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主义与中国近代以来翻译诗学变脸

刘 杰，张迎肖，赵 洁

（河北农业大学 河北 保定 071000）

雅各布逊之前的翻译研究多关注翻译“应该如何”的问题，其之后的研究者们开始尝试发现并客观描述翻译“是如何”的问题，即所谓的描写翻译学。而将诗学引入到翻译研究中来，无疑为我们描写翻译现象增加了一把利器。翻译诗学是诗学的组成部分，同样会随着历史的变迁，在不同的时期呈现出不同的面貌。翻译诗学变脸一词是借用于南京大学杨柳教授，旨在反映和描写翻译诗学的这种动态特质。翻译诗学变脸的促成因素是多样的，有内部的，外部的，有译者本人的，也有社会大背景的等等。本文拟从西方主义角度，借助丰富的史料，考察中国近代以来翻译诗学的变化情况。正如有学者指出的，西方主义意识在“东方”国家（如中、日、印等）的翻译中并不难找到踪影。但遗憾的是，这方面的问题至今尚缺乏专门论述。（蒋骁华，2012：32）

一、翻译诗学和意识形态

“诗学”(poetics)一词，在亚里士多德的《诗学》里，是指组成文学系统的文体、主题与文学手法的总和。（转引自杨柳，2009：前言）EdwinGentzler(2004:167)：认为，翻译诗学指构成任何文学系统的体裁、主题、文学手段的总称。在翻译研究中还可指文学系统在一个更大的社会系统中所起的作用，和/或者其如何与其它（外国）文学系统或符号系统相互作用。翻译操控学派的代表人物勒菲弗尔给翻译诗学下的定义很接近Gentzler：诗学的含义由两部分构成，一是文学手段、体裁、主题、原型人物及情景、象征等的总称；二是有关文学在整个社会系统中所起或应该起到的作用的观念。（Lefevere,2010:26)

意识形态（ideology)一词在西方学术话语体系中经过了长时间不断发展和丰富的过程。意识形态最初在法国哲学家AntoineDestuttdeTracy的观念学原理中意指”观念的科学”，后来，该词经过法国人阿尔伯特·卡缪（AlbertCamus）、马克思（KarlMarx）、意大利共产主义思想家安东尼·葛兰西（AntonioGramsci）、路易·阿尔都塞（LouisAlthusser）、特里·伊格尔顿（TerryEagleton）等的不断阐释和发展，其主要内核最终可以归结如下：意识形态的产生具有物质基础，由统治阶级（或者争取领导权的一定阶级的上层）通过知识分子传递到被统治的阶级；温和的意识形态操纵维护了国家机器权力的施行，并确保了生产关系的再生产；文学是意识形态的一种形式，以温和的、甜蜜的方式操纵大众，从而呼应和维护主流社会的权力和利益。（杨柳，2010：前言VIIIX）

二、西方主义

1978年世界知名的文学与文化批评家萨义德出版了《东方学》（Orienalism)一书，从此东方主义成为一种重要的文学研究范式。萨义德认为，东方只是西方学者想象和建构的产物，并不反映东方的真实面貌，却反映出欧洲文化的自我优越感。而西方主义可以被认为是萨义德东方主义话语的一种反话语、反记忆以及反他者形式。（陈小眉，2014:7）西方主义是这样一种话语实践，即人们通过建构西方他者的形象，主动地参与进一种带有本土创造性的挪用行为中去，甚至有时是紧随着西方对东方的挪用和建构，积极能动地做出相应的反映。（ibid:3)Burum和Margali（2004:5-10）认为西方主义是对西方的一系列偏见，是其敌人对西方“去人性化”的丑化描述，其内核是对西方宗教改革、文艺复兴、自然科学摧毁了欧洲统一精神文化等的批评。在西方主义的话语体系里，西式自由民主、个人主义、物质主义、资本主义、商业、城市、工业化等都是被批判的关键词，同时还认为，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文化是颓废的（decadent）和没有灵魂的（soulless).

西方主义是一个非常丰富、复杂的话语体系，为了研究方便，本文将西方主义的范围和含义限定在中国官方话语体系中有关对西方的论述、态度、政策等，当然这基于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差异、不同的历史时期国际、国内环境、国家关系等等。

三、近代以来翻译诗学的三次变脸

（一）第一次翻译诗学变脸（1840—1949）

鸦片战争之前，中国两千多年来的封建王朝的统治者们一直将自己疆域以外的地区称为“蛮夷之地”，这是最初丑化、矮化西方的开始。而就在鸦片战争前，清朝统治者还依然做着天朝上国的美梦，这从1792年英王乔治三世致乾隆皇帝的国书及其汉译文可以管窥一斑。细读资料不难发现，乔治三世的国书是大英帝国话语体系的产物，它所构建的双方关系、提出的平等交往、派驻使节、通商护侨等要求，凸现的均是英文认知、想象、改造世界的方式。但乾隆皇帝看到的国书却成了英吉利国表文，表是臣下写给皇帝的奏章。在天朝话语体系中，写给皇帝的信只能是“表”或“奏”。除此之外，不管是译文中的“奏事”、“恭惟大皇帝万万岁”等措辞，还是表文的书写格式体现出的森严的等级关系，都说明西方在清朝官方话语体系中“他者”的地位。（王辉，2009:28）难怪蒋廷黻评论说：东西关系是特殊的，在鸦片战争以前，我们不肯给外国人平等待遇，在此后，他们也不肯给我们平等待遇。（蒋廷黻，1938:11）

1840年的鸦片战争标志着中国近代史的开始，中国开始逐步沦为西方列强的半殖民地。鸦片战争失败后，清廷开始对西方感到愤怒、恐惧和好奇，而知识分子开始了觉醒。林则徐最早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学习西方先进的枪炮武器技术的思想。另外，他还组织人编写了一些外国历史、地理方面的书籍。魏源受林则徐嘱托编著了《海国图志》。后来，李鸿章、曾国藩等领导的洋务派开始了较大规模的学习西方的运动，通过译介，引进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但主张“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比如，1861年，洋务派办起的江南制造总局成立翻译馆，聘请英国人傅兰雅、美国人林乐知等人从事翻译工作。至清末，该局共译出西书约200种，大多是兵工、科技类书。（陈福康，2000:79）1862年奕䜣等人办起了同文馆，培养翻译人才。清政府甚至从1872年至1875年，先后派遣四批、共120名男童赴美学习英文，这批孩子史称“大清留美幼童”，这些幼童学成回国，大多从事翻译方面的工作。（叶蔼云，2014:43）

维新派也很重视翻译，但与洋务派重视科技翻译不同的是，他们主张翻译政治、法律及其他学术类的书。例如，梁启超1897年在上海集资自办“大同译书局”，他说自己办局的方针是“以东土为主，而辅以西文；以政学为先，而次以艺学。”（陈福康，2000:101）尤其是中日甲午战争战败以后，中华民族被推到了危亡的关头，许多知识分子更深感中国的落后不在于器物之劣，中国应该以日本明治维新富国强民为榜样，学习西方的思想、文化、制度等来挽救国家。作为维新派的思想家，严复选择翻译了英国生物学家赫胥黎的《天演论》，被胡适评论为“介绍近世思想的第一人”。严复译《天演论》不是纯粹直译，而是有评论，有发挥。他将《天演论》导论分为18篇、正文分为17篇，分别冠以篇名，并对其中28篇加了按语。他在阐述进化论的同时，联系中国的实际，向人们提出不振作自强就会亡国灭种的警告。考虑到译本的接受性，严复还有意采用了为士大夫所青睐的桐城派古风文体。这些翻译策略使这本书大获成功。根据百度百科提供的统计信息，该书自1898年以后，在短短的十多年中，《天演论》就发行过三十多种不同的版本，这是当时任何其他西学书籍都不可比拟的。林乐知将对日本近代教育改革产生重大作用的《日本的教育》一书翻译过来，希望通过引进西方教育制度，从教育改革入手，实现强国愿望。司显柱、卢明玉曾以林乐知代表作《文学兴国策》为例，对其文本翻译策略进行了深入研究，发现：译者将原文属于西方文化特征的词句替换为中国文化特征的语句，如以“朝廷”、“官府”等对译美国的“民主当局”、“州”等；套用中国传统的文学形式和古语进行翻译；通过加译或改译，使儒家思想、封建礼教和封建等级观念在译本中得以充分体现，如译文中多次出现“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等字眼。（司显柱、卢明玉，2014:16-17）马建忠在其《法律探原》中曾刻意用“户口”来翻译《法国民法典》上的“人”，用“责分”来译“民事权利”，借“立嗣”来替代“收养”，他有意采用迂回的、折中的、回避的方式处理西方制度，以便西方民法制度能被移植到中国。（屈文生，2014：44）这是一种归化的翻译方法，不过这种归化法不同于以往的粗暴抹杀原文，它是为了使原文更好地被接受，而采用的折中策略。这也是亲西方，颂扬西方的西方主义的一种表现。

（二）翻译诗学第二次变脸（1949—1978）

二战后，冷战时期开始，两大社会阵营尖锐对立，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到了不可调和的地步，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国家对新中国实行政治上孤立，经济上封锁和禁运政策，中国共产党做出了向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一边倒的选择，开始在苏联的帮助下进行大规模的经济建设。这个时期翻译活动受到了冷战的极大影响，翻译诗学更紧密地与意识形态和政治联系起来，从学者挖掘的史料中可以看到中共很多领导人这个时期都曾就翻译发表过讲话，如毛泽东、周恩来、刘伯承、矛盾等。其中陈毅1962年谈到，外语本身就是政治斗争的工具...掌握了外语可以加强我们对帝国主义的打击。（陈福康，2000:383）意识形态不再是那只“无形的手”温柔的发挥作用，而是被推到了东西方对抗的前沿。

这个时期翻译被当做了抵抗西方话语体系和意识形态的重要工具，从选材来看，马克思主义文学作品、无产阶级文学作品、毛泽东著作等的英译是翻译的重点。具体来说，大量的马列主义经典作品以及苏联文学作品，甚至包括很多东欧文学作品都大量地译介到国内（费小平，2005:89-90）。同时，“十七年”时期，英美浪漫主义、现代主义文学作品在中国收到了冷遇，而英美现实主义文学作品则受到了青睐，如马克吐温的小说，彭斯的诗歌，谢立丹的戏剧等等。现实主义作品之所以在这个特殊的时期没有被当做“资本主义毒瘤”，相反欧·亨利和惠特曼等人的作品甚至得到了大力推介，原因有三：一是现实主义文学的基本特征包括反映生活的真实性和强烈的揭露性和批判性；二是新中国成立后，马克思主义理论成为新中国文艺思想的指导纲领，也就为现实主义在“十七年”的政治话语语境中争得了合法的地位。三是新中国以苏联翻译界为重要的参考系，而现实主义既是苏联唯一合法的文学创作方法，也是苏联翻译界用来甄选、规约外国文学的重要标准（卢玉玲，2011:19）。另外，一些被认为是进步、积极，对无产阶级做出贡献的国内作家的作品被翻译成外文，包括鲁迅、郭沫若、老舍、巴金等。一些重要官方“赞助人”（patron）翻译机构成立。如：1949年1月，外文局前身—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新闻出版总署新闻局成立。1953年中央编译局成立于，其主要任务是编译和研究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翻译党和国家重要文献和领导人著作。该局内设中央文献翻译部，其基本职能是将党和国家的重要文献译成多种外文。这些重要文献主要包括：中国共产党和国家领导人的著作；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的主要文件；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全国政治协商会议的主要文件；党和国家其他重要政策文件。中央文献翻译部最早可追溯到1961年按照中央指示成立的毛泽东著作翻译室。（中央编译局官网）谈到毛泽东著作翻译室，毛选英译就不得不提。1960年毛泽东著作翻译工作开始启动，为了翻译毛选，国家专门建立了翻译机构，即毛泽东著作翻译室。中央从各地和各单位抽调了一大批翻译方面的专家组成翻译组，大家分工协作，采用“译场”的方式进行翻译。可以说，毛选的翻译工作在当时是重要的政治任务，在1966年文革初期达到了高潮。

（三）翻译诗学第三次变脸（1978-）

1978年底，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会议做出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实行改革开放的重大决策。1979年中美建交，1984年，邓小平提出了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两大主题的论断，中国与西方国家关系逐步缓和，2002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中国开始融入国际大家庭，这些政治生活的变化对新时期翻译工作产生了重大影响，中国的翻译工作也开始进入一个高速发展和繁荣的时期。西方主义的论述在这个时期的官方话语体系里变得更理智和全面。

四、结语

西方主义是萨义德东方主义的反话语，从西方主义角度研究一个国家翻译诗学的变化是有意义的一项工作，因为当前西方主义在翻译界的研究还并不成熟。西方主义是来自文学批评的概念，与东方主义一样，最初也来自西方，它与政治、意识形态、国家话语、对外翻译等关键词紧密相连。受于篇幅和笔者能力所限，上述三次翻译诗学变脸的时期划分不免有些粗陋，比如说中国近代时期，可以分成旧民主主义时期和新民主主义时期，因为五四运动在中国历史上影响深远，这次运动与本文的研究方向有比较直接的联系,而本文没有专门论述。还有，在第二个诗学变脸时期，1960年中苏关系开始公开交恶，此后苏联文学被定义为修正主义，我国的外国文学界在批判修正主义的同时，也给西方文学普遍戴上了帝国主义或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帽子。（陈众议，2009:16），而本文也未详细论述，凡此种种及文中其它不当之处，请专家同行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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