表，以备比较之用。

表1

从表1来看，有传播儒学事迹明确记载、并能推断出较为准确的入楚时间的只有任不齐一人，为前476年;最早入楚地的孔门弟子是子贡，但那时子贡入楚是为求援，以解困于陈蔡的孔子之厄，匆忙间不可能传播儒学;而传言最早“南渐”讲学的澹台灭明(按刘冬颖的说法)，在子贡入楚时，亦不过20岁，方为及冠之年，根据孔子“十五志于学，三十而立”的说法，澹台灭明最早也当于30岁方才南下讲学，考其时间应为前482年。《礼记·檀弓上》载:

子夏丧其子而丧其明。曾子吊之，曰:“吾闻之也，朋友丧明则哭之。”曾子哭。子夏亦哭，曰:“天乎，予之无罪也!”曾子怒，曰:“商，女何无罪也?吾与女事夫子于洙泗之间，退而老于西河之上，使西河之民疑汝于夫子，尔罪一也;丧尔亲，使民未有闻焉，尔罪二也;丧尔子丧尔明，尔罪三也。而曰女何无罪与!”子夏投其杖而拜，曰:“吾过矣!吾过矣!吾离群而索居，亦已久矣。”［18］70

据此观之，子夏居西河为魏文王师时，儒学的传播已经有了很强的群众基础(“使西河之民疑汝于夫子”)。根据马银琴“子夏被魏文侯尊为老师的时间，很可能在公元445年魏文侯嗣立之初。那么，在被魏文侯奉为老师之前的二十多年，在西河设教就是子夏最主要的事业，而弟子三百人的盛况，应该是引起魏文侯之弟魏成子注意的主要原因”［19］53的推断，子夏在西河讲学最晚不超过前465年。结合前面早期有可能在楚地传播儒学的孔门弟子任不齐、子贡、澹台灭明的入(在)楚时间，且任不齐又“作诗注礼，述孔子言作逸语三篇”，加之此段时间已经是楚人大量接受《雅》、《颂》入《诗》的时期，当可推知，大约在前465年左右，儒家关于《诗》的学术讨论作品在楚地的流传应该有一定规模了。

接下来看《孔子诗论》和《上博简》的几个特点:

1．《孔子诗论》的留白简和满写简的差异，很多学者认为应该把留白简和满写简当作两个部分区别来看，但是李学勤在编排顺序的时候却将留白简和满写简混杂编排(如将第6简置于第22简后)，姜广辉就此提出:留白简是残简，简文抄写者与简文作者之间已经有了一定的历史间隔［20］。

2．《上博简》目前已出8册，计有文章50篇。仅从目前已被学界解读得较为成熟的前7册40篇看，确定为儒家典籍的有19篇，道家仅有3篇，道家和儒家结合的1篇，杂家1篇，兵家1篇，墨家1篇，法家1篇，史家6篇，不能确定学术归属的7篇。儒家典籍数量明显超过道家，说明了当时楚地的儒学已经非常兴盛。上博文物保护与考古科学实验室经过科学测试与比较分析，认为《上博简》为战国晚期楚国贵族墓中的随葬品，又《上博简》(六)有《天子建州》篇，濮茅左指出:“整理者(曹锦炎)认为:本篇为儒家文献，所记主要关于礼制，其中有些内容可以在今本大、小戴《礼记》中见到相似记载，从其内容和篇章结构分析，正是前人所说的‘礼家杂记’，这为研究先秦时期的礼学提供了宝贵资料。本篇第一章与《大戴礼记·礼三本》的关系尤为密切。《礼三本》的来源，本自荀子的《礼论》篇，这对了解和研究荀子思想及其学术传流也有一定的帮助。”［21］林文华先生也在《〈天子建州〉零释》一文中对此说法进行了补充论证。

3．《上博简》所记内容多为春秋时事，如《庄王既成·申公臣灵王》、《平王问郑寿》、《平王与王子木》、《柬大王泊旱》(即“简大王”，指楚简王)、《昭王毁室·昭王与龚之脽》等等，所记战国者仅几篇子家典籍，如《慎子曰恭俭》和《鬼神之明·融师有成氏》，又兵家、杂家、史家早已有之，因没有明确的该学术流派的人物出现，故不能确定这三家的竹简文本就成书于战国。慎到生卒约为前395年—约前315年，按前面“三十而立”的说法，《慎子曰恭俭》最早也当成书于约前365年;而墨子生卒为前468年—前376年，按《鬼神之明·融师有成氏》为墨子佚文，《墨子》一书又成于其后学，那么此篇最早也当成于前376年。

根据以上三点和前文的论述，我们整理思路，可以得出以下结论:(1)墓主人为宿儒或对儒学有很深的造诣，并且应和荀子学派有关系;(2)《诗论》的成书或为春秋时代，或为前376年以后;(3)《诗论》应该和荀子学派有一定的关系。据此，我们可以大胆推测:若《诗论》成书于春秋时代，当为七十子后学所作，并经由任不齐或澹台灭明传入楚地，则其成书当为孔子卒后即前479年以后，传入楚地应为前465年之后;若成书于前376年以后，传入楚地应为荀子任兰陵令的前257年—前238年之间或之后，但《上博简》为战国晚期贵族墓陪葬，战国于前221年结束，故《诗论》入楚当限定在前257年—前221年的范围内。综合《上博简》的整体情况来说，笔者认为后一种推断更具有说服力。

［1］ ［日］泷川资言．史记会注考证［M］．北京:新世界出版社，2009．

［2］ 马银琴．周秦时代《诗》的传播史［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

［3］ 马银琴．论“二南”音乐的社会性质与《诗经》“二南”的时代［J］．文学前沿，2005(1)．

［4］ 高华平．论骚体的中国东西部文学交融性质［C］//先秦的文献、文学与文化——高华平自选集．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

［5］ (汉)孔安国传，(唐)孔颖达正义．尚书正义［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

［6］ 高华平．诗言志续辨——结合新近出土楚简的探讨［C］//先秦的文献、文学与文化——高华平自选集．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

［7］ (南朝梁)刘勰撰，范文澜注．文心雕龙注［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

［8］ 马银琴．孟子“《诗》亡然后《春秋》作”重诂［J］．上海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2(5)．

［9］ (汉)班固．汉书(第六册)［M］．北京:中华书局，1962．

［10］ 杨伯峻．春秋左传注［M］．北京:中华书局，2012．

［11］ (吴)韦昭注．国语［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

［12］ ［日］内藤虎次郎．先秦经籍考［M］．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0．

［13］ 高华平．屈原“美政”思想与楚国的诸子学［C］//先秦的文献、文学与文化——高华平自选集．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

［14］ 李学勤．《诗论》的体裁和作者［C］//上博馆藏战国楚竹书研究．上海:上海书店，2002．

［15］ 陈桐生．《论语》与《孔子诗论》的学术联系与区别［J］．孔子研究，2004(2)．

［16］ ［美］柯马丁著，刘倩译．说《诗》:《孔子诗论》之文理与义理［J］．文学遗产，2012(3)．

［17］ 方向东．大戴礼记汇校集解［M］．北京:中华书局，2008．

［18］ 杨天宇．礼记译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

［19］ 马银琴．子夏居西河与三晋之地《诗》的传播［J］．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5)．

［20］ 姜广辉．古《诗序》留白简的意含暨改换简文排序思路［EB/OL］．简帛研究网，2002 －01 －19．http://www．jianbo．org/Wssf/2002/jiangguanghui03．htm ．

［21］ 濮茅左．《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六)》将出版［EB/OL］．简帛研究网，2007 －04 －07．http://www．jianbo．org/admin3/2007/pumaozuo001．ht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