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对国防和军队建设的重要贡献

□ 齐德学

邓小平1973年12月任中央军委委员参与中央军委领导工作，1975年1月任中央军委副主席兼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1981年6月任中央军委主席，至1989年11月退休，共领导和参与领导中央军委工作16年，为国防和军队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

一、全面恢复了新中国成立以来国防和军队建设的优良传统和有效制度

“文化大革命”中，军队建设遭到严重破坏和损失。邓小平出任中央军委副主席兼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后，1975年1月25日在总参谋部机关团以上干部会上指出：“从一九五九年林彪主管军队工作起，特别是在他主管的后期，军队被搞得相当乱。现在，好多优良传统丢掉了，……所以毛泽东同志提出军队要整顿。……优良传统要恢复。”①《邓小平军事文集》，第3卷，6页，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同年7月14日，他在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一针见血地指出：军队存在“肿、散、骄、奢、惰”的问题，军队整顿就是整这些问题。“概括起来，就是毛泽东同志说的：‘发扬革命传统，争取更大光荣。’”②《邓小平军事文集》，第3卷，37页。这次军委扩大会议确定军队整顿的任务和指导原则，实际上就是恢复20世纪50年代确立的人民解放军建设的总方针和总任务。贯彻这次军委扩大会议精神，军队面貌明显好转。但是，由于受到“四人帮”的破坏，军队整顿的任务于1976年初被迫中断，直至“文化大革命”结束，这次军委扩大会议的精神才得以继续贯彻。

全面恢复新中国成立以来国防和军队建设的优良传统和有效制度，主要包括：

（一）重新明确实行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战略方针是国家总的军事政策，是指导国防和军队建设、开展军事斗争以及进行军事斗争准备的总依据和总纲领。1956年3月的中央军委扩大会议，根据中国的国家性质和对外政策等，确定了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积极防御战略方针的基本精神，要求在战争爆发前加强战争准备，采取积极措施制止或推迟战争的爆发；当中国受到外敌侵略时，要立即给予有力的还击，并在预定设防地区阻止敌人的进攻，把战线稳定下来，打破敌人速战速决的计划，迫敌进行持久作战，夺取战略上的主动权，然后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最后彻底打败敌人。林彪主持中央军委工作后，先后将这一战略方针具体解释和表述为“北顶南放”和“诱敌深入”。林彪集团垮台后，1977年明确为“积极防御，诱敌深入”的方针。“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军队许多高级将领就军队建设和未来反侵略作战的战略方针问题提出建议。1976年12月，时任军事科学院第一政治委员的粟裕向军委提出：“对于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缺乏统一正确的理解。”①《粟裕传》编写组：《粟裕传》，1020页，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2000。1979年1月，他在军事科学院作报告时指出：“在战争初期，贯彻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首要的问题，就是要着眼于抗住敌人战略突袭的最初几个浪头，挡住敌人的‘三板斧’，保存自己的有生力量，从被动中夺取主动。”②《粟裕文选》，第3卷，678页，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2004。粟裕的认识，实际上否定了把“诱敌深入”方针绝对化、简单化的倾向，在全军引发了一场讨论。1980年9月，时任军事科学院院长的宋时轮致信军委明确提出：不宜将诱敌深入与积极防御并列为战略方针，“战略方针似以采取积极防御为宜”③《宋时轮军事文选》，244页，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2007。。当时的军事战略委员会和军委领导人也有与此大体相同的看法。同年10月15日，邓小平在总参谋部举办的防卫作战研究班全体会议上明确指出：“我们未来的反侵略战争，究竟采取什么方针？我赞成就是‘积极防御’四个字。积极防御本身就不只是一个防御，防御中有进攻。既然是积极防御，本身就包括持久作战。”④《邓小平军事文集》，第3卷，177页。邓小平一锤定音，为军事战略方针的讨论作了结论，中国的军事战略方针从此重新明确为“积极防御”四个字。

（二）重新明确军队建设的总任务。1953年，毛泽东明确提出“建设我军为世界上第二支最优良的现代化革命军队”⑤《建国以来毛泽东军事文稿》，中卷，188页注释［2］，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2010。。1953年12月7日至1954年1月26日召开的全国军事系统党的高级干部会议，对军队现代化、正规化、革命化建设进行了全面部署。当时，虽未将这“三化”并提，但实际上军队建设就是按这“三化”要求进行的。贯彻全国军事系统党的高级干部会议精神，军队建设在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取得了辉煌成就。林彪主持军委工作后，从1964年底开始，特别是“文化大革命”中，推行“突出政治”和精神万能论，无限度夸大政治工作的作用，把政治工作摆到高于一切、大于一切、可以冲击一切的不适当地位，将革命化建设与现代化建设对立起来，正规化建设基本废弛。这既给整个军队建设造成严重损失，也给政治工作本身造成严重损害。“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军队建设开始拨乱反正。1981年9月19日，邓小平在华北某地检阅军事演习部队时明确提出：“必须把我军建设成为一支强大的现代化、正规化的革命军队。”人民解放军建设的总任务得以重新明确。

（三）重新明确和平时期军事训练的重要地位。1953年下半年，人民解放军开始走向正规军事训练。此后的全国军事系统党的高级干部会议“明确了现代化军队建设中长期的、经常的中心工作是训练部队，特别是训练干部。”而且“训练干部的工作，是我们在建设现代化军队中长期的、经常的中心工作的中心。”⑥《彭德怀军事文选》，499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和1963年、1964年，军事训练包括军事演习出现了非常喜人的形势，军队初、中、高级指挥院校和其他各级各类院校，形成了较完整的教育培训体系，培养了大批各级各类军事人才。从林彪推行突出政治开始，特别是“文化大革命”前半期，军事训练基本停滞，军事院校几乎全部瘫痪，2/3的院校被砍掉。

针对这种情况，邓小平在1975年军委扩大会议上强调：“要把训练放在战略问题的一个重要位置上。”“如果不注意军队训练，至少在战争初期要相当倒霉就是了。”“要好好办学校”，“不打仗，除了搞演习以外，办一点学校，这总是个办法”⑦《邓小平军事文集》，第3卷，33～34页。。1977年8月23日，邓小平在军委座谈会上再次强调：“要把军队的教育训练提高到战略地位”，要把这个方针具体化，“一个方面是部队本身要提倡苦学苦练”，“另一方面是通过办学校来解决干部问题”。⑧《邓小平军事文集》，第3卷，55～57页。同年9月，军委成立了全军教育训练委员会，12月军委全体会议作出《关于加强部队教育训练的决定》、《关于办好军队院校的决定》，1984年1月颁发《关于全军教育训练改革的若干问题》等，全面恢复和推动军队的教育训练及改革，重点加强中高级干部的合成战役训练。到1984年，全军基本恢复并形成了比较完整的干部培训体系。

（四）恢复政治工作的优良传统，明确定位政治工作的“服务”、“保证”作用。自1964年底以来，特别是“文化大革命”中，军队政治工作严重脱离实际，形式主义、形而上学、假大空的一套泛滥，致使政治工作的威信、作用大大降低。“文化大革命”结束后，邓小平多次谈到要恢复政治工作的优良传统，并将其作为军队整顿的任务之一。他强调：要从总政治部搞起，“把政治机关的职能、作用、威信恢复到红军时期、抗日战争时期、解放战争时期的水平。……要破林彪、‘四人帮’的那一套，立毛泽东同志关于政治工作的理论和传统作风，并在新的条件下发展提高。”①《邓小平军事文集》，第3卷，121页。“政治工作的任务，主要是保证军队的性质，保证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贯彻执行，保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保证提高部队的战斗力。”②《邓小平军事文集》，第3卷，99页。1986年12月的军委扩大会议，重点研究讨论了《关于新时期军队政治工作的决定》，将新时期军队政治工作的地位和作用明确定位为：必须服务于国家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于军队的现代化建设，从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保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和人民军队的性质，保证军队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保证军队内部团结和军政军民团结，保证军队战斗力的提高和各项任务的完成。此后，在修订政治工作条例时，军队政治工作的这一定位被略微调整，写入《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工作条例》。

此外，邓小平领导和参与领导军委工作后，还恢复了许多有效规章制度，并制定了一些新的规章制度，使国防和军队建设重新走上了健康发展的轨道。

二、提出并确立了中国特色国防和军队建设的指导方针和原则

上述恢复的优良传统和有效制度，本身就是中国特色国防和军队建设的重要方针。此外，邓小平还强调和提出了以下重要方针和原则。

（一）始终不渝地坚持人民军队的性质。中国人民解放军是中国共产党缔造和领导的人民军队，始终在中国共产党绝对领导之下。紧紧地和中国人民站在一起，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这支军队的唯一宗旨。军队向来是国家机器的主要组成部分。中国共产党领导这支军队依靠全国人民夺取全国政权建立新中国后，成为执政党，这支军队就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武装力量，是保卫国家的钢铁长城，是人民民主专政的坚强柱石。1975年军队整顿时，邓小平就指出：“我们这个军队是党指挥枪，不是枪指挥党。”③《邓小平军事文集》，第3卷，6页。1989年平息北京政治风波后，邓小平在接见首都戒严部队军以上干部时指出：“处理这件事对我们军队是一次很严峻的政治考验，实践证明，我们的解放军考试合格。”“我讲考试合格，就是指军队仍然是人民子弟兵，这个性质合格。……不管如何更新换代，我们这个军队永远是党领导下的军队，永远是国家的捍卫者，永远是社会主义的捍卫者，永远是人民利益的捍卫者，是最可爱的人。”④《邓小平军事文集》，第3卷，303、304页。同年11月，邓小平在会见参加军委扩大会议全体同志时强调：“我确信，我们的军队能够始终不渝地坚持自己的性质。这个性质是，党的军队，人民的军队，社会主义国家的军队。这与世界各国的军队不同。就是与别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军队也不同，因为他们的军队与我们的军队经历不同。我们的军队始终要忠于党，忠于人民，忠于国家，忠于社会主义。我确信，我们的军队能够做到这一点，几十年的考验证明军队能够履行自己的责任。”⑤《邓小平军事文集》，第3卷，320页。始终不渝地坚持人民军队的性质，始终不渝地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这是人民解放军建设的根本原则和制度，是人民解放军建设最根本的政治要求。

（二）现代条件下仍然要坚持人民战争。中国共产党领导进行的所有战争都是为了人民、依靠人民的人民战争。实行人民战争是取得中国革命战争胜利的法宝之一，毛泽东军事思想的核心就是人民战争思想。邓小平指出，人民战争是我们的传统，在现代条件下仍要坚持人民战争。为此，他进一步强调：第一，“我们历来的经验，就是用劣势装备打败优势的敌人，因为我们进行的是正义战争，是人民战争。这一点，我们要有充分的信心。”①《邓小平军事文集》，第3卷，80～81页。第二，“搞人民战争并不是不要军队现代化。毛主席在建国初期就提出了要建立强大的陆军、海军和空军，提出军队的现代化。现在我们搞的四个现代化就包括国防现代化，这是毛主席的思想。……我们现在还是坚持人民战争。”②《邓小平军事文集》，第3卷，135页。第三，“并不是有了最先进的现代化装备就能解决问题的，不是这样的。最新的例子就是阿富汗。苏联在阿富汗有十万最现代化的军队，但是也消灭不了游击队。中国总比阿富汗强一点，人口比它多几十倍，地方也大几十倍，所以我们有我们的打法，我们有我们的传统。”③中央军委办公厅：《邓小平关于新时期军队建设论述选编》，75页，北京，八一出版社，1993。第四，“现在的人民战争与过去不同，装备不同，手段也不同。……但战略思想仍然是人民战争。条件不同，人民战争的表现形式也不同。装备的改进，使人民战争更有力量。”“过去是正规军、游击队和民兵三结合，现在是野战军、地方军和民兵三结合。”“敌人要打进来，中国的‘三结合’就会叫敌人处于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④《邓小平军事文集》，第3卷，135页。1978年3月15日，邓小平为军事科学院题词：“继承毛泽东军事思想，研究现代条件下人民战争，发展我国军事科学。”⑤《邓小平军事文集》，第3卷，91页。现代条件下仍然要坚持人民战争，是邓小平为中国未来反侵略战争确定的一条重要的战略指导方针。

（三）军队建设要以现代化为中心。邓小平针对军队建设的主要矛盾，即现代战争的客观需要同人民解放军现代化水平比较低的矛盾，把现代化建设摆到军队建设全局的中心位置。他提醒全军：在正确认识自己和正确认识对手这个最基本的问题上，“从自己落后的方面去看看人家的，找一找差距，很有必要”。虽然军队现代化不是马上就能解决的，“但指导思想要明确，就是要解决现代化问题。”“四个现代化，其中就有一个国防现代化。如果不搞国防现代化，那岂不是只有三个现代化了？”“国防的现代化，只有建立在国家整个工业以及农业发展的基础上才有可能。但是不管怎么样，我们弄得好一些，就可以在现有的国力下加速改进军队的装备”⑥《邓小平军事文集》，第3卷，104、105、274、81页。。邓小平确定的以现代化为中心，把人民军队建设成为一支强大的现代化、正规化的革命军队，是人民解放军建设的发展道路。

（四）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的精兵之路。“文化大革命”中不但军事训练处于停滞状态，而且军队膨胀，机关庞大，人浮于事，臃肿不堪。针对这种情况，邓小平在1975年军队整顿时就一针见血地指出：“军队膨胀起来，不精干，打起仗来就不行。”⑦《邓小平军事文集》，第3卷，6页。后来，他又多次谈到：“这么庞大的指挥机构，指挥战争是要打败仗的。”⑧《邓小平军事文集》，第3卷，104页。“我们存在的一个最大问题，就是军队很臃肿。真正打起仗来，不要说作战指挥，就是疏散也不容易。”“军队要提高战斗力，提高工作效率，不‘消肿’不行。”“即使战争要爆发，我们也要消肿。肿，就是表现在我们指挥战争的能力不高。虚胖子能打仗？拳击运动员身体很重，但是不虚，虚就不能进行拳击。我讲过，我们的肿，真正打起仗来，就是跑反也跑不赢。确实如此啊。如果真正打起仗来，像我们现在这种臃肿状态的高层领导机构，根本不可能搞好指挥。”“更重要的是提高军队素质。战争不来是这样，战争快来也是这样，都要提高军队素质。”“军队就是提高战斗力”。⑨《邓小平军事文集》，第3卷，168、169、266、215页。根据世界军事形势的变化和中国国情军情，邓小平提出了走中国特色精兵之路的军队建设方针，基本要求是：精兵、合成、高效。“精兵”就是把军队搞精干，压缩员额，精简机关，全面提高官兵素质；“合成”就是科学的编成，诸军兵种联合作战的指挥和协同；“高效”就是机关提高工作效率和指挥水平，部队提高协同作战、快速反应、电子对抗、野战生存、综合保障等各种能力。

（五）国防和军队建设要服从国家建设大局。经济是整个社会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解决中国面临的所有问题，包括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问题，关键是要把国家经济发展起来。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把全党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以后，邓小平就反复强调，要一切服从国家建设这个大局，一切照顾国家建设这个大局；军队要服从整个国家建设大局，要在这个大局下面行动。1981年5月，邓小平在听取总后勤部汇报时指出：“要重视经济建设，国防建设必须明确服从经济建设，不然国防建设也是空的。”①《邓小平军事文集》，第3卷，195页。1984年11月，他在军委座谈会上指出：“现在需要的是全国党政军民一心一意地服从国家建设这个大局，照顾这个大局。这个问题，我们军队有自己的责任，不能妨碍这个大局，要紧密地配合这个大局，而且要在这个大局下面行动。军队各个方面都和国家建设有关系，都要考虑如何支援和积极参加国家建设。”“要从大局出发，照顾大局，千方百计使我们国家经济发展起来。发展起来就好办了。大局好起来了，国力大大增强了，再搞一点原子弹、导弹，更新一些装备，空中的也好，海上的也好，陆上的也好，到那个时候就容易了。”②《邓小平军事文集》，第3卷，261页。在1985年6月的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他又强调：“四化总得有先有后。军队装备真正现代化，只有国民经济建立了比较好的基础才有可能。所以，我们要忍耐几年。我看，到本世纪末……就可以拿出比较多的钱来更新装备。……先把经济搞上去，一切都好办。现在就是要硬着头皮把经济搞上去，就这么一个大局，一切都要服从这个大局。”③《邓小平军事文集》，第3卷，274页。这些为正确处理国防和军队建设与国家建设这个大局的关系，确立了大政方针。

邓小平领导和参与领导中央军委工作16年间，从中国国情和军情出发，继承和发展毛泽东军事思想，创造性地总结和完整系统地提出了改革开放后国防和军队建设思想，这是邓小平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的根本依据和指导方针。

三、开创了中国特色精兵之路

“文化大革命”中，由于战备和执行“三支两军”任务，人民解放军膨胀到610余万人。邓小平就任中央军委副主席后，抓军队工作的第一件事，就是贯彻毛泽东关于军队要整顿的指示。邓小平领导整顿军队之初，最根本、最要害的就是拿“肿”开刀，抓体制编制，以提高军队战斗力，达到精兵、合成、高效的要求。

1975年中央军委扩大会议重点讨论了压缩军队定额、调整体制编制问题。基本原则是：大力精简机关，裁并重叠机构，减少保障部队，压缩普通兵员，淘汰陈旧装备；有些部队实行简编，保留技术骨干和技术装备；保持一定数量的齐装满员部队，有重点地加强技术兵种部队的建设，通过整编，把部队搞得比较精干，提高作战能力。同年9月，军委批转了总参谋部根据军委扩大会议精神拟制的《压缩军队定额、调整编制体制的方案》。方案规定：三年内全军总人数精简26.2%，其中步兵部队精简27.3%，海军精简17%，空军精简16.4%，各军区机关及直属单位精简38%，总部机关及直属单位精简16.5%。由于“四人帮”的干扰破坏，邓小平于1976年4月被撤销了一切职务，这次整编也被迫中止，没有达到预期目标。至当年12月全军总人数虽减到529.9万人，但按预定计划还需裁减80万人。

“文化大革命”结束，1977年邓小平恢复职务后，多次明确指出：1975年的军委扩大会议是正确的，那次会议确定的军队整顿的各项任务要继续贯彻，军队整顿至少是三五年的纲；军队要继续“消肿”。④参见《邓小平军事文集》，第3卷，62、78、104页。同时强调，要按编制定额精简，不许超编；“要‘消肿’，不改革体制不行。”⑤《邓小平军事文集》，第3卷，171页。1980年，他提出可以研究“搞些合成军、合成师。这样便于平时合成训练，便于指挥员熟悉特种兵的指挥，就能把平时训练和战时使用结合起来，免得临时配属不习惯”。“把一个军组成一个合成军，有炮，有坦克，有导弹，炮包括防空的，实际上就是一个集团军。战时这就是预备队，使用于突击方向。这样的意见是值得考虑的”①《邓小平军事文集》，第3卷，172、178页。。同年，中央军委专门成立了以总参谋长杨得志为组长的体制改革领导小组，领导研究军队体制改革问题。1982年7月召开的中央军委座谈会，明确确定军队体制改革、精简整编的原则是精兵、合成、平战结合、提高效能。为适应军队现代化建设和诸军兵种合同作战指挥需要，经中共中央批准，从9月1日起，军委炮兵、装甲兵、工程兵领导机关分别改为总参谋部下属的炮兵部、装甲兵部、工程兵部，作为管理全军炮兵、装甲兵、工程兵的业务部门。同月，军委批准下发《军队体制改革精简整编方案》。执行这一方案，总参谋部、总政治部、总后勤部编制人员分别减少22.9%、15.2%、32%，均撤并了一些机构；将铁道兵指挥机关及所属部队共14.8万余人全部并入铁道部，撤销基本建设工程兵领导机构及其番号，所属部队共34万人按系统对口转业到国务院有关部和所在省、市、自治区；1983年12月开始组建陆军机械化步兵师，师辖机械化步兵团、坦克团、炮兵团、高炮团和工兵、通信兵、防化学兵等专业分队，将北京军区第38军和沈阳军区第39军作为试点，改为集团军，军辖3个陆军师、1个坦克师、1个地炮师、1个高炮师和1个工兵团；按陆海空军后勤向联合后勤方向发展的要求，在济南军区组织了后勤体制改革试点。海军、空军、第二炮兵和军队院校体制编制也作了相应调整。至1984年，《军队体制改革精简整编方案》规定的任务完成，全军总人数减到400万人。至此，“消肿”已明显见效，优化体制编制也开始试点。

1979年1月中美建交，20世纪80年代中苏紧张关系逐渐缓解。在1984年11月1日军委座谈会上，邓小平对国际形势作出新的判断，指出：“仗打不起来这个话，我们多次讲过，过去讲十年，现在过了几年，还可以说十年。现在能发动战争的还是美苏两家，但是这两家都不敢动，哪一家都有毁灭世界的能力，谁敢动啊？”“现在我们应该真正冷静地作出新的判断。这个判断，对我们是非常重要的。首先就是我们能够安安心心地搞建设，把我们的工作重点转到建设上来。没有这个判断，一天诚惶诚恐的，我们怎么还能够安心地搞建设？……也不可能确定建军的正确原则和方向。”他提出，军队要进一步裁减一百万。②参见《邓小平军事文集》，第3卷，265、266页。1985年3月4日，他在会见日本客人时指出：“现在世界上真正大的问题，带全球性的战略问题，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是经济问题或者说发展问题。”③《邓小平军事文集》，第3卷，270页。根据这种判断，1985年5～6月的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作出了国防和军队建设指导思想实行战略性转变的重大决策，即从立足于准备早打、大打、打核战争的临战状态，转到和平时期建设轨道上来。这次会议决定裁军100万，并通过了《军队体制改革、精简整编方案》。这个方案要求精简与改革体制编制、改革有关制度同步进行；精简机关、减少层次、撤并机构、降低部分单位等级；裁减部分陆海空军部队，主要是步兵部队、守备部队和勤务保障部队；精干编制，减少干部和保障人员；调整比例，加强合成等。这次整编到1987年底基本顺利完成，减少了员额，精干了机构，优化了部队编成。全军总人数由400.6万人减至305万人，各级军区机关人员减少了53.6%，三总部机关人员减少将近一半，大军区由11个裁并为7个，减少军级以上单位31个，师、团级单位4054个。陆军军全部整编为集团军，陆军集团军中技术兵种比例第一次超过步兵比例，提高了合成程度，增强了整体威力和独立作战能力，组建了陆军航空兵部队。海空军部队淘汰了旧装备，相应减少了人员等。至此，人民解放军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精兵、合成、高效的建设之路。

邓小平为中国改革开放后国防和军队建设提出完整系统的理论、方针和原则，同时在实践中为军队改革发展开创了中国特色精兵之路，这些为此后直至今天中国特色国防和军队建设的发展改革，提供了根本理论指导和实践依据，也对今后中国特色国防和军队建设全面发展具有长期指导和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