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生豪翻译的莎剧:文而不越,质而意显

李伟民

(四川外国语大学 莎士比亚研究所,重庆400031)

朱生豪翻译的莎士比亚戏剧在中国莎学史上占有重要位置,他的莎剧译文经受了时间的考验,也在众多优秀译本历经百年的“翻译竞赛”中,受到几代中国读者由衷的喜爱。当今天的我们抚卷展读这些熔铸着译者青春生命,耀眼才华,执着奋斗精神,堪称经典的莎士比亚戏剧译文之时,真乃灿然照眼也,而其敬佩译者之情也不禁油然而生。经过时间的考验和无数读者的选择,朱生豪译本以其独特的魅力在21世纪的今天仍然显示出了朱译本所独具的生命力,并与其他各具特色、各有千秋的莎士比亚译作一起共同建构了莎士比亚的经典性。那么,我们会问,朱生豪翻译的莎剧为什么能够超越时间、空间的阻隔,在同时代的莎剧译本已经进入文献库,而少有人提及的八十多年后的今天仍然值得读者、戏剧家、研究者玩味、研究、阅读和上演呢？我们认为,朱生豪翻译莎士比亚戏剧达到了“文而不越,质而意显”的高度,而且把莎士比亚戏剧以具有强烈诗歌韵味的口语化汉语,以散文形式呈现出来。这正是朱生豪译本胜过其他许多莎剧译本的地方,也是其存在的独特价值的生动体现。

我们认为,朱生豪译莎剧的一大特色是以其醇厚的中国古典语言文学修养为基础,娴熟地掌握了现代汉语的基本句型和构词方法,以他的古典与现代诗词创作才能,以及对莎剧原文较为透彻的理解和灵活的翻译策略,使他的莎剧译文经受了时间的考验,成为中国莎剧译文中的精品。因为朱生豪自己就是一个诗人,且对中国古典诗学有着深厚修养和独立见解,所以在译莎时,对句型、词汇的运用,对诗体的选择,有着更大的自由度和更为广阔的驰骋才气的天地,可以这样说,朱译文是游走在古典与现代之间的一种译文。他在译莎时,可以优游从容地选择古今诗体的不同风格、不同句式,在翻译中的多项选择中,寻找出最佳的路线,获得最优结果。从四言诗到楚辞体,从五言诗到六言七言,甚至长短句,他都运用自如,在译文中可以充分发挥他的诗歌创作才华,并使中国诗体的各种形式,十分自然地熔化浇铸于汉译莎剧之中而不露斧痕。

尽管朱生豪是用散文形式翻译莎士比亚戏剧,但凡是读过朱生豪译本的读者都有这样的感觉,朱译本和其他译本比较,即使是和现在的诗体译本比较,朱译本的文字也如行云流水,卷舒有度,又如常山之蛇,首尾连贯,散发着浓郁的吮英咀华的魅力,其中所散发出的浓浓的诗情与诗意,既非一般的散文译本可比,也非分行分节的诗体译本可媲美。而他的白话译文的表达也并不因为时间已经过去了大半个世纪,使现在的读者感到生疏和拗口。我们认为,在中国的莎作翻译者中,朱生豪可以毫无愧色地名列诗词创作最好的译者之一。如果朱生豪没有诗人的气质和才华,也就不可能成为莎剧的著名翻译家,因为莎士比亚是诗人兼戏剧家,而朱生豪则是诗人兼翻译家。

在我国的文学翻译史上,朱生豪所译的莎剧固然是最优秀的那一部分,但也不可否认的是,由于时代的局限,伦理观念的变迁,参考资料的奇缺,还存在着种种未尽人意之处。美中不足的原因既有翻译策略方面的原因,更由于动荡的时局、贫病的折磨和工作条件的艰苦。他自己曾经说过,“乡居僻陋,既无参考之书籍,又鲜质疑之师友,谬误之处,自知不免。”随着“朱生豪译莎研究”的深入开展,我们客观地指出朱译莎剧的不足,对其译文作出校订和补译,其实也是对这位先贤最好的纪念。

在一些莎剧翻译研究者看来,朱生豪的译文虽做到了“明白晓畅”,顾绶昌先生认为:“但由于他喜欢重组原句,有时会使译文显得噜苏或简慢。有些译得比较优美的段落,往往过于渲染铺张。最大的缺点是任意漏译:剧中小丑的插科打诨,一些俏皮话或双关语,淫秽不雅的词语,他会采取节译或删除的策略。”我们说,朱生豪的译文,首要的是保存神韵,其次是“重视传达原文”,在此时摈弃逐字逐句之硬译。如果说这就是“中国化”,那么也是在“忠实”基础上的“中国化”。实际上,顾绶昌先生的这一批评既值得重视也值得商榷,因为朱生豪译文的“中国化”是有分寸的,如果我们比较一下林纾、邵挺等人的译文,以及众多的《莎氏乐府本事》这种“相当中国化”和“更易原文之结构”的译文,比之后者不知要减少了多少。但尽管如此,朱生豪的译文也还不同程度存在着上述不足,所以,后来者以朱生豪的译文为底本编纂《莎士比亚全集》校订和补译的工作仍然显得十分必要。

当时代列车驶入2014年,在全世界的文学界、戏剧界和莎学界隆重庆祝莎士比亚诞辰450周年的日子里,浙江工商大学出版社郑重推出了经陈才宇教授一人之手重新编订的《莎士比亚全集》,可谓顺应新时代人们阅读经典,深入了解、欣赏、研究莎士比亚的愿望,精心打造的一项重大基础性文化工程;也是陈才宇教授积多年翻译莎作、研究莎作和英语语言文学,在朱生豪译文的基础上完成的一部特色鲜明,走进新时代的《莎士比亚全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