杰弗里·利奇专访

湖南商学院/北京外国语大学 吴良平 编译

杰弗里·利奇专访

湖南商学院/北京外国语大学 吴良平 编译

编者按

为缅怀杰弗里·利奇（Geoffrey Leech）教授，本期《语料库语言学》杂志特设纪念专栏，并编译2006年6月9日利奇教授在西班牙接受的一次学术访谈。该访谈刊载于《亚特兰蒂斯》（Atlantis）杂志第29卷第1期143-156页。本刊对采访者西班牙圣地亚哥·德·孔波斯特拉大学佩特约教授（Paloma Pertejo）授权编译表示谢意。

佩特约：利奇教授，首先欢迎您来圣地亚哥·德·孔波斯特拉大学。

利 奇：十分感谢。

佩特约：很荣幸您欣然接受我们的邀请，同意采访。您是首次来西班牙吗？

利 奇：哦不，我来过西班牙几次。事实上，我曾拜访过西班牙很多学府，如马德里、巴塞罗那、塞维利亚、萨拉曼卡等地的大学。这次来圣地亚哥·德·孔波斯特拉，我期盼已久。

佩特约：如您不介意，我想把这次采访分两部分进行，前一部分着重您的教学，后一部分着重您的研究。首先，您可以大致谈谈您的教学情况吗？您已退休，但是否还从事一些教学？

利 奇：我还从事一点教学。我的职位在英国大学里被称为“荣休教授”（Emeritus Professor），其实就是退休的一种委婉说法。但这样的职位好处很多，你可以在系里保留一个小小的办公室，有自己的电脑，自己的书，还可以使用复印机、图书馆等设施，这让你感觉自己仍在学术圈。我可以在系里作自己的研究，偶尔教点书，不致技艺荒疏。现在还带着一名博士生。

佩特约：请问在语言学方面，您将谁视为授业恩师呢？

利 奇：我不太确定可以把谁视为你所谓的恩师，但我说一下当初步入学术殿堂时对我影响至深的两位学者。一开始我在伦敦大学学院（University College London，简称UCL）任讲师，当时那里有两位非常有影响的人物。一位是Michael Halliday，他常以M.A.K.Halliday署名发表文章，另一位是Randolph Quirk。他们都是系里的重量级人物。我常想，如果当时他们不在那儿，我能否有今天这样的成就？我真的说不好。当然，我最愿意称Randolph Quirk为我的恩师，他对我思想影响最大，同时也在事业上提携了我。

佩特约：我想兰卡斯特大学的学生一定也是以是您的弟子为荣。您在语言学的教学过程中遇到过一些什么样的困难和问题呢？

利 奇：我认为人们缺乏对语法重要性的认识是我遇到的最大问题。特别是在说英语的国家，包括英国，语法不大受人待见，学生们唯恐避之不及，甚至我自己系里的同事也常常贬低语法。教这门受人冷落的课程有点像在费力爬山，这或许是我遇到的最大问题。语言学的其他分支可能颇受学生欢迎，但语法不是。

佩特约：您认为这种情况全世界其他大学都这样吗？还是仅限于英国？

利 奇：最近我注意到世界上其他地方也存在类似情况。就整体而言，在英语为非母语的国家，语法被视作重要的基本功，不教语法，就像不用骨架教人体学一样。但如果英语是母语，人们就会想当然地认为语法不重要。这种事实存在，但不必担心，因为这种情况我们已经心中有数。

佩特约：听起来很有意思。这些年中，您是否在与学生的交往中也有所获益？

利 奇：跟学术界的大多数人一样，我认为自己从研究生的教学中获益最多。不是说我不喜欢本科教学，而是因为研究生教了我更多东西，尤其是那些我所指导过的博士生。作为一名英国人，我并不是一名出色的实用型语言学家，懂的语言种类也不多。来自其他国家的学生常常向我讲述他们自己的语言，谈论某种理论或描写方法该如何应用于他们自己的语言，这对我很重要。以礼貌原则为例，你知道在不同语言、不同文化中何种礼貌理论最恰当吗？学生们对此作出了重要贡献，我从中受益匪浅。

佩特约：您认为该如何把语言学与语言教学结合起来？

利 奇：这是个百万英镑的问题，对此人人都有自己的答案，不是吗？没错，我认为语言学应当有助于我们对所学语言进行描写，这绝不是无关痛痒的问题。语言描写越充分，解释越到位，学习语言时就能事半功倍。当然，语言描写需要给学生或老师有个合乎情理的解释。这些语言学上的抽象描写通常需要简化，或至少针对教学情况进行优化。我在编写英语语法时一直想尽力做到这一点。我编写语法，一直以老师和学生能受益为出发点。

佩特约：现在我们谈谈第二个话题。如果您要把自己描述成一名语言学家，您如何描述和评述自己呢？

利 奇：首先，我的研究取向是相当经验主义的（empiricist）。我的意思是，“经验”这个词，尤其是经验主义者这个词，常被视作贬义词。当然，我不想被视作一名极端的经验主义者。只是在语言研究中，我总试图去解释观察到的事实，脱离语言事实研究语言，那太抽象了。这种思想贯穿了我的学术生涯，我一直面向文本，面向数据。另一方面，我对形式、功能都抱有兴趣，所以不管是研究语法还是语料库语言学，抑或文体学，我都一直从同一硬币的两面，即形式与功能，齐头并进。我认为既不能离开形式去研究功能，也不能离开功能去研究形式。这是我的学术立场。

佩特约：哪些语言理论对您的影响最大？这方面的理论可能会很多，您给我们大致讲讲？

利 奇：早期我受Michael Halliday影响很大。我们曾是同事，岁数上他长我10岁左右。同时，一定程度上，我还受过Chomsky生成学派的影响，因为在上世纪60年代我在麻省理工呆过一段日子。这是我学术生涯早期的两大影响。后来，语用学方面我又受日常语言学派哲学家Searle和Grice的影响。再后来，受认知学派和基于用法的（usage-based）学派的影响，如受加州的认知语言学家们所作研究的影响。

佩特约：从始至今，您的学术思想是否具有某种连贯性？

利 奇：是的，确实是这样，我刚才其实已经提到过，即从形式和功能的角度来观察语言。事实上，我研究的所有领域都体现了这一点。以我早期感兴趣的文体学为例，我认为仅研究诗歌、小说的形式，如小说家选择了什么样的语言，是不够的。我们要问，作者为什么选择这种语言形式？选择特定语言形式会产生怎样的解释或文体效果？再来看语料库语言学，关于语言在不同文本、不同情境的使用会得到很多形式上的信息，我们需要考虑如何能解释出点什么。举个例子，我们观察到在所有口笔语语料库中，口笔语在语法上都表现出了使用上的差异。我们就想：这些差异的功能是什么？为什么书面语语法中有这些特定形式，但在口语中又有不同抑或相关的形式？我认为这同样也适用于语用学，我开始对比语义学（即语言的形式意义）和语用学（即社会语境下的意义），再次遇到了这种二元性。

佩特约：您认为总体而言，语言学，或者说语言学家，在哪些方面对现代社会作出了贡献？之所以问这个问题，是因为当下有一种观点，可以称为“语言学无用论”，语言学家不是“真正的”科学家，不能为社会进步和发展作出贡献。英国的情形或有所不同，但在西班牙恐怕如此。

利 奇：噢，是吗？很多其他学科其实也同样有证明自身存在价值的问题。一方面，从实用的角度，我们可以给出一个令很多人满意的答案。或许对那些送孩子上大学的父母们，你可以说：“瞧，理解语言对语言教学和语言学习太重要了。它对翻译也很重要，众所周知，翻译是欧盟的一项重要活动。我们为何不通过研究语言去帮助这些不同领域呢？”我的意思是，想想言语缺陷，我们是否能够通过语言学来理解它的机制？再想想软件开发，例如语音识别软件，能帮助很多有语言障碍的人。诸如此类的实际用途有很多。另一方面，我们还可以从更抽象和普通的角度去看待这个问题。想想语言对人类自身状态的重要性。我想不出还有什么比使用语言的能力对界定人类属性及行为更为重要。再有，我们所有的社会生活和社会结构都高度依赖于语言以及语言交流。因此我认为，忽视语言就意味着忽视了人类自身最为重要的一面。

佩特约：那么，您认为语言学家是科学家吗？我的意思是我们能否把自己称为科学家？还是我们与众不同？

利 奇：这个问题我不知如何回答。科学家是在实验室工作的人，穿着白大褂，做着各种奇特的实验，诸如此类。语言学家一般不是那样子的。我们认为最典型的科学家是自然科学家，他们都研究自然界，不管是生物学家、化学家还是物理学家。语言学家大不相同，他们更像社会科学家，譬如心理学家和社会学家。不错，我们是某种类型的科学家，只是我们面对的是某些特殊的课题。我并不是说作为一名自然科学家就很容易，他们会用到数学知识，是很高雅的研究。我们数学用得不多，我们是语言学家，必须使用语言，要面对一种循环论证。所有科学家都使用语言，语言是他们最重要的装备，但是语言学家情况特殊：我们实际上试图通过语言去解释语言，我们因此陷入了循环论证。这导致我们建立的模型既不容易证实也不容易展示。要证明我们的论点、模型和理论会碰到很多问题，那种情形可能不会发生在其他科学家身上。还有一个事实，语言学天生是跨学科的。如果回到上世纪六十年代，回到乔姆斯基革命的时代，会有人相信我们可以设法把语言和意义、社会、语境隔离开来，仅用逻辑和数学对其进行研究，用那种方式划定要解释的领域。我认为，用那种方式研究语言是不现实的，因为语言天然地分布在多个学科的边界处。因此，某种意义上，我们的困难比自然科学大得多。

佩特约：展望未来，您预测语言学这个领域将会发生什么？

利 奇：我猜你可能期待我在这里用上“语料库”这个词！没错，差不多从1970年开始，我就涉足语料库研究。甚至在语料库语言学这个术语发明前，我就在作某种原始的语料库研究。正如有些人说的那样，“语料库革命”现在已经开始影响到了语言学的主流思想，我认为这是很重要的一步，较以前是一大进步。我认为人们会像语料库语言学所作的那样，通过数据收集和分析的巨大潜能来研究语言，这一点将会越来越突出，越来越自然。但在未来，我们可能不会依赖像布朗语料库和BNC语料库那样的经典语料库概念，这些语料库通常大小有限、设计严谨，代表一个特定时间的语言。随着时间推移，语言数据越来越容易通过互联网或其他途径获得。我不知道是否有人能够抓取手机短信之类的语言。大量的语言数据以数字形式在流动，要是我们能够抓取就太好了。这是一个史无前例的时代，大量的语言在我们身边流淌，数量之大，难以想象。这是一个新领域，一个我们会碰到麻烦的领域。另一方面，我们有可能创建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具观察力的新理论，我们会比以往更多地从概率角度、数学角度对语言进行理解，这是我的预见。理论层面上，我不知道将会走向何处，但我想未来的语言学家在构建理论时会融入更多概率思想，我们恐怕会比以往更像统计学家。

佩特约：好的，让我们拭目以待。您曾在不同的语言学领域耕耘过，语法、文体学、语义学、语用学，当然还有计算语言学和语料库语言学。您能讲讲这种广泛的兴趣是如何产生的吗？

利 奇：有这么多的兴趣，貌似很难，而在我那个年代，却极其自然。上世纪60年代我当大学讲师，开始研究工作，那时英国只有少数的几个语言学系，我记得当时只有一两个，而且语言学还不是本科生的科目，语言学方面的期刊也很少。与那时相比，现在全世界有成百上千的大学在教授语言学，期刊成百上千，甚至有些期刊专门针对某些领域，如社会语言学、语用学和心理语言学，语言学领域得到了蓬勃发展。现在回想起来真是不可思议，那时所有语言学知识尽在掌握之中，人们可以创新理论，做别人没做过的事情：“噢，我们搞点语义学吧，最近还没人干过呢。”我正是这样开始了我的研究工作。

先说文体学吧。当我在伦敦大学学院找到第一份工作的时候，有人对我说：“你得教这门新生的修辞学课程”。我想：“好啊。修辞？或多或少与文体学有点类似，我可以尝试着把这门修辞方面的传统课程变得与时俱进，我可以把语言学方法应用到文学上，谈论语言风格。”那时我正好与Randolph Quirk及其团队的其他成员共事，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不可能对语法视而不见。因此，在与他们共事和交流中，我又涉足了语法。甚至语料库语言学也是那个时候开始的，虽然我没有直接参与。Randolph Quirk当时建立了第一个现代英语语料库“英语用法调查”（Survey of English Usage）语料库。那是在1959年，远在计算机广泛使用之前。我的意思是，Randolph Quirk并没有想着要把这些文本输入计算机中，他只是把它们放置于巨大的金属档案柜内——那个年代对这些小纸片进行标注，工作非常繁重。我就这样对语料库产生了一些最初的兴趣。

正如我所说，开始涉足语义学是因为我和Michael Halliday曾在一个学院。那段时期人心激昂，人们试着用Halliday的理论去创立新的语言研究方法。我认为可能的研究领域是形态学或语义学，当时想：“没有多少人在作语义学，我可以问问Michael Halliday本人。”我问他：“你认为我研究哪一个领域更好一些？”他回答说：“哦，我认为语义学更有价值。”我就这样开始了语义学研究。

我研究语用学是因为语义学。在上世纪70年代后期，也就是1976年左右，在生成语法框架内，同时也在更大范围内，语用学变得炙手可热。人们发现语义学这个领域不能令人满意：要区分语义很困难，我们不能像对待语法结构一样，从子类、结构等角度来处理意义。另一方面，意义是观察世界的一扇窗口。通过语言交际，意义也是观察社会互动的一扇窗口。这就产生了语义学（即基于语言结构的意义）和语用学（即基于语言和语境互动的意义）之间的区别。这些都是当时的重要议题，我也涉身其中。我记得上世纪60年代后期和70年代是语用学发展的黄金时期。

我对语料库语言学的兴趣，如前所述，一定程度上始于上世纪50年代后期伦敦大学学院。但我自己并没真正开始研究语料库语言学，直到我转入兰卡斯特大学。那时，兰卡斯特大学还是一所非常年轻的大学，办学才5年，几乎没有任何值得称道的声誉，也谈不上什么研究特色。我们四五个人围在桌子边，大家都刚刚入职，和学校一样，相当年轻。我们思考的问题是：“如何将兰卡斯特绘到学术版图上以示我们的存在？”我的提议是：或许我们可以尝试创建一个语料库，以与美国布朗大学Nelson Francis及其同事开发的语料库相匹配。他们创建了一个非常不错的计算机语料库，规模达到一百万词。我们是否可以为英国英语做同样的事情，建一个旗鼓相当的语料库呢？这就是我们决定要做的事情。这项工作不容易，但至少让我们在语料库语言学这个领域起航了。其实正如我所说，语料库语言学在那时还没有真正确立为一个领域，还处在拓荒阶段。

佩特约：没错，但您确实成功地将兰卡斯特标到了地图上！我认为您事实上已经回答了我下一个想问的问题，但我还是要问。有没有不用语料库也可以作的语言学研究？不使用语料库的语言理论研究是否可靠？

利 奇：我不确定我是否已经回答了你的问题。语料库语言学家可能会有点偏执，会对语料库上瘾，很自然，我把自己定格为语料库语言学家。但事实上还有其他观察语言的手段，不是吗？我的意思是，我们所有人都在某种程度上依赖直觉，尽管完全依赖本族语者的直觉存在缺陷。除此之外，还有一种研究范式，就是“走进田野”，即所谓的田野调查的范式。人们走到说语言的某个地方去收集该语言社区的口语资料，他们不一定采用语料库的形式，而可能采用问卷调查等方式。此外还有一种和心理语言学相关的诱导实验模型，在类似实验室的环境下从人们那里诱导出语言形式。所有这些都是在从事语言学研究，都在试图解释我们观察到的语言证据。如果我们建立某种理论，最终我们应能找到一些可以观察到的证据来支撑；否则我们就要修正我们的理论，然后进一步寻找证据。这其实是我们从自然科学那里学来的科学范式。没错，一定要有某种形式的数据。语料库凑巧是当今一种方便而又丰富的数据资源，但当然不是唯一资源。有些人可能会说语料库是一种受限的数据，因为我们从语料库语言学那里得不到多少与语境相关的信息。因此，还有另外一种范式，人们称之为民族志的方法，能收集丰富的语境相关信息，这也是一种观测证据。所以，收集证据的方法多种多样，不只有语料库方法，只不过语料库语言学方法近几十年来发展最为迅猛。

佩特约：您一直都在创建和标注不同的语料库。在此过程中，您必须面对的最大困难是什么？

利 奇：最大的难题是早期在兰卡斯特大学工作时遇到的，当时情形非常不乐观。学校规模不大，没有什么先进的计算设备，人们想当然地认为计算设备仅对自然科学有用，对人文学科没用。在说服人们相信语料库是个有价值的东西时遇到了不小的困难。人们会问：“语料库有什么用啊？”在申请课题资助方面也是困难重重，因为当你投身语料库语言学后，很快你就会发现你单干不来，需要建立一支团队，这样你就需要支付这些研究人员一定的报酬。对我而言，最麻烦的事是版权问题：要设法从版权所有者那里得到许可，这样才能把他们的材料收入语料库。当我们在建Lancaster-Oslo-Bergen（简称LOB语料库）语料库时，这些困难显得尤其突出。这个语料库现在被称作LOB语料库，原意是要建一个与美国布朗大学语料库匹配的英国英语语料库。任务异常艰难，最终我不得不放弃。好在挪威的一些学者，尤其是Oslo大学的Stig Johansson，伸出了援助之手，帮我将LOB语料库最终建成。这就是为什么它的名字是Lancaster-Oslo-Bergen语料库。

佩特约：我们都知道您对语言变化很感兴趣，并对英语的最新变化作了许多研究。您能简单介绍一下当代英语最突出、最显著的变化吗？

利 奇：是的，我一直在研究语法，主要是因为我们有四个互相匹配的语料库，包括前面我已经提到的布朗语料库、LOB语料库，以及后来由Christian Mair及他的弗赖堡大学团队建立的FLOB和Frown语料库。不管怎样，这四个语料库都为研究英语语法的变化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框架，虽然它们只能回答书面语方面的问题，但我们也可从口语中获取一些其他证据。那么，英语到底发生了什么变化呢？整体而言，三十年时间并不长，所以变化主要发生在使用频率方面。仅从使用频率看，一些变化还是相当显著的。我简单说一下英语情态动词，在过去三十年的时间里使用频率一直在下降。尤其是一些使用频率较低的情态动词，像may、must和shall，其中一些使用频率实际减少了40%，这是一个相当显著的变化。另一方面，我们发现所谓的半情态动词，像have to、need to和want to，或者按它们的流行美式读音，hafta、wanna或gonna等，它们的使用率一直在增加。也许这并不令人感到惊讶，因为人们认为这是新一波的英语语法化，几乎就是语法化的典型实例。我认为其他语法化现象还有动词进行时使用的增加，尤其是现在进行时。另一方面，所有格方面，带所有格符号（’s）的所有格形式使用频率正在增加，相应地，of所有格正在减少。这些都是正在发生的变化类型，当我们对此进行解释时，我们使用以-isation（-化）结尾的单词，所以产生了我提到的各种不同的-isation（-化）：语法化（grammaticalisation），以及口语化（colloquialisation），Christian Mair写了很多这方面的东西。许多这些变化可暂时与书面语一直受说话方式影响的假设相联系，因此，书面语有正变得越来越口语化的一面，但不是所有方面。另一个“-化”是美语化（Americanisation）。很明显，在这些变化中，美国英语总是走在前面，例如，在某一特定方向上美国英语的变化总是比英国英语快一些。是的，还有其他一些“-化”——“民主化”（democratisation）——must使用频率减少的一个原因也许就是其太有命令的意味。说You need to submit your paper tomorrow（你需要明天提交论文）比You must（你必须明天提交论文）更不伤及面子。民主化也适用于缩小说话人群间的差异。当然，也适用于性别差异。我们发现作为所谓通用第三人称代词的he的使用频率正在下降，在口头语中，如A teacher must make up his own mind about this（一个老师对此必须有他自己的主见），这类his/he的使用正在减少。相反，更倾向于使用单数they，例如A teacher must make up their own mind（一个老师必须有他自己的主见）。我的意思并不是说单数they在英语中完全是一个全新事物，至少从莎士比亚以来它就在英语中存在了，但其使用频率正在增加。虽然许多人认为不合语法，但它确实避免了性别歧视。以上是几个正在发生的变化。其中的一些可以预料，有一些却不为人知。对通用义he使用频率的减少，人们已经有所察觉，但对于情态动词的减少和所有格的增加，我想并不是每个人都觉察得到的。实际上，以英语为母语的人至少倾向于认为语法或多或少是不可改变的，几个世纪都保持不变，但事实并非如此。但不要误会我的意思，情态动词仍是英语中最常用的一类单词，我们不可以误认为现在就可以停止教授can、will和would之类的单词了。

佩特约：您参与了基于语料库的《朗文英语口笔语语法》（1999）一书的编撰，该书专门描写了美国英语和英国英语，涵盖了对话、小说、新闻和学术写作四个语域。您觉得它是这类语法书的首创吗？您觉得这本身是一个里程碑吗？之所以这样问，是因为我认为它是一本类型迥异的语法书。

利 奇：是的，这本书被许多人所接受，认为这是基于语料库的语法的一个重要突破。回顾20世纪前几十年的历史，Otto Jespersen等学者都在写以语料库为基础的语法，因为他们的语法是以真实的语言使用实例为基础的。同时，所谓的夸克语法，如《当代英语语法》（1972），部分是基于“英语用法调查”。因此，基于语料库的语法并不是新事物。1990年，John Sinclair和他伯明翰大学的团队出版了《柯林斯COBUILD英语语法》，这本书的主要特点之一就是通篇使用语料库实例，这是里程碑式的事件。所以，你可以用不同的方法对基于语料库的语法进行诠释。这本Doug Biber等人的《朗文英语口笔语语法》是一种新的尝试。书中有几千个例子，全部源自语料库。不仅如此，我们在书中所作的描写也全部基于语料库数据，这也许是最重要的一面，可以视为一个里程碑。它揭示了英语语法在口语和书面语、语域类型之间的差异，这些差异大多是人们以前所不了解的，它极大地增长了我们这方面的知识。然而，这本书也并非完美无缺。我们花了七年的时间写这本语法书。要想把工作做全面，我们需要花更多时间，或许要四十年。所以这里面存在一些不足，我甚至可以说这本书中还存在那么一两处错误。

佩特约：您能讲讲那个时间跨度为1928至1934年的新英国英语语料库的建设情况吗？

利 奇：哦，之所以选择这些年份有如下原因：我们当时想要参照布朗语料库的框架建一个20世纪的语料库，这样方便语料库间的比较，不仅可以比1961和1991这一段，还可以比1931和1961这一段。但这是块难啃的骨头，要获得那段时期的语料要去很多图书馆，翻阅各种资料。这不是件简单的事儿，为了简化问题，我们决定把时间限制延长一点，包含1931年之前3年的和1931年之后3年的语料。事实上，所有新闻都来自1931年，那是个主要时间点，然后收纳了1931年前后的一些数据，我们认为这样做不会严重影响我们感兴趣的每隔30年的比较。没错，这个语料库现在就快完成了，我们已经有了一些初步发现。

佩特约：很高兴听到这个好消息。

利 奇：与我刚才所说的一致，比较1961年和1991年的语料库所发现的一些变化其实早先也存在，如情态助动词的使用从1931到1961有所减少，从1961到1991再一次减少。这种变化一直延续，在后一阶段趋势还加速了，很有趣。这些是我们的一些研究成果。我们同样也发现情态动词减少了，被动语态也减少了，从1931到1961有所减少，从1961到1991减少幅度更大。这项研究使我们在谈论语言短时期的历时趋势时能够更加自信，这是一种以前根本不可能的精确的历时研究。显而易见，我们的语料库规模有限，而且仅基于书面语，但它确实提供了历时变化的一些有趣的信息。它也让我们了解到这种变化的速度：不仅仅是正在发生什么变化，而且知道这种变化来得有多快！

佩特约：让我们回过头来谈谈您的硕士论文《电视广告语言》。据我所知，论文后来作为专著出版了，题目为《广告英语：英国广告语言的研究》（1966）。现在您还作此类应用研究吗？如果是的话，您会选择什么话题？您能想象现在您还在作这类研究吗？

利 奇：想象不出来。就这个我多说一点，而不仅仅回答你“不作了”。1962年我开始写研究生论文，那有点像语料库研究，尽管我当时不知道这一点。我收集了600多条电视广告语料，在那时是一种新型研究方法。我想它有29,000词，这不是一个大语料库，但对我来说，很难分析，但我确实对它进行了分析。我没有电脑，所以我用一种纸板做成一个分拣台来对数据进行分类，工作相当困难。现在回顾起来，我并不后悔，因为它给了我第一份工作，让我懂得了如何作研究。这项研究一定程度上与我所谈的语料库研究范式相吻合：研究广告语言的语体特点，并且试图回答这个问题：“为什么广告语言是这样而不是它原本应有的模样？为什么广告语言用这种形式而不用其他形式？”这项工作很有趣，后来发展成对不同语言变体的研究，我想今天我们可能把它称为社会语言学。此后许多人在研究广告语言，当我完成论文时，我多多少少能够确定的一件事是：我不会回到广告语言，我不会再去研究它了。

佩特约：您的另一本书《意义与英语动词》（1971）成为畅销书，已经出版了第三版。您能告诉我们第三版和之前两个版本有何不同吗？

利 奇：是的，第一版很久以前出版的，是在1971年，第二版1987年，第三版是2004年，因此这本书经历了很长时期。两次再版时，后面的章节比前面的章节改动较大。不知你是否记得，前三章讨论时态、语态之类，第四章开始讨论将来时态，然后第五章、第六章和第七章讨论情态动词和过去情态动词、假设和非直接引语的种种变化等等。因为情态动词研究很多，有了许多新的认识，这些章节必须大幅改变，相对而言，前面的章节改动较少。在最后一版，我认为应该把第五章分开来，这是关于情态助动词的最主要章节，分为两部分，也就是两章。因此最后一版有了八章，而不再是七章，这是第三版最显著的变化之一。

佩特约：最后，您认为自己对语言学界的主要贡献是什么？当然，我们都知道您作出了巨大贡献，但您自己认为最主要的贡献是什么呢？

利 奇：非常感谢你那样说。我觉得我无法回答这个问题。如果说我有所贡献，那也是许多零碎的贡献，并不突出。如果有人仔细研究语料库语言学，可能会认为我是先驱者之一，甚或可能是英国语料库语言学奠基人之一。我从1970年起在兰卡斯特从事语料库语言学研究，把它逐步发展壮大。与此同时，John Sinclair也在以不同的方式从事语料库语言学研究。所以我不能说我就是先驱者，而只是先驱者之一。我想语料库语言学研究之所以能在英国得到蓬勃发展，是因为在美国和其他主要英语国家，接受语料库语言学有认识上的困难，你知道，它不容于主流生成语法学派。因此，我们能够以一种美国人做不到的方式从事研究。我想这是我有所贡献的领域之一。

另一个领域，也是最让我感到满意的一个领域，是文体学。尽管我已很多年不作文体学研究了。今年，诗歌与语言学协会，也就是PALA这个国际文体学组织，给协会成立25年来这个领域最有影响的出版物颁奖，出乎意料地，他们将这个奖项发给了Mick Short和我。我们俩合写了一本书《小说的文体》（Style in Fiction）。这本书出版于1981年，我从没想过它是最好的书之一，但是能够赢得这个奖项，我们很高兴。现在我们正在编撰本书第二版，我再次对这个领域发生了兴趣。这些东西给了我最大的满足感。

佩特约：您太谦虚了。

利 奇：哦，我必须说一件事，今年我们在兰卡斯特举行过一个会议来庆祝这个奖，我们称之为“小说文体研讨会”。会议的论文集有望明年在《文体学》（Style）这个期刊作为专辑登出。瞧，我在吹嘘呢。

佩特约：利奇教授，非常感谢这次富有成效的采访，同时也感谢您莅临圣地亚哥。我们非常欢迎您，而且永远都欢迎您。再次感谢！

利 奇：该我谢你们才对，你们太好客了。衷心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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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nclair, J.1990.Collins COBUILD English Grammar[M].London: HarperCollins.

通信地址：410205 湖南省长沙市湖南商学院国际教育学院/100089北京市北京外国语大学中国外语教育研究中心

附录：Geoffrey Leech语料库相关出版物

专著、编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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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论文、论文集章节

1970s-1980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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