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小D到大同

摘要：在小说《阿Q正传》中，鲁迅塑造了另一个以符号为名字的低层人物小D。“他叫‘小同。大起来和阿Q一样。”在小D身上，处处都有阿Q的影子，是剪去了辫子的阿Q，是满清灭亡民国肇建以后国民劣根性的体现者。小D的出现，象征着从孔子到孙中山延续了数千年的大同理想的幻灭，也意味着鲁迅对辛亥革命这场没有触动中国社会基础的革命的失望。

关键词：鲁迅；孙中山；《阿Q正传》；辛亥革命；大同理想

中图分类号：I210

在鲁迅先生的小说《阿Q正传》中，主角阿Q是“国民劣根性”的体现者，他自大、自卑、狭隘、守旧、愚昧、健忘……身上聚集着一种阿Q所特有的精神胜利法。总之，他是那个畸形年代、畸形社会的畸形产物。除了阿Q之外，小说中还有一位姓名无从考证的小人物——小D。有学者认为，阿Q是有辫子的中国人，小D是剪去了辫子的中国人。^[1]80鲁迅先生也曾经说过，小D大起来和阿Q一样。看来，作为阿Q继承者的小D，当是满清灭亡民国肇建后“国民劣根性”的体现者。

一

阿Q恋爱失败，未庄渐渐有了些古怪：女人们都怕了羞，酒店不肯赊账了，土谷祠的老头要赶他走，更难容忍的是竟然没人来请他打短工，严重影响了阿Q的“生计问题”。经过多方打听，阿Q才知道大家有事都去找“又瘦又乏”的穷小子小D。

小D在小说中第一次出现，就谋了阿Q的饭碗，而“这小D，是一个穷小子，又瘦又乏，在阿Q的眼睛里，位置是在王胡之下的”。当阿Q在钱府照壁前遇到小D时，“仇人见面分外眼红”，一场“龙虎斗”也就在所难免了。

阿Q先发制人，主动“迎上去，小D也站住了”。阿Q“怒目而视”，破口大骂：“畜生！”小D只是说：“我是虫豸，好么？……”俨然是阿Q招牌言辞的翻版。在这之前，阿Q与未庄闲人打架吃了亏，也曾低声下气地说过“打虫豸，好不好？我是虫豸”这样的话，还自诩为第一个能够自轻自贱的人。阿Q终于怒不可遏，又瘦又乏的穷小子小D不仅谋了他的饭碗，竟然敢学他的样？于是，阿Q“伸手去拔小D的辫子”，未曾想小D“一手也来拔阿Q的辫子”，两人又都用手护住了各自的辫根，“四只手拔着两颗头，都弯了腰，在钱家粉墙上映出一个蓝色的虹影”。至于边上众人的解劝——或是颂扬，或是煽动——两个人都不听，“阿Q进三步，小D便退三步，都站着；小D进三步，阿Q便退三步，又都站着”，一直打到头发冒烟、额上流汗，才同时放手，“同时直起，同时退开”，最后“都挤出人丛去”。阿Q是一向瞧不起小D的，临走之际还不忘回头威胁小D：“记着罢，妈妈的……”经过了这场大战，小D并未处于下风，似乎已不再胆怯，毫不示弱地也回过头来，忿忿然还了一句：“妈妈的，记着罢……”相同的动作，相似的言语，在这场势均力敌的“龙虎斗”中，小D就好像是阿Q的影子。

小D第二次出现，是在阿Q宣布“革命”之后的梦中。在阿Q的潜意识里，小D是第一个该死的，此时位置已超过王胡，等同于赵太爷和假洋鬼子。也难怪，谁让小D谋了他的饭碗，其罪恶并不下于赵太爷打的嘴巴，更甚于假洋鬼子的假辫子。不过，阿Q心目中的革命，无非是拿些元宝、洋钱、洋纱衫、秀才娘子的宁式床、钱家或者赵家的桌椅。此类琐事，“革命者”阿Q自己是不屑于动手的，必须“叫小D来搬，要搬得快，搬得不快打嘴巴”。

梦终究只是梦，没想到原本第一个该死该打嘴巴的小D，现实中“也敢来做革命的罪”。“小D是什么东西？”竟然敢像阿Q那样，“也将辫子盘在头顶上了，而且也居然用一支竹筷”。阿Q愈发气破了肚皮，他决不准小D这么做，甚至很想“即刻揪住他，拗断他的竹筷，放下他的辫子，并且批他几个嘴巴”。经历了先前那场“龙虎斗”，阿Q早已领悟“君子动口不动手”的真谛，终于饶放了小D，单是怒目而视，吐一口唾沫，道了一声“呸！”

在未庄，与阿Q同阶级共命运的伙伴中，也只有小D盘起辫子加入了“革命队伍”，至于王胡、吴妈、小尼姑之流根本就没有显示出任何“革命迹象”。革命党进城之后，将辫子盘在顶上的“最先自然是茂才公，其次便是赵司晨和赵白眼，后来才是阿Q”。况且阿Q还“迟疑多时，这才放胆的走去”，或许小D盘辫尚在阿Q之前也说不定。尽管阿Q并不愿意承认，小D毕竟采取了与其一致的“革命行动”，原先又瘦又乏的穷小子成了阿Q的“革命同路人”。阿Q脑后少了辫子，照理也该由小D登场了。

小D比阿Q年轻，想必交际更广，消息更灵通。那一天深夜，阿Q正准备回土谷祠睡觉，“忽而听得一种异样的声音，又不是爆竹”。暗中寻过去，“猛然间一个人从对面逃来了”。阿Q赶紧跟着逃，定睛一瞧，那人却是小D。于是，阿Q从同样“爱看热闹，爱管闲事”的小D那里得知了赵家遭抢的消息。“白盔白甲的人明明到了，并不来打招呼，搬了许多好东西，又没有自己的份。”战战兢兢之余，阿Q颇为不平，越想越气，甚至一度动摇，差点当了“革命”的叛徒：“好，你造反！造反是杀头的罪名呵，我总要告一状，看你抓进县里去杀头，——满门抄斩，——嚓！擦！”。

这一次，小D更没有学阿Q的样，反而是阿Q翻身跟着小D跑。“那人转弯，阿Q也转弯，那人站住了，阿Q也站住。”阿Q总不如小D年轻，腿脚也没那么利索，“逃而又停的两三回”，加上“格外胆大”，终于窥见了赵家被抢的全过程，而不幸被卷入这起离奇的劫案，最终走上“大团圆”的不归路。小D的第三次出场，无意中改变了阿Q的命运。

小说中，小D出场很少，着墨也不多，常常被人忽视。综观小D三次出场，从一开始模仿阿Q的言行举止，进化到与阿Q共同“革命”，最后阿Q反而跟着他跑。由此看来，小D正在成长，羽翼逐渐丰满，终于走出了阿Q的影子。因此，小D不能简单地等同于“阿Q第二”，必定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的未庄后起之秀。

二

鲁迅说：“我不知道阿Q的名字是怎么写的。他活着的时候，人都叫他阿Quei，……阿Quei，阿桂还是阿贵呢？”可惜阿Q并没在八月间做过生日，也没有个叫阿贵的兄弟，“只好用了‘洋字，照英国流行的拼法写他为阿Quei，略作阿Q。”据周作人说，阿Q这一人物是有原型的，“他姓谢，他有个哥哥叫谢阿有”^[2]87，而且“阿桂也原是对音的字，或者是阿贵也说不定，只因通常写作阿桂，这里也就沿用”。^[3]118艺术源于生活而高于生活。鲁迅认为，写小说的“方法是在使读者摸不着在写自己以外的谁，一下子就退诿掉，变成旁观者，而疑心到像是写自己，又像是写一切人，由此开出反省的道路”。^[4]150阿Q是当时中国现实社会中亿万国民的真实写照，背负着数千年历史的因袭。“鲁迅作的一篇《阿Q正传》，大约是想暴露国民的弱点的”^[5]154，有意识地模糊了阿Q的姓名、籍贯、身世、经历等确定性因素，更着力于从精神、气质等方面来塑造人物，突出强调其个性和心理状态的逼真。因此，阿Q这一落后愚昧尚未觉悟的典型形象，超越了时代，超越了地域，超越了民族，甚至超越了国界。正因为如此，“当《阿Q正传》一段一段陆续发表的时候，有许多人都栗栗危惧，恐怕以后要骂到他的头上”^[6]396。只可惜知堂老人硬生生将阿Q坐实，自然就少了许多内蕴和趣味。

周作人认为，“阿Q本来是阿桂拼音的缩写，照例拼音应该写作Kuei，那么当做阿K，但是作者因为字样子好玩，好像有一条小辫，所以定为阿Q，虽然声音稍有不对也不管了”。[3]119鲁迅固然是为了“讽刺用罗马字拼音只知道照英文读法的学者们，实际上乃是本意要用这个Q字，……他就觉得那Q字（须得大写）上边的小辫好玩。初版的《呐喊》里只有《阿Q正传》第一页上三个Q字是合格的，因为他拖着那条小辫”^[7]85。从这些讯息中，我们知道鲁迅是非常看重阿Q脑后这条辫子的。

阿Q叫阿Quei，小D叫小Don。小D的姓名、籍贯、身世、经历也不可考。D如果是姓，按理应是“小董”，如果是名，或许是“小东”，或许是“小冬”。多年后，有人问先生：“小D大约是小董罢？”鲁迅很肯定地回答：“并不是的。他叫‘小同。大起来和阿Q一样。”^[8]115鲁迅说他叫“小同”，只是以阿Q为参照，揭示了小D的身份、性格和命运，而并非确凿的名字。不是吗？小D，一个半圆式的光头，一个与阿Q相似却不带辫子的名字。没了辫子的Q应该是O，鲁迅这次强调的却是“和阿Q一样”，必须突出个“同”字，也就不再执着于“字样子好玩”了，所以定为小D，虽然形象稍有不对也不管了。

在创作之初，鲁迅并没有料到阿Q会有“大团圆”的结局，随着情节的发展，人物自己“却已经渐渐向死路上走”^[6]393。小说第四章“恋爱的悲剧”是阿Q人生的转折点。在这之前，阿Q虽然挨过赵太爷的嘴巴，饱受未庄闲人和王胡的老拳，又在赌摊被人抢了钱，还吃了假洋鬼子几下哭丧棒，而阿Q走向“末路”还是在恋爱失败之后。吴妈寻死觅活的眼泪引起了未庄的一些古怪，阿Q丢了工作，小D抢了他的饭碗，肚子饿委实是一件非常“妈妈的”事情。第五章《生计问题》以后，情节开始“渐渐向死路上走”，所谓的“中兴”也不过是“大团圆”前的回光返照罢了。而小D就在此时登场，为后阿Q时代未庄的历史走向埋下了伏线。

阿Q最终还是“大团圆”了，即使阿Q这样可笑可恨可怜可悲的人物，也没有像小尼姑所诅咒的那样“断子绝孙”。“小D，就是小同，在一切方面都和阿Q同样的一个被剥削者。”^[9]182小D同样具有阿Q的精神，自轻、自贱、麻木、怯弱……他们是同一性格而不同年龄的两个人。正是从这不同年龄中，才在小D身上再现了阿Q的过去，而在阿Q身上预示着小D的未来。阿Q临刑前的一句话“再过二十年又是一个……”发人深思。环境造就性格，性格决定命运。如果社会环境仍像小说中所描写的那样重复发展下去，那么二十年后的小D一定是当年的阿Q，终将成为这个社会的牺牲者。

三

其实小D也是有辫子的，只是被这个符号化的名字剪去了。阿Q剪去了辫子，就是小D。小同长大了，就成了大同。从字面意义而言，“大同”是一种美好的理想社会，最早出现于孔子对学生子游所说的一段话：

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10]

在大同世界里，天下是共有的，人人讲求诚信，不谋私利，都愿意为公众之事竭尽全力。这样一来，没有富贵和贫穷之分，也没有了对立与纷争，奸邪盗窃之事就不会发生了，由此进入了路不拾遗、夜不闭户的太平盛世。千百年来，无数古圣先贤、仁人志士为了大同理想，或著书立说，或抛头颅洒热血，希望能够推动整个社会不断向着光明迈进。一些农民起义也打出了大同理想的旗号，“有饭同吃，有衣同穿，有田同耕，有钱同使，无处不饱暖，无处不均匀”^[11]407，太平天国领袖洪秀全向拜上帝教信众描绘了一幅美妙绝伦的人间天堂美景。而资产阶级维新派代表人物康有为，在其遗著《大同书》中，幻想中国的未来将是财产公有、人人平等、按劳分配，不再有任何苦难的“大同之世”^[12]。然而，人类如何才能实现“天下大同”的美好梦想？古人并没有给出确定的答案。

进入20世纪后，伟大的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结合近代西方民主、自由、平等、博爱等理念，进一步提出了实行国民革命构建大同社会的设想。早在同盟会成立之前，孙中山就已宣称：“余之主张为‘大同主义，在英语应名之曰COSMOPOLITAN，亦即‘世界大同主义也。”^[13]209孙中山所倡导的三民主义，就是要推翻现实社会一切不平等、不合理的制度，建设“国家是人民所共有，政治是人民所共管，利益是人民所共享”的“孔子所希望之大同世界”。^[14]394孙中山将之视为毕生奋斗的最高理想。

孙中山的大同理想主要包括四个基本内容：一是天下为公，二选贤与能，三是各尽所能，四是平等互助。无论阿Q还是小D，这些都与他们无关。

作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农民，阿Q长期在专制主义的蹂躏下早已丧失了自尊，头脑中具有根深蒂固的奴性思想。对于赵太爷、赵秀才、假洋鬼子、地保等未庄的权势者，阿Q向来是“打不还手，骂不还口”的，只能以精神胜利法对付之。这不仅由于彼此力量的悬殊，也因为阿Q自认理亏，不该怒，不该言。他挨了赵太爷的打，在他看来错的是自己，“因为赵太爷是不会错的”，事实上阿Q也“直待蒙赵太爷打他嘴巴之后，这才出了名”。

列宁曾言：“意识到自己的奴隶地位而与之作斗争的奴隶，是革命家。没有意识到自己的奴隶地位而过着默默无言、浑浑噩噩、忍气吞声的奴隶生活的奴隶，是十足的奴隶。对奴隶生活的种种好处津津乐道并对和善的好主人赞赏不已以至垂涎欲滴的奴隶是奴才，是无耻之徒。”^[15]37阿Q不是奴才，因为他还“不配”，阿Q是十足的奴隶。挨了假洋鬼子的哭丧棒，“于他倒似乎完结了—件事，反而觉得轻松些”；挨了赵秀才的大竹杠，他同样觉得“打骂之后，似乎一件事已经收束，倒反觉得一无挂碍似的了”。而对于那些与自己同等地位的人，阿Q就有了另一种态度。对于王胡，阿Q充满着嫉妒，以至于看见王胡的虱子比他的多而且大便觉得大失体统，妒火中烧，破口大骂，老拳相向；对于“位置是在王胡之下”的小D，更是嫉恨和鄙夷，嫉恨小D“谋了他的饭碗”，鄙夷小D“也将辫子盘在头顶上了，而也居然用—枝竹筷”；对于比自己更弱的小尼姑、吴妈，阿Q更是欺侮有加……

阿Q原本以为，“革命党便是造反，造反便是与他为难，所以一向是‘深恶痛绝之的”。但是，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于是走投无路的阿Q对革命也有些“神往”了，“革命也好罢，……革这伙妈妈的命，太可恶！太可恨！……”他终于意识到革命是对剥削者不利，竟然“使百里闻名的举人老爷有这样怕”，因此“也要投降革命党了”。革命确实给阿Q带来了一些好处，平时高高在上的赵太爷，吓得魂飞魄散，只能怯怯地迎着低声叫：“老Q！”一向为虎作伥的赵白眼，另换了一副媚态，也惴惴地尊称阿Q为：“阿……Q哥！”阿Q革命动机的合理性与正义性不容置疑，然而在革命实施的过程中，时时刻刻体现出一种农民本能的复仇意识，追求的是从暴力中获得的满足与快意。“造反？有趣，……”阿Q开始飘飘然了，“未庄的一群鸟男女的慌张的神情，也使阿Q更快意”。假设革命一旦成功，阿Q首先想到的是杀了赵太爷，砍了王胡，奴役小D，霸占秀才娘子的宁式床……在土谷祠那场浪漫的幻梦中，阿Q显然是以一种逆向的奴性思想去理解心目中的“革命事业”，即对财物的占有、对权力的攫取和对他人的奴役。

鲁迅笔下的未庄，是阿Q生活的具体环境，也是辛亥革命时期中国农村的缩影。以阿Q、小D为代表的贫苦农民，并不掌握生产资料的支配权，长期生活在社会的最底层，处在一个“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或是“暂时坐稳了奴隶的时代”。^[16]225以赵太爷、钱太爷为代表的封建地主权贵，为了维护其统治地位，不仅在经济上剥削阿Q、小D，还在精神上实施愚民政策，欺骗和蒙蔽群众。赵太爷可以不准阿Q姓赵，可以狠狠扇阿Q的嘴巴，在未庄人的眼里，却是“阿Q太荒唐，自己去招打”。鲁迅对此深有感慨：“我们的乡下评定是非，常是这样：‘赵太爷说对的，还会错吗？他田地就有二百亩！”^[17]111权势和财产成了评定是非的标准，这就是奴性思想产生的根源。同样，进了几回城的阿Q，也可以“很鄙夷城里人”，也可以瞧不起“没有见过城里的煎鱼”的乡下人。当他在城里举人老爷家中帮忙，一回到未庄，结果阿Q又“得了新敬畏”，连“听的人都肃然了”。剥削、压迫、呵斥、凌辱……在阿Q、小D等未庄人看来，一切不平等都是天经地义的。马克思、恩格斯指出：“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个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这就是说，一个阶级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力量，同时也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精神力量。支配着物质生产资料的阶级，同时也支配着精神生产的资料，因此，那些没有精神生产资料的人的思想，一般地是受统治阶级支配的。”^[18]98两千年的封建专制、统治阶级的愚民政策，使得阿Q、小D这一类处于社会最底层的小人物的头脑中带有根深蒂固的儒家尊卑贵贱等级观念和伦理道德纲常名教思想，他们已不自觉地成为了封建等级制度的维护者。

中国农民所特有的这种奴性思想，孕育了阿Q式的革命，使之带有东方专制主义的烙印，毫无半点现代民主思想的气息。在这种奴性思想指导下的革命，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革命，只能是“皇帝轮流做，明年到我家”那种传统农民起义的延续。

四

阿Q并不具有坚定的革命信念，更像是一个投机分子。当假洋鬼子扬起哭丧棒不准他革命时，阿Q“为报仇起见，很想立刻放下辫子来”，而且越想越气，终于禁不住满心痛恨起来：“不准我造反，只准你造反？妈妈的假洋鬼子，——好，你造反！造反是杀头的罪名呵，我总要告一状，看你抓进县里去杀头，——满门抄斩，——嚓！嚓！”此时，阿Q又何尝意识到自己也不准别人革命，哪个“造反”便是“和我阿Q过不去”，看见小D盘起了发辫，恨不得“即刻揪住他，拗断他的竹筷，放下他的辫子，并且批他几个嘴巴”。

假洋鬼子不准他革命，白盔白甲的弟兄也没喊他一起革命，况且“革命党虽然进了城， 倒还没有什么大异样。知县大老爷还是原官，不过改称了什么，而且举人老爷也做了什么——这些名目， 未庄人都说不明白——官，带兵的也还是先前的老把总”。革命被那些所谓的新派人物和旧乡绅所垄断，千千万万像阿Q、小D那样的普通民众是完全被排斥在革命之外的。这样的革命，即使阿Q也是深感失望的，“他所有的抱负，志向，希望，前程，全被一笔勾销了”，“于是心里便涌起了忧愁”，“似乎从来没有经验过这样的无聊”。关于这场革命，阿Q“只有一件可怕的事，是另有几个不好的革命党夹在里面捣乱，第二天便动手剪辫子，听说那邻村的航船七斤便着了道儿，弄得不像人样子了”。阿Q是害怕剪辫子的，只是用竹筷盘起了发辫，最终却背负着沉重的历史包袱走向了“大团圆”之路。可怜的阿Q，想要革命而不可得，结果反倒成了革命的牺牲品。

与阿Q相比小D就幸运多了，剪去辫子还不至于丢掉性命，他总会长大，“大起来，和阿Q一样”。如果说在封建专制统治下，必然会出现阿Q这样愚昧落后的农民。那么，皇帝打倒了，民国建立了，怎么还会有阿Q的后继者小D？这并不奇怪，辛亥革命没有触动中国社会的基础，封建专制势力依然猖獗，把持着政权的仍旧是前清的官吏和乡绅。对广大的底层人民而言，革命的意义和切身体会与以往的改朝换代并无太大的区别。中国的革命实质上是农民革命，孙中山领导的资产阶级革命，没有组织发动农民，没有给他们灌输革命理论和斗争策略，“国民革命需要一个大的农村变动，辛亥革命没有这个变动，所以失败了”^[19]16。因此，只要社会环境不改变，阿Q的“旧病”必定会在小D身上复发，难免“再过二十年后又是一个”。这种国民劣根性，不仅阿Q、小D身上有，赵太爷、假洋鬼子身上也有，未庄乃至整个中国每个人身上都有。一场并不彻底的辛亥革命，只是剪去了人们脑后有形的发辫，却难以根除几千年来所形成的痼疾。辛亥革命后的中国人，依然那样愚昧麻木，剪去了辫子的小D，又何尝不是共和时代“国民劣根性”的体现者呢？

然而，小D终究不是阿Q，我们也不能简单地把这一老一少两个人物完全等同起来。关于小说人物，鲁迅说过：只要“一气写下去，这人物就逐渐活动起来，尽了他的任务。”^[20]527小D同阿Q一样，也必须走完自己的人生道路。虽然背负着数千年历史的因袭，传统习惯势力又如此强大，而社会总是在动态中不断前进，甚至已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尽管小D还没有完全从历史因袭的重负中解脱出来，还有不少中国农民世代相传的弱点，甚至还不能掌握自身的命运，但在小D的身上毕竟肩负民族的希望、国家的未来。

1926年11月，郑振铎在《文学周报》上发表文章说：“像阿Q那样的一个人，终于要做起革命党来，终于受到那样大团圆的结局，似乎连作者他自己在最初写作时也是料不到的。至少在人格上似乎是两个。”鲁迅回应道：“据我的意思，中国倘不革命，阿Q便不做，既然革命，就会做的。我的阿Q的命运，也只能如此，人格也恐怕并不是两个。民国元年已经过去，无可追踪了，但此后倘再有改革，我相信还会有阿Q似的革命党出现。我也很愿意如人们所说，我只写出了现在以前的或一时期，但我还恐怕我所看见的并非现代的前身，而是其后，或者竟是二三十年之后。”^[6]397作为生活在中国最低层的农民，阿Q的革命是有其阶级根源的。中国两千年封建专制的根基就建立在农民的血泪史上，近代列强侵华的巨额赔款也都直接或间接地加在了农民头上。清末民初，中国农村日益贫困，广大农民陷入了走投无路的绝境。农民的这一阶级特性，决定了他们有强烈的革命愿望，因此毛泽东说：“除了无产阶级是最彻底的革命民主派之外，农民是最大的革命民主派。”^[21]1075革命一旦发生，阿Q当然会起来响应，尽管其革命纲领还停留在“我要什么就是什么，我欢喜谁就是谁”的复仇、抢钱、玩女人的阶段。不过，阿Q毕竟已经“大团圆”了，“二三十年之后”的革命还得靠“阿Q似的革命党”，即剪去了辫子的小D。因此，将来的小D，长大后的大同，已不仅仅是阿Q精神的一般赓续，同时还代表着一种因存在而带来的希望。

五

辛亥革命爆发之际，鲁迅正在家乡担任绍兴府中学堂监学兼博物教员。1911年11月5日，杭州光复。绍兴官府惶恐万分，“一群臭架子的绅士们，便立刻皇皇然若丧家之狗，将小辫子盘在头顶上”^[22]288，密谋着对策。第二天，即11月6日，绍兴宣告独立，原绍兴知府程赞清摇身一变成了绍兴军政分府府长，曾力主“平毁秋墓”后隐匿于绍兴的原浙江巡抚衙门刑名师爷章介眉出任军政分府治安科长，“什么铁路股东是行政司长，钱店掌柜是军械司长……”，都开始“咸于维新”了。绍兴满街飘扬着光复的白旗，“然而貌虽如此，内骨子是依旧的，因为还是几个旧乡绅所组织的军政府”^[23]324。

11月9日，鲁迅的旧相识王金发，率领着数百名革命军在民众一片“革命胜利”、“中国万岁”的欢呼声中进驻绍兴城。进城伊始，王金发改组军政分府，自任都督，逮捕了章介眉，继而又宣布免除一年钱粮、粜平价米等与民生息的政策，颁发安民通告十则。作为新政之一，王金发还接见了鲁迅等一批旧日朋友，任命鲁迅为浙江山会初级师范学堂监督，并给予校款200元。但好景不长，“出身绿林大学”的革命党人王金发，刚进城就被“自绅士以至于庶民，又用了祖传的捧法群起而捧之了。这个拜会，那个恭维，今天送衣料，明天送翅席，捧得他连自己也忘其所以，结果是渐渐变成老官僚一样，动手刮地皮”^[24]151。

光复后不久，越社负责人宋紫佩来拜访鲁迅，商议以办报的方式监督绍兴军政分府。1912年1月3日，《越铎日报》第一期出版。在创刊号上，鲁迅热情地歌颂了这场革命：“国士桓桓，则首举义旗于鄂。诸出响应，涛起风从，华夏故物，光复太半，东南大府，亦赫然归其主人。”^[25]41然而，对于这份“开首就骂军政府和那里面的人员；此后是骂都督，都督的亲戚、同乡、姨太太”^[23]325的《越铎日报》，王金发渐渐有了怒意。他先是送了500元钱贿赂报馆，继而传言要用手枪打死鲁迅。此时，山会师范学堂的经费也因王金发的“怒意”而断了来源。“狐狸方去穴，桃偶已登场。故里寒云恶，炎天凛夜长。”^[26]449理想和现实的矛盾再一次使鲁迅看清了辛亥革命的本质。2月中旬，鲁迅带着无比悲愤的忧国忧民之情，离开了故乡绍兴，前往南京教育部任职。

鲁迅的写作，本不是出于对文学的热情，而是想为中国革命呐喊助威，“我也并没有要将小说抬进‘文苑里的意思，不过想利用他的力量，来改良社会”^[20]525。经历了辛亥革命这场社会大变革，鲁迅开始探讨国民性的改造问题。小说《狂人日记》《阿Q正传》《药》《头发的故事》《风波》等，大都以辛亥前后的东南社会为背景，在这些文学作品中，鲁迅深刻剖析了辛亥革命失败的原因，希望“将旧社会的病根暴露出来，催人留心，设法加以疗治”^[27]468。立人、国民性、唤起民众……这些课题最终摆在了鲁迅的面前，“所以我的取材，多采自病态社会的不幸的人们中，意思是在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20]526。鲁迅最终确认了自己的人生道路，拿起笔投入了新的战斗。

辛亥革命，虽然推翻了持续数千年的君主专制统治，却未能从根本上触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孙中山曾经无奈地感叹：“在没有革命以前，大多数人的观念只知道有民族主义，……以为只要推翻满清之后，就是中国人来做皇帝，他们也是欢迎的。”^[14]384因为，“中国人民的政治思想便很薄弱。人民不管谁来做皇帝，只要纳粮，便算尽了人民的责任。政府只要人民纳粮，便不去理会他们别的事，其余都是听人民自生自灭。”^[14]275更何况，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他们没有一个彻底的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纲领，没有广泛地发动和组织可以依靠的人民大众的力量，因此他们不能取得对于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彻底胜利”。^[28]546于是，革命军进了城，未庄的阿Q、小D用竹筷盘起了发辫，就连赵太爷、假洋鬼子之流也摇身一变，立马成了一路的“草字头”。“谁说中国人不善于改变呢？每一新的事物进来，起初虽然排斥，但看到有些可靠，就自然会改变。不过并非将自己变得合于新事物，乃是将新事物变得合于自己而已。”^[29]109鲁迅认识到了辛亥革命的必然性，也没有忽略这场革命的两重性，国民与生俱来的固有缺陷不可避免会带来严重的问题：“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为不幸的。所以我们的第一要著，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30]439阿Q式的革命，只是实行新一轮专制和奴役的借口。“这人肉的筵宴现在还排着，有许多人还想一直排下去。扫荡这些食人者，掀掉这筵席，毁坏这厨房，则是现在的青年的使命！”^[31]229因此，鲁迅冀望着一场中国从未有过的革命，它能带来人的解放，“所以此后最要紧的是改革国民性，否则，无论是专制，是共和，是什么什么，招牌虽换，货色照旧，全不行的。”^[32]32

“我要什么就是什么，我欢喜谁就是谁。”这是阿Q幼稚荒唐的“革命观”，是其不觉悟之处。可又有谁向阿Q讲授过真正的革命思想呢？农民是中国革命的生力军，但他们决不是革命的主动力，他们需要一个先进的阶级运用正确的思想来指导其行动，改造其旧思想和劣根性。然而，“孙中山奔波一世，而中国还是如此”，资产阶级天生的妥协性和软弱性不足以担当这—重任，“大同的世界，怕一时未必到来，即使到来，像中国现在似的民族，也一定在大同的门外”^[33]40。天下为公，世界大同，洪秀全没有做到，康有为没有做到，孙中山也没有做到，我们又如何能够苛求阿Q和小D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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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鲁迅.两地书·一〇//鲁迅全集：第11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 本文凡未注明出处的引文，均引自鲁迅.阿Q正传//鲁迅全集：第1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作者简介：段炼（1974—），男，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副研究员。主要从事上海地方史、口述历史、中共党史、博物馆学研究。

（责任编辑：李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