杰罗姆模式和贺拉斯模式翻译的对比研究

张永鲜

（山西电力职业技术学院，山西 太原 030021）

杰罗姆模式和贺拉斯模式翻译的对比研究

张永鲜

（山西电力职业技术学院，山西 太原 030021）

由于翻译材料的多样化以及读者的不同需求，出现了许多不同种类的翻译策略。论文关注两个基本的翻译模式——杰罗姆模式和贺拉斯模式。首先，对两个模式做了简单的描述，然后对这两个模式的对比进行了细致的分析。从本篇论文的分析可以清楚地看到杰罗姆模式关注的是对等和忠实，尤其是在其早期的发展阶段，追求的是线性翻译。在贺拉斯模式中，同样也是关注忠实，但这一忠实强调的是对读者的忠实，所以这一类型的翻译更加灵活，目的是使目标语言中的听众能够接受译者的本意。第三部分讨论了形式对等和动态对等，以便对杰罗姆模式和贺拉斯模式进行更深一步的理解和扩展。

杰罗姆模式；贺拉斯模式；对等；忠实

西方翻译理论最早可追朔到M.Cicero和Q.Horace。贺拉斯模式深受Cicero的影响，Cicero针对译入语中的听众提出了“fidus interpres”。在接下来的2000年中，这些理论经历了四个阶段。第一阶段从古典翻译理论到18世纪末“翻译三原则”的出版，杰罗姆模式和贺拉斯模式尤其具有代表性。第二阶段从18世纪末德国学者弗里德里希·施莱尔马赫(1678-1834)到20世纪中叶。第三阶段是语言学流派在翻译理论中的上升阶段，这一时期的翻译理论是以欧美结构主义为基础的。第四阶段从20世纪70年代至今。后两阶段是繁荣发展的阶段，它给西方翻译理论带来了无限的拓展。

本篇论文主要研究翻译理论的第二阶段：杰罗姆模式和贺拉斯模式。杰罗姆模式的核心是对等和忠实；忠实早期的理想是语言学水平上的逐行翻译。杰罗姆后来提出了“二元”翻译理论，强调应该使用意译法去翻译土建工程，而圣经的翻译则需要直译法。但是，翻译者不可能在真空中产生，他们也不可能在真空中被接受。

作为翻译文本，它应使读者想象到文本的译者是如何理解和欣赏这一文本的。根据贺拉斯，翻译应该忠实于客户和读者，而不是文本本身。它拒绝完全的忠实和对等，接近于意译。口译和笔译之间存在一些差异。口译者是在两种语言和谈话双方间进行协商，而笔译者是在两种语言和文本网格间进行协商，它倾向于意译或功能翻译。

功能翻译不是指在每次翻译中的本源文化惯例必须用目的语文化惯例取代。依据翻译的目的和类型，译者可以选择再现和适应。也有一些翻译任务，即某些惯例需要再现而另一些则需要适应目的语文化标准。

一、杰罗姆模式和贺拉斯模式的简要概述

（一）杰罗姆模式

杰罗姆模式是以Saint Jerome命名的。公元384年教宗达玛苏任命杰罗姆写新约全书的一个文本，在冲突的翻译和处理相互矛盾翻译的既定兴趣之间做出选择是不容易的。新约全书的翻译使他的余生都遭到反对——一生全部奉献给了新约全书的翻译。

直到200年前杰罗姆的拉丁文设立了西方翻译确认的和未确认的标准，杰罗姆的翻译法是所有古代翻译者中最系统和最有原则性的。杰罗姆模式的核心是对等，即一个文本应尽可能忠实地翻译成另一种语言。根据这一理论，一本好字典就足够每个人翻译了，对译者的训练也没必要了。杰罗姆模式的一个典型特征就是一个中心的、圣神的文本——圣经的出现，必须遵循最最忠实的翻译。所以，当代许多翻译者受制于这个绝对的忠实，创造出了逐行翻译，不仅是为圣经的翻译，也为其他的翻译。然后相应的问题产生了，逐行翻译不是很实际，不可能在所有的文本中实现。为了折中并使翻译更易懂，杰罗姆模式不得不把对翻译的思考降低到语言学水平上。

随着圣经影响的下降，对等被重新定义了，它不再是机械的单词匹配，而是翻译者做出的策略选择。对等不再是对翻译者的限制，他们可以选择任何类型的忠实，只要能使译入语的读者接受给定的文本。所以，早期的忠实即所谓的“如此忠实”逐渐不受欢迎了，继而出现了其他种类的忠实，他们在不同的场合足够使用。随着杰罗姆模式的巨大改变，翻译在所有的场合不是如此的忠实了，在某些场合必须忠实，而在其他场合则比较自由。

在不同场合，采用不同类型的忠实使读者接受文本的意思。杰罗姆模式经历了这一变化，不再忠于单词，甚至文本，因为译者逐渐意识到翻译中语境的重要性。历史语境和文化语境在任何种类的翻译中都是必不可少的因素。

（二）贺拉斯模式

贺拉斯模式与罗马诗人贺拉斯有关。由于圣经的强大影响及其翻译理论，杰罗姆模式使得贺拉斯模式显得不太重要，尽管它先于杰罗姆模式1400年。两个模式都与忠实有关，但杰罗姆模式里的忠实传统上与对等相关，并强调逐行翻译，单词和文本的机械匹配，而贺拉姆模式里的忠实不是忠实于一个文本，而是忠实于它的顾客和读者。这一模式的中心观念是协商，它与杰罗姆模式的核心——对等正好相反。所以，在大多数场合为了促成成功的商业交易，口译者不采用忠实去口译，而是基于对顾客的忠实去灵活翻译。

在杰罗姆模式中有一个中心的、圣神的文本，即圣经。但在贺拉斯模式中没有圣神的文本，却有一种特权语言——拉丁语。拉丁语占据着和当今英语相当的地位。协商倾向于特权语言是不可避免的，也就是说，按绝对平等的条件协商是不可能的。

贺拉斯把一种语言的文本分为四类：文本是用来传达信息、用来娱乐、用来劝说，及被认为是“文本构架”。其中最重要的是文本构架的存在，文本构架存在于文化中比语言更深、更高的层次水平上。如今不同类型的文本需要相应的翻译策略。所以有一个需要传达信息的文本，译者应该用一种有意义的方法去努力协商，目的是使听众在接收语文化中得以理解。

二、杰罗姆模式和贺拉斯模式的对比

（一）形式对等和动态对等

就翻译而言，应包括两个步骤：一方面，在一种场合它应是源形式文本的忠实复制品；另一方面，在另一场合它应是目的语听众的调节器。复制品与杰罗姆模式的对等相似，调节器与贺拉斯模式的忠实相似。

因为可以这样说，没有完全的对等，所以在翻译中，译者应寻求最贴近、最可能的对等。基本上有两种类型的对等：一种是形式对等，与杰罗姆模式相似；另一种是动态对等，与贺拉斯模式相似。

形式对等在形式和内容上关注的都是信息本身，在这样的翻译中，译者关心的是句与句的对应、概念与概念的对应。从这种形式的取向出发，译者关心的是译入语的信息应尽可能地与源语言的不同成分相匹配。这意味着译入语文化的信息应不断地与源文化的信息进行比较，从而决定精确性和正确性的标准。下面有一例子：

…in the busiest manner I ever witnessed…

那种忙法，我还是第一次见到

这种翻译类型代表完全的结构对等，被定义为释词翻译，译者尽可能在字面上和意义上重现源文本的形式和内容。这种翻译要求大量的脚注，目的是使文本完全被理解。在源语言语境中使读者尽可能全面地认同自己并尽可能多地理解风俗、思维方式和表达方式。例如，在释词翻译中，短语“holy kiss”可能会用脚注补充解释是新约全书时期习惯的问候法。

相反，试图产生动态而非形式对等的翻译是基于“等效论原则”。在这样的翻译中，译者不太关心译入语信息和源语言信息的匹配，而是关心动态关系，即译入语和信息的关系在本质上与源接收者和信息之间的关系是一致的。下面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It appears that as a result of these past and recent developments the villagers feel a need to turn outward away fromthe village.

（1）似乎由于这些过去和进来的发展之结果，村民也觉得有转向村外发展的需要。

（2）村人鉴于过去和近来的这些发展，似乎也觉得需要向村外开拓。

很明显，第二种译法更精炼更流畅。

动态对等是根据在译入语中信息接收者与源语言接收者在本质上相同的方式回应的程度来定义的。这种回应永远都不可能完全一样，因为文化和历史背景的不同，但应该有一个高程度的回应对等，否则翻译就不可能实现其目的。

一种翻译旨在完全自然的表达，试图把接收者与他自己文化语境内相关的行为形式关联起来，理解源语言语境中的文化形式的目的是理解信息。当然，有不同程度的动态对等翻译。一个寻求等效的现代英语翻译是J. B.Phillips对新约全书的翻译。他很自然地把“greet one another with a holykiss”（用神圣的一吻相互问候）翻译成“give one another a hearty handshake all around.”（用真诚的握手相互问候）。在严格的形式对等和完全的动态对等之间存在一系列中间等级，代表各种可接受的直译的标准。在过去的50年中，曾经有一个显著的变化，就是翻译的重点从形式转化到动态。

（二）形式对等和动态对等翻译之间的紧张气氛

形式对等和动态对等翻译代表不同的两极，所以不难理解它们之间定会存在紧张气氛。在一些特殊的翻译中，冲突的因素会产生真正的困难。主要的紧张气氛是形式和功能的对等。

这种紧张是发生在形式与功能对等之间的矛盾。首先，在接收语文化中或许没有物体或事件，对等功能是通过另一物体或事件实现的。例如，人们没有见过雪，所以没有词来描述它，但是他们有这样的短语“white as kapok down”，在功能上等同于“white as snow”。其次，在接收语文化中不存在源文化消息中提到的几乎相同的物体或事物，但它在接收语文化中或许会有着完全不同的功能。例如，在西方的欧洲语言中，我们用“heart”作为情感的中心，但在其他许多语言中，“heart”与情感没有任何关系。同样，在一些例子中我们找不到形式上或是功能上的对等。有些地区没有像crown这样的物体,没有任何东西可以和胜利者的花环或统治者的王冠相媲美。

处理形式与功能对等之间的矛盾有四个主要的手段。第一，在翻译文本中，译者可以为形式对等设立一个术语并在脚注中描述其功能，这是形式对等翻译中的一个典型步骤。第二，译者可在文本中设立功能对等，在空白处识别或不识别形式所指，这是动态对等翻译中常见的步骤。第三，译者可使用借用的术语，描述或不描述分类者。例如，可以从源语言中借用Pharisees，但一个增加的单词如“sect”应用在像“sect called Pharisees”的短语中，可帮助提示借用词的意义。译者也可借用所谓的普通名词并增加分类，如“jewel ruby”。第四，使用描述性表达只应用在译入语的单词中是可能的，所以像phylacteries这样的术语，不是被借用而是用描述性对等被翻译，如纳瓦霍人的“small leather bundles with holy words in them”。

尽管逐字对应令人误解的天性对参与翻译的任何人来说都是很明显的，但严重的错误仍然会发生，因为译者没有完全意识到逐字翻译的愚笨。例如，在一种语言中“toreceive the KingdomofGod”直译过来意思是反抗上帝然后夺权。所有的译者从源语言的模式中构成译入语的结构，这种做法很危险。希腊语metanoeō“repent”字面意思是改变主意，但基于这一模式的对等翻译通常指就某事有另一想法。尽管翻译中的对等存在许多消极的方面，但在这堆让人头疼的语言的不同成分之下，仍有一些积极的特征。所以，译入语的用法决定翻译的有效性。

杰罗姆模式和贺拉斯模式是两种基本的翻译理论。它们都与忠实相关，其中杰罗姆模式关注对等和逐行翻译；贺拉斯模式里的忠实是对客户和读者的忠实，接近于意译。它们各自与形式对等翻译和动态对等翻译相似，是翻译理论的两极，都有各自的优势和劣势。我们在翻译实践中应把两个模式结合起来，利用优点，克服缺点，从而得到一篇理想的翻译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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