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重抑郁症与单一抑郁症患者睡眠质量及应对方式的研究

2014-02-08 07:06严保平孙秀丽桑文华韩彦超李建峰刘永桥栗克清江琴普高良会杨老虎崔利军
中国全科医学 2014年1期
关键词:改变现状双重消极

严保平,孙秀丽,桑文华,韩彦超,李建峰,刘永桥,栗克清,江琴普,高良会,杨老虎,崔利军

睡眠紊乱是抑郁症最常见的伴随症状之一,具有失眠、早醒的生物学特点,最常见的睡眠紊乱是入睡困难,严重影响了患者的生活质量。文献报道睡眠紊乱可增加抑郁症患者自杀的风险[1];同时研究也证实抑郁症患者经常采用消极的应对方式,也增加了患者自杀的风险[2-4],这两者作为导致自杀的危险因素在临床上应引起足够的重视。双重抑郁症(double depression)是指在心境恶劣基础上叠加的重性抑郁发作[5]。目前对于双重抑郁症患者睡眠质量及应对方式的研究较少,为了解一般人群中单一抑郁症与双重抑郁症患者睡眠质量与应对方式的差异,为进一步进行临床干预提供数据支持,本研究以河北省2004—2005年进行的全省精神疾病流行病学调查中诊断的399例抑郁症患者为研究对象,对其中诊断为双重抑郁症的56例患者与未共病心境恶劣障碍的343例单一抑郁症患者的睡眠质量及应对方式进行对比分析,现报道如下。

1 对象与方法

1.1 研究对象 研究对象来源于2004年10月—2005年3月在河北省进行的全省精神疾病流行病学现场抽样调查结果[6]。总样本量为24 000人,实际完成调查20 716人。本研究以调查诊断的现患重性抑郁障碍(抑郁症)患者399例为研究对象,其中男151例(37.8%),女248例(62.2%),男∶女比例为1∶1.64;城市40例(10.0%),农村359例(90.0%);平均年龄为(50±13)岁;诊断为双重抑郁症56例(双重抑郁症组),未共病心境恶劣障碍患者343例(单一抑郁症组)。本研究经过医院伦理委员会讨论同意,被调查者或监护人签署知情同意书后进行调查。

1.2 研究方法

1.2.1 诊断 以美国精神障碍诊断与统计手册-第4版(DSM-Ⅳ)为诊断标准;以四川大学华西医院心理卫生研究所翻译、北京回龙观医院临床流行病学研究室修订的《DSM-Ⅳ-TR轴Ⅰ障碍定式临床检查患者版》(SCID-I/P)为本次调查的诊断工具[7]。参加本次调查的人员均为河北省精神卫生专科医院的医生,并经过1个月的诊断工具的培训,取得良好一致性,kappa=0.88。

1.2.2 临床评定 采用匹茨堡睡眠质量指数(PSQI)中国修订版[8]评定被试最近1个月的睡眠质量。PSQI由19个自评条目和5个他评条目构成,每个成分按0~3等级计分,累计各项得分为PSQI总分,总分为0~21分,得分越高,表明睡眠质量越差。以PSQI≤7分为正常睡眠者、>7分为低睡眠质量者。采用简易应对方式问卷(SCSQ)[9]评定被试的应对方式,SCSQ由积极应对和消极应对两个维度组成,包括20个条目。积极应对维度由条目1~12组成,重点反映了积极应对的特点;消极应对维度由条目13~20组成,重点反映了消极应对的特点;得分越高提示采取相应应对方式越多。

2 结果

2.1 两组人口学资料比较 双重抑郁症组与单一抑郁症组年龄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49±12)岁vs.(50±13)岁,t=0.06,P=0.952〕。双重抑郁症组与单-抑郁症组在性别、婚姻、受教育程度、居住方式及城乡分布上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1)。

2.2 两组睡眠质量比较 双重抑郁症组的低睡眠质量者35例(62.5%);单一抑郁症组的低睡眠质量者244例(71.1%),两组患者睡眠质量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χ2=1.71,P=0.191);两组低睡眠质量者均多于正常睡眠质量者。从入睡时间中位数看,双重抑郁症组〔60(30,96)〕 min与单一抑郁症组〔60(20,98)〕 min相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Z=-0.50,P=0.618)。两组在晨起床时间〔(6.18±1.01) h vs.(6.05±1.38)h,t=0.67,P=0.503〕、总睡眠时间 〔(6.46±2.77) h vs.(6.08±2.23) h,t=1.16,P=0.250〕上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两组在PSQI各因子分、总分中位数的比较中,各个因子分及睡眠总分间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2)。

2.3 两组简易应对方式比较 双重抑郁症组与单一抑郁症组消极应对维度平均分〔(18.11±4.18)分vs.(17.29±3.73)分,t=1.50,P=0.134〕、积极应对维度平均分〔(26.68±6.72)分vs.(26.75±6.35)分,t=0.07,P=0.941〕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从各个条目看,两组在积极应对的各个条目(1~12)得分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在消极应对的条目(13~20)中,条目“14.通过吸烟、喝酒、服药和吃东西来解除烦恼”、“15.认为时间会改变现状,惟一要做的便是等待”及“19.幻想可能会发生某种奇迹改变现状”两组间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3)。

3 讨论

表1 双重抑郁症组与单一抑郁症组一般资料比较〔n(%)〕

Table1 Comparison of general information between double depression group and major depression group

表2 双重抑郁症组与单一抑郁症组PSQI各因子分、总分中位数的比较〔M(P25,P75)〕

注:PSQI=匹茨堡睡眠质量指数

表3 双重抑郁症组与单一抑郁症组SCSQ各条目得分比较分)

注:(1)=通过工作学习或一些其他活动解脱,(2)=与人交谈,倾诉内心烦恼,(3)=尽量看到事物好的一面,(4)=不把问题看得太严重,(5)=坚持自己的立场,为自己想得到的斗争,(6)=找出几种不同的解决问题的方法,(7)=向亲戚朋友或同学寻求建议,(8)=改变原来的一些做法或自己的一些问题,(9)=借鉴他人处理类似困难情景的办法,(10)=寻求业余爱好,积极参加文体活动,(11)=尽量克制自己的失望、悔恨、悲伤和愤怒,(12)=改变自己的想法,重新发现生活中什么重要,(13)=试图休息或休假、暂把问题(烦恼)抛开,(14)=通过吸烟、喝酒、服药和吃东西来解除烦恼,(15)=认为时间会改变现状,惟一要做的便是等待,(16)=试图忘记整个事情,(17)=依靠别人解决问题,(18)=接受现实,因为没有其他办法,(19)=幻想可能会发生某种奇迹改变现状,(20)=自己安慰自己;SCSQ=简易应对方式问卷

本次流行病学调查结果显示,调整后的双重抑郁症的时点患病率为0.47%[10],在抑郁症中双重抑郁症的发生率为14.04%[11]。本研究是在此基础上对双重抑郁症患者的睡眠质量及应对方式做的进一步分析。本次调查显示双重抑郁症与单一抑郁症患者在年龄、性别、婚姻、受教育程度、居住方式及城乡分布上均无差异,这和国内李松芝等[12]的报道一致。

在双重抑郁症组与单一抑郁症组睡眠质量比较中,双重抑郁症组的低睡眠质量发生率为62.5%,单一抑郁症组的低睡眠质量发生率为71.1%,两组低睡眠质量者均多于正常睡眠质量者。入睡时间均为60 min,两组在晨起床时间、总睡眠时间得分上均无差异,同时两组PSQI各个因子分及睡眠总分均无差异。说明无论双重抑郁症还是单一抑郁症患者大多数睡眠质量差,未发现差异。但国内的多项报道均指出抑郁症的睡眠紊乱可能加重自杀风险[13-15],所以无论单一抑郁症还是双重抑郁症患者均应重视睡眠问题,在临床中应及时处理,以期减少自杀的风险。

在双重抑郁症组与单一抑郁症组简易应对方式的比较中,双重抑郁症组更多应用“通过吸烟、喝酒、服药和吃东西来解除烦恼”、“认为时间会改变现状,惟一要做的便是等待”及“幻想可能会发生某种奇迹改变现状”的消极应对方式。国内多项研究均发现抑郁症患者更容易采用消极应对方式,且与自杀态度明显相关[2-4],本研究进一步说明双重抑郁症患者较单一抑郁症患者更多采用某些消极应对方式。这也从一个侧面解释了双重抑郁症患者做事情总是优柔寡断、自杀风险更高的特点[11]。

本研究结果显示,无论是单一抑郁症组还是双重抑郁症组睡眠质量均较差,但双重抑郁症患者更容易采取一些消极的应对方式。经研究发现,双重抑郁症比一般抑郁症疗效差,复发率是一般抑郁症的两倍[16],同时双重抑郁症患者更容易共病某些人格障碍,如回避型人格障碍等[17]。提示临床医生在治疗双重抑郁症时除考虑药物治疗外,更应该注意给予必要的心理干预,改善消极认知,鼓励其多采取积极的应对方式,促进

患者康复,以期减少自杀行为的发生;同时关注患者的睡眠质量,减少自杀的发生风险。

本研究的局限性在于样本来源于社区的流行病学调查,没有针对双重抑郁症及单一抑郁症患者睡眠问题及应对方式进行深入研究,这也是导致没有发现两者在睡眠问题上存在差异的原因之一。同时也没有探讨两者睡眠质量、应对方式与自杀之间的相关性,以期在今后的研究中进一步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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