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社会发展规律思想的形成及经济学论证

肖燕飞

（湖北美术学院 马列主义课部，湖北 武汉 430205）

人类社会历史的发展是否有规律可循？社会规律何以存在？这些问题一直是困惑西方历史哲学家和马克思主义哲学家们的“斯芬克斯之谜”。马克思将社会发展规律深深植根于现实的人的实践活动基础上，以深邃无比的理论和方法完成了哲学视角转换，创立了崭新的社会发展规律思想。正是基于对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规律思想的正确运用与发展以及对中国社会发展规律的正确认识，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践相结合，才使中国取得了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和改革的胜利。自从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进入了一个稳定快速发展的新时期。2010年，我国的GDP总量超过日本，成为继美国之后第二大经济实体。同经济发展相适应，未来的中国在整体上如何推进，中国能否在经济现代化的同时，开辟出一条不同于西方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这就有赖于我们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正确认识和把握。

一、马克思社会发展规律思想的初步形成及发展

从《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到《哲学的贫困》，是马克思社会发展规律思想的基本形成时期。在此时期内，马克思以科学实践观为基础全面清算费尔巴哈，彻底摆脱了费尔巴哈的人性决定论束缚，发现了人类社会发展规律。

（一）《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以科学的实践观为基础揭开人类社会发展之谜

众所周知，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揭示不仅需要从事政治经济学研究，还有待于形成科学的实践观。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马克思以生产实践为出发点，转而分析社会生活过程内部，彻底摒弃了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思想，从实践角度科学地揭示了人类社会的起源、本质内容及其发展规律，从而将社会发展规律奠基于唯物主义坚石之上。可以说，《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是马克思社会发展规律思想形成的分水岭。

第一，《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把实践看作理解人的本质和关键，这表明马克思对人与社会关系的认识达到了科学高度。

在费尔巴哈看来，人不是现实存在的人，而是生物学意义上的人。他撇开人的社会关系和历史进程，把人的本质归结为孤立的个体和类的关系。马克思通过对人的物质生活条件、人的实践活动等的探索，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提出“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1]对人的本质作出了科学的界定，且彻底摒弃了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观，为全面创立科学的社会发展规律思想清除了最后的障碍。

第二，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马克思从实践出发考察人类社会，指出了实践是人类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基础。

首先，社会源自于实践，人类社会与自然界不同，自然界是不依赖于人类而存在的自在物；人类社会则不同，在其本质上是实践的，是人类实践的产物。其次，社会发展规律不同于自然规律，自然规律是自然界自身的规律，是自然界的各种盲目力量发生作用的结果，无论人类有无参加，它都是按其固有的规律发展。社会发展规律存在于人的实践活动中，表现为一种最终决定人们行动结局的力量，不能离开人的实践活动空谈社会发展规律。

（二）《德意志意识形态》：首次科学阐述社会发展规律思想

第一，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规律。马克思是从物质资料生产出发来研究人类社会发展的，不仅要考虑物质因素，还要考虑其对立面——意识因素。意识和语言一样，一开始就是社会的产物。它一开始就要受到物质的“纠缠”，[1]它要通过物质性语言来表达，“语言是思想的直接现实”。[2]意识本身也是人们交往的产物，是现实生活的反映。交往是人与人关系的必然表现，有“关系”才有意识，“我对我的环境的关系是我的意识”。[1]意识是人们现实生活的反映，受时代的生产力水平及其相适应的交往形式制约。“不是意识决定生活，而是生活决定意识”。[1]

第二，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规律。马克思指出，社会生产由物质资料的生产和人自身的生产两部分组成。要进行社会物质资料生产，必定会产生双重关系：一种是人与自然的关系，另一种是人与人的关系。前者形成了生产力，后者构成了生产关系。马克思不仅规定了物质生产过程的两个方面，且还指出两者之间是密切联系着的，一定的自然关系即生产力的发展状况总是制约着一定的社会关系，“已成为桎梏的旧交往形式被适应于比较发达的生产力，因而也适应于进步的个人自主活动方式的新交往形式所代替”，[1]在此，马克思首次科学阐述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交往形式）的辩证关系，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最基本规律，并得出结论“一切历史冲突都根源于生产力和交往形式之间的矛盾”。[1]

第三，市民社会决定国家和其他观念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规律。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马克思提出论断“市民社会决定国家”；《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则产生“物质生产决定整个社会生活”的思想，但囿于马克思当时深受费尔巴哈人本主义影响，还未对生产做出科学说明。然而，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从物质资料生产方式的矛盾分析中产生了生产力和交往形式（在《哲学的贫困》中改为“生产关系”）两个概念。在阐述生产关系概念时，很多场合中，马克思仍沿用“市民社会”这个术语。可事实上，市民社会的内涵与1859年《〈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所阐明的经济基础基本一致。

正是基于对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规律的发现，在以前达到的思想基础上，马克思指出市民社会“这一名称始终标志着直接从生产和交往中发展起来的社会组织，这种社会组织在一切时代都构成国家的基础以及任何其他的观念的上层建筑的基础”。[1]

第四，社会有机体结构规律。在社会发展观上，马克思是把社会看作一个由多种因素组成，并相互作用、相互制约的有机整体来看待的，并且还分析其中要素的独特功能。

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直接用生产来解释上层建筑，从物质生产中寻找上层建筑现象的根源，此方向是唯物的，但它未对社会多层次结构做出系统详细的分析，正如经济上落后的德国为何能在哲学上演奏出第一小提琴呢？而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通过划分生产力、生产关系（此文中是“交往关系”或“交往形式”）、上层建筑来分析社会，论述了生产力→生产关系→上层建筑之间的因果关系，而且还说明了上层建筑→生产关系→生产力的反作用。如此便把生产关系作为既由生产力决定又制约上层建筑的中介环节，从而更合理地解释了社会各种复杂现象，也有力地反驳了社会历史领域中的机械因果决定论以及因果规律的多因素论观点。同时也形成了人类社会一切基本因素基本完整的画面，而在此之前对社会结构的理解只是个别的。如果把马克思在1845年之前所达到的社会结构认识同1845年发展了的概念：生产力→生产关系→上层建筑作一个比较，便可得知：1843年得出的结论是第二个环节决定第三个环节，《黑格尔法哲学批判》提出“市民社会决定国家和法”，而在1844年是第一个环节和第二个环节的总和决定第三个环节（即生产决定上层建筑）。这说明，在1845年马克思对社会结构的认识已经非常全面，达到了一次比较完整的理解。

可以看出，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正是基于一系列社会发展规律思想的提出，而指出人类社会发展是一个自然历史过程，且根据生产力的发展，首次把人类社会形态划分为五个阶段，并且还依据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规律，揭示出每一个社会形态的基本特征以及必将会被另一个更高级的社会形态取代的规律性。

（三）《哲学的贫困》：社会发展规律思想的深化、确切化发展

由于种种原因，《德意志意识形态》直到1932年才出版。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弄清了的问题，后来在《哲学的贫困》和《共产党宣言》中被公诸于世，马克思的社会发展规律思想也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

在《哲学的贫困》中，马克思反对蒲鲁东把社会看成分裂的、无生机的平面结构，而认为社会是一个由多要素相互作用组成的，以生产方式内在矛盾为基础的，多层次的有机整体。在这个社会有机体中，生产力是社会发展的终极因素，是社会发展的最终力量。“手推磨产生的是封建主的社会，蒸汽磨产生的是工业资本家的社会。”[1]只有把社会发展归结为生产力的发展，才有可能把人类发展过程描述为自然历史过程。

同时，生产力又是一个相对独立的系统。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强调了劳动工具（如耕地）的作用，而在《哲学的贫困》中，马克思指出人与工具是生产力的两个基本要素。在《哲学的贫困》中，他除了强调生产工具以外，还明确把劳动的主体——人本身也纳入到生产力概念中。该文中提出应该将人“既当成他们本身的历史剧的剧作者又当成剧中人物”。[1]此话应该是对社会发展规律的作用机制的科学回答。人类社会是在主、客体相互作用中形成的，因而社会发展规律的实现、发挥和作用就离不开主、客体之间的相互作用。离开主体谈客体会陷入社会规律神秘论。马克思提出，一方面，人是社会历史领域的剧作者，即说明人类社会的一切都是人自身活动的结果，而人又具有主体性；另一方面，人又是社会历史领域的剧中人，这又说明虽然人的活动具有主体性，但每一代人都是在既成的历史条件下活动，其行为和结果都要受到社会的制约，“人们能否自由选择某一社会形式呢？决不能”。[3]因此，可以说明，社会发展有其自身的运作规律，它不以人的意识为转移，但人不是规律的奴隶，人们可以发挥主体性，去研究社会，发现其运作规律，去利用规律。因此可以看出，《哲学的贫困》中包含有“社会发展过程是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统一体”思想。当然这一思想在马克思晚年时期有详细阐述。

至于生产方式的另一方面——生产关系，此概念应该是马克思特有的范畴，是由马克思首次制定并予以科学表述，且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中经历了一个不断完善的过程。在《哲学的贫困》中，一开始马克思就使用“生产关系”这个术语来对生产关系的理论表现的各种经济范畴进行深刻地分析，而不再像《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用“交往方式”、“交往形式”等名称来表述生产关系的内容。生产关系概念已成为一个确定的科学概念，“一门科学提出的每一种新见解，都包含着这门科学的术语的革命”。[4]可以看出，使用术语的变化也标志着马克思的社会发展规律思想将进一步完善和精确。

（四）社会发展规律思想的经典阐述

《〈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的最大成就就是整体观，这其中不仅是对社会结构的整体观，更有对社会发展规律的整体观。马克思把人类社会看作一个复杂的矛盾有机体，是由各种规律综合发挥作用的过程体。在其中，马克思对社会发展规律进行了经典阐述。在此，他没有使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的“市民社会”、“交往方式”、“交往形式”等词语，而是使用确定的术语——生产方式、生产力、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上层建筑等，揭示社会主要是由生产力、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四大要素构成，其关系可以概括为：与物质生产力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应的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了社会的经济结构，它是上层建筑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5]

可见，马克思紧紧抓住社会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生产力，顺向考察了生产力→生产关系→上层建筑→社会革命→社会形态的更替，从而把社会形态的发展看作一个由低级向高级发展的合乎社会发展客观规律的自然历史过程。在这个阐述的过程中，马克思并没有孤立地、单独地，而是从它们相互作用的总体中来论述社会发展规律。他既揭示了每一条规律的独特内容和作用，又揭示了彼此之间的中介和相互联系。任何一条规律都不可能离开其他规律单独发挥作用。

二、马克思社会发展规律思想的经济学论证

在《资本论》中，马克思的伟大成就是“他抛弃了所有这些关于一般社会和一般进步的议论，而对一种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和一种进步（资本主义进步）作了科学的分析”。[6]他从整个社会历史发展的纵向抽取一个形态即资本主义社会（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社会形态是当时人类历史最发达、最复杂的社会组织和有机体）来加以解剖，并根据大量材料，从而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规律做出详尽、精确的分析，成功地再现了资本主义产生、发展及灭亡的历史过程，也使马克思的社会发展规律思想的基础范畴、基本原理和整个体系进一步系统化、科学化、精确化。

人类社会发展最基本的两大规律在《资本论》以前的理论上已经鲜明地提出，但还未予以科学论证。在《资本论》中，马克思运用了大量的材料对此予以论证和说明。

首先，马克思科学论证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物质性。

在《资本论》中，马克思完整地揭示了生产力范畴，明确区分了生产力质的规定性和量的规定性，使其更具体化、精确化。对于生产力的物质性，马克思大量引用了从古代到19世纪中期的技术史资料来加以论证：资本主义从简单协作到工场手工业生产再到机器大生产，实现过渡的根本原因在于生产力的发展。

在《资本论》中，马克思还对生产关系总体系（以资本主义为例）进行了科学的解答。马克思从分析资本主义经济细胞——商品入手，撇开其使用价值，分析商品的特性——价值，依次论证了资本、剩余价值、利润、利息、地租的起源及本质。从而向我们表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不仅包括作为它的前提的劳动力商品的买卖关系，且还包括同商品流通交织在一起的资本流通过程中的全部关系以及分配、消费关系，就连“利息等等这些所谓分配形式”也“是作为决定的生产要素加入价格的”。可以看出，正是基于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详细研究，从而向我们诠释了任何一种社会生产关系都是由再生产过程各个环节构成的一个复杂整体。在生产关系的四个环节中，生产关系对其他关系（分配、交换、消费）拥有支配地位，但并不绝对排斥其他关系的反作用。

其次，马克思还科学地论证了社会的上层建筑依赖于且反作用于社会经济基础。

在《资本论》中，马克思对上层建筑进行了具体考察。马克思以资本主义为例重点考察了政治上层建筑中的国家和法律，国家只不过是一种集中的有组织的社会暴力，资本主义国家是资本发展的结果，维系的是资产阶级利益，而法律同样具有鲜明的阶级性，是生产关系和社会固有形式；资本主义法律都是维护资产阶级利益需要而产生的，且这些“古怪的、恐怖的法律，通过鞭打、烙印、酷刑”在资本原始积累中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在观念上层建筑领域，马克思考察了资本主义道德、宗教、法律观念、政治观念等同资本主义经济基础的关系，认为后者决定前者，前者反映后者。他提出：与资本主义的拜物教相呼应，“新教几乎把所有传统的假日都变成了工作日，由此它在资本的产生上就起了重要作用”。[7]在道德领域，资产阶级表面提倡自由、平等、博爱，实际上却信奉最粗俗的拜物教与最恶劣的利己主义，他们公开认为社会、集体的利益是虚幻的，只有个人的具体的物质利益才是真实的。“每个人都知道暴风雨总有一天会到来，但是每个人都希望暴风雨在自己发了大财并把钱藏好以后，落到邻人的头上。”[7]由此可以看出，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是从属于生产资料资本主义私人占有制，是维护资产阶级利益的工具。

在《资本论》之前，马克思曾多次对社会发展规律思想进行过说明，但终归只是一种理论，任何理论是否具有科学性、真理性，都需要实践予以检验。“在思辨终止的地方，在现实生活面前，正是描述人们实践活动和实际发展过程的真正的实证科学开始的地方。”[7]马克思对社会发展规律思想的科学论证、系统分析，从横向上讲，是通过解剖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形态——英国资本主义经济来予以说明的，“到现在为止，这种生产方式的典型地点是英国。因此，我在理论阐述上主要用英国作为例证”。[7]

在《资本论》中，马克思运用唯物辩证法等方法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的经济现象，同时也是商品经济体系最抽象、最简单的经济细胞——商品开始分析。马克思指出商品的两个因素——使用价值与价值之间的矛盾，源自于劳动的二重性之间的矛盾，再进一步上升到货币，从货币上升到资本的分析，由对简单商品生产到资本主义商品生产的分析，对由资本主义简单协作到资本主义手工工场，再由资本主义大机器生产的分析，以及由剩余价值转化为其他分割形态的分析，马克思始终是依据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关系来叙述资本主义的发展进程及其发展规律。众所周知，马克思是通过对商品及其特性——价值的剖析，进而揭示商品经济中的无形指挥棒——价值规律，它最终支配着一切经济过程。在此基础上，马克思揭示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最基本规律——剩余价值规律，发现了资本家剥削工人的秘密所在，找到了资本主义社会两大对立阶级——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对立的根源，初步论证了资本主义社会向共产主义社会过渡的历史必然性及实现过渡的物质力量。因而，以商品为细胞而产生的一系列资本主义经济概念都是从“生产本身的自然必然性产生的，不以意志、政策等等为转移的形式。这是物质规律”。[8]

可见，马克思在《资本论》中采用了“人体解剖是猴体解剖的钥匙”的方法，对鲜活的资本主义事实进行考察，从而导出了整个人类社会发展的最一般规律，“一种东西为许多东西所共有，为一切所共有”。

三、马克思社会发展规律思想的当代价值

（一）马克思社会发展规律思想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必然性的证明

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历史选择，既讲社会主义道路，又讲中国特色，因而绝不可能回避社会历史发展的普遍规律，尤其是社会形态规律的依次发生性，即社会“五形态”的依次更替规律。改革开放30多年以来，中国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在实践中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是基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本身的“跨越”特性，国内外一些学者借口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从五种社会形态“依次演进”的认识中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畸形儿”、“早产儿”，这种实践与理论上的巨大反差，向人们提出的一个疑问就是：中国走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符合历史发展的必然吗？很明显，这个疑问主要是缘自对马克思社会发展规律思想揭示的人类社会发展一般规律的教条理解：把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简单地等同于五种社会形态的“依次演进”规律。事实上，无论是从历史还是逻辑上，马克思都强调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与民族发展道路之间的关系，民族发展具体道路的实现既包括相邻的社会形态的“依次演进”，也包括不相邻的社会形态的跨越发展。民族发展到底走何种道路关键在于现实条件。对于中国之所以选择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实现跨越式发展，关键在于我国的国情。马克思关于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思想及对未来社会的一般设想，对于确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必然性，解答人们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中的种种疑虑，都具有非常重大的作用。

（二）马克思社会发展规律思想对推进中国科学、合理发展的巨大指导意义

马克思指出人类社会发展是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统一，一方面指明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具有科学性；同时在另一方面又揭示了社会发展规律是人们行动的规律，是主体合目的性的过程。这一思想是推进我国科学、合理发展的理论依据。

人类社会发展有其客观的规律，这是不依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人们不能创造规律、消灭规律，只能尊重客观规律，按照客观规律办事，否则就会遭到规律的惩罚和报复。近代以来，在“科技理性至上”、“知识就是力量”的价值理念支配下，人类结束了顺应自然、依赖自然的农业时代，开始了征服自然的工业时代。从17世纪后半叶到20世纪上半叶这一段相当长的工业化历史时期里，在“发展＝经济增长”的观念影响下，人们一味地追求物质财富，单纯地追求经济增长，使社会生产力得到了空前的发展。在工业文明发展的同时却也使人类陷入空前的危机，如全球问题、社会问题和人性问题等。从人与自然的关系看，盲目地追求经济增长，导致人与自然关系的失调，在我们陶醉于对自然界的胜利的同时，自然界却报复了我们，如频繁出现的生态环境危机、自然灾害等。从人与人的关系看，盲目的GDP崇拜破坏了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关系，导致社会贫富两极分化、人际关系冷漠、竞争残酷无情、人格分裂、精神空虚、家园失落等问题空前凸显和加剧。面对这些问题，人们开始反思和检讨工业化历史时期所形成的“以物为本”的传统发展观，转而要求推行新的发展观。

我国作为一个拥有十几亿人口的发展中大国，目前正处于改革发展的攻坚阶段和关键时期，发展过程中面临着一系列深层次矛盾和问题：中国社会发展极不平衡，前现代化、现代化和后现代化问题同时聚集；资源严重短缺的同时，由于我国经济增长方式主要是粗放型的增长方式，从而造成资源利用率低，环境污染非常严重；城乡二元结构矛盾突出，城乡收入差距大；区域发展不平衡，东、中、西部发展差距大；社会成员收入分配差距比较大，居民贫富差距已经超过国际警戒线等等。如不处理好这些问题，势必会影响我国社会的稳定和国家的长治久安。因此，积极探索适合我国国情的发展新路子，强调在尊重自然规律的同时，突出人类的主体地位，坚持“以人为本”，推进我国全面、协调、可持续地科学发展，优化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以实现经济、社会、自然与人的全面发展，这是时代赋予我们的历史使命。

[1]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501，533，533，525，575－576，567－568，583，603，608.

[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525.

[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7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477.

[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34.

[5]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591－592.

[6]列宁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13.

[7]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317，311，526，8.

[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1）[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