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清时：想象力让我一生受用无尽

孙金鑫（整理）

我这一代人的教育经历，现在看来还是比较幸运的：上小学时，功课不紧，有很多玩的时间，这让我能充分享受想象的乐趣；上中学时，成都街上到处都是旧书店，我当时最大的乐趣就是去旧书店看书，我的很多知识都是从旧书店看来的；考大学时，大学还有比较大的招生自主权。那时小孩子的同伴很多，自己动手做东西的机会很多。我觉得中小学阶段对我的发展影响最大的一些关键因素，现在小孩都缺乏了。

“小学留下的想象力让我终生受益”

我1946年出生，四岁多就上了小学，提前上学是因为比我大两岁的姐姐不敢一个人上学，所以我就去陪读了。我们在一个旧庙里上课，每人自带一个小凳子，挤在一个长条桌旁听课。旧庙里蛇多，有一天我们上课的时候，梁上就冒出了一条大蛇，吓得大家都不敢动，后来在街上请了几个人把它给抓下来。

我还记得刚上学的时候，我写9 和7 这两个数很困难，不知道9 怎么弯，7 怎么拐。当时学校对学生的要求还不像现在这么严，我们有很多玩的时间。那时我特喜欢玩、喜欢运动，最喜欢打乒乓球，哪个小伙伴球打得比我好，我就一心想超过他。学校根本没有球桌，我们就是把石板当球桌，把砖头堆起当“网线”。

慢慢地，我觉得小孩的乐趣还不是玩，而是想象。在很小的时候，走路很枯燥时，我脑袋里就开始想象自己身处在各种场景下、各种感受、应该怎么怎么做，在这其中，我得到了很多乐趣。比如：当时小孩们都很崇拜黄继光，都很想去学，但是又不想死。我就想象如果我去，那么我的胸口一定要放个钢板，把敌人机枪堵住了也不会被打死。现在想想，这不就是防弹背心吗？但那时还没有这个概念。

我现在对小学时代最深的印象，就是我的想象力在那时得到充分的发挥，我一辈子最受益的就是这个。当年著名数学家陈省身给中国科技大学少年班的题词是：“不要考100 分。”大家都不理解，我就跟学生讲：你可能不费太多力气就可以考到95 分，但是要得到最后五分，你就要付出比前面多得多的力气，这样一来你虽然考了100 分，但你的想象力和素质被压抑了，脑子慢慢也板结了，这和农民种地的道理很相似。我小时候，农民种地不施化肥，水稻的亩产是三四百斤。施了化肥后，亩产提高到五六百斤。但施过两三遍化肥后，亩产量就很难再提高了。而且，土壤因为过度施肥而板结，也没法继续种稻子了。

爱因斯坦说过：想象力比知识更重要。人的创新能力的核心要素是想象力。如果哪个学生想象力很丰富，那么这个学生以后肯定很有创造力。所以我觉得在中小学阶段，其实对于一个人最有意义的就是培养他的想象力，唤醒他的想象力。现在有些中学把学生当做一个考试机器来“磨”，学生考试效率提高了，可以考高分，考好大学，但是天赋、想象力、创造力也都被磨灭了，当他真正独立工作后，他就一筹莫展，没有底气、没有创造性了。在我受教育的年代，还没有人逼着学生这样学习，所以我是幸运的，我的大脑还没有被板结。

“初中时代的最大乐趣，就是去旧书店看书”

1957年，我11 岁时上了初中，是成都市13 中（现在叫成都华西中学），因为父母都去了外地，我就住到学校里了。我们的宿舍是木结构的老房子，没有上下水，没有洗手间，走在里面，楼板吱吱地响。我们要自己带着缸子到食堂接自来水洗漱，但这些都不算苦，当时我最担心的是晚上上厕所的问题。厕所在宿舍楼下的大操场对面。我第一次晚上上厕所，就在操场里面跑，摔倒了好几次，也不害怕，就是很执著地一定要走到厕所去。那个时候的小孩子根本没有意识说随便找个地方解决问题。

那时学校没有几个住校生，下课后就没人管我们去哪儿，我们可以在校内外自由活动。我当时的最大乐趣，就是到校外一个一个旧书店去看书，那时成都街上到处都是旧书店，旧书店比新书店还多，现在都已经绝迹了。学校有图书室，但书很少，远远不能跟旧书店里的书相比。刚开始我喜欢诗歌，古诗、现代诗都喜欢，我觉得就这么几个汉字组合起来，就让你一下子得到一个意境，很美妙。我被诗歌的那种语言魅力给迷住了。

渐渐地，我又开始喜欢化学，这是因为我看了凡尔纳的《海底两万里》。我读到化学家把创造新物质作为自己的使命，把水、空气等物质组合起来，居然就可以造出食物，造出各种东西，这是其他学科都没有的，让我觉得很神奇。所以那时我就开始喜欢化学，到旧书店去看化学史，以及其他很多相关的书。后来我又喜欢物理，因为我发现，物理比化学还深一些，原子结构、原子、分子等内容很吸引我。再后来我又喜欢数学，因为有个十几岁的数学家叫伽罗华，他发明了“群论”，我就特别崇拜他，当时《数学通报》有一篇介绍伽罗华的文章，上面有伽罗华的画像，我就用半透明纸蒙着那一页，一笔一笔把他的画像摹下来，夹在本子里。中学的课程中，算术、代数、几何等的学习都让我终身受益，但我最大量的知识都是从旧书店来的。泡旧书店的经历，让我对各个学科的内容都有所了解，知识面大大拓宽了，这使得我后来比别人更适应交叉学科的研究工作。

“高中时我们自己做半导体收音机”

高中时，我们这批小孩中间流行自己做半导体收音机。为此我们要先学会买矿石，从一个个小矿石里挑出合适的，然后去弄电阻、电容，用金属丝把它们串起来，制作整流器等，这要花很多时间去摸索，涉及各学科的知识。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很有成就感，自信心大增，对科技的兴趣大增。现在小孩买玩具太方便了，很少有孩子自己动手做。

当时并没有老师带我们做半导体，因为老师也不大会做，都是小孩之间互相教的。其实小孩的很多本事都是一起玩着学出来的。现在的孩子，学什么都要上培训班，那时哪有培训班，各种玩法没人教，但小孩都会了，就是小孩跟小孩学、小小孩跟大小孩学的，小孩跟小孩学还学得特有兴趣、特快。我们小时候兄弟姐妹多，亲戚朋友多，街坊邻居多。那时候所有人家都是敞开的，各家也没有大门，没有锁，不要院子，小孩子全都满街跑，很多能力就这样玩出来了。现在的小孩子同伴太少了，一起玩的时间太少了。

这些都是现代小孩培养上最欠缺的东西。一般人都以为，社会进步了，教育也进步了，现在的小孩比过去的一些小孩受到的教育要好得多了，其实不然。我觉得对我的成长最起作用的那些因素，现在的小孩都很缺乏。

“我考大学时，大学的机制还很灵活”

1962年，华罗庚先生组织各地搞数学竞赛，那时的竞赛就是竞赛，根本就没有什么培训，我得了个一等奖第三名。我想这和我在旧书店看过很多书有关。第二年，我参加了高考。那时高考也不像现在这样紧张，我们是在高中课程结束后，大概复习了一个月就参加考试了。我考了460 多分，并不是特别好，因为我高考作文写砸了。作文要求学生写“由唱《国际歌》想到的”，当时我想到的第一句是“起来，不愿意做奴隶的人们”，想起国歌来了，我那个作文能写好吗？跑题了！至今想起这事，我仍后悔不已。数学和物理考的最好，都得了九十六七分。但是语文才60 分，把我的整个高考成绩都拉下去了。

华罗庚先生当时是中国科技大学的副校长，我特别喜欢数学，所以特别想上华罗庚所在的学校。作文写成这样，我想肯定上不了中科大了。但是当时中科大看到我的数学成绩很好，又得过数学竞赛一等奖，觉得我还是个苗子；同时我在高二时已经入了团，表明我政治上是可靠的；那时大学在录取中还是有很大的自主权的，教育部也没有硬性规定每个大学要多少分才能录取，学校录取时都是综合考虑的，所以我最终还是被中科大录取了。

我很感激中科大改变了我的命运，更感激当初的教育思想和管理体制没有像现在这样死板，没有因为一分之差就把人给卡下去。

“老师把我们当做她的孩子来对待”

那时的老师虽然境遇都不大好，但都特别敬业。我上初中的那一年，“反右”开始了，学校里到处都是大字报。有一个女老师，本来是四川师范学院物理系的高材生，成了右派，被放到我们学校教初中物理了。因为政治上很压抑，所以她从来不跟学生私下交流，沉默寡言，但对教学倾注了全部精力，很负责，很认真，课讲得很好。她用心教学，使我们每个学生都受益很深。

教我几何的周泰金老师，听口音不是四川本地人，应该是山西一带的北方人。他很喜欢几何，一辈子就教几何，教得津津有味。我还记得他上课的时候就拿一把尺子、一条线，线上拴个粉笔，要画圆圈时，把那个线用图钉一按，一个圆圈就直接画出来了熟练得很。他的板书一笔一画、清清楚楚，课也讲得很生动，所以很快就让我们小孩喜欢几何了。我数学竞赛得奖就跟他很有关系，他让我发现几何简直太美妙了，就几个公理、逻辑推论，就可以推出整个世界来。

那个时候出身是很重要的。我的中学班主任陈吉英老师，出身就不好，是云南一位民主人士家的富小姐，丈夫也是一个很有名的学者、教授。但她依然像母亲一样对待学生，把学生当做自己的孩子一样。她为学生骄傲，我们也很尊重她，很感激她，经常去看她。陈吉英老师现在还在世，住在昆明，我特地去看过她好几次。

高二时我申请入团。那时团员不多，入团是一个很光荣的事，争得很激烈。我虽然各方面表现都不错，但家庭出身不好。陈吉英老师虽然同情我、支持我，可她自己出身就不好，没有能力帮我。艾淑斌校长当时是学校的副校长兼党支部书记，是学校里实际上的最高领导，她当过我们的代理班主任，很了解我，就拍板说：一个青年学生入团是可以的，这也不是入党，不是提干。所以我才能入了团。这件事对我以后的发展非常关键。像中科大这样一个当初很拔尖的、军工很多的学校，对学生出身的要求是非常严的。一个人如果出身不好，那么即使成绩再优秀都可能没有机会上大学。如果我没有入团，显示我在政治上是可靠的，那么我是很难被录取的。

“父母咬牙忍受的精神深深地烙在了我的心里”

父母对我的影响至深。父亲朱穆雍是学社会学的，传统文化修养很深。他为我取名“清时”，源出唐代诗人杜牧的七言绝句《将赴吴兴登乐游原》：“清时有味是无能，闲爱孤云静爱僧”，但他自己一生阴错阳差、历尽坎坷。父亲1940年从华西协和大学毕业后，遵从家人意愿，放弃赴美留学机会，在国民党四川省政府做职员，那个时候做职员就得集体加入国民党，填个表就算入了国民党。有一次他的上司分党部书记到外面去竞选，让他代理了—下，结果解放后这就成了说不清的历史问题，在历次运动中都是“运动员”，吃尽苦头。我上小学时，父亲又遭诬陷，被判“机关管制”，知识分子最受不了的就是清白被玷污。那天我妈妈哭了，全家人都在哭，同院子的人来劝；我躲在厕所里面哭，有一个女的拼命把我往外拉，这个场景我一辈子没有忘。

所以在我上学长大的这个过程中，我们家一直都很艰难。我们兄弟姐妹七人，当时父亲这样的人只能领到生活费，“管制”结束后的工资也特别低，他到退休时的工资还不如新毕业的大学生。但我妈妈是个有文化的妇女，现在像她那样能干的人已经很少了，我的小弟弟出生时，就是她自己接的生。她一边操持家务，一边去打工挣钱。她到河边把石头捶碎了卖给铁路铺铁轨；给工厂的工人洗那种很粗的劳动布衣服。但最难得的是，我妈妈接受生活上的这种变化，认识到如果父母一直没有出路，那么这么多子女怎么办？她就积极为新政权做事，积极做街道工作，最后竟然成为成都市的居民工作模范，还到广播电台去做典型报告。所以我上大学时才发现，如果按我父亲的这种情况衡量，那我们的家庭出身应该是职员；但因为母亲很能干，人又好，当初政权很喜欢她这样的人，所以就给我们家的成分定为城市贫民。

妈妈的这种奋斗精神，对我们子女影响很深。我父亲的问题本来是灭顶之灾，母亲积极适应新环境，改变了我们家的命运。这种自强不息的精神深深地烙在我的心里。我从小在那种艰难的环境下度过，以后什么苦都不觉得不能忍受。

采访后记：

2014年6月12日，在2014年两院院士大会期间，朱清时校长接受了我们的访谈。

当这位备受国人乃至世界瞩目的科学家、大学校长坐到我们面前时，我们没有嗅到一丝喧嚣味。他偶尔冒出点川音的普通话，声音绵醇而温润，每一个字，都清晰、徐缓而生动，与大众媒体描述的锋芒犀利的教改先锋的感觉完全不同。印象更深的，是他对于自己说出的每一个人名，不记得的就说不记得了：记得的，一定要告诉我们那几个字是怎么写的。一就是一，二就是二。严谨而干净。

他说，几十年过去了，回头看看，这一生最受益的就是小学时养成的想象力。在整个交流过程中，我们一句也没有提到他在中科大和南科大的改革，但是，我们知道，我们所有交流的内容，都与他后面的这些改革有关。或许，从某种意义上说，他的若干惊世之举，也是当年的“大小孩”，在带现在的“小小孩”。

得知我们要去见朱清时，有一位家长请我们转告他：“感谢您给了中国人一个南科大。”其实，那天他的腰一直不舒服，不宜久坐，但他始终端坐着，没有表示任何不适。他其实不仅仅是在接受我们的采访，更是希望借助这个交流，最直接地向中小学同行们传达他的担忧与期望。

直至此时，我们依然能感受到，那种纯净的科学家的气息，浓烈的教育家情怀……

（选自《中小学管理》2014-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