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日军性奴隶问题的解析

[朝]曹喜胜（著），金成杰（译）

（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社会科学院 历史研究所，朝鲜 平壤 999093）

2014年1月25日，日本广播协会（日本放送协会NHK）新会长籾井胜人在就职新闻发布会上声称，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慰安妇”（性奴隶）问题在“任何一个战争国家中都很普遍”，“我们能说（‘慰安妇’）在德国或法国一个都没有？在欧洲到处都是”，不应单独批评日本。此番言论引发众怒。2月12日，日本外相岸田文雄在记者会上强调：“不应使日军慰安妇问题成为外交和政治问题”。同时，岸田还基于日本政府所认为的慰安妇问题通过1965年的《日韩请求权协定》已被解决的立场指出，“将继续说明”以谋求理解。2月20日，日本前官房副长官石原信雄出席众院预算委员会会议，就如何根据慰安妇的证言写成《河野谈话》一事进行了说明。他表示，“没有进行确认事实依据的调查，在当时的氛围下无法确认依据”。次日，日本内阁官房长官菅义伟在记者会上表示，“对《河野谈话》的依据，也就是对慰安妇（性奴隶）受害者的证词需要从学术的角度进行进一步调查，因此考虑组成调查证词内容的政府小组，这是日本政府应该做的事情，若对证词有异议时，可修改该谈话（《河野谈话》）”。最近以来，日本政客抹杀日军性奴隶历史真相，妄言不断，这绝非偶然。

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曾指出：

“日军将‘慰安妇’强制带上战场，入侵他国，屠杀百姓，在世界战争史上堪称史无前例”。[1]

日本政客的妄言可谓是日本现政权及政府强行推进的国家政策——历史修正主义政策的直接产物。换言之，日本政府否认了过去侵略战争所犯下的滔天大罪，也就是回避了国家的责任。日本参拜靖国神社、向海外派遣自卫队及行使集体自卫权、修改宪法第九条、歪曲历史教科书等一系列问题都是其走向军国化的具体表现。日本当局全面否认侵略历史，赞美已成为过去式的“大日本帝国”。为实现上述目标，用尽华丽词句加以掩盖和粉饰，扬言要建成“普通国家”。日本作为战犯国，国际法或日本宪法均令其废止交战权。他们全面否认东京远东军事审判内容，叫嚣“胜利者对失败者的错误审判”的谬论，欲推翻国际社会的评价。日本政客对日军性奴隶的言论相互矛盾，认为一般的“慰安妇”就是向战场上的士兵给予“慰安”的演艺人或是为军官提供酒招待的妇女，当然也可能会包括“卖春妇”，这种意义上的“慰安妇”在其他国家也是存在的。因此，岩波书店出版的《广辞苑》（1973年版）第86页“慰安妇”一条中写道：“慰安妇是随军到战地部队慰问过官兵的女人。”这就是20世纪70年代为止，世人对慰安妇的理解。但20世纪90年代以后，日军性奴隶犯罪真相公诸于世，慰安妇的概念、范畴与之前所理解的发生了变化。1995年，由日本小学馆出版的《大辞泉》第108页中对此写道：“主要指战争中被士兵充当性对象的女性”。上述事实证明，日本政客所声称的《河野谈话》只依据受害者证词制定的言论简直就是一派胡言，他们还称今后将对证词进行进一步核实，真是无稽之谈。日本统治层极大地侮辱和愚弄了性奴隶受害者，试图回避其作为史上最大战犯国对性奴隶所犯下的国家罪行，本文将着重解析日本当局及执政层的上述态度。

一

进入20世纪80年代，日军性奴隶受害者——冲绳的裴蜂起老人、新加坡的卢寿福老人的存在被公诸于世。直到20世纪80年代，日军性奴隶问题才浮出水面的主要原因如下：

首先，按照日军最高统帅部命令，日军彻底销毁了有关性奴隶的档案文件。日军败亡之际，军部下令派驻海外的各侵略部队、朝鲜总督府、台湾总督府彻底销毁有关战争犯罪的文件。最近，位于中国吉林省长春市的吉林省档案馆公布了该馆收藏的包括731部队档案在内的日军侵华档案10万卷中的极少部分。这些档案埋藏于关东军宪兵司令部①旧址院内。20世纪50年代初，在施工过程中被发掘。据考证，1945年8月中旬，日军败逃时来不及烧毁的档案就被埋在此地，1982年由吉林省公安厅移交给省档案馆。

其次，性奴隶受害者过去惨遭日军凌辱、蹂躏，心灵备受折磨，感到羞耻，因此未能及时揭发。禽兽不如的日军无视女性的尊严与人权，对于受害妇女来说往事是不堪回首的血泪史，只能将过去的痛苦深埋在内心深处，不向任何人提及。正如冲绳的旅日朝鲜人裴蜂起老人，解放前被日军充当性奴隶，解放后则沦为美军的性奴隶，最后被惨无人道地“丢弃”。这样的事例数不胜数。

最后，作为施害者的日本人本身长期保持沉默，回避性奴隶问题。数百万日本人沦为日本军国主义的“牺牲羊”，被拉到侵略战场，在沦陷地区杀人、放火、强奸，无恶不作，还光顾“慰安所”。日本帝国主义败亡后，日本无数侵略战争“牺牲羊”重新恢复了“理性”，但对自己过去所犯下的罪行却保持沉默。

综上所述，由于各种原因，日军性奴隶问题长期处于沉默与被否认状态。但是，日军性奴隶犯罪还是被有良知的学者与女权人士通过报刊报道公诸于世。1991年8月，日军性奴隶受害者金学顺老人正式起诉日本政府。1993年4月5日，居住在日本宫城县的旅日朝鲜人宋神道老人（1922年生）向东京地方裁判所提出谢罪、赔偿及补偿的诉讼。2003年3月28日，日本最高裁判所做出驳回诉讼请求的判决。这些诉讼的意义在于性奴隶受害者与日本政府展开了激烈的法律斗争，并得到了广泛关注。在这种氛围下，北南分别在平壤与首尔多次召开性奴隶受害幸存者证词会，她们的证词震动了世人。从受害者证词中可知，她们都是被日本强征，并被迫充当性奴隶的，她们决心要向日本问罪。“慰安妇”一天不得不“接待”30个日本军人，她们的生活简直就是人间地狱，她们不能反抗，被剥夺自由，逃跑即意味着步入黄泉之路。无论是在热带丛林还是在白雪覆盖着的荒野，含苞待放的20万朝鲜花季少女丧命。朝鲜半岛北部和南部的数百名受害幸存者老人都是从人间地狱中捡回的命，她们立下誓言，若不报怨恨，死不瞑目。

20世纪90年代初，在以西野瑠美子为首的一批有良知的学者和相关女权团体及人权团体的协助下，“慰安妇”问题的真相逐渐浮出水面。她们通过各种活动形式唤起日本国内舆论的关注。联合国人权委员会还将性奴隶问题视为重大侵害人权行为并进行调查。在此过程中，除朝鲜妇女外，菲律宾、泰国、中国妇女们也被日军强征，被迫充当“慰安妇”，新的证词与资料比比皆是。随着在日本国内发现证明性奴隶制度是在军部直接指示下运营的正式文件后，日本政府不得不发表其政府立场，即《河野谈话》。《河野谈话》只依据受害者证词的日本右翼政客言论相互矛盾，实在是荒谬而无耻。

二

1993年8月4日，《河野谈话》是由时任内阁官房长官的河野洋平宣布调查结果时发表的谈话。《河野谈话》中承认日军直接在朝鲜半岛、中国等地设置“慰安所”及强征当地妇女充当“慰安妇”，并对此表示道歉和反省，河野表示要通过历史教育，让人们永远记住“慰安妇”这些事。众所周知，在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图书馆发现的文件《有关森川部队特种慰安业务之规定》是记录1939年11月1日至11月30日期间日志的文件。在该文件11月14日的日志中明确记载着独立山炮兵第三连队制定的慰安所规定。在第一条中指出设置“慰安所”的目的在于“缓解恐怖氛围，鼓舞士气、振作官兵军纪”。第三条中规定，为实施警备区域内的“慰安”业务，任命委员。第四条中规定，由军队相关官员任命“慰安”业务监督指导人员。第七条规定“慰安妇外出，须经连队长之许可”。上述文件证明，日本军部直接设置了“慰安所”，在此过程中动员其公权力（宪兵、警察、总督府）参与其中。此外，《陆军省副官通牒》、《内务省警保局长通牒》等众多档案文件资料证明，日本军部强征并关押“慰安妇”，违背妇女意愿，运营“慰安所”，使她们为日军官兵充当性奴隶。《河野谈话》从起草到出台过程中，参考了警察厅、防卫厅、法务省、外务省、文部省、厚生省、国立公文书馆、国立国会图书馆、美国国家档案馆等文件。在此过程中，一些文件证实了日本军部参与“慰安所”、“慰安妇”管理的铁证。同时，针对“慰安所”的实际状况，还参考了性奴隶受害者、朝鲜总督府相关人员、“慰安所”附近居民、经营者等各阶层人士的证言。当然这些调查对象及资料仅仅是冰山一角。

《河野谈话》承认日本很长一段时期内，在很多地方设置了慰安所，日军参与了慰安所的设置、管理以及慰安妇的运送。虽以“直接、间接参与”等较模糊的方式表述，但承认慰安妇的招募主要是由军方委托进行的，也有经过花言巧语或高压而违反本人意愿的许多事例，还有一些是官员直接支持的。该谈话试图掩盖强制绑架性奴隶及其所犯下的反人类罪真相，回避在幕后操纵和落实具体命令的当事人之国家责任，但多少也承认了性奴隶是日本所犯下的国家犯罪之历史史实。

三

日军性奴隶问题广受关注后，日本政府居然声称：“慰安妇是商业行为”、“慰安妇是以赚钱为目的的妇女”、“军部的参与只是处于人道主义层面”、“军队的参与是为了保护慰安妇的人权”、“‘慰安妇’与日本政府没有任何关系，而是由民间业主从事的活动”，全面否认犯罪事实。右翼政权急于掩盖日军罪行，其伎俩荒谬而狡猾。在诸多伎俩中阻止教科书叙述性奴隶问题是较为典型的事例。通过受害者的揭发引起舆论的空前关注后，有良知的日本学者与教科书编写者开始在教科书中叙述性奴隶问题。但日本政府以“检定制度”（审定制度）为由，向教科书编写者和出版社施加压力，令其删除与性奴隶相关的内容或修改措辞。例如，一桥出版社于1992年出版的《世界史》教科书中这样写道：

战时，强制征发（征用）约20万朝鲜人妇女为女子挺身队，其中5万－7万人作为从军慰安妇赴战场。日本政府最初否认军队参与或运送从军慰安妇，但随着正式文件的发现，证实了事实关系，当前日本政府应以诚实的态度承担应尽的赔偿责任。

出版社将教科书《申请本》送至文部省，但文部省提出了《检定意见（审定意见）》，令其对所有内容进行修改变更。②

1993年教育出版社出版的《伦理》、1992年一桥出版社出版的《伦理》、1993年帝国书院出版的《世界史》A、1992年三省堂出版的《日本史》B、1992年日本书籍出版的《日本史》B、1992年实教出版社出版的《日本史》B、1993年三省堂刊行的《日本史》B、1993年自由书房出版的《日本史》B、1993年东京书籍出版的《日本史》A、1993年第一学习社出版的《日本史》B、1992年日本书籍出版的《日本史》B等许多教科书中均提及日本性奴隶问题，但文部省也对上述教科书逐一提出《检定意见（审定意见）》。

1992年三省堂出版社出版的《日本史》B中对此表述为：“5万或20万名年轻的朝鲜妇女被日本政府、军部征用为从军慰安妇”。对此日本文部省也下发了所谓的《检定意见》，与处理一桥出版社《世界史》B事例相同，文部省令其缩小日军性奴隶人数、删除国家介入的表述。截至1997年，七家主要教科书出版社出版的中学历史教科书中均涉及日军性奴隶相关内容，但在“历史修正主义分子”及御用学者的合谋下，从2006年起在教科书叙述中，“慰安妇”消失得无影无踪。日本政府为掩盖日军性奴隶犯罪，还采取了干涉、介入舆论报道的方式。其典型事例就是NHK电视节目事件。

2005年，NHK计划播放批判二战期间日军性暴力的节目，但是播出前一天，时任经济产业相的中川昭一与自民党干事长安倍晋三向日本广播协会施压，说“内容有所偏向”，大幅删改中国籍“慰安妇”的证词及对日本天皇裕仁“因允许慰安妇的存在而犯有罪行”的民众法庭审判结果。这一情况一经揭露，日本各界立即对NHK展开口诛笔伐，批评这种行为违背新闻道德，使人联想起战时（日帝时期）新闻审查制度，这是威胁新闻自由的违法行径。而日本政府方面则狡辩称：“只是提出建议并未介入或是干涉”。但是，当时的电视制片人长井晓在记者会上承认，曾受到来自政治人物的施压。2005年1月《朝日新闻》较大篇幅报道了安倍与中川的政治施压问题。日本最高裁判所也认定，该事件是由政治权利介入舆论报道的不正当行为。

四

过去的性奴隶受害者并不仅仅是为军人提供“慰安”的“慰安妇”，而是性奴隶的历史事实可以通过施害者——日本人的证词得到证实。宪兵市川一郎（1920年生，音译）、海军雇佣船员荒木（1923年生，音译）、海军从军护士中佐藤千代（1926年生，音译）、军医汤浅健（1916年生，音译）等日本战争亲历者的证词都证明了日军所犯下的反人类滔天大罪。汤浅身为臭名昭著的魔窟——731部队的军医，向世人揭发了日本关东军人体实验罪行。汤浅详细介绍了在中国战场上诊察朝鲜人“慰安妇”的事情。他说：“我听说在中国曾有慰安妇，因接待30多人而死亡……因太痛苦不能逃跑，所以说她们是‘性的奴役’……做出这种行径的正是支配其他民族的我们（日本）。”荒木证实，船在台湾补给水和粮食后一早便出航，但船队中的几艘船被美国潜水艇发射的鱼雷击中。这时为了救助船上及落水人员，所有船只全都集中到一起，但长官却指示：“先救军人，朝鲜娼女可以去朝鲜征集，那儿遍地都是，不必救助这些荡妇”。“浮在海上的女人都是朝鲜‘慰安妇’，长官不顾她们生死，下令不必救助，我当时的心情真是悲痛欲绝，真的很想救她们，至今还怀着谢罪之心，40年间我一直将朝鲜娃娃挂在房间内，时至今日脑海里经常浮现那些女人朝我挥手的场面，她们大声哭喊着‘请救救我’、‘救命’……。我今年已经74岁了，那天的情景历历在目，我真的很后悔抛下她们，我也真的想救她们，她们死的实在是太凄惨了。”“这是发生在越南和泰国的故事。邻近港口的地方也有慰安所……慰安所的朝鲜妇女老泪纵横说道：‘对于普通人来说，星期天应该是最愉快的一天，而对于我们，星期天犹如地狱’”，“拎着军靴的10－15名军人在走廊排队等候……看起来只有十几岁或二十出头的年轻朝鲜妇女面临的就是那些排着队等候的军人，她们不能反抗，只能被迫发生关系。她们说，如果朝鲜与慰安所以水路相连，真想逃走，回到妈妈的怀抱里，都说‘想念妈妈，想见一面’，她们真的很可怜，‘只要一生病就完了，也不给食物，死了都不知道葬在何地’，那些都是真的，命丧大海、慰安所的人不计其数”。宪兵出身的市川说：“过去，国家说未参与（慰安妇），但我曾在宪兵队管理过‘慰安妇’，觉得很纳闷……当我在宪兵队管理‘慰安妇’时，前途未卜的军人光顾的是分布在朝鲜各地的‘慰安所’，这是明明白白的事实。我的任务就是每天记些日志，记录哪个士兵去找哪个女人等内容，监控是否泄密。所以，国家未参与管理的说法就像是睁眼说瞎话，简直就是谬论。我个人就在宪兵队庶务科，我的任务就是负责与‘慰安妇’相关的事务，军队直接参与管理的事实毋庸置疑。另外，我还向我的长官汇报过工作情况，还参与有关调查。所以我想说‘军队未参与’的说法就是谎言。我也问过报社工作人员，是谁在缴纳‘国民基金’，但他们未给出明确解答。政府只是强调‘按照国民的公意向朝鲜人谢罪，所以就是国民的公意’……既然如此，那些基金资金从何而来？果真是国民的公意吗？真邪乎……”

上述资料选自时任“日本战争责任资料中心”干事西野瑠美子等主办的“回顾历史事实的会”及与《周刊金曜日（星期五周刊）》共同主办的会议（1997年4月29日）中受害者发表的证词内容。

1942年，松原胜在太平洋特鲁克群岛的夏岛当兵，该岛建有日本第四海军的附属设施。他证实在南洋群岛建有“南国寮”（即“慰安所”），由军队直接管辖。据他回忆，“南国寮出入证”上印有海军印及“荻原部队”部队长（海军大佐）的印章。毫无疑问，这就证明了“南国寮”是由军队直接管辖的事实，作为证据他还出示了当时的出入证。慰安所（“南国寮”）由士兵站岗把守，如果没有出入证是无法进出的。他还诉说了过去“慰安妇”悲惨的命运及历史真相，并总结道：“100年前的8月，‘合并韩国’后，朝鲜人失去了自己的语言与名字，在战争中朝鲜人的人权惨遭蹂躏，其一就是‘慰安妇’，那些妇女们流过的眼泪就是受虐待民族之血泪，一想到这些我永远无法忘记”。接着，松原就日本政府掩盖日军性奴隶犯罪的原因发表如下证词：“我是在以羞耻之心坦陈，但事实上未必所有军人都能坦白自己的过去，说出‘我曾去过慰安所’，因为涉及性方面的问题，所以很难说出口……每逢开赴战场前夕，慰安所前会排着长队，无数士兵‘利用慰安所’。所以，如果那些人发出同一种声音，那将是惊人的，但问题是所有人都保持着沉默。”

国际人权团体文件中明确要求日本应恢复强征性奴隶妇女的市民权（公民权）、自由权，使她们恢复健康，从各种病症、歧视与不安中解放出来，采取具体措施恢复其名誉，并给予受害者个人赔偿，查明真相。另外，从承认法律责任、查明真相、历史教育、谢罪、个人赔偿、惩罚责任人六个方面进行约束。2000年12月，东京九段会馆“女性国际战犯法庭”（女性法庭）开庭，这是首个审判慰安妇制度责任人的刑事责任和日本政府国家责任的民众法庭。与会代表及旁听者包括来自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及南朝鲜、中国、菲律宾、荷兰、印度尼西亚、东帝汶等地的64名受害妇女，近400名各国人士、600名日本国内旁听者、300名新闻界人士等。会上，由受害者与施害者（男性）代表陈述了证词。法庭上，按照当时的《国际法》做出“昭和天皇有罪”、“日本政府应负国家责任”的判决。翌年2月，由荷兰海牙法庭对其余被告做出了最终结论。其依据各种证词及档案资料，研究分析了日军性奴隶犯罪真相，并做出判决：“日军与政府当局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作为其‘慰安妇’制度的一部分，强迫数万名妇女与少女为日军充当性奴隶，违背妇女意愿实施了强奸、性奴隶制度”。但是，日本当局发表《河野谈话》已过去20余年，至今仍未对性奴隶受害者进行谢罪和赔偿。众多档案资料及证词显示，日本军部与警察等国家公共机构直接组织运营、参与“慰安所”，因此，在性奴隶问题上日本政府应以负责任的态度解决问题。而现实却相反，当局设立了所谓的“为女性设立的亚洲和平国民基金”（简称“国民基金”或“妇女基金”），企图以金钱平息受害妇女的愤怒，但最终于2007年3月解散。这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强烈抗议和公愤。日本的同盟国——美国，于2007年7月由国会众议院通过了敦促日本政府就二战期间日本军队强迫成千上万的妇女充当性奴隶的事实进行谢罪并解决该问题的议案。此外，荷兰众议院全体大会（2007年11月）、加拿大众议院（2007年11月）、欧盟27国及欧洲议会全体大会（2007年12月）均通过了敦促日本向受害国及受害者进行谢罪与赔偿的决议。美国国会众议院于2014年1月15日下午召开全体会议，表决通过了美国政府2014财年预算法案。引人关注的是该法案还包括了日军慰安妇问题，法案要求美国国务卿敦促日本政府遵守美国众议院于2007年通过的“慰安妇决议案”。

五

从《河野谈话》到今天已20余载，岁月在流逝，为数不多的受害幸存者都年事已高，许多受害者怀着对侵略者的一腔怨恨与世长辞。不久前，居住在首尔的黄金子老人离世，她被日本巡警抓走时年仅13岁，强迫她为日军充当性奴隶，老人终生未等到日本政府的一句道歉。据介绍，南朝鲜的性奴隶受害幸存者从2010年的234人减少到目前的70人。在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李庆生（音）、郑玉顺（音）、金英实（音）、元龙花（音）等数十名幸存者也相继离世或卧病在床。在这20年间，日本不但没有谢罪和赔偿，反而掩盖和否认犯罪事实，直到今天甚至推翻之前的谈话内容，右翼势力愈来愈嚣张、猖狂。需要指出的是，日军性奴隶受害者充满血泪的呐喊并不是为了经济赔偿，她们真正希望的仅仅是日本当局承认过去所犯下的所有犯罪事实，并早日进行诚恳的谢罪，彻底地清算过去。日本政府不顾受害者的证词，声称“需要重新验证”，其态度真是厚颜无耻，卑鄙恶劣。时至今日，幸存者及有关团体每周三在日本驻首尔大使馆门前组织抗议集会，该集会已举行了1 000余次。但日本当局并未聆听参加集会者的呐喊，日本政府只会耍一些小伎俩，要求“重新验证”，实际上那只不过是拖延时间的小把戏，狡猾而卑劣。过去，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亚洲给各国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心灵中刻下无法抹去的创伤。各国应积极揭露无耻的“日本式诡辩”，持续开展这一正义的斗争，团结一致，共同努力！

注释：

①今吉林省人民政府大院。

②日本文部省《审定意见》如下：第一，关于从军慰安妇人数应考虑研究现状；第二，考虑目前还未发现有关从军慰安妇“征发”的正式文献的情况；第三，使用“从军慰安妇”与“女子挺身队”措辞会产生不必要的误解，应研究其用词问题。

[1]金日成主席回忆录[A].与世纪同行：第三卷[M].平壤：朝鲜劳动党出版社，199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