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 名农机局长集体“沦陷” 惠农补贴怎成权力“红利”

20 名农机局长集体“沦陷” 惠农补贴怎成权力“红利”

大到手扶拖拉机、挖坑机，小到太阳能杀虫灯，纷纷钻政策空子，大肆套取农机补贴，造成国家农机补贴资金巨大流失……2013年以来，全国查处多起农机领域腐败系列案件，其中仅江西的省市县三级共20名农机局长落马，而贵州省六盘水市所属4个县（区、特区）的农业局分管副局长也均因涉案于近日被查。此案共涉及国家公职人员18人，农机经销商和经销人员12人，初步查明涉嫌套取补贴近190万元，公职人员涉嫌受贿165万余元，已有26人被移送司法机关。

层层分食“唐僧肉” 20名农机局长落马

随着春耕备耕时节来临，农机购置进入高峰期。专家指出，近年惠农补贴资金时常曝出未用在刀刃上，骗补、腐败现象频出，加大监管、“补贴账”晒透晒细是当务之急。

为促进提高农业机械化水平和农业生产效率，财政部、农业部于2004年共同启动实施了农机购置补贴政策。仅2013年，中央财政安排农机购置补贴资金就达217.5亿元。

据江西省农机局有关负责人介绍，江西农机购置补贴政策实行“自主购机、县级结算、补贴入卡、逐级监督”方式，2013年中央财政下拨江西的农机补贴资金为7.348亿元，今年下拨的上半年补贴资金为5.9亿元。

然而，中央下拨且逐年增加的庞大补贴资金，成为了一些腐败官员和不法商人的觊觎目标。

据办案人员介绍，2007年7月至2012年11月，江西省农机局原局长王绍萍先后收受各地农机商等22人行贿的财物共计700余万元。作为回报，王绍萍为行贿人套取农机补贴大开“绿灯”，将不符合享受农机补贴条件的产品进入江西省农机购置补贴产品目录，造成国家农机补贴资金损失达2203万元。为此，王绍萍最终被法院以受贿罪、滥用职权罪两罪并罚，判处有期徒刑18年。

因农机补贴资金引发的腐败案，王绍萍并非特例。

2014年1月，江西省人民检察院披露，去年省检察院组织查办的全省农机系统45名国家工作人员涉嫌滥用职权，致使大量农机购置补贴被套取窝串案，涉及省市县三级农机局长20人。

新余市检察机关也曾查办多起农机补贴领域腐败案。新余市人民检察院研究室副主任肖巍鹏表示，一些农机干部在收受贿赂后，或为厂商造假谋利，或指定本地质次价高厂商经销，或指定亲友、关系户经销，或空卖购机协议使行贿人倒卖获利，甚至有的还公开索贿，讨价还价争取高比例分成，共同演绎分食“唐僧肉”的“好戏”。

巧立名目 营造提成“分红”潜规则

记者调查发现，由于农机补贴过程中需多方参与的程序，不法农机具生产销售商往往打着“推广费”“服务费”“宣传费”“回扣”等幌子，大肆向部分农机干部贿赂，营造勾结“分红”的“潜规

则”，达到从农机具供货、申请、销售到管理等诸多环节层层盘剥的目的。

据办案人员介绍，在王绍萍案中，行贿人詹某为了将一款农用装载机纳入农机购置补贴产品目录，向其承诺每销售一台装载机给500元的提成。在回扣的诱惑下，王绍萍让他人如愿以偿，自己也大肆受贿。

肥水不流外人田，有的农机官员不惜违反国家不得指定销售商的规定，将国家补贴名录内的农机销售企业指定为自己的亲朋好友。为了最大限度获取暴利，一些不法商人甚至伪造申报材料，大肆冒领补贴。

新余市检察机关查实，2011年9月以来，江西省爱荷华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伪装他人的产品成爱荷华公司生产销售的产品，然后填写虚假的用户材料向国家申报补贴，并非法获得农机补贴174万余元。作为“内应”，新余市渝水区农机局农机技术推广站负责人胡某某则在收受16万元“好处费”后，为这家公司大开“绿灯”。

办案人员还发现，有的地方的不法商人甚至伙同当地农机局干部，通过各种手段获得当地农民信息，以此申请购买收割机，随后以购机发票骗取国家补贴，并以稍低于原价的价格转卖牟利。

“惠农补贴补进了腐败分子和不法商人的腰包，说明相关职能部门在审核、监管等环节的松懈，制度的完善已刻不容缓。”江西省社科院农村经济研究所副所长尹小健认为。

商贩与农机管理人员合谋“打劫”国家补贴

由于“上级监督太远、下级监督太难、平级监督太软”，不法商人和农机部门工作人员相互“配合”钻政策“漏洞”，骗取、“分成”农机补贴，致使国家惠农政策大打折扣。我国农机购置补贴政策实施10年来，力度不断加大，推动我国农业机械化水平逐年提高。记者走访发现，农民购买积极性高，农机成了他们眼中的“香饽饽”。正是瞄准了这一商机，一些不法商贩与农机管理人员合谋，钻政策漏洞“打劫”国家补贴投入。

六盘水市纪检监察部门查实，六枝特区木岗镇农业服务中心主任陈某某与商人肖某某勾结，由陈某某提供《预申请表》、肖某某以每户200元“误工费”骗农户“配合”伪造购机资料，之后将骗取的农机补贴以每台50至100元的“服务费”返给陈某某。

近几年，重庆、陕西、河北、山东等地也查处多起农机补贴领域腐败案件。记者采访了解到，农机补贴领域腐败案件的特点有三个：一是涉案人员多、金额大、社会影响坏，国家惠民政策被打折扣；二是农机部门干部与不法经销商相互掩护、弄虚作假；三是窝案串案时有发生，个别地方农机管理部门集体腐败特征明显。

2013年，农业部会同财政部、中央纪委监察部驻农业部纪检组监察局等单位，直接组织调查了重庆耀虎公司微耕机“以小套大”、江西柳林公司以非补贴产品冒充补贴产品销售等行为，并在全国范围内取消或暂停了上述企业部分产品的农机购置补贴资格。同时，各省级农机化主管部门也加大了查处力度，全年共查处88家农机产销企业。

政策有漏洞 监督走形式

按照相关规定，对农机补贴目录的进入门槛、补贴审批程序、结算、事后审核等都有严格要求，一旦发现问题即可追究相关责任人的责任。但是，腐败案件还是接连不断。

一些纪检监察及司法机关工作人员认为，部分地区补贴政策存在“漏洞”。按照农业部、财政部印发的《农业机械购置实施补贴实施指导意见》，进入补贴目录的机械种类多品目广，并要求地方不得随意缩小补贴范围。但是，一些地方农机主管部门在制定实施细则时没有结合实际，将本地无法使用的农机也计入补贴范围，存在一定的制度漏洞。

六盘水市纪委常委周晓波介绍，在当地大型联合收割机基本不能使用，但是，不法商贩却和农机管理人员“配合”，利用农民身份信息购买联合收割机骗取补贴。“此外，农机购置数量弹性大，如省、市均规定同一农户年度内购机数不超过10台，农业生产经营组织不超过60台，而下一年度还能购机，这容易给不法经销商创造虚构虚报的条件，一些农户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被购置’多台农机。”周晓波说。不仅补贴政策有漏洞，一些地区还存在“上级监督太远、下级监督太难、平级监督太软”的问题。如一些地方农机部门对补贴的审核仅限于书面审核，监督流于形式，而财政部门对农机补贴专项资金监管也仅限于书面审查，外部监督缺失，权力在不同环节的“寻租”空间大。

一些办案人员说，按照规定，县级农机主管部门对办理补贴的农户购机资格、数量的抽查面要达到一定比例，但一些农机部门要么根本没有抽查，要么找农户“配合”抽查，监管“防线”形同虚设。

堵塞流失“黑洞” 提高惠农资金使用效益

“权力过分集中，‘我的地盘我做主’是诱发犯罪的首要原因。”肖巍鹏认为，随着国家各种支农惠农资金投入的增加，资金管理人员的权限也得到扩大，项目申请、审查、签订补贴协议、协调供货、上报补贴等多个环节，往往都是由少数几个甚至一人完成，而系统内监督又通常以报表或自查的形式进行，有名无实。

在农机领域系列腐败案中，“一把手”的权力甚至到了几乎失控的地步。王绍萍受贿案中，其对权力的干预肆无忌惮，行贿农机商的产品，大到手扶拖拉机、挖坑机，小到太阳能杀虫灯，纷纷违规享受国家补贴，造成国家农机补贴资金流失的巨大“黑洞”。

一些办案人员认为，把关不严、监督不力、权力过于集中是此类腐败案的共同特点，反映出补贴操作过程缺乏透明公开。

尹小健认为，应针对惠农政策性资金分配、使用、管理等环节存在的漏洞和制度缺陷，及时采取措施，建立科学的防范机制和追惩机制，确保补贴资金安全足额落实到农民手中。

抚州市检察院公诉处处长周广平认为，要科学配置权力，建立由财政部门、检察机关、社会力量共同发挥作用的立体监督体系，将权力运行的每一个部位、每一个环节都暴露在阳光下。

固“防线”晒“补贴” 确保“好钢用在刀刃上”

基层纪检监察及司法机关工作人员建议，改变以往补贴办理流程，鼓励各地实行“全价购机、定额补贴、县级结算、直补到卡”的兑付方式。同时，农机部门不能单一用电话回访与核实，应深入基层、深入农户家中，实地查看农机使用情况，实地提供农机技术服务，保障购机公平、机具到户、补贴到位。

山东大学社会学教授王忠武认为，农机购置补贴应引入内部监督和外部约束机制。明确和强化农机主管部门“监管主体”的职能定位，严格执行各级农机补贴专项资金使用管理办法。同时，发挥纪检监察、财政等部门的作用，形成合力，提高补贴政策的实施质量。

“一旦发现不法经销商有违规违法行为的，及时冻结销售和报账资格，告知工商行政管理部门作出处罚，涉嫌犯罪的报告公安机关，严厉打击。农机主管部门加强与纪检、检察、公安机关的信息沟通与联络，建立不法经销商‘黑名单’台账，净化市场环境。”王忠武说。

一些专家还建议，将补贴政策的内容、程序、要求等向社会公开，让农民对政策“心中有数”；将享受补贴标准、机型、数额等向社会公开，保证此项工作始终处于社会监督之下。

（摘编自新华社、新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