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西汉官职乱象

孙方一

(清远职业技术学院 学报编辑部， 广东 清远 511510)

所谓“汉承秦制”，西汉官职系统也不例外，基本效仿秦朝，如三公九卿，但又不断演变，自成一体，形成了一套独特的官职系统。研究西汉官职系统不难发现很多交叉混乱的现象，具体来说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文职、武职区分不清，二是官职分工比较混乱，三是新官职的设立随意。

一、文职、武职区分不清

西汉时期官职文武界定并不明确，经常出现文武不分的状况，也就是说出现了文官经常当武官用，武官又经常当文官用的怪异现象，“文官带兵打仗，武将批阅奏章”成为西汉官职的常态。

1.文官做武职

首先是文官做武职现象非常多。如“六年东，匈奴三万骑入上郡，三万骑入云中……宗正刘礼为将军次霸上……以备胡。”［1］95宗正本是秦官，按照《汉书·百官公卿表》的解释为“掌亲属，有丞。”［2］616而官制词典的解释为“多由皇族中人充任，为管理皇族事务机关的长官。”［3］183又根据《续汉书》称:“掌序录王国嫡庶之次及诸宗室亲属远近。郡国岁因计上宗室名籍。若有犯法当髡以上，先上诸宗正，宗正以闻，乃报决。”［4］63由此可见，宗正就是管理皇室宗亲的文职官员，主要处理皇族内部事务及纠纷，按照今天的观点来看，是明显的文官，但是宗正刘礼却被委派带兵打仗，攻击匈奴，做起了武将该做的事，显然在这里是以文官之职做武将之事。“闽越围东瓯，东瓯告急。遣中大夫严助持节发会稽兵，浮海救之。”［5］113中大夫“属郎中令，掌议论。”［3］49唐、宋、元、明等朝代是非常明确用做文阶官员的中大夫在西汉却也做起了武职，带兵打仗。“闽越王郢攻南越。遣大行王恢将兵出豫章，大司农韩安国出会稽，击之。”［5］114大行即典客，“秦官，掌诸归义蛮夷，有丞。”［2］615大司农即治粟内史，“秦官，掌谷货，有两丞。”［2］616一个是外交官，一个是负责管理农业的官员，却都做起了武职。再如“夏六月，御史大夫韩安国为护军将军，卫尉李广为骁骑将军，太仆公孙贺为轻车将军，大行王恢为将屯将军，太中大夫李息为材官将军，将三十万众屯马邑谷中，诱致单于，欲袭击之。”［5］116御史大夫“掌副丞相”［2］612“司监察、执法，兼掌文书图籍。”［3］299御史大夫位列三公，本是管理监察和进谏的言官，但在西汉也不乏带兵打仗的记载。太仆是管理皇帝车马的官员，相当于今天的交通部长，也被任命为将军打仗。“三年春正月……匈奴入五原、酒泉……御史大夫商丘成二万人出西河，重合侯马通四万骑出酒泉。”［2］149“益州廉头、姑缯、牂柯谈指、同并二十四邑皆反。遣水衡都尉吕破胡募吏民及发犍为、蜀郡奔命击益州，大破之。”［6］154水衡都尉“武帝元鼎二年初置，掌上林苑，有五丞。”［2］619其主要职能是管理皇室财物和水务之事，更是兼任铸造货币的重要职责，应该属于皇帝的私人文职官员，但也有作为将军上阵杀敌的记载。“冬，遣大鸿胪田广明击益州。”［6］156大鸿胪即典客，只是武帝年间改名大鸿胪而已，这里仍然是负责外交的官员上阵带兵。“八月，以太常任千秋为奋威将军，别将五校并进。”［7］203太常即奉常，“秦官，掌宗庙礼仪，有丞。”［2］613太常本是管理祭祀礼仪等的文职官员，如高祖时期就由大儒叔孙通担任太常一职，很多尊卑礼仪都由太常制定，高祖刘邦甚至发出了“吾乃今日知为皇帝之贵也”的感叹，可见，太常也是文职官员，多由儒生担任，但西汉时期也曾做过带兵打仗的将领。

2.武官做文职

根据史书记载，武官做文职现象也很普遍。如“使丞相哙将兵平代地。”［8］43樊哙最广为人知的故事莫过于鸿门宴里与项庄舞剑，保护刘邦脱险的莽夫形象，且樊哙没读过书，卖狗肉出身，跟从刘邦以来一直以骁勇善战著称，但天下太平后却做起了文官——丞相，令人琢磨不透。“五月，匈奴入居北地、河南为寇。上幸甘泉，遣丞相灌婴击匈奴，匈奴去。”［1］87灌婴也是一员武将，但也担任过丞相一职。绛侯周勃更是两次担任丞相之职，“孝文帝立，以为太尉勃亲以兵诛吕氏，功多;陈平欲让勃尊位，乃谢病。孝文帝初立，怪平病，问之。平曰:‘高祖时，勃功不如臣平。及诛诸吕，臣功亦不如勃。愿以右丞相让勃。’”因为周勃劳苦功高，陈平主动让出自己右丞相的位子给周勃(西汉初期有左右丞相，且以右为尊)，“于是孝文帝乃以绛侯勃为右丞相，位次第一;平徙为左丞相，位次第二。赐平金千斤，益封三千户。居顷之，孝文皇帝既益明习国家事，朝而问右丞相勃曰:‘天下一岁决狱几何?’勃谢曰:‘不知。’问:‘天下一岁钱谷出入几何?’勃又谢不知，汗出沾背，愧不能对。”［9］1205一国丞相由拙于口舌的一介武夫来担当，且一问三不知，对皇帝的询问无言以对，难怪后来周勃主动请辞了。再有“以元舅侍中卫尉平阳侯王凤为大司马大将军，领尚书事。”［10］212西汉后期的王凤也是武将出身，大司马即太尉的别称，本是全国最高军事统帅，却做起了尚书之事，内朝本该文官来做的批阅奏章之事由大将军出任显得颇为滑稽。

虽然西汉还没有非常明确的文官、武官制度，但文武官职在西汉已经区分得很清楚了，“汉七年，长乐宫成，诸侯群臣朝十月……功臣列侯诸将军军吏以次陈西方，东鄉;文官丞相以下陈东方，西鄉。”［11］1640大儒叔孙通在为高祖制定朝拜礼仪的时候，已经明确文东武西陈列群臣，可见当时文武官职已界定明确，但为什么文官做武职，武将做文职这一特殊现象在西汉频繁出现呢?总结起来原因有二:其一是由于西汉的官职制度不健全，虽说汉承秦制，但秦朝历史很短，留下的文字记载不多，可借鉴性不强，为了便于操作，西汉很多官职虽借鉴秦朝，但却显得有些不伦不类，如三公九卿等高官仅仅是为了官员晋升需要而设置的，也就是为了晋升而晋升，只要有功劳，就要根据层级不断晋升，如周勃已经担当了太尉之职，为了表彰他的功劳，只能由他担任丞相，甚至陈平也谦让，这样的情况就使得晋升时并没有考虑文职武职官位的不同特点和差异性，造成了很多不胜任和错位的情况出现，因此出现了很多丞相带兵打仗，太尉批改奏章的怪现象。其二是因为西汉武职官衔设置太少，真正正规的中央武职官员只有太尉、前后左右将军而已，而由于皇帝忌惮的原因，太尉一般不常设，其他四大将军之职远远无法满足朝廷对军事将领的需要，因此后来又不断设置了一些将军官职，如大将军、骠骑将军、车骑将军、卫将军等，但武职仍然不够用，一旦开战，为了解决武职官员紧张的问题，宗正、太常、典客、治粟内史等九卿，甚至御史大夫、丞相等三公就只能随时准备带兵打仗了。武帝时期更是出现了很多杂号将军，如贰师将军、因杅将军、伏波将军、楼船将军等其实也是因为正牌将军名号不够的原因，可见武职官衔少是文武混用的另一重要原因。

二、官职分工混乱

按照《汉书·百官公卿表》记载三公九卿应该各司其职，各谋其政，有非常明确的职责和分工才对，但事实并非如此。首先就出使一事来看官职分工的混乱问题，《汉书》记载了很多次出使事件，但每次出使人员的官职背景却大不相同。如“遣御史大夫青翟至代下与匈奴和亲。”［12］101出使匈奴本应该是典客或下属官员的职责，因为典客“掌诸归义蛮夷”属于今天的外交官，但高祖刘邦却让御史大夫青翟代表汉朝去和匈奴商议和亲之事，而御史大夫本是掌管监察和议论之官，似乎和外交和亲之事关联不大，如果推测高祖本意，可能是出于对和亲之事的重视，因此派遣了三公之一的御史大夫去和匈奴谈和亲之事。又如“栘中监苏武前使匈奴，留单于庭十九岁乃还，奉使全节，以武为典属国，赐钱百万。”［6］157苏武出使匈奴之时为“栘中监”之官，栘中监“掌管鞍马鹰犬射猎等物。因马厩在栘园中，故称栘中。”栘中监虽属皇帝近侍之臣，有很多和皇帝接触的机会，但出使匈奴的使者由掌管马厩的小吏来担任总显得不伦不类，虽然出使匈奴之时，武帝赐苏武中郎将身份，但中郎将也只是“为皇帝的近侍之官，隶属于光禄勋。”［3］50光禄勋即郎中令，“掌宫殿掖门户，有丞。武帝太初元年更名光禄勋。”［2］613由门官下属的中郎将去出使匈奴似乎也找不到什么冠冕堂皇的理由。再如“二月，右将军长史姚尹等使匈奴还，去塞百余里，暴风火发，烧杀尹等七人。”［10］212此次出使匈奴之人又换成了右将军长史，右将军长史属于负责军事的官员，由一线打仗的军官出使匈奴令人颇感费解。又有“诏丞相陈平等举可使南越者，平言好畤陆贾，先帝时习使南越。乃召贾以为太中大夫，往使。”［13］1352出使南越的陆贾以太中大夫身份前往，而太中大夫也是“掌议论”的官职，派遣皇帝身边掌管议论之人出使的唯一合理解释就是能言善辩，长于口舌，似乎能够胜任外交工作而已。六次出使事件分别任用了六个不同的官员，西汉官职分工混乱可见一斑。再看其他官职的使用也存在着职责交叉和分工混乱的问题。如“遣太仆王恽等八人置副，假节，分行天下，览观风俗。”［14］249太仆“掌厩马”［2］614本是为皇帝管理车马的太仆却做起了御史大夫该做的巡视监察工作让人也不解其意。又如“上遣大鸿胪利召王，王以刃自刭死。”［15］1660济北王刘胡因与父式王的王后、姬妾通奸，又在祭祀先祖时辱骂皇上，因此被问罪，但皇上派去问罪的官员既不是廷尉(负责刑法的官员)也不是宗正(皇族人员犯法一般要有宗正参与问责)，却是大鸿胪即负责外交的官员去办案治罪，让人着实摸不着头脑。

政府中的专业化分工其实并不始于西汉，很早就有，据《淮南子·齐俗训》记载:“尧之治天下也，舜为司徒，契为司马，禹为司空，稷为大田师，奚仲为工，其导万民也。水处者渔，山处者木，谷处者牧，陆处者农。地宜其械，械宜其用，用宜其人。泽皋织网，陵坂耕田，得以所有易所无，以所工易所拙。是故离叛者寡，而听从者众。”［16］89可见，早在三皇五帝的传说时期就有了专业分工，随着后世的不断完善，到了西汉时期，分工已经越来越精细和完善，这一点从《汉书·百官公卿表》复杂的官职分工说明就不难看出。但西汉时期又出现了很多不符合专业分工的跨界行使职权情况，虽然是在皇帝的授权下，却也显得职责混乱，分工不清。究其原因，最重要的一点就是皇帝在派遣任务时的随意性，谁是皇帝的宠臣或亲信，皇帝更看重谁，谁就更容易获得皇帝的委派任务，这时职责分工已经不重要，毕竟封建社会家国统一，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作为最高统治者的皇帝指挥任命的随意性造成了西汉官职分工的交叉和混乱。

三、新官职设立随意

西汉新官职的设立比较随意，尤其是武帝时期，新官职大量涌现。如“侍中仆射莽何罗与弟重合侯通谋反，侍中驸马都尉金日磾、奉车都尉霍光、骑都尉上官桀讨之。”［5］150驸马都尉和奉车都尉都是武帝初置的官职，驸马都尉意为掌副车之马，为近侍官之一种［3］191;奉车都尉掌侍从皇帝乘舆，为皇帝之亲臣［3］152。此二官职均出于武帝喜欢金日磾和霍光因此增设以显示亲幸之意，武帝病重之时也正是把此二人作为托孤重臣来任用。又如中垒校尉、屯骑校尉、步兵校尉、越骑校尉、长水校尉、胡骑校尉、射声校尉、虎贲校尉等八校尉［2］621都是武帝时期设置的官职，因武帝时期对外扩张的需要，军事力量得到极大的强化，为满足武帝武力运用的需要，八校尉应运而生。又如水衡都尉，武帝元鼎二年初置，掌上林苑。［2］619水衡都尉的设置主要是用来满足武帝的敛财需要，因为水衡都尉除了管理皇帝的财产和税收外，还把铸造货币的权力也收归其有。而武帝元狩三年设置的典属国仅仅是因为匈奴昆邪王来降，复增属国，并为其设置了专门的都尉、丞、侯、千人。［2］619再如武帝设置的一些杂号将军更是多如牛毛。如“匈奴寇边，遣拔胡将军郭昌屯朔方。”［5］139之所以任命郭昌为拔胡将军是因为有良好的寓意，能把匈奴这一“胡”连根拔起，永绝后患，郭昌以后再没有此一封号。“遣因杅将军公孙敖筑塞外受降城。”［5］142因为公孙敖在因杅(匈奴地名)接待投降的匈奴人因而获得因杅将军的官职，此官职在史书上也仅此一人。“遣贰师将军李广利发天下谪民西征大宛。”［5］142贰师也是地名，史书记载大宛产汗血宝马，尤其以贰师城宝马最为出名，武帝因征战匈奴需要，派人重金换马不得，遂遣李广利以贰师将军冠名征讨大宛，故李广利得此杂号，此后再无此官。“遣伏波将军路博德出桂阳，下湟水;楼船将军杨僕出豫章，下浈水;归义越侯严为戈船将军，出零陵，下离水;甲为下濑将军，下苍梧。皆将罪人，江淮以南楼船十万人。”［5］133伏波将军、楼船将军、戈船将军、下濑将军都是攻打南越时所设置的临时官职，因为是水军，故多用波、船、戈、濑等字命名。“冬，辽东乌桓反，以中郎将范明友为度辽将军，将北边七郡郡二千骑击之。”［6］160度辽将军的封号也是攻击辽东时所新设的杂号官职。又有“匈奴数侵边……御史大夫田广明为祁连将军，后将军赵充国为蒲类将军，云中太守田顺为虎牙将军，及度辽将军范明友、前将军韩增，凡五将军，兵十五万骑，校尉常惠持节护乌孙兵，咸击匈奴。”［7］171祁连、蒲类都是地名，也是新设立的官职，史书上绝无仅有的一次。“即拜酒泉太守辛武贤为破羌将军，与两将军并进。”［7］183破羌将军的封号也是因为攻击羌军临时获得的官职。

西汉时期，尤其是武帝时期设置的新官职非常多，这些新官职的设置大部分是因为西汉王朝不断扩张的需要，如属国、八校尉、众多杂号将军。而也有一部分是出于皇帝对近侍之臣的宠幸和皇室自身的需求，如奉车都尉、驸马都尉、水衡都尉等。无论原因为何，新官职设置的随意性为西汉王朝带了很多隐患，如官员过多问题，据《通志》记载，西汉哀帝时“自丞相至佐史，凡十三万二百八十五员。”［17］977从汉高祖时期八千多官员到汉哀帝十三万多官员的比较可知，新官职的随意设置给西汉王朝带来了机构臃肿、人浮于事、财政压力过大等诸多问题。

四、结语

西汉官职乱象有其深层次的历史原因，秦朝是中国第一个统一的封建王朝，但其仅存短短的14年，在其尚未来得及完全健全其官职制度之时，秦灭亡了，而西汉诞生了，因此西汉虽继承了秦的官制，但仍然需要不断的摸索，在文职与武职官员的不断摇摆中，在官员分工的混乱中，在随意设置新官职的过程中不难看出西汉王朝的官职体系还不成熟，尚处于探索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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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班固.汉书·宣帝纪［M］.北京:中华书局，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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